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時代的“文化體力”之問
編者按
“文化體力不足”是近年來社交媒體討論中頻頻出現的流行表達。它描繪的是這樣一種處境:數智時代,文化產品空前豐富,獲取渠道愈發便捷,但人們在進行深度閱讀、持續觀看、復雜理解等文化活動時,卻時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折射出人們文化生活經驗的深層變遷。個體的文化生活能力,既源于內在心理狀態,也深受媒介技術、傳播結構與文化生態的塑造。因而,“文化體力”是一個交匯著社會心理、傳播秩序、審美經驗與智能媒介環境的綜合性議題。為此,本版邀請相關領域學者進行對話,共同探討數智時代人的文化生活能力如何被改變、被重組,又該如何在個人實踐與公共支持中獲得涵養和提升。
與談人
陳浩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教授
吳小坤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林崢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宋利 上海交通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員
主持人
本報記者 王琎 冀文亞
1.何謂“文化體力”?
主持人:近來,“文化體力不足”成了不少人的自我描述:翻幾頁書便覺倦怠,一部長片須分次看完,面對稍有深度的內容,注意力便難以維系。“文化體力”這個帶有身體感的說法,為何能引發共鳴?從學理上看,它又折射出哪些文化層面結構性的變化?
陳浩:“文化體力”這個說法,最初是在網絡空間和青年日常表達中流行起來的,它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而是人們對自身文化生活狀態的一種感性概括。它所指的,不是主觀上不想閱讀、不想學習、不想親近藝術,而是明明知道這些事情有意義,仍常感自己“進不去”“撐不住”。我想,這個詞之所以會引發一定的社會共鳴,是因為其將一種模糊的心理狀態,表達為人人都能感知的身體經驗。
開展嚴肅閱讀、深度審美、系統學習等文化活動,并不只是興趣使然,也依賴注意力、自我調節和延遲滿足等心理資源的持續投入。這類活動往往不像短平快內容那樣能夠即時反饋,而是需要個體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專注,并承受暫時的“不輕松”。如果一個人長期處在高壓力、高信息刺激、高頻切換的環境中,這些心理資源就會被持續分散和消耗。所以,“文化體力不足”并不只是文化興趣下降,也不宜簡單歸因于個人懶惰,它更像是現代人在數智生活中共同感受到的一種心理疲勞——文化內容更容易獲得了,但真正進入、停留、理解和消化復雜內容的心理余裕,反而變得更加稀缺。
吳小坤:我覺得“文化體力”之所以流行,在于它說出了數智時代的一個反差:我們擁有的文化供給越來越多,新聞、短視頻、知識課程、社交評論隨時可得,但人們在持續閱讀、深入判斷和完整理解上的能力卻并未同步提升。
從傳播環境看,這個詞反映了一種新的文化處境:人不是沒有接觸信息,而是經常處在連續接觸之中。大量瀏覽帶來了“我一直在獲取”的感覺,卻未必轉化為穩定的知識沉淀和審美經驗。我想補充的是,這個說法在中國語境里之所以格外親切,是因為它暗合了我們文化中“養氣”與“工夫”的傳統。孟子講“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宋儒講“涵養須用敬”,都把精神上的沉潛看作一種需要日積月累并且頗耗氣力的活動,而不只是與生俱來的天賦。古人把讀書修身叫作“工夫”,本身就帶著身體感。所以“文化體力”一詞提醒我們,文化生活不只是抵達內容,還包括把內容轉化為理解、判斷和感受的能力。這是一門需要“養”的“工夫”,單靠技術無法即時給予。
林崢:的確,文化不是簡單的信息點,也不是可以立即提取的結論,它常常藏在細節、情境和時間的褶皺里。因此,“文化體力”本質上是一種與復雜經驗相處的能力。比如,讀小說不是只掌握情節,也是學習一種生命如何展開;看展覽不是只識別知識點,也是理解物、時間和記憶之間的關系;走進城市不是只收集地標,也是辨認空間背后的生活秩序和情感沉積。這些經驗并不會立即轉化為效率,卻會改變一個人理解世界的深度。
