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愛一定勝過惡”——讀張執(zhí)任的《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

《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張執(zhí)任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25年3月
旅匈華文作家張執(zhí)任的非虛構(gòu)作品《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將筆觸對準二戰(zhàn)時期山東濰縣這片特殊的創(chuàng)傷之地,聚焦侵華日軍設(shè)立的在華最大西方僑民集中營,書寫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戰(zhàn)時苦難史。
本書以史料為骨架、敘事為血肉、人性思辨為內(nèi)核,依托翔實可考的資料,以嚴謹考據(jù)還原歷史本貌,用細膩溫情的敘事觀照個體命運,使塵封的往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記錄,而成了有溫度、有痛感、有力量的生命現(xiàn)場。
以細節(jié)復(fù)刻現(xiàn)場,讓歷史以生命姿態(tài)落地
歷史的重量,從來都是存在于微觀的細節(jié)里。全書摒棄居高臨下的歷史評判,不刻意煽情、拔高,而是以極致寫實的筆法,還原濰縣集中營最真實的生存現(xiàn)場,讓讀者深刻感受八十余年前的黑暗與苦難。
作為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內(nèi)地規(guī)模最大、關(guān)押人數(shù)最多的西方僑民集中營,這座由高墻電網(wǎng)圍起的牢籠,曾囚禁20多個國家的2250名平民。這里大多是無辜的普通人:年過八旬的老者、出生滿月的嬰兒、教書治學的學者、奔波謀生的商人、安分度日的家庭主婦,還有300多名中小學生。囚徒之中也不乏知名人物,如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短跑冠軍埃里克·利迪爾、山東大學和華北神學院創(chuàng)始人赫士、后來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恒安石。他們本與戰(zhàn)爭無關(guān),卻因法西斯的侵略暴行,無端淪為階下囚,被漠視姓名與剝奪尊嚴,只剩下代表國籍的編號。
作者用大量真切鮮活、觸目驚心的細節(jié),具象化呈現(xiàn)集中營對被囚者的摧殘。死亡時刻脅迫著每一個人,絕望成為縈繞在高墻內(nèi)的常態(tài)。
書中記錄的僑民朗頓、狄蘭的心境,是無數(shù)囚徒的真實縮影。抬頭是冰冷的碉堡、密布的電網(wǎng),低頭是無盡的困頓與未知的命運,人性在生死邊緣不斷被拉扯、扭曲。在法西斯的鐵蹄之下,文明被碾碎,生命被輕視,人性被拷問,這座小小的集中營,成為二戰(zhàn)文明崩塌的微觀縮影,印證了侵略戰(zhàn)爭最本質(zhì)的罪惡:它摧毀的不只是城池國土,更是普通人的生存希望與人性溫度。
作者并未止步于記錄苦難、控訴暴行,而是精準捕捉到黑暗中的生命韌性。在絕境之中,這群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信仰的陌生人,沒有在沉淪中潰敗,反而自發(fā)組建自治管理委員會,搭建起完整的自救體系。他們劃分宿舍、醫(yī)療、教育、紀律等九大職能板塊,在混亂的牢籠中重建秩序;他們堅持辦學授課、組織樂隊演出、開展文體活動,在荒蕪的歲月里守護文明火種;他們秘密聯(lián)絡(luò)外界、籌劃越獄自救,在絕境中堅守求生的信念與做人的尊嚴。
這份絕境中的自我堅守,正是“善與愛對抗邪惡”的最初模樣。面對日軍暴力摧殘、人性異化的徹骨之惡,僑民們以文明對抗野蠻、以溫柔對抗殘酷、以希望對抗絕望。他們的抗爭印證了一個樸素的真理:惡可以摧毀肉體,卻無法征服人的精神與本心,善意與持守永遠是絕境中最堅韌的力量。
以人性解構(gòu)苦難,鑄就戰(zhàn)爭時代的精神坐標
《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并不局限于英雄敘事,在鋪陳英雄事跡的同時,更多把目光投向普通個體的抉擇與恪守。書中人物個個立體鮮活、有血有肉,也讓善惡交鋒的主題更具思辨力與共情力。
身陷絕境的外籍僑民,以一樁樁細碎的微光與執(zhí)著的持守,匯聚出苦難環(huán)境里難得的暖意。面對營養(yǎng)不良、骨骼受損的孩子們,老師們心急如焚,摸索出“蛋殼補鈣”的治療方法,將蛋殼烤焦研粉,日復(fù)一日監(jiān)督孩子們服用;他們刻意隱瞞集中營的殘酷黑暗,用溫柔的謊言、樂觀的話語安撫孩童的心靈,讓稚嫩的生命不至于被苦難吞噬。
