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南開大學文化研究院

1920年代南開大學八里臺校區局部

圖為《南開周刊》對梁啟超的相關報道(由南開大學檔案館獨家提供)

圖為《南開周刊》對梁啟超的相關報道(由南開大學檔案館獨家提供)
梁啟超給他自己在天津的住所取名“飲冰室”,其典故出自《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中華民國建立之后,國內的局勢錯綜復雜,身處各種政治漩渦中的梁啟超希望有一個地方讓他“冷靜”一下。但兩次入閣、親身參與護國運動,甚至遠赴巴黎參加和平會議,救國救世的使命讓他難以真正的冷眼看世界,而總是“熱烈”地投入。因為梁啟超頗為欣賞當時新生的南開學校,也與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嚴修和張伯苓先生過從甚密。甚至想與南開大學合作創立文化研究院,(關于“文化研究院”,梁啟超等人以及《南開周刊》有不同的稱呼,本文中不同的表述保留了差異,沒有強行統一)這其中的婉轉曲折值得我們去追尋一番。
以文化改造圖政治之改變
1915年,梁啟超移居天津,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北京訪客太多,難以靜下心來思考和寫作,但從梁啟超隨后的行跡和發表的文章而言,他并不是真的要躲避世事,無論是袁世凱的復辟圖謀還是隨后的北洋政府時期,梁啟超不僅親自到云南、廣西參加護國運動,而且在袁世凱倒臺后,出任財政總長。因為在1913年有過短暫的司法總長經歷,他的這個決定堪稱又一次的“政治冒險”。嚴重的財政困境讓這位財政部長寸步難行,難有作為,在1917年11月隨段政府的集體辭職而再次黯然出局。由此,他似乎厭棄了政治,而熱心于以文化事業來拯救國家。
隨著歐戰結束,梁啟超在1918年又有歐游的計劃,他想知道一個曾經熱情謳歌過的文明為什么會爆發如此慘烈的自我殘殺。這一計劃得到了徐世昌的支持,其團體成員包括張君勱、丁文江、蔣百里等人。梁啟超說:“我們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后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場,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系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引自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63頁)參加巴黎和會的目的一是反思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二是向世界表達中國人渴求被平等對待的訴求。
梁啟超的歐游班底,是一批與梁志同道合的學者,他們不斷組織夾帶學術和政治目標的團體。1919年9月,由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蔣百里等人所成立的“新學會”所創辦的《解放與改造》雜志出版,旨在體現梁啟超等人退出政治,以文化和價值培植改造國民,促進政治穩定的目的。
歐洲之行持續的時間很長,到1920年初,梁啟超才由法國回國,因所游歷的國家甚多,故而體會亦很深,念頭迭出的梁啟超開啟了一系列計劃,聚焦于文化和商業,其中包括辦大學、編輯雜志。他的想法在途經上海時在中國公學的演說中得到比較明確的表達。他說,受一戰慘況的刺激,對西方的文化精神表示質疑,并認為中國人的互助精神要高過西方的競爭主義。因此,中國的國民性只要擺脫個體和家庭的范圍,依然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說》,見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78-580頁)雖然說法每每前后不同,但都能引發大眾的強烈關注。
