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作家艾偉:我們的生命中,都會有一往而深的時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這是南宋無門慧開禪師留下的著名詩偈,曾被改編為一曲廣為傳唱的《春歌》。《春歌》,作家艾偉由此想到了自己第八部長篇小說的書名。
艾偉寫長篇小說二十五年了。這一次,他想以整個杭州為舞臺,講述人們在時代變遷中自由生長的故事。有一天他路過斷橋,望見了南邊的雷峰塔,突然想到了讓心中的故事“寄生”于《白蛇傳》之上。這一望讓他覺得,“整個身心都被照亮了”。

《春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如果說慧開禪師講的是“放下”,艾偉偏偏在小說中把那些“放不下”的東西一件件撿起來,掰開來、揉碎了,講給讀者聽。小說中人,或貪,或嗔,或癡,或慢,或疑,但他們成為了故事里最迷人的存在。2025年秋天,《春歌》寫到了結尾階段,艾偉又一次來到了“一個作家負擔最重的時刻”——所有小說人物都圍在他的身邊,他們嘰嘰喳喳,無處不在,無論艾偉去到哪里,他們都要一同遠行。
在艾偉看來,中國人的世界是“情本位”的世界。“情”這個字,其實有關中國人對世界的根本看法,即生命情意。“全世界大概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這樣熱愛并擁抱世俗生活。‘情’就生長在我們的生活內部。”他說,我們的生命中,都會有“一往而深”的時刻。
也因此,他不相信所謂的完全“放下”,但他相信即便在沒辦法完全“放下”的前提下,依舊有“人生好時節”。
“人是需要有‘意義’的動物,并且人總是會想辦法找到說服自己的生命‘意義’,只不過對‘意義’的理解和方向各有不同罷了。”近日,艾偉就《春歌》接受了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專訪,“人只要生活在自己的‘意義’里,也算得上是‘人生好時節’。”

艾偉
“寫全景”和“鉆內心”
羅昕:讓你決定寫《春歌》的點是什么?
艾偉:《春歌》的寫作緣起是想以整個杭州為舞臺,呈現四十余年來時代風俗和變遷。一段日子,我一直對著杭州地圖。從地理上說,有三個地理元素構成了杭州的樣貌,西湖當然最為重要,其次就是錢塘江和運河——杭州人從來不叫大運河,只叫運河。杭州人在日常用語中,很少在事物前面冠上“大”這個字。然后,我就像導演采景一樣,跑了很多地方,想象人物是否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出現在這些地方。這些想象也在挖掘人物的可能性,景物和人物之間有了神秘的聯系,某種意義上,杭州美好的氣息因此進入了小說文本。
羅昕:戲劇元素經常出現在你小說里,它們與小說人物之間構成了某種互文關系。到了《春歌》,小說中人與《白蛇傳》也有一種奇妙的對應。你是什么時候決定讓這個故事“寄生”于《白蛇傳》的骨架上?是先有了故事、后找到這個殼,還是先想到寫“當代白蛇傳”,然后才有了這樁故事?
艾偉:是寫了十萬字左右后才找到這個精神結構的。生活是無序的,沒有邏輯的,小說不能窮盡生活的所有,所以需要一個結構。我憑著初心愿望寫了那十萬字時,還沒有找到一個好的結構。我需要有一個結構。那陣子,嘗試過很多結構方式,其中一個結構我覺得蠻好的,但想來想去不適合這部作品——可能只好在下一本書中用了。總之,那段日子面對一大堆素材,寫作很不順暢。
有一天,我路過斷橋,看到南邊的雷峰塔,突然有了現在這個精神結構。寫作中,這樣的時刻特別幸福,覺得整個身心都被照亮。然后,我知道怎么處理這部小說了。那寫的十萬字有部分還是用得著的。
羅昕:你是一個格外在意小說結構的小說家。這次小說分為五個部分,漸漸實現從“一個人的記憶”變成“眾人記憶的碰撞”。這一結構的難點在哪里?
艾偉:這部小說不是以時間為線索進行書寫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種空間關系,小說的空間確實很廣大。在五部的空間關系里,時間在其中來回穿梭。要說有難度,可能在時間的處理上。我不能讓讀者感到混亂——事實上,小說出版后我從讀者那里得到的回應是小說非常好讀,同時也用這個結構讓讀者理解到我們每一個人,即便面對同一片風景,理解、認知以及感受也是各不相同的。
羅昕:一直以來,你的寫作“向人物內心世界掘進”,可《春歌》顯然是有難度的——它要裝下一座城、四十年、三代人、六戶人家……當“舞臺”放大到這個程度,你會不會擔心自己在“寫全景”和“鉆內心”之間難以平衡?
