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東晉高僧慧遠
在佛教史上,東晉慧遠地位崇高。開辟廬山東林道場,制定僧團戒律;主張禪凈雙修,“始以念佛三昧之道,貽則千古”(《佛祖統紀》);弘揚凈土法門,后人尊為凈土宗初祖,為印度佛教中國化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文學史上,慧遠精通世典,善屬文章,“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余篇,見重于世”(《高僧傳·慧遠傳》),宋代王安石譽之“晉人為文,無如遠公”,其文學史地位亦不容小覷。
雖然自南朝至元,編輯慧遠文集者代不乏人,但是自元之后所編文集悉數散佚,直至民國時期始有項智源輯錄、印光校定《廬山慧遠法師文鈔》(下簡稱《文鈔》),于1935年由蘇州報國寺弘化社刊行。今人整理本有兩種類型:一是別集本,唯收慧遠論序銘贊詩書,如華梵佛學研究所編《慧遠大師文集》(中國臺灣原泉出版社1980年);二是合刊本,將別集本與《大乘大義章》(慧遠問,羅什答)合編,如張景崗點校《廬山慧遠大師文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釋圣賢整理本《慧遠文集》(《原平文史》2018年,內刊本)。上述三書在《文鈔》基礎上,別加輯佚、校勘,其中華梵佛學研究所本附有簡約年譜,釋圣賢本下編輯錄歷代名家詠頌遠公詩文選。
劉運好教授與李山嶺副教授積數年苦功,精心著成《廬山慧遠集義疏》(鳳凰出版社2024年,下簡稱《義疏》),在汲取諸家成果基礎上,網羅放佚,勘校細密;注釋精審,義疏博洽,乃后出轉精之善本。這是慧遠文集整理與研究最新成果,亦是中國宗教、哲學、文學研究界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一
博取典籍,匯為一帙,構成完備的文本體例。《義疏》分正編、續編和附編三部分。正編收錄慧遠文集;續編收錄《大乘大義章》以及從典籍文獻中所輯出慧遠佚文二十則,存疑之作五篇;附編收錄關于慧遠傳記資料、碑銘誄贊、書記序跋、議論題詠、著作存目、年譜辨正等。既集諸家整理本之長,又對諸家整理本所收錄的慧遠作品悉心考辨,去偽存真,輯軼存疑,堪稱當前收錄慧遠著作以及相關資料最為完備的集大成之作。其文集編目以《文鈔》為底本,又調整其排列順序,按照論、序、記、銘、頌贊、詩偈、書等諸文體排列,殊為妥恰。正文校釋又分題解、正文、校勘、注釋、義疏五個部分。其“題解”勾稽文本本事及其生成背景,考訂其編年。這項工作看似簡易,實則煩難,需要綜合史料,斷以己見,甚見考證者的學術功力。其“校勘”以《文鈔》為底本,參校《高僧傳》等數十種文獻,在吸取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又有不少新的發現,糾正了底本中訛、脫、衍、倒等錯誤,從而也使《義疏》成為目前最為完善的整理本。
鉤沉史籍,詳其本事,提供翔實的研究資料。該書在體例上還有一可稱道之處,即附錄了大量相關文獻。例如正編中《沙門不敬王者論》是慧遠的一篇重要論文,雖然只是圍繞著沙門是否禮拜君王的具體問題,但是所反映的本質則是外來佛教文化與本土政治倫理的沖突,而且這一爭論幾乎貫穿整個東晉。要深入理解這一問題的本質,必須明了朝廷君臣尖銳對立的兩種態度。所以《義疏》在正文注疏后,又附錄了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表并序》、庾冰《代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等十六篇文獻。又如佛教因果報應在東晉遭到普遍質疑,甚至連崇信佛教的隱士戴逵也持懷疑態度而作《釋疑論》。戴論一出,即遭周續之作《難釋疑論》進行反駁,其后戴逵再作《答周居士難釋疑論》,慧遠遂作《三報論》裁定之。戴、周二人的往復駁難,是《三報論》的創作動因,也折射了東晉佛教義理接受的特殊文化現象,所以《義疏》亦附錄了二人往返論文及其書信。附錄中研究資料匯編,收錄了自南朝宋劉義慶至清代彭希涑所作的六十五則傳記資料,自南朝宋謝靈運至民國印光法師所作的十九則碑、銘、誄、贊,自東晉釋法遇至民國項智源所作的二十二則書、記、序、跋,自東晉王珣至清代康有為作所的一百一十則論議題詠。另附有慧遠著作存目及慧遠年譜匯考。這就為學人研究提供了方便,省卻翻檢材料之勞。