康有為和梁啟超從維新運動開始的行動方式,基本都是學術、政治和經濟多管齊下。這次也不例外,他們接收中國公學。在學術方面,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并將由張東蓀主持的《解放與改造》雜志改名為《改造》雜志。(見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81頁)
梁啟超接收中國公學,是他整體文化版圖的一部分,希望通過講學來贏得擁護者。核心區域是京津(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上海(中國公學)和南京(東南大學)。他1920年代的幾部影響巨大的著作,均是在這些學校講學的教案,包括作為中華文化史之一部分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先秦政治思想史》(東南大學)等。
盟友們也有反對梁啟超天馬行空的想法的,比如,當時最重要的追隨者張君勱認為與其辦大學,不如在已有的大學里謀教職,可以收獲同樣的效果。但這種意見似乎沒有被梁啟超接受。
梁啟超對初創期南開大學的支持
1915年,剛遷居天津的梁啟超就與南開校長張伯苓有了接觸。1915年1月20日,嚴修致信張伯苓,向其介紹梁啟超。1月30日梁啟超與張伯苓在北京北海醒春居相聚,談到三點鐘才散。(梁吉生等編著:《張伯苓年譜新編》,2026年,第128頁)看來雙方談得很融洽。
這或許只是嚴修安排的一次禮節性拜訪,梁啟超年譜里面并沒有記錄此次活動。隨后的一段時間內,梁啟超與南開的相關活動記錄并不多,正式的講演要到兩年后的1917年。梁啟超受張伯苓校長邀請到南開演講。他在講演中盛贊南開的辦學模式,并指出以西方為模板的教育體系傳入之后,在中國并沒有取得好的效果,而南開則是例外。他還特別希望自己的孩子多來南開參觀。梁啟超這話還真不是虛言,他的孩子中,有幾個后來就求學于南開。比如梁思達、梁思寧和梁思禮,都在南開系列學校求學。梁啟超的親弟弟、著名荀子研究專家梁啟雄也畢業于南開大學。
1917年之后,梁啟超和張伯苓有很多其他活動上的交集,比如梁啟超請蔣百里主持共學社,特別是設立講學社,邀請嚴修和張伯苓作為“董事”。講學社的發起直接緣由或是因為要邀請羅素來華講演,在1920年9月5號梁啟超給張東蓀的信中說要組織一個永久的團體,名為“講學社”,專門邀請世界學術名流來中國講演。這個組織的董事包括蔡元培、蔣夢麟,當時的清華校長金仲蕃,以及張伯苓。并還想邀約嚴修。講學社邀請了羅素、杜威、泰戈爾等世界學術巨擘來華講演,引起巨大反響,推動了現代中國思想的發展。而這些人也大多來南開做過講座。
在隨后數年的南開重要典禮等儀式性活動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梁啟超的身影。1919年南開大學成立,憑借南開學校的基礎,迅速成為中國教育界的醒目存在。1921年9月21日,梁啟超應邀來南開大學做開學典禮演講,強調中國需要重視教育。在對國立大學的數量和質量表示失望的同時,夸贊私立的南開大學應該作為中國大學的表率。在講演的結尾,梁啟超說要與南開諸君討論“整理國故”的問題。《南開周刊》報道說:“梁先生對于國學很有研究,自從去年游歐歸來,即認定中國國學在將來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且說歐西文化還需中國文化去調劑。亟力勸學者去整理國故。所以他將他研究二十年歷史的工夫,來作一部《中國文化史》。他在我校講的是《中國文化史綱》里的第一篇:《中國歷史研究法》。”(《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大學部開學時之演說》,《南開周刊》第13期第3-5頁)
這次開學典禮上名為《大學的責任》的演講,可以看作梁啟超在南開開設《中國歷史研究法》的預熱,因為記錄演講內容的《南開周刊》13期同時發布了梁啟超開課的信息,“每周一、三、五,四時至六時”,為文理商三科學生的必修課,學生修習熱情高漲,并有大量的天津市民前來聽課。(1921年9月28日,《南開周刊》第13期第13頁)