艾偉:“寫全景”和“鉆內心”之間的平衡確實是我寫作中考慮最多的,同時也是有難度的。如讀者和批評家所言,我的小說一直持久地在“向人物內心世界掘進”的尺度上叩問。這一次我想從更為廣闊的空間里對人物的個性和命運進行觀察。所以,這部小說里,幾乎每個人都是從頭說起,都有來處。
我對自己說,我必須忠實于生活本來的樣子,在情感上,夫妻關系就是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就是婆媳關系,友情就是友情,我想要的是那種真實感,那種在日常生活見到的人的樣貌和質感。在此基礎上我也沒有忘記破冰而入,進入人物內心。這一寫法帶給我一種奇妙的感受,我突然放松下來了,心里因此變得更為自由且開闊。
羅昕:《鏡中》的讀者讀《春歌》可能會別有感受,因為《鏡中》里的易蓉、建筑設計師、舊宅、昆曲名伶,也在《春歌》里出現了。怎么想到讓兩個故事有了這樣的聯結?而它們之間的聯結,是否也不僅僅在于人物關系?
艾偉:如前所述,運河是這部關于杭州小說的一部分。我自然而然想到了《鏡中》易蓉母親的老宅。我在寫作《鏡中》時,對那一片舊建筑有所了解,所以把宋芝桓一家安排到了那里,做了易蓉的鄰居。
我覺得對一個小說寫作者來說,這種方法很常見——不同作品有某種程度的勾連,從而構成一個所謂的小說宇宙。但《春歌》里,原來連名字也沒有的昆曲名伶走到了前臺,而易蓉和設計師只是驚鴻一瞥。我很高興在《春歌》里讓易蓉復活,我也喜歡她對黎彼得的那些議論,這很易蓉。
中國人的情本位
羅昕:你說過《春歌》想“恢復中國人對‘情’的理解”。你理解中的、已經被我們丟失或磨損的“情”,具體是什么?或者說,在你看來,古典的“情”,和今天那個被稱為“愛”的東西,有什么不同?
艾偉:現代以來,我們對世界認識的框架天生帶著西方長長的影子。很多觀念以及概念都是現代性的產物。比如“愛”這個詞就是一個現代性概念。傳統中國人是不說“愛”,至少“愛”是不說出口的。在我們的傳統中,我們會說“情”。
我從兩方面說“情”對中國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首先當然涉及到男女之“情”,《紅樓夢》就是一部關于“情”的書,我們可以看到《紅樓夢》中“情”的源頭:一部是《西廂記》,實際上寶玉初次向黛玉隱晦表白時就是因為遠處傳來戲班子在唱《西廂記》;另一部當然是《牡丹亭》,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寶玉和黛玉的情感完全可以用這句子概括。在《紅樓夢》里,“情”變成引而上的精神指向,肉身幾乎是不存在的。寶玉的肉身顯現在黛玉之外的其他女性身上。作者為何要把“情”寫得如此純潔呢?我覺得他是把這“情”上升到了信仰的層面。
另外,從大的層面來說,“情”不僅僅指涉男女關系,還涉及到中國人對世界的根本看法,即生命情意。中國人的世界是“情本位”的世界,就像《紅樓夢》所描述的中國人的生活,是無比的實,各種各樣的聚會,家族人員之間微妙的關系,官場的傾軋,柳巷的歡鬧等,幾乎就像生活本身一樣具體,仿佛伸手可以觸摸,但我們讀著讀著會從這無比的“實”中生出無限的“虛無”來。
中國人的“情”里,有一個前定的判斷,即感受到了人生的虛無,正因為那“虛無”,才生出無限的生命情意,投入到現世生活中。全世界大概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這樣熱愛并擁抱世俗生活。“情”就生長在我們的生活內部。
羅昕:這樣一份中國情感傳統,是否在當代人際關系中發生了變化?
艾偉:從本質上說,人的情感方式不會有根本的變化。但時代氣脈會影響個人觀念,新的社交方式也會使得情感方式發生改變。在小說里,我說過,愛是本能,也需要習得。所以,可能習得的部分,因為交往方式的改變而有所變化。但這只是表面,我還是相信,我們的生命中,都會有“一往而深”的時刻,由于個體之間的差異,這個時刻有早有晚,有長有短。
羅昕:在你看來,東西方的情感敘事有哪些具體的不同?
