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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者節獻詞:功夫在詩外
來源:澎湃新聞 |   2026年11月08日11:07

又到一年記者節。當呼嘯前行的時代列車駛過四分之一個新世紀,人們又將熱議新的“年度詞匯”之時,新聞工作者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些詞是用來描述時代的,有些詞是拿來警醒職業的。

牛津詞典把“rage bait”(憤怒誘餌)選為2025年年度熱詞,韋氏詞典則讓“slop”(數字泔水)進入了公共語匯。前者指經刻意設計、以激起憤怒來收割流量的內容,后者指AI批量生成的低質信息廢棄物。兩個詞拼在一起,深刻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全球傳播現實:信息在過剩,信任在衰減。

熱詞描摹傳播生態,也描摹新聞工作者的現實處境。技術每躍遷一次,就會重開一張技能清單:從鉛字、鏡頭到搜索、數據,再到與模型協作……要會什么,是時代出的考題;為什么可信,則是我們要交出來的答卷。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在最新訪談中提出,人類文明的真正基石從來不是智力,而是信任,而“我們正在失去它”。那些深夜被瘋轉的截圖,第二天成了無人認領的謊言;很多被推上熱搜的話題,幾天后被發現不過是一場擺拍;那些看似針鋒相對的論戰,到頭來只是騙你站隊的“仇恨誘餌”。真相反轉再反轉,情緒透支了理性。每一次被愚弄之后,我們都要花很久才敢重新相信點什么——而這,正是可信在今天如此昂貴的原因。

平臺在擴容,入口在遷移,工具在迭代。新聞業真正的追問,不是記者還要多會些什么,而是剝去工具之后,記者還剩下什么不可替代。技能清單的延長是時代演進的必然,卻從來不是職業使命的定義。就像醫生從拿聽診器到影像片,工具變了,對生命負責從未改變。

今天,“專家型記者”“全媒體記者”尚未從公眾的期待中退場,“網紅記者”“新聞大V”“IP主理人”已經涌上前臺。這些標簽都承載著時代對新聞記者的一份想象和期待,但都不是對“好記者”的準確定義。它們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成為對新聞工作者的普遍性要求。

網紅記者、新聞大V當然越多越好,但并非每個人都要成為網紅記者、新聞大V。那些沒有成為網紅,也不以出鏡見長的人,就不配被稱為好記者?當然不是。一個不善化妝、不習慣鏡頭、不懂短視頻運營的記者,只要還在現場,還在核實,還在把復雜的事實一件一件擺到公眾面前,就是好記者。

不能把浪潮投下的影子,當成浪潮本身。說白了,當“人格化內容”被無數網紅與創作者驅動著席卷而來,真正稀缺的,早已不是信息的產量乃至速度,而是可信的事實、獨立的發現、清醒的判斷。

在智能傳播的圖景里,可信正成為一種新型的基礎設施:它無法被復制,卻可以被消耗;它看似無形,卻支撐著整個知識秩序的運行。當媒體的角色從內容中介升維為社會認知的基礎設施,從信息分發者變身為信任樞紐,它守護的,就不只是一條新聞的真偽,而是整個社會賴以運轉的信息傳播秩序。“AI都能寫稿了,新聞業還要人做什么?”這句話成立的前提,是默認生成就等于可信。但把內容變成可信,需要判斷;判斷,需要在場;在場,需要承擔責任。這一步,算法邁不出去。

在這個人人皆可“發聲”,卻很少有人愿意“在場”的年代,記者應當是最笨的職業之一——在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在凌晨的都市街巷,在那些算法無法抵達的現場。記者,就是把腳步交給泥土、把姓名署給真相的人。這一年,我們揭開不“標準”的高標準農田,推動問題得到整改;我們探訪牛蛙塘,把一份份抗生素超標的報告攤在陽光下;我們循著“特供酒”的灰色產業鏈,讓欺騙受到懲罰;我們起底AI語料投毒的伎倆,引導科技向上向善……一篇暗訪,推動一場治理;一聲追問,換回一份警醒。

回到開頭,“數字泔水”和“憤怒誘餌”不會自動消失,算法還會繼續獎勵那些最會刺激情緒的人。但新聞工作的價值,從來不由算法的獎勵函數定義。

無論技術把傳播形態拉向多遠,無論時代會被哪個新詞重新概括,俯身大地,走進現場,把功夫下到社交平臺和網絡以外公眾看不見的地方,拿出令人信服的“內容原子”,才是記者更該有的樣子。那里可能沒有熱搜,沒有人設,但必定有可以被核驗的事實,有可以被聽見的聲音,有一個社會還需要記者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