除了重大典禮的致辭和開設專門的課程之外,南開的暑期學校也是梁啟超參與較多的教學環節。因為社會活動眾多,尤其經常要去全國各地講演,梁啟超在南開的正式課程經常請假,而暑期學校是在短時間內集中授課,加上酬勞豐厚,故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名師受邀來擔任南開暑期學校的老師。1922年南開的暑期學校名師云集,包括梁啟超、胡適、陶孟和等當時的名流。據《張伯苓年譜新編》記載,胡適講課共六天,講學費100元,旅費12元,在當時應該是很高的報酬了。梁啟超除了在暑期班講課外,還在開學后有其他的課程,他在1922年9月26日給梁思順的信中說:“今晨歸,即往南開講演,頃每來復在南開講六點鐘,連日睡不足,疲乏極矣。”(張品興編:《梁啟超家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年,第297頁)而此前一天,梁啟超還主持了日本福田博士在南開大學大禮堂的講演。
1923年6月2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南開大學暑期學校的狀況,依然是名師云集,其中梁啟超繼續加盟,開設《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徐志摩講授近代英國文學;陶孟和開設教育社會學、社會學;張彭春則聚焦于教育實踐的內容,講授中學課程改造問題。這年的暑期學校學生中,還有鄧穎超等。
1923年6月28日,南開大學首屆學生的畢業典禮在八里臺秀山堂舉行,授予21名畢業學生學士學位,包括文科12人,理科1人,商科8人。但出席畢業典禮的卻有三百多人,包括梁啟超,嚴修等。張伯苓是一位善于招募名師的好校長,許多大師的學術事業都是從南開起步的,比如哲學家湯用彤、考古學家李濟、歷史學家蔣廷黻等。從師資隊伍的水準和當時畢業學生的數量來看,南開可謂實行真正的“精英教育”。這是南開大學搬到八里臺之后的第一次畢業典禮,梁啟超依然是畢業儀式的致辭人,足見他與南開特殊的關系。
未竟的宏圖:梁啟超與南開大學文化研究院
與南開合作創辦文化研究院的想法是梁啟超整體文化布局的一環。1921年11月26日,蔣百里致函梁啟超,先是說了中國公學和雜志報紙之困難,并認為人才的缺乏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蔣百里催促梁啟超落實與南開共同辦學的計劃,包括邀約當時聲名顯赫的梁漱溟加入,以吸引學生。通過收取學費,起碼可以先解決張君勱、蔣百里這些梁啟超團體成員的生計問題。12月11日舒新城也致信梁啟超,認為培育忠誠而有行動力的團隊對于落實梁啟超整體規劃的重要性。他也提出了在各地分頭講學,吸引學子之計劃。比如讓張君勱、徐志摩在南開講演;梁啟超自己則往南京講演;張東蓀等人在上海辦好中國公學及其他雜志,如此鼎足而三,互通聲氣。
梁啟超給他們都回了信,也同意蔣百里等人的說法,認為要在南開打開局面。為此他們四處物色人才。
1921年底,梁啟超在給張東蓀等人的信中,談到了張伯苓校長對于梁啟超計劃的贊同。梁啟超信誓旦旦地說:南開事絕無問題。他說張伯苓每次見面都催促他加緊進程,并希望將張君勱這樣的年輕才俊招募到南開來任教。在信中梁啟超極力稱贊張伯苓的辦事能力,以及為南開發展所付出的心血。梁啟超也提出要總領南開文科的想法,由此可見,張伯苓與梁啟超之間已經取得了互信,并商量將南開的文科都交由梁啟超負責。但梁啟超也顧慮把他的得力人才都聚集到南開之后,其他地方的事業勢必會受到影響。
當時南開雖然規模不大,但張伯苓選擇人才很有眼光,哲學的湯用彤、歷史的蔣廷黻、考古學的李濟、經濟學的何廉等等,年輕有為。雖然,有些人在南開教書的時間并不長,但都在這里得到了鍛煉,日后都成為所屬學科的奠基性人物。或許是有見于此,梁啟超的雄心很大,他預想幾年之后,全國的文科教師都由南開來“供給”。
梁啟超還有與張伯苓商定的為南開文科募捐數千元的承諾,因此,他發布了《為南開大學勸捐啟》。
梁啟超的文化發展計劃雖然很明確,但預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落差。我們從1922年梁啟超的年譜中,看到最多的依然是他與張東蓀等人對中國公學和時局的討論,這一年梁啟超的主要行程依然是在國內各地講演,特別是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并沒有時間來推進文化研究院的工作。由于在全國各地講演活動過于繁多,梁啟超的心臟出現問題,于1923年1月15日回到天津。