“文化體力不足”這個說法之所以引起共鳴,是因為它點出了今天許多人面對文化時的一種矛盾狀態:我們仍然向往深度經驗,也知道它會滋養人,卻未必總能真正進入其中。“文化體力”說到底,是人還能不能慢下來,耐心地走進一個比日常經驗更復雜、更豐富的世界。
宋利:在我看來,這種現象還需要放在媒介變遷的脈絡中來理解。過去主要是文字閱讀,后來是影像觀看,現在則是圖文、視頻、虛擬場景和智能生成內容等混合共存。媒介越來越豐富,獲取越來越高效,但人的理解能力并不會自動隨之增強。所以,今天談“文化體力”,不只是說一個人能不能讀完一本書,也包括他能不能在多種媒介之間自由切換的同時,保持專注度和判斷力——內容更清晰、更流暢、更容易獲得,并不等于文化體驗更深。“文化體力”這個說法之所以引發共鳴,是因為很多人已經切身體會到,技術讓“看見”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而“看懂”和“看深”,仍然需要人持續而主動的投入。
2.為何內容越豐富,人們越難沉浸?
主持人:剛才我們厘清了“文化體力”的內涵,即進入、停留并內化復雜文化經驗的能力。由此便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在數智時代,文化內容前所未有地豐富,文化參與的外部條件日益改善,而人們深度沉浸的心理門檻卻似乎不降反升。造成這種反差的根源是什么?
宋利:今天的文化內容不是簡單地“擺在那里”等人選擇,而是處在一整套智能技術系統之中。平臺通過算法推薦、用戶畫像、行為數據和人工智能模型,精準判斷一個人可能停留在哪類內容上、會被什么標題吸引、在哪個節點離開。也就是說,技術系統不只是傳遞內容,也在引導和調配人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和多模態技術進一步提高了內容生產與分發的速度。自動摘要、智能剪輯、生成式圖文視頻、個性化推薦等,讓內容更容易獲得,也更容易被壓縮為適合快速瀏覽的形態。效率的提升當然有其積極意義,但它也會重塑人的默認期待:希望內容更短、更直接、更快給出反饋。久而久之,人們就可能不再習慣等待鋪墊、理解復雜關系、承受暫時的“不好懂”。在此意義上,“文化體力不足”的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智能媒介環境重塑了人的認知接收節奏。
吳小坤:今天的傳播秩序,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眾傳播,也不是單純的信息檢索,而是由信息流、熱榜、推送、社交轉發共同構成的連續傳播環境。從傳播學的“注意力經濟”理論看,當前,人的注意力已經成為平臺、內容生產者和商業機制競相爭奪的資源:誰能讓人多停留幾秒,誰就獲得更多傳播機會。在此背景下,復雜內容往往會被拆解為更易傳播的單位:標題、金句、片段、立場、情緒和可轉發的觀點。人們似乎一直在接觸文化內容,卻常常是在高頻切換中完成接觸,而不是在穩定時間中完成理解。
傳播機制還只是外因。人在紛繁信息中的迷失,深層癥結是已為傳統智慧所揭示的“心為物役”。荀子講“解蔽”,說“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意思是說人最大的隱患就是被某一個片面的東西蒙蔽而看不到全局。今天的算法推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當代的“蔽”:它不斷用我們過去的點擊偏好,將“一曲”強化為全部。荀子給出的解法是“虛壹而靜”。虛,不以舊見填滿新知;壹,專注而不旁騖;靜,不被情緒攪亂心神。仔細審視,“文化體力不足”的深層原因,恰恰是這三者都在退化。所以,僅靠調整算法、改變推送,仍是治標不治本;更根本的是,要補回古人所說的“存養”功夫。
