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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西部”心氣與邊地重構
來源:《北京文藝評論》 | 張瑞洪  2026年11月09日11:06

“但是你寄存在這大山之后的記憶

卻不純是屬于我個人的文物。

卻不純是屬于我心靈的私產。”

——昌耀《山旅——對于山河、歷史和人民的印象》

一、“歸來的詩”與昌耀的詩寫選擇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報送的《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指出:“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們‘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視他們?!逼鋾r,遠在海南州(青海湖南面)新哲農場的詩人昌耀,正踏上他的平反之路,并于1979年3月回到了為他保留公職的青海省文聯,然而昌耀的這一“摘帽”歷程,卻頗有一番周折:

早在1962年,青海省湟源縣法院便對他的被送去勞動教養的判決做出了“原判不當,故予撤銷”的更正,而1965年,在昌耀的多方面申訴努力下,“右派”的帽子也已被摘去,然而直到1978年,昌耀在青海省文聯的復職事宜始終無人接辦。因此,在1978年8月給時任青海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嚴永潔的信中,他仍一再強調:“我希望組織上考慮到:我是保留公職的。我十三歲就參加了部隊,雖無建樹可談,卻為革命流過一點鮮血,是個三等殘廢軍人。我二十八歲摘掉帽子,至今也已十四年。我也有心于文藝,雖無根底,但我仍愿學習,仍希望有所貢獻。”[1]一年后,青海省文聯向青海省委宣傳部上報了《關于王昌耀問題的復查意見》,《意見》里寫道,“一九六二年湟源縣撤銷錯誤判決后,原省文聯未及時收回該同志安排工作也是不當的”,并對令昌耀“獲罪”的短詩《林中試笛》和相應的“錯誤言論”材料進行重新甄別,并恢復昌耀的政治名譽,“收回我會分配適當工作;同時恢復原來工資級別?!保?]至此,43歲的昌耀才重新做回了詩歌編輯,并重拾了詩人身份。

然而與傳統意義上的“歸來詩人”不同,進入1980年代的昌耀雖然也積極詩寫“失去的歲月”、重建“自我”和“現代詩”的尊嚴,但他從未將“歸來”視為自己生命里的一次“勝利的凱旋”,也并未在詩歌中將過去受難的自己敘述或者抒情為一個具有“后見之明”的清醒者,似乎幽居青海的詩人昌耀,在“新時期”的詩歌寫作依然偏離于各個“中心/重心”。1980年《詩刊》第1期推出了昌耀的《大山的囚徒》,這首寫于1979年的五百余行的長詩,如果僅看詩題,似乎可以與涕淚飄零的“傷痕文學”引為同道,然而,昌耀所寫的其實并不是“幸存”的“受難者”,而是一個“不是囚徒的囚徒”,是一個以“黨的形象”為“心中的廟宇”和“崇奉的至尊”的“大地的士兵”。在這首具有自傳性質的長詩中,這個具有赤子之心且不會說謊的“大地的士兵”,因為被錯判為囚犯而始終與“祭司”和“衛道士”抗爭,并堅持上告、去公堂擊鼓,“把自己的憂心,疑慮,/鏤刻在一封封/投給北京的信函”,“把真實的信息,送到黨的手里”,并直言“我要親自去叩問我的祖國。/我要直接去請教我的人民?!保?]1980年代初,“苦難”和為了國家的集體運動而被犧牲掉的“自我”是文學書寫的“重大主題”之一,也是大部分作家理解“新時期文學”概念和講述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的基本切口,然而,此時的昌耀卻以一種抱有正信的姿態將自己心中的疑慮訴諸“黨”“祖國”“人民”,這在其時的文學語境中顯得不合時宜,一方面,這個“大地的士兵”很難符合對受難者形象的悲情想象,另一方面,士兵的選擇和立場也多少流露出對其時文藝作品中“哀歌”語調的“抵御”。反倒可以說,在這首長詩中,這個“不是囚徒的囚徒”以及“大地的士兵”,他的自述與抗辯似乎只有置于“人民—政黨—祖國”的構想視野和互動形態下才能夠成立。而《大山的囚徒》這樣具備“特殊意義”并且顯得“不合時宜”的寫作,在昌耀的詩歌譜系中并非特例。

