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在越南
四大名著是我國的優秀文化瑰寶,深深融入國人的日常生活,從市井巷陌的評書演繹、戲曲傳唱,到學界的深度考據、全民的熱議解讀,文化薪火不斷。在中越文化交流的漫長歷史長河中,四大名著作為漢文學的重要代表傳入越南,成為兩國文明對話的重要載體。長期深耕越南文史與中越文化交流研究的劉志強教授,以扎實的史料與開闊的跨文化視野,推出《中國四大名著在越南的傳播及影響》一書,以新的材料和研究范式構建起一部兼具史料厚度、理論深度與現實意義的力作。
在分析四大名著在越南的傳播及影響時,該書呈現了一條清晰的傳播鏈,系統梳理了四大名著在越南的早期傳播情況、多元傳播途徑與各類改編形態,更注重深挖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以翔實證據構建起因果對應的嚴謹論證體系。在考察《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傳播時,作者分別追溯至14世紀和18世紀的越南,條分縷析,一針見血指出《三國演義》憑借戲曲改編與喃字譯本率先普及,而《水滸傳》因意識形態差異在封建時代傳播受限。在分析《紅樓夢》在越南的傳播與影響時,該書指出《紅樓夢》在越南的傳播是四大名著中影響最小的。在諸多研究中,對《紅樓夢》“傳播遇冷”這一學界公案的破解尤為亮眼。作者先是審慎辨析其他學者觀點中值得商榷之處,進而從三大維度提出新見:《紅樓夢》在清朝乾隆至光緒年間被列為禁書;《紅樓夢》對科舉的貶低;對于明清故事,阮朝最高層即皇帝最愛的是王翠翹的故事,而非《紅樓夢》。每個觀點下均以史料支撐,分析透徹。而在解讀《西游記》的傳播歷程時,作者同樣展現出敏銳的歷史洞察力,分析不同時期影響《西游記》傳播的倫理因素。在越南獨尊儒術的時代,孫悟空無法無天的形象未能得到認可,傳播受限。而在抗法戰爭時期,《西游記》譯本受到較為深刻的思想主旋律影響。這種對不同歷史階段傳播影響因素的精準捕捉,清晰揭示了四大名著在越南的接受軌跡與時代語境的深度綁定。
貫穿全書的另一重追問——“如何理解越南最推崇的古典文學是《金云翹傳》而非四大名著?”更讓研究視角愈發深刻。作者通過對比分析,提供了幾個原因供讀者參考,如三國故事與王翠翹故事傳到越南后都被改編,但王翠翹故事被阮攸改編后形式上、精神上都本土化了,這是三國故事改編版所不及的;再如《金云翹》經越南大儒阮攸改編后,阮朝最高層偏愛王翠翹故事,統治者的大力推崇無疑更為《金云翹傳》的傳播增添一大助力。該書史料詳實、史論結合,以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層層遞進的論證邏輯,揭示傳播背后的因果,為學界與讀者揭開了諸多文化傳播現象的深層肌理,洞察四大名著本土化傳播的深層邏輯。
書中對譯本詩詞審美的專項研究,堪稱跨文化翻譯研究的精彩范例,前四章均專設一節探討這一主題。在論述《三國演義》譯本詩詞審美時,作者簡要介紹了越南語中特有的“雙七六八體”和“六八體”詩式,指出這是越南語區別于其他東南亞語言翻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不同之處。使用這種詩式實則是因地制宜、適應越南本國讀者的翻譯智慧。在此基礎上,作者總結了四大名著越南語經典譯本詩詞譯文的特點:《三國演義》譯本中的古詩詞是吸引越南讀者最直觀、最具審美感受的部分,《西游記》譯本詩詞譯文是最忠于原文的,《水滸傳》譯本詩詞譯文最別出心裁,《紅樓夢》詩詞譯文是由最多人翻譯完成的。可以說,四大名著越南語譯本中的詩詞翻譯情況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該書的另一大突破,在于跨區域比較的研究視野。作者并未局限于中越雙邊視角,而是將四大名著在越南的傳播置于東北亞(日、韓)與東南亞(泰、緬甸等)的整體語境中對比,提煉出越南接受模式的獨特性——相較于日韓等國,越南在接受過程中更注重與本土儒教倫理的綁定,官方意識形態對傳播的干預更為顯著。以《西游記》為例,越南封建王朝獨尊儒術、排斥佛教的政策導向,讓書中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反叛形象、佛教取經的核心敘事始終無法獲得官方認可,傳播范圍僅限于民間詩傳、口從劇的碎片化改編;而日本對《西游記》的接受則完全不同,江戶時代即通過“翻案小說”的形式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既保留奇幻內核,又弱化宗教色彩,無需貼合官方意識形態即可廣泛傳播。日本江戶時代解讀四大名著時,著眼于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和民間的審美傾向,主要圍繞本土文化特點做適配性改造,讓外來經典與本國的文化語境相融,官方基本不會直接干預其中的價值取向;越南則把外來文學的傳播與本土主流的儒教倫理、官方的意識形態緊密綁定,將是否契合本土儒教倫理作為外來經典能否傳播的重要標準,將四大名著的傳播置于官方價值導向的約束之下。這并非單純的文化喜好差異,而是與越南封建時期的社會基本情況、本土文化構建的實際需求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