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探討古詩詞讀音:用今音誦讀,還是適當保留古音?
編者按
10月9日,本版刊發了關于古詩文中音義匹配問題的爭鳴文章。孫玉文教授主張,多音多義字的讀音對于閱讀古詩文有辨別字義的重要作用,不能拿普通話的用字、用詞習慣輕易地減少異讀;陳雙新和王金萍兩位教授則認為,今人很難了解古音原貌,以普通話讀古詩,不影響對詩句的理解。
本期,我們試從語音系統與語音演變的角度來探討古詩詞讀音問題。黨懷興教授提出,“斜(xiá)”是韻母存古和聲母自然腭化的產物,是方言在自身音系規則下自然演變出的白讀音,是自然的、固定的、代代口傳的底層讀音,不應視作葉音。傅惠鈞教授則認為,通語和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聲韻調系統,將方言中“斜(xiá)”的讀音直接移栽到通語中來實現臨時押韻,其實質依然是葉韻。
古詩詞究竟該用今音誦讀,還是適當保留古音?歡迎廣大讀者繼續參與討論。
調整古詩文中字音須慎之又慎
黨懷興
古詩文閱讀中的字音問題,一直為大家所關注。《光明日報》2026年8月28日7版刊發了針鋒相對的兩篇文章,即羅漫教授的《請遵照古漢語規則誦讀理解古詩文》和傅惠鈞教授的《按照古音讀古詩不可能也不必要》,公開討論這一問題,值得點贊。筆者讀了兩位學者的文章,很受啟發,也有一點想法。
涉及區別詞義的讀音改動應慎重
根據1985年《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及后續相關字詞典,“騎”在“一騎”中統讀為qí,舊讀jì已成歷史。這一改動在現代漢語中問題似乎不大,但在古漢語中涉及一系列語詞的讀音與意義表達。如表示所騎之馬或泛指人乘坐的動物,涉及“坐騎”;表示騎兵或泛指騎馬的人,涉及“一騎、千騎、千乘萬騎、輕騎、鐵騎、車騎、胡騎、驍騎、候騎”等。取消讀音jì,人們理解常見唐代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等就容易有歧義,所以關注度較高。
“騎”字兩讀的形成,與古代漢語詞義的引申變化有關。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為主,當一個詞的意義過多,古人便通過改變字的讀音或聲調以區別不同的意義和詞性,形成了一字(詞)多音現象。常用的“如字”與“讀破”,就是從語音上區別本義與變義(多為引申義)的關系。后來,學者還總結出“四聲別義”,主要就是通過改變字的聲調以表示詞的不同意義與不同用法,許多是名動同字,用聲調區別其不同。如《孟子·梁惠王上》:“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宋代賈昌朝《群經音辨》、元代劉鑒《經史動靜字音》(附箋正)合抄注音釋義為:“王,于方切,平聲,君也;于放切,去聲,君有天下曰王。”即第一個“王”讀wáng,名詞,意為君王;第二個“王”讀wàng,動詞,意為稱王。此類現象在古代漢語中較為普遍。
再如,《左傳·僖公十九年》“師興而雨”中的“雨”,《說文解字》云:“水從云下也。”段玉裁注:“引申之,凡自上而下者稱雨。”《說文解字》卷十一下云:“一象天,冂象云,水零其間也。”這一解釋大致不錯,看來“雨”本是表動態的詞,當下雨講,讀音為yù。但后來詞義發展,由下雨引而申之,指稱所下之物——雨水,反而成了“雨”的常用義項,并被讀為yǔ。《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將此列為常見讀音,并收錄大量詞語,如“雨季”“雨傘”“雨衣”等;但同時也收有“雨yù,〈書〉下(雨、雪等):雨雪”。《現代漢語詞典》的做法是符合漢語實際的。在《左傳》里,提及“雨”的名詞用法有8次,動詞用法有18次,而且表示動作的意義已逐漸抽象成凡由上向下降均可稱“雨”,如“雨雪”“雨雹”“雨蟲”“雨石”等。