1979年后,43歲的昌耀回歸暌違二十余年的“文壇”,在一個文藝形態和寫作規范都迎來了轉折的年代,“歸來詩人”昌耀的寫作并沒有順利地面向未來、朝向“世界”,甚至可以說他在1980年代的詩歌創作仍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1950—1970年代)文學主流規范的“回聲”。昌耀的“復出”在“新時期”有兩條基本路徑:一方面,他和大部分“歸來詩人”一樣,在被剝奪了多年寫作權利以后,以“新作”來接續、總結曾經斷裂在各自身上的精神傳統,昌耀的《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等作便屬此類,這幾部長詩以新的詩學嘗試來“點化”他在“失蹤歲月”里的人生起伏,并以恢宏的形式設計和宗教般的抒情語調構成了昌耀詩歌在1980年代詩壇的一道特殊景觀;而另一方面,昌耀在“歸來”后發表的詩歌中,有不少詩作寫于1979年以前,其中一部分是作者整理、續寫的斷簡殘篇,而另一部分同樣也是昌耀寫作譜系中極具癥候意義的作品,即其對1950—1970年代的詩篇的改寫或是重寫之作,正是這一部分詩篇深刻暴露了昌耀與“新時期”文學意識形態之間的復雜糾纏。總體來看,進入“新時期”的昌耀既需要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為自己的“重生”賦予合法性,同時他又無法完全棄置過去的文本實存。因此,燎原所說的昌耀詩歌寫作在1980年前后的“四種筆墨”[4]便不難理解,畢竟,在昌耀那里,對四種詩歌體式(自然風情小品、抒情詩、駢體詩、融合邊地物象與時代政治內涵的敘事詩)的共同選擇都是他進入“新時期”時采取“折中路徑”的必然產物。

有意味的是,不論從上述哪一條“復出”路徑來看,身在青海并長期將“邊地”作為寫作背景的昌耀,他的詩歌不僅沒有在1980年代與其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化尋根構成有效呼應,同時,將昌耀及其詩歌歸納為“新邊塞詩人”和“新邊塞詩派”的指稱與他自己對“西部詩”的理解與追求也存在較大出入。首先,在“文化尋根熱”的驅動下,以楊煉、江河、海子為代表的詩人也將詩寫的目光投向“西部”“邊地”甚至“遠古”,試圖以精神考古的方式從神話、宗教、民俗和自然景觀中提取出一種超越現代性的文明隱喻,但他們筆下的敦煌、諾日朗、長城、運河、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都作為一種“文化提煉”而存在,在這些宏大的象征體系中,“邊地”往往是某種“古老智慧”的入口,盡管在某些時候那些“古老智慧”被詩人表述得語焉不詳。而昌耀筆下的“邊地”,卻并不是一方可以由得任意擺布的符號空間,換言之,他對“邊地”以及高原氣象的感應,基本都來自于“對山河、歷史和人民的印象”,并且這一印象始終與昌耀的“囚徒歲月”共在。其次,在1980年代前期,評論家周政保提出“新邊塞詩派”以標舉一種獨特的詩歌風度和氣魄[5],詩人林染在甘肅《陽關》主持“新邊塞詩”欄目,隨后《人民文學》《詩刊》等重要文學刊物都開辟過“新邊塞詩”小輯,不同于1950年代李季、聞捷等人歌頌邊地民俗與時代精神的詩歌,新時期的“新邊塞詩”依賴地貌奇觀來制造一種雄渾、壯美同時兼具開拓精神的“西部感”。對此,昌耀曾談及自己對“西部”與“西部詩”的理解,他認為無論是在河西走廊、可可西里荒漠還是阿曲乎牧場,作為詩人的自己所感受到的“是一種蒼莽,是一種悲涼,是一種圣潔之情,是一種想要痛哭的欲望,是一種想要獻身的意念,是一種轟轟烈烈的沉思,是一種激動不已的預感”[6]。而相對于將不同時代的西部書寫從主流規范和文學中心中抽離出來的“西部的詩”這樣一種歷時性的劃分,他認為“西部詩”是一種共時性構成,并且是“部分西部詩人的具有相類西部文化心理結構及主題含蘊的詩作或部分詩作”[7]。如果說對“西部”和“邊地”的描述無論如何都能構成一種文學風景的話,那么“新邊塞詩”的“西部”是視覺性的、供人遠眺與觀賞的,而昌耀的“西部”則是需要置身其中、與之肉搏的生存現場,至少是體驗性的。

