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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個被反復(fù)打磨的“假故事”——《接下來的夜晚》中講述對真相的絞殺
來源:“鐘山”微信公眾號 | 楊忱  2026年11月09日11:03

讀戴冰的小說《接下來的夜晚》,可能會失望,因為它始終沒有說明張蓉春為何自殺,這個懸念被有意擱置,至終未解。反而,作為讀者,得忍住好奇和焦躁不安,看“我”如何在殯儀館的靈堂里,一桌接一桌地向陌生人講述自己把死者從晾衣桿上解下來的經(jīng)過。“開始幾桌,我常常把那杯新茶從滾燙說到溫涼,因為我不得不艱難地從那片被遮擋的天光里撿拾和拼湊出一條合情合理的脈絡(luò),既不漏掉任何一個細節(jié),又不至于讓聽的人覺得我在炫耀。”撿拾、拼湊,合情合理,敘述者是在回憶嗎?他是在建造。他面對的是一段模糊的記憶,他必須從中提煉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可傳播的故事。而這個建造過程的終點,被作者用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來形容:“那個過程漸漸趨于明晰,最后甚至變得堅硬而富有彈性,不容置疑,就像張蓉春吊在頭頂上的那根繩子。”敘述變成了繩子。繩子勒死了張蓉春,而由“我”反復(fù)打磨的敘述,則勒死了真相。當(dāng)敘述變得“堅硬而富有彈性,不容置疑”的時候,它就同時獲得了繩子的兩種屬性,束縛力與致命性,將查凱的參與徹底驅(qū)逐出了故事之外。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xué)》中提出不可靠敘述者的概念,指敘述者的言說與作品的隱含規(guī)范之間存在偏差。戴冰在這篇小說中對這一概念的運用極為高明,不可靠性不是尋常多見的來自敘述者的蓄意欺騙,而是記憶在酒精、恐懼與虛榮的共同作用下發(fā)生了自組織式的變形,這是一種更隱蔽的機制。小說中,“我”承認自己喝了酒,承認“腦子里一片空白”,承認記憶模糊和凌亂,甚至懷疑自己“在那個枯燥而無窮盡的過程中打了一個短暫的盹”。但正是在這種混沌的狀態(tài)下,他卻向靈堂里的人提供了細節(jié)豐富,邏輯完整的敘述,而且越講越流暢,最后甚至“不再需要組織語言,只需要背誦”。這里存在一個尖銳的悖論,親歷時的意識是模糊的,講述時的敘事卻是清晰的。那么,清晰從何而來?答案只能是,它是被建構(gòu)出來的。更關(guān)鍵的是建構(gòu)的方向。“我”的敘述中,自己一頭撞到死者肚子上,左手提住死者衣領(lǐng),獨自把死者緩緩放到地上“像放一床被子”,膽識過人,從容溫柔,獨自完成了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而查凱,被描述為遞剪刀、搬椅子的工具性角色。“我”甚至兩次虛榮地繞開了自己喝酒壯膽的事實,又編造了從小敢一個人在奶奶家睡大房子的童年軼事來強化自己天生膽大的人設(shè)。當(dāng)聽眾贊嘆“你火焰真高”時,他不糾正,反而順勢添油加醋。這是說謊,但可能有一個更微妙的過程,敘述者被自己的敘述所俘獲,進而被聽眾的期待所喂養(yǎng),最終連他自己都信了。正如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指出的,故事每經(jīng)一次轉(zhuǎn)述,就會沾染上講述者的生命經(jīng)驗。而在《接下來的夜晚》中,故事每經(jīng)一次復(fù)述,就進一步偏離真相,同時進一步鞏固敘述者的自我形象。

查凱提出回到張蓉春家,再把自己吊起來以還原現(xiàn)場的方案,看似近乎荒誕,但在小說的內(nèi)在邏輯中,卻意味深長。它暴露的是根本性的困境,當(dāng)唯一的旁觀者王麗“只把他們領(lǐng)到廚房門邊,就不敢再往前走”,當(dāng)所有在場者都不敢看,那么陽臺上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就永遠只能依據(jù)“我”和查凱兩個人的說法,且二人的說法截然對立。這是敘事權(quán)力的本質(zhì)。沒有第三方見證,真相就不存在于事實中。“我”已經(jīng)在靈堂里對幾十個人講了幾十遍,所說的版本早已凝固成堅硬而富有彈性的繩索,查凱再怎么辯駁,也不可能解開它。所以查凱的執(zhí)念看似無理取鬧,卻是因為他被敘事暴力抹殺,他要絕望反抗。他要讓“我”單手提住一個百斤重的人而不從椅子上摔下來,親身完成這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以此擊碎“我”精心構(gòu)筑的敘述。張蓉春被繩子吊起來,查凱也要把自己吊起來。前者是死亡,后者是求證,兩者的底層邏輯相通,都是人被逼到了不用極端手段,就無法被看見被相信的境地。張蓉春的自殺原因始終成謎,但查凱的這個瘋狂方案,隱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她的可能,當(dāng)一個人的真實處境無法被任何敘事所容納,當(dāng)她的存在像鐘表店里各走各的指針,無法被校準(zhǔn)到任何一個共同的時刻,那么沉默和消失或許就成了最后的語言。

由此看來,小說開頭的鐘表店絕非閑筆。數(shù)百塊鐘表指向不同的時刻,查凱追問以哪塊表的時間為準(zhǔn),這看似調(diào)情的游戲,實則指向全篇的核心:在同一個事件中,不同的人經(jīng)歷著不同的時間。“我”的時間里,陽臺上的幾分鐘被記憶的混沌吞沒,但此后在靈堂里的反復(fù)講述中被無限拉長和精細化。查凱的時間里,他清晰地記得端椅子、扶人上去、抱腿、接住等每一個動作,但這些時間在“我”的敘述中被完全壓縮為零。小說結(jié)尾的夢境,就是對鐘表的一次呼應(yīng)。在夢中的鐘表店,“消息樹”張蓉春穿著紅衣服,耐心地向查凱解釋每一塊鐘表對應(yīng)她人生的哪一段時間。這多么溫柔,又多么殘忍。活著的時候,張蓉春幾乎從不說話,只會說謝謝,是生活中的沉默者,她的一切都不被了解。死后,在夢的鐘表店里,她終于成了掌握所有時間的講述者。但敘述者特意補了一筆,“整個店里都沒有那塊與晾衣桿有關(guān)的鐘表”。自殺的時刻被排除在所有可敘述的時間之外,它不屬于任何一種講述,也不屬于任何一種理解。這是作者對死亡之不可言說性的最終確認,也是對整篇小說中所有試圖說清楚的努力,一次溫和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