依據《現代漢語詞典》對“雨”的兩個讀音的處理辦法,同樣是改變讀音區別詞性與詞義的“騎”,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也應該出兩個詞條,而不是僅僅在“騎”下標出舊讀。不能因為人們把“一騎紅塵妃子笑”“驍騎”等語詞中的“騎(jì)”讀成了qí,而廢掉區別詞義的讀音jì。再從詩句平仄來看,“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格律為“仄仄平平平仄仄”,“騎”為第二字,讀jì,為仄聲,才符合近體詩的平仄規則,更能體現原詩的韻律美感。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文字符號,在幾千年的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一套適應漢語的表達系統,“四聲別義”就是一個典型的改變原字讀音表義的方法,是漢語曲折構詞的主要手段。對于漢語中一些特殊的、涉及語義表達的讀音的審定要慎之又慎。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漢語已經形成了一套自洽的音義表達體系,修改一個字的讀音,可能會打亂漢語漢字原有的表義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正如羅漫教授所說的“造成知識體系的內部沖突”。如果因人們的常見誤讀而修改古音,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誤讀錯讀將會越來越多,漢語語詞的讀音將改不勝改,也會給人們的交流帶來混亂。漢語是海內外華人共同使用的語言符號,一些改動,也要考慮到華人同胞的使用習慣,不能因為字音的修改,給同胞之間的交流帶來不便。
涉及古詩詞韻腳字的讀音改動應慎重
傅惠鈞教授《按照古音讀古詩不可能也不必要》一文中提出:“漢語語音在歷史長河中有很多變化,‘斜(xiá)’并非‘固有并且恒定的讀音’。”這個觀點是對的,傅惠鈞教授也有論證,但認為“在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斜’字都不讀xiá”,就過于絕對了。關于這一點,筆者同意羅漫教授的觀點,即“斜”讀xiá,不是今人的臨時改讀,且“與葉韻全然無關”。據1989年出版的《漢語方言字匯》(第2版),“斜”讀xiá,至少成都話、長沙話的白讀音,南昌話的文讀音都讀xiá。據有關資料,南方方言(吳語、江淮官話、閩南語等)韻母頑強保留了中古音“似嗟切”的iɑ,未隨北方高化,而聲母受濁音清化規則影響,讀成清音s或腭化后的x。筆者家鄉陜西的合陽話以及韓城話,還有山西臨猗等地方言,今天也是讀“斜”為xiá。這說明“斜”字從唐代的濁聲母[*z],到宋代濁音清化,“斜”的聲母變成了清聲母s,“斜”的讀音為siɑ,再到諸多方言中聲母腭化讀xiá,是有歷史變化依據的。而且,“借、寫、姐、野”等麻韻三等的字,韻母同樣讀iɑ,這些方言中組詞的“斜(xiá)”也出現在“斜路”“斜對面”“斜視”等日常詞語中,說明這是整個韻類的系統保留,而非單字例外,不同于宋代以來隨意改讀的“葉音”。所以,“斜(xiá)”是韻母存古(保留中古麻韻,iɑ)+聲母腭化(變成x)的產物,并非葉韻,而是該方言在自身音系規則下自然演變出的白讀音。因此,用方言中自然存在的白讀音(xiɑ)去讀古詩韻腳,是自然的、固定的、代代口傳的底層讀音,屬于該方言音系的內在組成部分,它是有歷史依據的、符合語音演變規律的讀音,不應視作人為隨意改變的葉音(葉韻)。當然,它反映的是方言自身的發展軌跡,而非唐代標準音的精確還原。因此,“斜”讀xiá,這個音有明確的中古音來源(*ziɑ),是真實的語音遺產。
從詩詞格律來看,“斜”的讀音事關古詩的平仄與押韻,凡是韻腳字“斜”都讀xiá,才押韻,讀起來才有樂感與美感,在古詩吟誦時才有韻律感。一字之改,關乎美感,不可不慎重。當然,“斜”讀xié是普通話的讀音,不可改變,但在讀古詩時允許讀xiá,應該是可行的,可以在字詞典中加注一項:〈書〉讀古詩詞時韻腳字可讀xiá。學校在古詩詞教學中可以特別予以標示。如俞敏先生所說:“詩靠語音安排得美,這里包括語音和字調的重復或錯綜。‘漫卷詩書喜欲狂’這句詩里字調安排得很美。用作古體詩的行話說,這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倆字一節兒,用重復;平仄花插開,是錯綜。再加上押韻(這是大半個音節的重復),語音的美很動人。”“請編課本的編輯或是老師費費神,在成問題的字旁邊用傳統的‘°’‘·’給標上就夠了。”“我贊成用技術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仿古’這個辦法,我總想避免,最低限度我不贊成把它貫徹到底。”(《俞敏語言學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頁。原文載《中學語文教學》1980年第2期)。他認為“仿古”是不現實的,但是要予以注意,而不是一刀切,有限的關注便于閱讀與理解,有利于欣賞與誦讀,不至于丟掉有關的重要音義信息。所以,字詞典中給韻腳字“斜”(讀xiá)留一席之地是有必要的。