與習慣于將“邊地”作為某種相對封閉、保有較多原始景觀與民族風情的審美對象的邊塞書寫不同,在昌耀的詩歌譜系里,“鐵”是其征用頻率最高的物象之一。從《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1959)中剛剛完婚便一起成為煉鐵工人的“新人”、《兇年逸稿——在饑饉的年代》(1961—1962)中“我”以“冥構的鐵匠”來為“我”的馬駒“打制晶亮的蹄鐵”,到《大山的囚徒》(1979)中被“鐵的韻律”鎖住的“囚徒”、《歸客》(1979)中“佩戴鐵的鎖環枯守柵欄/戲看螞蟻筑巢二十余秋”并“忌諱鳥籠、魚缸及與幽囚有關名物”的“歸客”,再到《軌道》(1981)中那條沉思的、健美的、轟鳴且權威的“條狀的鋼鐵”、《巨靈》(1984)中那個作為“逸漏于土壤的鐵質”的、領略了歷史全部悲壯的使命感的、“沒有后悔/直到最后一分鐘”的“我”,以及《哈拉庫圖》(1989)里的發問:“果真有過為鋼鐵而鏖戰的不眠之夜?”“歷史啊總也意味著一部不無諧戲的英雄劇?”一方面,鐵是現代工業文明的標志物——土高爐、鋼釬、鐵軌、要塞炮,這些都是“建設時期”及其后的工業化建設中最為醒目的“物證”,而1950年代的昌耀在哈拉庫圖親身參與大煉鋼鐵運動,因此“土高爐的殘骸”和“廢棄的水渠”這些遺存物便構成了昌耀“邊地”景觀的主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鐵”既是共和國時期工業化戰略的核心象征,它承載了一段時期內關于“未來”的集體想象,同時也是昌耀作為流寓邊地的詩人被卷入歷史的一種物質印記??梢哉f,哈拉庫圖與昌耀的煉鋼“體驗”以不同的形態貫穿了他的全部寫作生涯,并構成了一條隱秘的軸線,從而使得昌耀筆下的“邊地風景”無法被納入普遍意義上的“新邊塞詩派”范疇,更使這一類作品難以獲得新時期文學主流規范的合理闡釋。

如此看來,昌耀復出后的詩歌創作,并非簡單的“重新開始”或是一味地對一時文學思潮的趨附,換言之,昌耀的“邊地”體驗以及他回應“地方”的姿態與“新時期”文學的主流敘述之間形成了深刻的結構性錯位。

二、“哈拉庫圖”與“頌歌”難題

昌耀對改寫、重寫舊作的格外熱衷,以及在新作里對“失去的歲月”的回望與糾纏,都表現出“歸來”的他在一定程度上采用的是“向后看”而非“向前看”的寫作姿態。寫于1959年的長詩《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經昌耀重新整理并于《中國詩人》叢刊1990年第3卷第2輯“再次問世”,可以說,這首詩與寫于1989年的另一首長詩《哈拉庫圖》一樣,都是昌耀的詩歌書寫在1980年代的“產物”。據燎原考證,“除了1957年的《林中試笛》(二首)外,收錄在《昌耀詩文總集》中1979年之前的所有作品,包括1979 年之后的諸多詩作中,其末尾注明是‘改舊作’的這類詩作,都存在著這種改寫,或重寫的現象?!保?]至少可以說明,《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的整理和發表并非偶然,一方面,對這首舊作的“朝花夕拾”也許受昌耀1989年重游哈拉庫圖故地這段經歷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昌耀本身就有話想說。在提及這首寫于“全民煉鋼運動”時期的詩時,昌耀在1995年的《一份“業務自傳”》中說道,“長詩《哈拉庫圖人與鋼鐵》是我對于1958年‘大煉鋼鐵運動’的一次由衷的頌歌。不在于對‘運動’功過、得失作出評價。我欣賞的是一種瞬刻可被動員起來的強大而健美的社會力量的運作。是這種頑健的被理想規范、照亮的意志?!保?]