陳浩:吳老師從傳播機制和思想傳統角度進行了剖析,我再對個體內部的心理機制做個補充。深度閱讀、系統學習、藝術欣賞等文化活動,都需要自我調節能力:要抵抗更輕松的選擇,要忍受一開始的晦澀和緩慢,還要將注意力維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中。心理學中有“自我損耗”的說法,指人在不斷控制情緒、作出選擇、完成任務、應對壓力之后,自我調節能力會出現階段性疲勞。今天的職場青年和學生群體,常常同時面對多重壓力,心理資源被反復調用。這時,人們更容易轉向即時反饋強、理解成本低的內容。用大眾熟悉的話說,就是更容易追逐“多巴胺式”的輕快刺激:一個笑點、一個反轉、一個爽感,馬上就能緩解疲乏。但文化生活中更高層次的滿足,本質上并不來自這種即時愉悅,而更接近心理學所說的“實現式幸福”或“意義式幸福”,即來自理解、共鳴、創造和自我擴展,而這些都需要時間發酵。現實壓力讓人迫切需要快速安慰,而深度文化體驗又要求慢投入,這種結構性錯位,正是“文化體力不足”的重要心理根源。
林崢:把上述機制落到日常生活中,它常常表現為一種很具體的疲憊。一個年輕人早晨在通勤路上刷信息,白天在課堂、工位或實驗室里不斷切換任務,晚上回到房間身體終于停下來了,心卻可能仍被未回復的信息、未完成的任務、未確定的未來牽扯著。這個時候,讓他再安靜地進入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節奏緩慢的電影或一場需要凝思的展覽,其實并不容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今時代,許多文化行為正在被輕量化、展示化。例如,讀書變成看解讀,觀影變成看剪輯,旅行變成攻略打卡,看展變成照片發布。這些形式并非沒有價值,但它們容易將文化體驗壓縮為“我知道了”“我看過了”“我到過了”。文學、藝術和城市歷史真正動人的力量,往往不在結論里,而在遲疑、停頓、回望和想象之中。當生活越來越缺少這些空隙,人與復雜經驗之間就會越來越疏離。所謂“文化體力不足”,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癥候——我們仍然渴望被深層文化體驗觸動,卻越來越難以把自己完整地交給它們。
3.文化體力是在衰退,還是在重組?
主持人:前面我們分析了“文化體力不足”的多重成因。與此同時,短視頻、播客、游戲以及AI智能體等新媒介,正在成為新的文化入口,催生出大量以往不曾有過的文化實踐形態。這種技術生態和文化生態的變遷,究竟是在加劇文化體力的消耗或衰退,還是正在促成其內涵與構成的重組?
林崢:我覺得不能只用“衰退”來概括今天的變化。文學和藝術的接受,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接受美學里有一個重要概念,叫“期待視野”:不同年代的讀者,會帶著不同的經驗、趣味和媒介習慣進入作品。今天的年輕人看小說、看電影、看展覽,已經不完全沿著過去那種線性、靜觀、單一文本的路徑展開。他們可能先從一個片段、一段解說、一條評論進入,再返回原作或相關歷史現場。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淺薄,而是說明文化入口發生了變化。
但入口變化之后,真正要看的,是人的“審美經驗”有沒有被重新打開。好的文化體驗,不只是獲得一個觀點,也不是迅速確認一種情緒,而是讓人對世界的感受方式發生變化。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感覺結構”一詞,很適合用來理解今天的問題:一個時代的人怎樣感受時間、城市、身體、親密關系和公共生活,都會沉淀在文化形式里。如果新的媒介只把一切都變成標簽、梗和即時反應,感受力就會變窄;但如果它能把人帶回更復雜的文本、更具體的歷史、更細密的生活現場,它就可能生成新的文化體力。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不是年輕人是否還按舊方式獲得文化體驗,而是他們能否通過新的路徑,重新獲得對復雜經驗的耐心和辨析力。
吳小坤:主持人和林老師都談到“入口變化”,我想把它放到傳播結構里看。今天的傳播不只是內容形態變短了,更重要的是“把關機制”發生了變化。過去,報紙、出版社、電視臺、學校和專業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什么內容能進入公眾視野;現在,平臺算法、社交轉發、用戶互動和創作者網絡共同參與分發。所以,我不認為短視頻、直播、播客這些形式天然削弱文化,一個青年可能因為一條視頻知道某位作家,因為一期播客開始關心一段歷史,這是傳播扁平化的一面,也是大眾化的一面。