從“騎”與“斜”的讀音變化來看,漢字的讀音確實是復雜的,今后審音,還是要慎之又慎。
(作者:黨懷興,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語文教學不必糾結所謂“古音”
傅惠鈞
古詩詞讀音問題牽動千家萬戶,成為熱點。筆者曾發表過兩篇文章,主張那些因語音演變導致古詩詞不合轍的字在語文教學中應讀今音,不必改讀所謂的“古音”。黨懷興教授就筆者《按照古音讀古詩不可能也不必要》(《光明日報》2026年8月28日7版)一文表達了不同意見。黨懷興教授從方言視角提出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作進一步分析討論。
移栽方言字音本質上依然是“葉韻”
黨懷興教授肯定了拙文“‘斜(xiá)’并非‘固有并且恒定的讀音’”的觀點,但認為說“在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斜’字都不讀xiá”就“過于絕對了”。他用當今部分方言里“斜”讀為xiá來作證明,并由此認為,古詩詞中的“斜”也應讀xiá,且不是今人的臨時改讀,也“與葉韻全然無關”。
黨懷興教授在論證方言中“斜”有xiá音時說:“南方方言(吳語、江淮官話、閩南語等)韻母頑強保留了中古音‘似嗟切’的iɑ,未隨北方高化,而聲母受濁音清化規則影響,讀成清音s或腭化后的x。”此言有誤。吳語是保留濁音的,如上海、蘇州、寧波等地方言中的“斜”聲母仍為濁音;另外,江淮官話如揚州方言的韻母是[iI]而非iɑ,國際音標[?]就是漢語拼音的x而非“近似”。當然上述錯失,還不至于影響黨懷興教授的判斷結果:方言中“斜”有xiá的讀音。但是,證明了方言中“斜”有xiá音,并不能否定拙文的上述說法,更不能證明古詩詞韻腳字“斜”就應該讀xiá。
拙文的結論是就歷代通語的語音發展演變而得出的。語言是自然形成的一個整體系統,特別是語音,體系性更強更嚴整。通語有通語的聲韻調系統,各地方言同樣有各自不同的體系,分別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演變規律。方言中“斜”讀xié還是xiá,或是保留濁音讀[z]iá,是由該方言的語音系統及其歷史發展所決定的。黨懷興教授所舉的合陽話,“斜”讀為xiá且與“家、花”相押,仍保留了唐代的歸韻狀況,其語音演變是規整的。而寧波話里“斜”的韻母為iɑ,“家、花”的韻母分別卻是o和uo,不能構成押韻。這是方言系統內部的不同變化。正是由于語音具有嚴格的體系性,所以證明某方言中“斜”有xiá的讀音,并不能說明別的語音系統也一樣,更不能簡單將其移栽到別的系統中來。盡管方言是漢語歷史演變的結果,但方言讀音并不等同于通語的歷史讀音。浙江大學汪維輝教授指出,“一個字怎么讀只能放到一個特定的系統里去討論,不能把此系統的現象拿來證明彼系統。”這是個邏輯問題。
古詩詞押韻是個系統性問題。像“斜”這樣的情況不是個例,而是普遍現象。古今語音的變化,通語和方言都是成體系的。若“斜”作韻腳時改用方音,古詩詞韻腳字數以百千計,今讀不押韻者何止一處,是否都要據某一方言的讀音改讀呢?比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這首詩在唐代是押韻的,因語音演變今天讀起來不押韻了。金昌緒的“打起黃鶯兒”(《春怨》)一詩,韻腳字是“兒、啼、西”,今天讀來“兒”也不入韻。但按吳語上海話,“兒”音近于ní,是押韻的。是否就要據此將“兒”改讀為ní音呢?再如張旭的《山中留客》:“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為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云深處亦沾衣。”這首詩押的是平聲微韻。據北京大學郭錫良教授編著的《漢字古音手冊》(商務印書館2010年)擬音,“衣”在當時的讀音是[ǐ?i],與“暉、歸”押韻,但由于語音的演變,今天“衣”已不入韻了。而廈門話“衣”的白讀音為平聲[ui](王福堂修訂的《漢語方音字匯》,語文出版社2003年),接近中古“微”音,用廈門話來讀是押韻的。“衣”是否也要改讀方音呢?