考證史實,辨疑析難,澄清相關的歷史疑案。《義疏》對于部分爭議較大的作品皆在校勘中有詳細考證,如《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薩陀波倫贊》,其史籍考證之細密,已可獨立成文。即使少數作品史料闕如,也能稽之作品,作出合理判斷。如清道光修《武昌縣志》輯錄《寒溪舊石橋詩》,其序云“相傳為晉慧遠公所作”。《義疏》認為,“相傳”固為可疑,詩中所謂“天涯海角”“功成名遂”于慧遠行跡亦屬不類。詳述其將之列為“存疑”的理由,由是可知《義疏》對于輯佚態度之審慎。其年譜匯考特別注意匯集影響中國佛教進程的人、事以及佛經翻譯等史料,明其原委,以期呈現一代佛教發展之大勢。慧遠年譜前賢已有數種,《義疏》所作匯考,除吸收前人優長外,對慧遠時代的佛教事件和佛經翻譯,收錄資料頗為詳盡,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此外,前言部分考證慧遠籍貫履歷、辨析逸聞遺囑,亦多有發明。
二
繁簡得當,雅俗共賞。慧遠的作品,既受東晉文風的影響,言簡意豐,講究用典,而且很多是暗典,不易索解;同時慧遠又是佛學大師,于當時流行的大小乘佛典,無書不讀,故他的作品中還有相當多的佛教名相、典故以及大小乘佛理。倘若不是對先秦兩漢典籍相當熟悉,對東晉時已譯出的佛經有深入了解,應該說注釋慧遠集是相當困難的。而且古書注釋,若是太簡,則意義難明,閱讀后感覺霧里看花;若是太繁,則又冗長累贅,閱讀時又令人昏昏欲睡。《義疏》注釋特點有二:一是繁簡適宜,兼顧訓詁與章句。謂其簡,則名物史乘、字詞典故,均加訓釋,而且言必有據,均注明出處;看似語繁,實則言簡意賅,用字極省,讀之不覺其繁。二是雅俗共賞,兼顧普及與提高。該書注釋于文集中反復出現的佛教名相,亦不避重復,皆隨文釋注,只在首次出現時注明該佛教名詞的出處,其他地方出現則直接釋義。這樣做的好處是,讀者無論閱讀慧遠哪一篇文章,均可通過注釋而能通曉文意。而且在注釋過程中,以意群為單位,譯為現代漢語。其“義疏”部分,除總結慧遠文中大義之外,還闡發文中的佛教義理和邏輯關系,偶爾亦從文章美學的角度評價之。這非常便于那些佛學知識不足的讀者閱讀,從而使此書成為普及與提高兼顧的注本。
要言不煩,辭簡理洽。此書“義疏”,十分精彩。“義疏”一詞,源于六朝佛家解釋佛典,后指解釋和補充舊注的疏證。此書所作“義疏”,是對慧遠每篇或每段文字的解說,除翻譯原文之外,還揭示全文主旨,劃分段落層次并概括段意,并分析段與段之間的邏輯關系。有時還從文章學的角度,對慧遠文的美學特色進行點評。如《報羅什法師偈》“義疏”文末云:“‘所言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既是贊美對方,亦蘊含自信,措辭十分微妙。而結句‘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歲暮’,對長路漫漫,音書久違,充滿期待,有濃郁的抒情意味,也使枯燥的說理染上一點詩的情調。”可以說“義疏”熔翻譯、文章分析與點評為一爐,可讓讀者既能看懂文本原意,又能把握文本要點,還能欣賞古人文章之美。這種“義疏”形式,在當前古籍整理工作中是比較少見的,可稱之為創舉。
發覆義理,概括比較。該書的《大乘大義章》義疏尤值稱道。《大乘大義章》三卷,本為慧遠問、鳩摩羅什答,屬于書信對話集,主體部分是羅什答文。然而,慧遠之問,有求教,有正論,羅什之答,有答疑,有說理,其內容幾乎涵蓋了漢晉佛教的所有核心問題,二位高僧圍繞這些問題分別闡釋了自己觀點,從而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獻。如果僅從“文集”的角度說,這一部分完全可以列入附錄,無需另加注疏。但是,由于這部重要佛教文獻義理難以索解,目前唯有陳揚炯《大乘大義章》的選注選譯,釋圣賢整理本也只是間有夾注,若要完全弄明了其中佛教義理,仍然有相當的難度。正如《凡例》所言:“《大乘大義章》因具有尺牘性質,對話產生于特定語境,語義省略,跳躍比比皆是,故具體注釋不避細文周納……于疑難文句,一律加以句意闡釋,庶幾語意明了。”對于這些難啃的骨頭,作者不避難,不放過,通過還原當時的語境,結合佛典原意,予以合理訓釋。《義疏》后出轉精,成為迄今最為完善的注譯本。