作為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昌耀在1950年代寫下的詩歌或許都可以被視為“少作”,而中國新詩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本就以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和勞動人民的生活為總體方向和進步力量,更何況,其時已在青海工作生活的昌耀本就更容易接受當時如李季、聞捷等人為響應“開發大西北”號召而寫下的反映邊地人民生活和建設熱情的詩作的影響。畢竟同一時期,諸多作家以西北邊疆建設為核心展開文學書寫,例如詩人李季,自1952年舉家搬往玉門后,先后推出了《生活之歌》《玉門詩抄》等詩作,開創性地建構了中國當代石油詩歌書寫脈絡,而同為“先行者”的聞捷則扎根新疆,于1956年出版標志性詩集《天山牧歌》。另外,馮至也曾調整創作風格,以劉家峽水利工程和西北石油工業城為對象,詩寫西北工業建設的風貌,而徐遲則將創作視野投向青海柴達木、大柴旦、冷湖與包頭工業基地,回應西北工礦建設的熱潮……所以可以說,當毛澤東以“五四新詩”沒有人讀(這里的“人”主要指勞動人民)為前提,并在1958年倡導新民歌運動的同時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兩結合”理論時,在這樣的語境下,昌耀的《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所具有的“頌歌”性質便自然是一種順勢而為,這樣的寫作也自然能夠顯示“在最為有限的現代機械和技術手段協助下,在短時間內改變景觀的能力”[10]。但問題在于,這首長詩實屬昌耀被劃為右派之后的“地下寫作”,當它重見天日并被詩人重新放進自己的寫作譜系里討論時,距離轟轟烈烈的頌歌時代已過去近四十年,而當年的“社會主義當代文學”也已不再作為文學創作的“唯一取向”,那么這首被擠壓良久的長詩的“再次問世”以及昌耀為此補充的“被理想規范、照亮的意志”,便在新時期具有了某種別樣的“脫鉤”意味。

《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以“喜娘的訂婚酒宴及煉鋼消息”“爐前。哈拉庫圖人的笑聲”“紅雙喜”三個篇章依次展開,以個人婚戀故事為敘事起點,以功能性人物“公社主任”的“哈拉庫圖的鋼鐵就要上馬了”這另一個“喜訊”為驅動,最終隨著“鐵老鷹”的“煉成”以及哈拉庫圖人的“進城報喜”,讓全詩在個人幸福和國家理想之間達成一種象征性合一。這種將“家事”和“國事”編織在一起、格外強調“新/舊”社會對比,并將“革命”與“建設”均做了“提純化”處理的詩歌,基本暗合1950年代頌歌體寫作的光明語調,同時也是踐行“兩結合”理論的典型范本。詩中的“是的,鋼鐵。/國家要鋼鐵。社會主義需要更多鋼鐵。/喏,喜娘,瞧瞧你那繡花針。/喏,洛洛,瞧瞧你那河州刀。/鋼鐵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幸福。”以一種隱含的動員結構為“煉鋼運動”增添了兩個可以被感知的、作為“新人”的情感載體,即便九個晝夜過去,“土高爐吞下/九千斤礦石,九萬斤焦炭,吐不出一滴鐵”,但已經有了情感凝聚的哈拉庫圖人共同體仍然以“瞧吧,明天我們就用鐵水給你鑄造一只手鐲,/讓煉鐵工人洛洛與你合婚!”[11]的方式,懸置了煉鋼的受挫,從而將生產勞動場景置換為對婚戀新人和更為寬泛的“未來”的許諾。