這樣的情況在古詩詞中大量存在,以麻韻論,其中就有許多字已經發生了音變,除了“斜”,還有“車、蛇、遮、奢、賒、耶、嗟、爺、邪、些”等。這種現象每個韻攝都不少見,在通語和方言中也都“有歷史變化依據”。是否都要從方言中找到對應的讀音然后將韻腳改讀方音呢?問題還在于:通語中原本沒有的字音,從方言中直接移栽過來,實現臨時押韻,其實質依然是“葉韻”,而這是被學界早就證明了的錯誤做法。
字詞典中加注葉韻方音字客觀上難以實施
黨懷興教授建議“在字詞典中給韻腳字‘斜’(讀xiá)留一席之地”,意思是要給用作葉韻的方言字音進入通語立個“正式戶口”。這就不是個別字的臨時改讀,而是要求系統性吸納了。從上文的簡要分析可知,古詩詞韻腳字今讀不合轍的現象大量存在,而且情況相當復雜。古詩詞今讀不押韻的字,往往只在存古性較高的局部甚至小眾方言里保存古音。如前述的“衣”,據考察可知,大多數方言讀音都已發生了變化,韻母是i,唯廈門話等少數方言讀近于古音的ui,且限于“胎盤”義等有限語例。“兒”讀ní音也只見于局部方言。黨懷興教授建議“在字詞典中加注一項:〈書〉讀古詩詞時韻腳字可以讀xiá”,想來不會只考慮“斜”一個字,字詞典的處理講究系統性,若考慮系統吸納(哪怕是局部吸納),就有一個怎樣操作、可行性如何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將通語和方言語音雜糅為一個系統的做法,缺乏科學性。
劉丹青教授在《漢字形音義,其音為何?》(《語言戰略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超時空的漢字音,不是一種固定的音值,而是所表音節的一種音韻地位。”音值本身是可變的,這種音韻地位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音系中可以表現為不同的音值,但因同源而存在規則性對應關系。這種不同的字音流通于各自的方言系統中,但由于接觸也會相互影響。比如,各方言中的文白異讀,其文讀音很大程度上受到強勢方言或通語音讀的影響;反過來,強勢方言的白讀音也會向上滲透,進入通語形成異讀。因而,通語從方言中吸收語音并非不可能,這在學界早有結論。但語音的演變是受語言內外因素制約在歷史進程中逐漸發生的,是一種不知不覺的融合。現在要跨越歷史層次,背離語音自然演化常規,將方言音系的演變結果強加給通語,必然會造成語言系統的混亂。
這種移栽方言并以字詞典固化的思路,有點類似于民國時期“讀音統一會”以“每省一票”來審定國音的做法。當年由此形成的“老國音”也編印成《國音字典》并正式刊行,準備用于教學。但這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語音系統缺乏現實的語言基礎,故因難以通行而被歷史淘汰。今天討論讀音問題,當從中吸取教訓。
語文教學應在方法上多著力
黨懷興教授引用語言學家俞敏先生的觀點,得出結論——“所以,字詞典中給韻腳字‘斜’(讀xiá)留一席之地是有必要的”,似乎模糊了俞敏先生真正的主張。
俞敏先生自己的觀點中論述了中外讀者面對古詩詞語音變化的兩種應對辦法及其優劣。一是“用接近古詩人的音念他的詩”。他認為,前人徹底“仿古”的做法“有點兒造假古董的味兒”,而“句子里頭用現代音,句子末尾用‘仿古’音”,則像“上身穿中山服腳底下來雙抓地虎快靴——顯著太不協調”。二是“不管語音變化,大刀闊斧地用變了的音念下去”。他說因漢語、漢字的特殊性,人們通用這種辦法“可有年頭了”,且有理據支撐:“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其不足是“聽眾耳朵委屈點兒”。接著,兩相權衡,他作出了明確的總結性表述:“用現代音聽著不舒服,‘仿古’又有毛病,那么該怎么辦才好呢?我也沒有什么高招兒,就有兩條不成熟的見解想說出來請大家議論。這頭一條是:專門研究和想動手作古體詩的人跟普通中學生區別對待。二一條是理解跟上口的要求區別對待。”他的意思很清楚:中學生不必按“古音”來誦讀古詩。
為彌補用今音讀古詩的不足,俞敏先生主張“用技術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具體是:“請編課本的編輯或是老師費費神,在成問題的字旁邊用傳統的‘°’‘·’給標上就夠了。”所謂“成問題的字”,主要是指今讀韻轍不合、平仄不諧的字。比如,依據他的辦法,“入云深處亦沾衣”的“衣”,“弦弦掩抑聲聲思”的“思”,可分別加上記號,前者表明原本押韻,后者提示原為仄聲。標上記號并非要讓學生“上口”,即用所謂“古音”去朗讀,而是通過教材或老師的指點讓他們關注這些地方,幫助他們理解古人運用語言的匠心,從而領略古詩聲韻之美。俞敏先生把這叫“用視覺方法彌補聽覺方面的缺欠”。應該說,這是一個頗有價值的建議。如何彌補用今音朗讀的不足,老師們盡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創造獨有的方法,不是非得讓學生讀所謂“古音”不可。
還有句話需要補述:作為藝術朗讀,自然可以嘗試使用方言進行,趙元任等語言學大家都有過成功實踐。當然,這需要用方言音系來讀,用雜糅的語音怕是不行的。
(作者:傅惠鈞,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