但判斷“由淺入深”能否真正發生,不能只看傳播鏈條,更要看受眾內心有沒有一個穩定的價值根基。王陽明講“致良知”,意思是人心里本來就有明辨美惡、辨別是非的能力,問題在于其是否被外物遮蔽。放到今天,一個短視頻把人帶向一本書,是傳播的勝利;但如果一個人在無數可點的入口面前始終沒有一個內在的判斷支點,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點下去、想弄明白什么,那么再多的深徑,對他來說也不過是另一條隨手滑走的信息流。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文化體力訓練場,不是那些能快速給出答案的平臺,而是能夠讓人久處其中而不厭倦的地方,幫人重新找回“涵泳”的耐心。
宋利:今天的智能媒介正在改變一個基本事實:人和文化內容之間,不再只是“觀看”和“閱讀”的關系,而越來越多地變成“協同”和“生成”的關系。過去,一個人進入知識或藝術,往往要自己查找材料、比較信息、整理脈絡;現在,搜索引擎、推薦系統、AI智能體都在參與這個過程。它們可以幫助人們降低門檻,也可能讓人們過早得到結論。
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分野:技術究竟是在替代人的思考,還是在擴展人的思考。自動摘要可以讓人迅速了解一篇文章,但也可能讓人永遠停留在摘要;AI可以幫助整理資料,但不能代替人形成判斷;智能工具可以降低創作門檻,但真正的審美選擇、價值立場和表達責任仍然要由人承擔。所謂“認知外包”,風險就在于人把選擇、判斷和解釋都交給系統;但如果使用得當,AI也可以助力“認知增強”,幫助人處理基礎信息,把更多精力留給比較、追問和創造。
所以,文化體力不是簡單從文字時代轉移到視頻時代或多模態時代,也不是從人腦轉移到機器。在當今時代,它更像是在被重新分配:一部分能力交給工具輔助,另一部分能力反而變得更重要,比如提出好問題的能力、判斷信息質量的能力、理解復雜關系的能力,以及在技術便利面前保持主體性、批判性的能力。未來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獲取內容的能力,而是在人機協同中仍然知道自己何以理解、如何判斷、要表達什么。
陳浩:幾位老師其實都在提醒我們,不要把“文化體力不足”理解成一個簡單的退化故事。人的心理系統有很強的適應性。青年一代不是只被平臺和算法牽著走,他們也在發展新的自我調節策略:有人用播客替代無意識刷屏,有人通過線上讀書會維持長期閱讀,有人用知識管理工具整理材料,也有人借助AI完成初步檢索,把精力留給更高層次的判斷和表達。這些都說明,文化體力并不是只能按照舊標準來衡量。
但適應并不意味著沒有代價。心理學里區分“享樂式幸福”和“實現式幸福”:前者偏向輕松、快樂、即時滿足,后者更強調意義、成長、關系和自我實現。新的媒介環境對這兩種幸福都很友好:它既能不斷提供輕松刺激,也能幫助人找到興趣、同伴和長期目標。關鍵在于,人最終把注意力投入哪里。若一個人只是不斷追逐即時反饋,他會越來越難承受深度文化經驗中的緩慢和不確定;但如果他能借助新工具建立穩定興趣、持續行動和自我效能感,文化體力就可能在數智時代中被重塑。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宜在“衰退”或“進步”中二選一。更準確地說,身處數智時代,文化體力正在被重新組織:傳統的閱讀耐力、審美耐心和意義感仍然重要;新的媒介素養、跨媒介理解、人機協同和信息辨析能力也變得重要。我們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文化形式變了,而是人在變化中失去主體能動性。我們真正可以期待的,也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在新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重新訓練更成熟的文化生活能力。
4.如何涵養和提升文化體力?