其實,發覆義理是作者的一貫追求,如前言論述慧遠佛學思想,圍繞法性與法身理論、政教與會宗態度、禪修與凈土法門等三個方面,可謂切中肯綮;論述慧遠美學觀念,從審美本體、審美心理、審美表達等方面總括其美學思想,相關成果已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三
古書的注釋和翻譯,特別是哲學類的古籍,字詞名物訓釋相對較易,難的是哲學義涵的揭示。即如儒家數部經書,亦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孰優孰長,迄今并無定于一尊之說。一部中國思想史,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先秦幾部經典的闡釋史。漢代闡釋六經,多結合陰陽家言;魏晉索解《論語》《周易》又多融貫莊老;宋明注解《四書》,又多摻雜佛老思維,從而形成理學;清代漢學家自以為以字通詞,以詞通道,企圖通過考證以還原經典原義,但名物訓詁可考,經典微言又非單純考證可以解決。對于佛典的闡釋亦是如此。早期佛典傳入中國,高僧、士大夫多汲取本土道家思維,以“格義”釋之。由于語言、語境以及思維方式不同,佛經由梵文譯為漢文,必然存在一定失真現象。中國人解釋佛經、理解佛經亦受到固有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從而形成中國化佛教,這是必然的文化現象。當代闡釋學已經關注到通過解釋產生新思想以使舊傳統突破自我而又不斷更新的文化現象。
慧遠文集的整理與翻譯亦是一項很難的工作。字詞、名物訓詁固難,大義闡釋尤難。很難說《義疏》一書已準確地還原出慧遠原意,也許接過慧遠之箭,又擲向他方亦未可知。但無論如何,《義疏》力圖盡最大努力靠近慧遠本旨,即便有所“誤讀”,亦當屬別創一義,這于慧遠集的解釋和傳播亦是有價值的。當然,古籍整理工作,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古人早有“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之嘆。不僅校勘如此,其他如注釋、翻譯、作品系年、考證等,誰也難說絕對正確。就筆者所見,《義疏》也存在極個別的注釋序號誤植、名詞解釋因為所引文獻不同而出現文字歧異、注釋與義疏不完全一致的現象。雖是白璧微瑕,卻可精益求精。
從文化傳承上說,慧遠是位令人著迷的佛學思想家。他的法身說、神趣說、寂照說、禪凈雙修說等,如果剔除其宗教神學成分,其哲學思維以及人生態度仍能給浮躁的人心以無窮的啟發。法身說可激發人們對不生不滅永恒境界的向往,使人頓生仰望星空之敬畏;“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沙門不敬王者論》)。慧遠認為,情識可引發六道輪回,將情識寂滅,則可擺脫輪回之苦;不以肉體欲念連累“神”,則神可不生不滅。從唯物的觀念上說,當然不足為訓,然而對于情識過熾而連累生命、滿足人生欲望而拖累精神追求,不也是一帖清涼劑么?慧遠“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寂照相生的思想,既是專思寂想以達到通透的人生境界,也是凝神觀照以進入澄澈的審美境界。如果祛除往生凈土的心造幻影,所謂“念佛三昧”,也可以轉化為遣去塵累、住心一境,同樣達到心恬意朗、萬象一空的審美境界。
總之,《義疏》使我們重新發現了慧遠。作者自稱此書提供一種庶幾“無障礙讀本”,必將使慧遠的思想更好地激活在當下,從而成為更為深廣的民族智慧。就此而言,《義疏》的出版,貢獻又何止于文獻整理,于精神文明建設,亦有諸多的啟迪。
(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