作為對照,昌耀寫于1989年的《哈拉庫圖》則刪削了具體的生活場景,以“宿命永恒不變的感傷主題”開篇,進而以相對純正的抒情姿態回顧當年的煉鋼場面:“如果時間的真實只是虛幻的心像,/哈拉庫圖蕭瑟的黃昏還會可能與眾不同?/一切都是這樣的寂寞啊,/果真有過被火焰烤紅的天空?/果真有過為鋼鐵而鏖戰的不眠之夜?/果真有過如花的喜娘?/果真有過哈拉庫圖之鷹?/果真有過流寓邊關的詩人?”[12]這些質問帶出了幾個不同的重心,首先,“蕭瑟的黃昏”以及對“被火焰烤紅的天空”“為鋼鐵而鏖戰的不眠之夜”的追問與“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中那個“好紅火的哈拉庫圖山莊”以及“力量、智慧和幸福就在我們身邊”的歷史時刻形成了某種對峙,“哈拉庫圖之鷹”則對應著當年那塊煉成以后由“四個力士”披紅游街的“哈拉庫圖的幸福鳥”,而“流寓邊關的詩人”則將昌耀自己也放進了追問的序列之中。

從相信鋼鐵就是力量、智慧和幸福,到以“果真有過”這樣的并列句式來對前者進行發問,這種語法上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在昌耀的生命經驗和詩歌譜系中至少存在兩個哈拉庫圖,一個是他在“全民煉鋼”四十年后仍要追認的具有頌歌語調和理想意志的哈拉庫圖,另一個則是作為過去精神遺產補充的哈拉庫圖,前者令昌耀置身其間,后者卻令他意識到自己對于歷史的難以抽身,并被呈現為一塊供詩人思考“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精神飛地。

誠然,昌耀的生命歷程里確實有過兩個“哈拉庫圖時刻”,一個在1958年,一個則在1989年。青海的日月山地處河湟地區最西端,曾是唐、蕃王朝的邊境線,同時也是青海地區漢、藏、蒙古人居住區域的分界線,因此哈拉庫圖村在歷史上是一個軍、商、民兼具的村鎮。二十世紀以來,隨著丹噶爾地區的繁榮,哈拉庫圖村的軍事駐防和貿易功能被取代,也不再作為交通樞紐,并逐漸成為一個漢人村落。[13]1958年,仍在湟源看守所服刑的昌耀作為“有文化的犯人”被挑選出來,并被押往一座監獄工廠以學習鋼鐵冶煉技術,主要任務是給各類材料過磅,并將焦炭、鑄鐵、廢鋼材搬運至化鐵爐前[14]。接受改造并“進修”一段時間后,他再次被押至青海日月鄉的哈拉庫圖村,以戴罪技術人員的身份參與煉鋼。彼時的哈拉庫圖,對于昌耀而言,是一個使其受管制的勞動場所,同樣也是“流寓邊關”的命運給他施加的又一個具體而沉重的坐標,而1959年夏季,因煉出的鉛坨、鋅塊與工業預期不符,昌耀終于從冶煉廠離開……到了1988年,昌耀到西藏參加了“太陽城詩會”之行,并于年底寫下詩歌《內陸高迥》后,其時對騎行、攝影頗有興致的他便開始策劃一次“回家”之旅。當然,這次旅行最終成行,昌耀從西寧出發,騎行一百余公里抵達日月山,回到了自己過去的下放地點以及娶妻成家的地方——下若村,進而他繼續向南八公里,到達曾經參與煉鋼的哈拉庫圖村,并登上了位于斷崖上的哈拉庫圖古城堡。[15]然而,這次主動的“回家”之旅,卻給昌耀帶來了比“流放”更為復雜的情感震蕩,相比于過去那個由他描述的“好紅火的山莊”,這一次帶給他具身體驗的卻是“殘破委瑣”和“千瘡百孔”。甚至于當年那個被許諾“讓煉鐵工人洛洛與你合婚”的少女喜娘,其“結局”也被時間和歷史共同改寫:“我記得先是看見一個女孩擎舉著自己的花朵/走向婚寢,而后得知了那一世代相傳的結局。/故人向我告知她的大孩子原已一病不起。/小兒子服藥耳聾成了啞人。/瘸腿的丈夫被山洪沖倒從此胳臂殘缺不全。/故人說她常犯癲癇而咬碎舌尖。”[16]