主持人:前面我們討論了文化體力在數智時代所面臨的現實挑戰與重組可能。談到如何涵養文化體力,人們通常會想到個人自律,似乎只要足夠堅持,就能重新進入深度文化活動。但正如幾位老師此前分析的,文化體力的損耗并非單純的意志力問題,它同時受制于信息環境、平臺邏輯、技術工具、公共文化服務等多重因素。那么,在數智時代,文化體力的涵養需要哪些層面的支撐?
陳浩:的確,文化體力不是意志力競賽,而是一種可恢復的心理生態。意志力當然重要,但心理學更關心的是,一個人為什么在某些環境中能夠持續投入,而在另一些環境中很快放棄。深度閱讀、藝術欣賞、系統學習,都不是單純靠“硬撐”完成的,它們需要穩定的目標感、適當的難度、積極的反饋,以及相對安全的心理空間。
這里有兩個心理學概念可以援引。一個是“自我效能感”,也就是人對自己能否完成某項活動的判斷。很多人離開長閱讀,并不是因為他們完全不喜歡讀書,而是因為他們反復體驗到“讀不進去”“堅持不了”“看完也沒什么用”。這種失敗經驗積累起來,會削弱再次進入深度文化活動的信心。另一個是“恢復性體驗”。人在高壓力和高切換的生活中,心理資源會被持續消耗,如果休息方式本身仍然是高刺激、高比較、高信息密度的,表面上是在放松,實際卻未必完成了恢復。
因此,提升文化體力的關鍵,不是簡單告訴人們“你應該更自律”,而是讓深度文化活動重新變得可進入、可堅持、可獲得正反饋。比如,一開始不必把目標設成讀完一部大部頭,而可以從每天固定閱讀二十分鐘、讀完一本書的一個章節開始;也可以通過讀書會、觀影討論、課程共同體,把孤立的堅持轉化為有反饋的社會性活動。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的習慣不是靠抽象決心維持的,而是在穩定情境、具體行動和正向反饋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要減少對個體的道德化歸因。一個學生或青年,如果長期處在學習或績效壓力、時間碎片和情緒緊繃中,他自然更傾向于選擇即時安慰型內容。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愛文化”,而是他的心理系統在尋找最低成本的調節方式。真正有效的托舉,是讓學校、家庭、單位和社會共同降低深度文化活動的啟動成本,讓人重新體驗到,慢下來不是奢侈,深入進去不是負擔,理解一件復雜事物本身就能帶來力量。
吳小坤:前面的討論已經表明,這個時代不是沒有文化內容,相反,內容極其充沛;問題在于,很多內容在傳播過程中被不斷切割、壓縮和情緒化,最終以標題、片段、立場或人設的形式抵達受眾。受眾接觸到了文化,卻未必進入了文化。因此,涵養文化體力不只是解決內容供給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構建支持深度理解的傳播鏈條。
傳統傳播學強調“把關人”作用,也就是編輯、媒體和專業機構對信息進行篩選、解釋和組織。數智時代,把關機制轉移到算法推薦、熱榜排序、社交互動和商業轉化之中,這有助于擴大傳播,但也容易讓內容向高刺激、低門檻、強情緒的方向傾斜,使深度文化內容在傳播鏈條中常常缺少合適的位置。這給主流媒體、出版機構、文化機構和網絡平臺之間的協同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比如,圍繞一本經典、一場展覽、一部電影或一個歷史事件,可以嘗試構建“短內容引入—長內容解釋—社群討論—線下活動—知識沉淀”的傳播結構。這樣,平臺不是只負責分發流量,媒體不是只負責發布信息,文化機構也不是只負責提供場館,而是在共同建構一條有縱深的文化通道。文化體力不是在真空中訓練出來的,它需要一種能把好奇心繼續引向理解、把即時興趣繼續引向長期關注的傳播生態。