艾偉:不可否認,五四以來的開啟的新文學其觀念及方法深受西方敘事學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好的,各種文明只有在彼此的激蕩下,才會產生出全新的果實。
多年的寫作中我一直感受到中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中國人是無比的實,在各種各樣的關系中尋找“我”何以成為“我”,從而確立他的一切,這有點像馬克思所說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中國的小說中總是有七大姑八大姨,有著無比復雜的人際關系敘寫,甚至西方讀者讀起來都會有障礙的吧,因為家庭關系中的稱呼我們是如此豐富,在西方都沒有對應的詞匯。
西方人看待這個世界更“個人主義”一點,西方作家更多地把“人”從人群中找出來,來觀察他行動,他內在的感受,非常的深入。
這是兩種敘事學傳統,各有優長,其中涉及兩種文明對世界的根本看法。而對中國作家來說,在今天,這兩種敘事學傳統都是我們的傳統,我試圖在這兩種敘事學傳統中找到一個融合和聯接的橋梁,即在中國人無比“實”的生活中,通向具體個人的“深”。
羅昕:中國戲曲“以情貫事”的敘事邏輯,是否也對你的文學寫作產生了影響?
艾偉:中國最早成熟的敘事藝術是戲劇,在元代已經非常發達,《西廂記》就誕生在元代,而中國的戲劇對中國小說敘事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即你所說的“以情貫事”的敘事傳統,被中國小說沿襲繼承。
在《春歌》我選擇了昆劇,一方面昆劇作為“百戲之祖”,確實有著令人驚艷的美感,代表中國傳統和中國美學是當之無愧的,我由此向中國傳統和美學致敬;另一方面,《牡丹亭》和浙江和杭州息息相關,故事發生的時代是南宋,一部分故事就發生在錢塘江邊的臨安(杭州);另外在昆劇的發展史中,浙昆有過巨大的貢獻。
羅昕:在《春歌》中,你是有意讓感性和理性兩套邏輯互相碰撞嗎?
艾偉:關于理性和感性,在現實生活中,最后往往是感性勝出。在人們做出選擇時,表面上好像是理性的,但往往深層是感性在起作用,因為作為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理性”中其實帶著我們的生命經驗、教化以及具體的“個人喜好”。這就是米蘭·昆德拉所說的“人有一種天生的難以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的根本原因。先入為主式的主觀是人在面對事實時難以克服的濾鏡。
何謂人生好時節
羅昕:書名《春歌》源于慧開禪師的詩偈,作曲家何訓田為紀念雷峰塔重建曾把它譜成了曲,我自己很喜歡這一首。你的這部小說用《白蛇傳》做隱性骨架,又把書名叫《春歌》,這是湊巧,還是你早就意識到“雷峰塔—白蛇—春歌”這三樣東西是長在一起的?
艾偉:我在斷橋獲得《春歌》的精神結構后,我便開始找關于雷峰塔的資料,然后知道何訓田先生為雷峰塔重建開光儀式做的曲子《春歌》,是根據南宋慧開禪師的詩偈譜寫的。我一直喜歡何訓田的曲子,無論《阿姐鼓》和《心經》都有大慈悲。我決定《春歌》作為這部長篇的書名。
之后我有一次采訪的經歷,我采訪了曙光路上黃龍洞藝術的老學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藝校非常有名,何賽飛、陶慧敏(很有幸她們都演出過根據我作品改編的影視劇)、周迅都是從那藝校出來的。在采訪時,我了解到當年學校的圖書館是一所寺院改建的,慧開禪師當年就在這所叫皇家護國仁王寺的寺院里做住持,并在這里寫下了《春歌》詩偈。我聽到這個故事后,感覺特別神奇,現代生活和古代生活就這樣聯系在了一起,并且我感到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幫助我,這給了我某種心理暗示,我覺得我可以寫好這部作品。
羅昕:慧開禪師偈語的下半句是“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可小說里的人物,幾乎個個都被“閑事”拴住了,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作為小說家,你怎么看待人世間滿地的“閑事掛心頭”?