以此觀之,昌耀筆下的哈拉庫圖并不能被當作一個相對靜止的邊地空間對待,而兩次哈拉庫圖書寫之間的張力也并非由簡單的顛倒關系構成,如果說,1959年“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中的“哈拉庫圖”是被“瞬刻可被動員起來的強大而健美的社會力量的運作”和“頑健的被理想規范、照亮的意志”發明出來的烏托邦,是其時二十三歲的“右派”王昌耀一方面要接受“改造”和自我“提高”、另一方面則出于對頌歌詩體仍抱有想象和依戀而寫下的“左右為難”的詩篇,那么,1989年重返故地后寫成的《哈拉庫圖》則是他從“歌頌—揭露”兩種寫作機制中抽離出來的產物。后一個“哈拉庫圖”既沒有以頌歌的修辭將歷史“提純”為神話,也沒有以“傷痕”的語調將歷史“清算”為罪證,而是在這兩種已被時代“規定”好的寫作路徑之間,由他開辟出了的一條“第三種道路”:以猶疑和不曾中斷的憂懼感來代替歷史判斷,以個人記憶的碎片來代替完整的、線性的時間政治學??梢韵胍?,在“歸來”的昌耀以及他的“邊地”圖式里,“過去”并不意味著應該被簡單地超越、否定,而他所面對的“未來”,之所以還值得期待、奔赴、建設,則是因為他對待“山河、歷史和人民”的姿態和思想資源仍然出自1950年代的“青年昌耀”,出自他在重申“頌歌”時所強調的、所直視的某種超越具體歷史語境的“西部情結”。

三、“那一爐沒有成熟的鐵”

昌耀從“中心—邊緣”的位置交叉之中所發掘出來的“哈拉庫圖”或是“西部情結”,并不始于那種滿足于“差異”建構的“地理/地方”路徑。雖然昌耀所詩寫的“邊地”自身也包含了對邊地文化、風俗人情的再現,但他的“邊地”不是本質化的,它具有一種能夠更廣泛地穿梭、參與進歷史當中并與之構成對話的能力。在此意義上,我們才便于理解昌耀何以將“西部”視為一種文學氣質、風格甚至“當代”概念,而不是一種文學主題:

他說,“我所希望的‘西部文學’自然首先是指植根于大西北山川風物及其獨特歷史、為一代勝利的開拓者乃至失敗的開拓者圖形塑像的開拓型當代文學。但為什么一定不是‘鄉土文學’?如果說后者意味著一種封閉型的創作路子,我寧可主張‘西部文學’是文學的一種時代精神。它敏于對一切變革作出反應?!保?7]這一表述,將昌耀與1980年代大部分以“西部”為寫作資源的詩人群體區別開來。對于“新邊塞詩派”而言,“西部”是一種題材優勢,詩人只需將相應的自然景觀和民族人文風情等地域特征轉化為審美元素,便可以完成“西部詩”的生產。同時,對于文化尋根詩而言,“西部”則意味著“深深地‘渴望企及’民族文化心理那巨大的‘磁心’”[18],詩人只要從中找到文化符碼,便可以將之轉化為超拔的精神景觀。但是對昌耀來說,“西部”作為一種“敏于對一切變革作出反應”的、動態的、具有歷史參與能力的文學氣質,它首先就應當與地理學意義上的“西部”區分開來,同時這種文學氣質也意味著昌耀所理想的“西部”不能被簡單地還原為文化原型或某種精神能量。這樣的“邊地”之所以能夠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自覺,并且表現為“核心穩定而邊界流動的存在”,如劉大先所說,正是因為“它并不是某種游離于現代性進程之外的存在,而是作為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內在于其中”,由此,我們才容易在昌耀的“哈拉庫圖”書寫中看到一種對“平衡”的焦慮和渴望,進而理解昌耀的寫作如何排解“普遍性中的異質他者想象”以及“地方性的疏離與孤立傾向”[19]。一方面,“歸來”的昌耀在“新時期”的文學語境中,確實與其他“歸來詩人”一起共同承擔著詩歌的焦慮,不論是其時蔚然成風的“今天派”與朦朧詩,還是在1980、1990年代寫作“先鋒詩歌”的更年輕一代,他們的寫作實踐都在反復重新定義著“什么是詩”“詩應當如何言說”,而昌耀作為一位在1950年代便開始寫作的“老詩人”,必須在這一不斷翻新的漢語新詩版圖上為自己的寫作尋找一個既不被潮流淹沒、又不與時代脫節的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昌耀又與那些可以隨時調整寫作姿態以適應潮流的詩人不同,他自身的“邊地”經驗、“流放”記憶和“青年理想主義者”的精神遺產,都使得這個“不是囚徒的囚徒”必須要平衡作為一個“跨時代寫作者”的“時代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昌耀的“西部發現”以及“邊地”經驗,或許本身就是一種積極選擇的結果,而不是被“中心”拋至“邊緣”后的被動獲得。在“被迫放逐”的敘事之外,在像昌耀這樣和共和國共同成長起來的作家那里,還存在著一條容易被忽視的精神線索,即他早在淪為“右派”之前,便已經以主動的姿態走向了“西部”和“遠方”。1950年,14歲的昌耀成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一名文藝兵,入朝參戰后,在1953年的一次空襲中負傷致殘,同年秋季以傷殘文藝兵的身份進入河北省榮軍學校。兩年間,他的《祖國,我不回來了》《放出的尖刀》等一系列詩作得以發表。而1955年,從榮軍學校畢業的昌耀面臨人生的重要選擇,作為擁有紅色履歷和創作成果的青年,他既有機會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從而被培養為干部人才,也可以進入河北省文聯工作,然而,他卻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報名參加青海省干部招聘團,只身前往西寧。這一選擇并非一時沖動,在榮軍學校求學期間,昌耀便買過一張題為《把青春獻給祖國》的與藏區邊地有關的宣傳畫,并將之貼在自己的床頭。畫面主體的那一位“女勘探隊員”顯得意味深長,畢竟“她”所承載的正是1950年代“開發大西北”的時代召喚與“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視覺化呈現,同時,“勘探者語”正是使昌耀獲罪的《林中試笛(二首)》的主要言說部分……如燎原所說,昌耀的“遠走”,“所謂的主觀因素,首先是他心靈深處根深蒂固的‘遠方’情結:棄家鄉的桃源縣立中學而報考常德的湘西軍政干校;再從湖南棄學報考38軍114師文工隊徑直奔赴東北,更由東北跨出國門進入朝鮮戰場。他聽憑自己內心盲目的‘遠方’指向離家鄉越走越遠”[20]?;蛟S正是這種“遠方”情結,隨著青海干部招聘團的到來,給昌耀的命運帶來了決定性的轉向,并使他完成了從“最可愛的人”到“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參與者的身份轉換,從而主動將自己安置在“邊地”的坐標上。

正是這樣的一方“邊地”以及相應的心理機制,讓昌耀在主動與被動、理想與受難、抉擇與命運的相互糾纏之間,交出了兩份關于哈拉庫圖的不同的書寫。從對“百煉成鋼”的樂觀想象到對于“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的憂懼,詩人打破了過去那個由自己建立起來的同一性幻象,但歷史的碎片同樣也內嵌于昌耀的精神軌跡中,并成為他每次重識哈拉庫圖時都不得不面對的“幽靈”。相似的現象在寫作了《到遠方去》(1952)、《在遠方》(1981)、《從遠方歸來》(2006)的詩人邵燕祥那里也同樣存在,段從學敏銳地指出,“到‘遠方’實際上又是一種走向‘中心’的運動……一方面是居于中心者以到‘遠方’去的姿態走向中心,一方面則是‘遠方’按照北京的指令和標準自覺地走向中心,其結果是‘遠方’和‘北京’最終構成了一個沒有差異和區別的整體性存在”[21],在這一結構中,“遠方”或是極具時代感召力的“邊地”,它們始終從屬于“中心”的價值編碼,因此,部分“歸來者”仍然可以在“復出”以后被整合進“中心”的版圖之中。而昌耀的不同之處或許在于,他并不試圖將哈拉庫圖整合進一個“沒有差異和區別的整體性存在”中,或者說,他在1990年前后才發表出來的兩首關于哈拉庫圖的長詩,其所遵循的“標準”,是1950年代文學修辭的變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邊地”是“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愿。如果說,昌耀對待1959年的那個“哈拉庫圖”的前提是時代的召喚和詩人的自我動員,那么,在1989年重訪哈拉庫圖以后,在一個不斷告別著情感凝聚的時期,昌耀的《哈拉庫圖》仍在嘗試著與自己1950年代的寫作保持著對話,甚至可以說,前作《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在一定程度上是借“整理”之名行“重寫”之實的一次寫作。