宋利:數智時代討論文化體力,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智能工具到底是在增強人的能力,還是在替代人的能力。依靠搜索引擎、推薦系統、自動摘要等,一個人過去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的資料,現在可能幾分鐘就能整理出來;過去需要專業訓練才能進入的知識領域,現在也可以借助智能工具獲得初步了解。這是技術的積極意義。但涵養文化體力的核心并不只是“獲得信息”,更是形成判斷、理解結構、辨析價值、完成表達;相應地,運用智能工具的關鍵,不是替人省力,而是幫人形成更高階的判斷。這就是“認知增強”和“認知替代”的差別。認知增強,是工具幫助人更好地提出問題、比較材料、發現盲區、建立聯系;認知替代,則是工具直接給出結論,讓人跳過閱讀、思考和判斷過程。前者會提高文化體力,后者則可能讓人越來越依賴現成答案。
所以,智能工具能不能托舉文化體力,取決于它怎樣嵌入人的學習和文化實踐。比如讀一本理論著作,AI可以幫助梳理概念譜系、解釋陌生術語、提示相關爭議,但最終仍然需要人回到文本本身,判斷作者為什么這樣論證,哪些地方有啟發,哪些地方值得懷疑。再比如寫作時,AI可以幫助檢索資料、搭建提綱、檢查邏輯漏洞,但不能替代一個人從自身經驗和價值立場出發形成表達。真正有價值的人機協同,不是把人從思考中解放出來,而是把人從機械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他能承擔更高階的思考。
這就意味著,未來的文化教育不能只教人使用AI,更要教人怎樣與AI保持有張力的合作關系。會提問、會追問、會核驗來源、會識別偏差、會比較不同解釋,都是文化體力的新內涵。可以說,文化體力在數智時代的涵養與提升,絕不是拒絕智能工具,而是在工具越來越強的時候,重新確認人的主體性、判斷力和創造力。
林崢:從文藝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把“文化體力”理解為一種感性能力。所謂感性能力,不只是欣賞美的能力,還包括人能否辨認細節、承受復雜、想象他者等。文學、藝術和歷史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們不斷訓練人從單一結論中退出來,進入更豐富的經驗結構。
文藝理論一直關注“審美經驗”如何發生。事實上,審美經驗并不只是作品內部的形式問題,也與觀看的場所、閱讀的節奏、身體的在場、公共空間的組織有關。今天,平臺界面、城市空間、教育制度、文化機構,其實都在參與分配我們的感受方式。這就意味著,涵養文化體力不能只停留在“讓個人回到書桌前”。圖書館、博物館、劇場、書店、大學講座、社區文化空間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為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信息流的時間結構。人在這些地方不是被連續推送,而是停留、選擇、觀看、傾聽、與他人共同在場。文化記憶也正是在這樣的空間里被激活,一件器物不再只是展品,一條街巷不再只是通道,一部作品不再只是文本,而成為人與歷史、他者和自我重新相遇的場域。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體力也是一種公共審美能力。它讓人能夠從喧嘩中辨認細節,從速度中保存感受,從碎片中重建整體。數智時代當然改變了文化經驗的入口,但它不必然取消深度。一個有文化體力的社會,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須成為專業讀者或藝術家,它可以通過教育、空間、媒介和公共文化服務,為復雜經驗保留位置,幫助人們在接近經典、理解歷史、進入藝術、講述自身的過程中,形成更細膩也更堅韌的公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