最動人的莫過于患難中的溫情瞬間:戰(zhàn)亂饑荒的年代,一枚蘋果是千金難換的珍寶,一位女老師偷偷弄到一個蘋果,在偏僻角落用鐵皮盒煎出香甜的蘋果片,為少女戴愛美慶祝生日。這件事讓戴愛美銘記了一輩子,她記住了蘋果薄片里好看的“蘋果花”,更銘記著老師在那個特殊環(huán)境里給予她的關(guān)愛。
更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名人志士的格局與擔當。曾斬獲奧運短跑冠軍的埃里克·利迪爾,告別運動生涯的高光時刻,扎根中國教書育人,在戰(zhàn)火蔓延之后身陷牢籠。面對難得的僑民交換自由名額,他毅然將其讓給身懷六甲的孕婦,自己選擇留守厄難暗夜,最終長眠于這片他深愛過的土地。赫士博士也本可憑借交換機會重獲自由,卻將生機讓給年輕人,留在牢籠直至生命盡頭。
他們本可逃離苦難,卻選擇犧牲自我、成全他人。在人人自危的絕境,這份無私與善良,超越了國籍、種族與身份,詮釋了人性最純粹的光輝。他們用行動證明,真正的強大是歷經(jīng)黑暗依然心懷善意,飽經(jīng)磨難依然堅守本心。除此之外,狄蘭、恒安石等人冒著生命危險策劃越獄,成功出逃后聯(lián)合抗日游擊隊,搭建起集中營與外界的聯(lián)絡(luò)通道,為最終的解放埋下伏筆,讓絕境中的抗爭有了更堅實的力量。
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書寫克制而深情,真實還原苦難中人性的抉擇。這些善意、犧牲、包容與守望,一點點消解著戰(zhàn)爭的暴戾與殘酷,生動詮釋了無論身處何等險惡的境遇,善與愛永遠不會被惡徹底泯滅。
以溫情跨越國界,書寫超越種族的人間大義
《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尤為可貴的一點,是把目光投向戰(zhàn)火之中普通中國百姓跨越國界的善意,塑造出抗戰(zhàn)時期平民英雄的群像。許許多多平凡的濰縣百姓由此走進歷史視野,讓世人看見中國人骨子里的仁厚善良與道義擔當。
彼時的濰縣,同樣深陷日軍奴役,百姓飽受戰(zhàn)亂之苦。但當他們得知高墻之內(nèi)外籍僑民饑寒交迫、瀕臨絕境時,沒有冷漠旁觀,而是頂著殺身之禍,義無反顧地伸出援手。
夜色為幕、危險為伴,濰縣鄉(xiāng)民省出自家口糧,傾盡所能籌措物資,送到僑民手中的食物,往往比僑民期盼的更多、更充足。不求回報、不分國籍,這份善意與擔當是亂世中最珍貴的救贖。
除了物資幫扶,更多平凡人以各自方式幫助絕境中的僑民,書寫著小人物的大義。目不識丁的運糞工張興泰,頂著日軍層層搜查,巧用糞車藏信,日夜穿梭,秘密傳遞內(nèi)外情報,將外界消息帶入牢籠,成為集中營最可靠的“地下信使”,也是最早為僑民帶來日本投降喜訊的人。中學校長黃樂德奔走募捐、傾盡心力,子女假扮乞丐徒步數(shù)百里,冒險轉(zhuǎn)運救命藥品,為絕境中的僑民撐起生命保護傘。
這些人沒有顯赫身份,只是亂世中最普通的農(nóng)民、教師、少年。他們或許不懂國際道義、家國宣言,卻憑著樸素的良知、純粹的善良、無畏的勇氣,在黑暗中傳遞光明。他們打破種族與國界的壁壘,用血肉之軀守護陌生的異鄉(xiāng)人,守護生生不息的人間溫情。
濰縣集中營九百余天的黑暗歲月,是二戰(zhàn)侵華日軍暴行的鐵證,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傷疤,也是留給后世的珍貴精神遺產(chǎn)。這段跨越國界的生死情誼,歷經(jīng)八十余年依舊溫暖動人。當年的幸存者及其后代,跨越山海重返濰坊舊址,追憶苦難歲月、感念中國恩情。戴愛美終生銘記濰縣的救贖與滋養(yǎng),直言“我在濰縣學到了一生受用的功課——善與愛一定勝過惡”;司濟華感慨“沒有人真正離開過中國,因為中國一直沒有離開他”。一句句真摯的感言,印證了善意的永恒力量,也讓這段小眾的集中營歷史,擁有了跨越世代、聯(lián)通中外的精神影響力。
如今的濰坊(舊稱濰縣),早已褪去戰(zhàn)亂陰霾,成為生機盎然的和平之城。那段高墻圍困、善惡博弈的歲月已然遠去,但歲月歷練出的真理永遠熠熠生輝。《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1943—1945年》用最真實的歷史、最鮮活的往事告訴我們:黑暗與邪惡只是時代的插曲,善與愛、堅守與溫柔,才是人類跨越苦難、生生不息的終極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散文學會副會長、《溫州文學》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