昌耀曾自言,他是一個剛剛成年便投身于大西北“熔爐”的人,其中的意涵當然豐富,不論是使其感念一時的西部風物、風俗民情,還是因為錯誤的判決而意外流浪了二十二年的經歷,抑或是“時代”對一個“理想者”的鍛造,都可以作為“熔爐”的注腳??傊?,它們的確讓昌耀常常陷入某種類似做夢的昏迷,使他總是夢到當年“那一爐沒有成熟的鐵”,并不得不承認“鐵是存在的,只是始終不見逸出”[22]。對“熔爐”的把握和感知,幾乎貫穿了昌耀的一生,甚至直到1990年代,他仍然不吝于重提自己對“卡斯特羅氣節”“以色列公社”“鐮刀斧頭的古典圖式”的樂道,以及“與泥土、糞土的貼近,與‘勞力者’、‘被治于人者’的貼近”,并將他的種種情結融到了一起:“我追求一種平民化,以體現社會公正、平等、文明富裕的烏托邦作為自己的一個即便是虛設的意義支點。我始終稱自己是一個這種意義上的、懷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義者。也尋找這樣的一種有體積、有內在質感、有瞬間爆發力、男子漢意義上的文學?!保?3]進一步想,“熔爐”里的“鐵”又何止于金屬成品、何止于一時的熱力與冷卻?昌耀的一生始終沒有將“邊地/邊疆”當作一個和“中心”對立的、具有審美排他性的“地方”,如果說1950年代的他是先承認了“邊地”的存在進而確認自身,那么“復出”之后的昌耀,他所面對的“邊地”已不再是一個可被奔赴(或不奔赴)的外部對象,而是他生命中幾乎全部的經緯。可以說,作為“歸來者”的昌耀正是在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來路以后才“發現”了一塊可以作為精神補充的“邊地”,即便他心中的未成熟的鐵始終不見逸出,但它們都已不再是1950年代邊地宣傳畫上的那種“遠方”和“風景”。也許正是這一特別的“邊地情結”,使昌耀在新時期的詩歌創作凸顯為一種處于頌歌與哀歌之間的寫作,當然,這也是詩人自我確認過的一塊“文學地貌”。

注釋:

[1]參見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39頁。

[2]參見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40、341頁。

[3]參見昌耀:《大山的囚徒》,《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73—76頁.

[4]參見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74—375頁。

[5]參見周政保:《大漠風度 天山氣魄——讀〈百家詩

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文學報》1981年11月26日。

[6]昌耀:《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44頁。

[7]昌耀:《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46頁。

[8]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80頁。

[9]昌耀:《一份“業務自傳”》,《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57頁。

[10][美]段義孚:《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趙世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47頁。

[11]昌耀:《哈拉庫圖人與鋼鐵——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心靈筆記》,《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2頁。

[12]昌耀:《哈拉庫圖》,《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頁。

[13]參見關丙勝:《道路上的藏邊、蒙邊與漢邊:河湟西部哈拉庫圖的變遷》,《青藏高原論壇》2018年第6期。

[14]參見昌耀:《工廠:夢眼與現實》,《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頁。

[15]參見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509—515頁。

[16]昌耀:《哈拉庫圖》,《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頁。

[17]昌耀:《答〈當代文藝思潮〉編輯部》,《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32頁。

[18]謝冕:《謝冕文學評論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頁。

[19]劉大先:《“邊地”作為方法與問題》,《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

[20]燎原:《昌耀評傳:第三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62頁。

[21]段從學:《論邵燕祥詩歌中的“遠方”》,《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6期。

[22]參見昌耀:《內心激情:光與影子的剪輯》,《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309頁。

[23]昌耀:《一份“業務自傳”》,《昌耀詩文總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57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