艾偉:《春歌》是詩偈,有著樸素的真理和解脫的希望。可對具體的個人來說,哪里會沒有“閑事”呢?誰能擺脫人間的煩惱呢?誰又沒有所謂的“貪、嗔、癡、慢、疑”呢?戲里講的不是都是這些嗎?你碰到一件事,對別人來說可能無足輕重,對你來說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我們都是凡胎肉身,凡是人有的煩惱,我們都會經歷吧。小說里一位導演說過一句話:食色性也,終有了斷的一天,唯虛榮至死難以根治。好像托爾斯泰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我不相信所謂的完全“放下”,但我相信即便在沒辦法完全“放下”的前提下,依舊有“人間好時節”。人是需要有“意義”的動物,并且人總是會想辦法找到說服自己的生命“意義”,只不過對“意義”的理解和方向各有不同罷了,人只要生活在自己的“意義”里,也算得上是“人生好時節”。
羅昕:我也會想,小說是不是正好提供了一種相反的東西——當人們講道理、求“平常”、勸“放下”,小說家卻把那些“放不下”的東西一件件撿起來、掰開來、揉碎了,呈現給大家看?
艾偉:可以這么理解。我覺得這里存在一種人生的辯證法。小說里宋芝桓說過一句話:“人生并不圓滿。這世界是不完美的,人也是不完美的,而正是這種不完美,才有我們想象里的完美,我們的生活才有盼頭。如果這人間是完美的,那人生會變得沒有意義。”
羅昕:你在寫這些“放不下”的人時,心里是“看破”,還是“不忍”?
艾偉: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對人的理解變得更為寬闊,我覺得我對小說中的人物變得更好了。
人比表面更復雜
羅昕:在這個寫作周期里,有沒有某些寫作阻力或困境,是此前不曾遇到過的?
艾偉:寫作一定伴隨著困難。沒有困難是可疑的,寫作永遠伴隨著自我懷疑。事實上,我寫完《春歌》第三個部分時,我都不確定這本書能不能寫好。好在寫這本書我特別耐心,某種昆曲的調性讓我的內心變得悠長,我告訴自己慢慢寫,每個人物都需要好好對待,我努力和人物相處,把他們當成我最親密的朋友。
現在書寫完了,我回憶寫作的這三年,我記得一些困難的時刻以及某些神啟的時刻。這就是寫作的樂趣,只有在寫作中,一些我平日里從未細細想過的,甚至可能是陌生的念頭和感受,會意外降臨。
羅昕:回望你的寫作歷程,一直在持續追問的那個核心文學命題是什么?
艾偉:我覺得我一直是個對人物感受以及內心特別感興趣的作家。我追問人的困境,追問人心復雜的、明暗交替的、龐雜的、星河般浩瀚的圖景。我對人試圖超越自己以及同時伴隨的生命的無力感興趣。我相信人比表面更復雜。
羅昕:作為一個寫作者,對于如何感知現實,你有沒有什么屬于自己的辦法,避免對他者的觀察和想象變得刻板?
艾偉:對小說創作來說,沒有普遍觀念下的人,只有具體的人,有著他自己的成長經歷所形成的從教化或個人經驗所習得的獨屬于他自己的“個人觀念”,而不是“正確觀念”,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個人觀念”作用的產物,每一個行為在別人看來可能是錯的,但在人物的“個人觀念里”是自然而然的。
我們得承認,這世上每個人都不一樣,想法不一樣,行為自然不一樣。如果要深究的話,這些個人觀念里面都涉及人之為人的一切感受,關于尊嚴、榮譽、愛、嫉妒等,來自人心中那個復雜的宇宙,那個光明與黑暗糾纏不清的世界。
另外,理所當然的,作家的個人經驗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每個人物都可以說是作家的分身。
羅昕:寫完《春歌》之后,你對寫作有了哪些新的理解?寫作于你而言,會是一種“閑事掛心頭”嗎?
艾偉:《春歌》是我一直以來感興趣的問題的延續,變化當然是有的,比如重新理解中國傳統和美學,并實踐于這部作品。寫作對我來說就是我的人生“意義”,這個“意義”在別人看來也可能就是虛妄,對我來說,如前所述,我覺得在“意義”之下生活便是“人間好時節”,雖然難免依舊會有各種“事”,各種煩惱。
羅昕:多年之后,對于《春歌》,你最希望讀者記住的是什么?
艾偉:我希望讀者記住里面的人物。我發現在百度百科上已經有了徐尹春、宋芝桓、陳一朵、范文卿等人的條目了,條目貢獻者各不相同,有十余位。這很好,某種程度上讀者認出了他們。
我在談論那些偉大作家時說過這樣一句話:“小說的人物比蕓蕓眾生更真實、更不朽。生命煙消云散,但虛構的人物至今活在千萬人心中。”當然,你可以把我的這個愿望看作是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