梁啟超自稱到天津要休養恢復,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對于文化研究院的設想逐漸成熟。據《南開周刊》1923年初(第54期25頁)的報道《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聲》,說自從梁啟超與校方商議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之后,一方面積極籌款,一方面請張君勱和蔣百里等人來南開講學。報道最后說,1923年1月15日梁啟超從南京到南開來商議推進事宜。
1923年1月17日,張伯苓因為南開大學籌建東方文化研究院,而會晤了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蔣百里等。由此可見,一度“東方文化研究院”是這個機構的“定名”,但大多數時候簡稱文化研究院。梁啟超發表了《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于國中同志》。這封求助信的開頭,梁啟超便強調了儒家人生哲學、宋明理學、佛教和文學美術在人類文化中的絕大價值,尤其是在與西方文化交融之后,能發出異彩。
梁啟超計劃創辦的文化學院并非完全歸屬南開大學,由于學校制度的限制,這個機構需保持獨立性。在梁啟超看來,想要培育更多的青年學生來完成他所期待的文化事業,就需要相對靈活的環境。他描繪了文化學院的機構框架和工作方式:
設一講學機關,名曰文化學院,采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發,智識方面專重方法之指導,其規程當續布。
啟超自任院長,現已約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導員,仍當隨時物色邀約。
所擬收容學員種類如下:
(一)本班收容中學畢業學生。
(二)研究班收容大學及高等專門畢業學生,或經特別測驗后由院中許可者。
(三)補習班收容高師學生,專教導以國史、國文之教授法。
(四)函授班收容國內有志斯學而不能來院者。
院舍在天津南開大學新校址中,一切學課與南開保持相當之聯絡關系。
除了教學活動之外,文化研究院還要進行古籍整理,并將中國的古籍以及重要著作翻譯成西方文字,為中小學編訂中國歷史和人生哲學的讀本、創辦雜志等等。那么要完成這些工作,所需要的經費包括:建筑院舍費四萬元、購置圖書費二萬元。頭兩年經費共四萬元。總共約十萬元。(《南開周刊》55期,1923年1月30日,29-32頁)
文化研究院雖然還在“計劃”中,但因為梁啟超的輿論關注度,相關的聲勢已然很熾烈。比如,20年代梁啟超等設立的講學社所邀請的大哲學家杜里舒在1923年2月11日、12日在南開大學開講,講演由梁啟超主持,張君勱全程口譯,吸引了天津各界五六百名聽眾前來聽講。報道說:“異日東方文化學院開學后,聞二博士將擔任講習。”在同期的《南開周刊》中還刊發了《東方文化學院最近之消息》:“‘東方文化學院’現梁任公先生正積極募款,院址前年已購妥,新南開大學旁二十畝地充用。建筑圖已測繪完畢。聞募款充足即行開始動工云。”(《南開周刊》56期,28頁)
但實際上募集到的款項與設想相去甚遠。1923年2月2日,梁啟超在給張東蓀的信中說,文化研究院的開辦即使是最簡單的建筑也需要三、四萬,但現在實際獲得的贊助卻只有百分之二十,顯然是杯水車薪。眼看大筆的捐助不易獲得,為了讓文化研究院能如期招生,他們甚至想出了眾籌的想法,即找二十人,每人認捐五千。
1922年,整個南開的收入還不到十萬元。在國家整體依然處于戰亂困境的狀況下,文化研究院可謂生不逢時。即使是與梁啟超交誼甚厚的張謇,也難以給梁啟超以實質性的支持。1923年3月26日,張謇致信梁啟超稱贊其辦教育的熱情,但他也認為梁啟超的教育理想過于寬泛,并沒有針對具體的目標人群,事實上很難招到學生。最后,張謇表示他自己所經營的南通教育慈善事業,亦已負債二十萬矣。都在硬撐,所以資助一千元以表達“寸縷粒粟之愿”。(張謇《致任公先生書》《梁啟超年譜長編》第634頁)說實在話,一千元對于梁啟超的計劃而言,杯水車薪。
梁啟超的“文化救國”規劃,宏大而具有理想性。他所要勉力支撐的并非只有南開文化研究院一家,還有上海、南京的多家機構。如此宏大的計劃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的支撐,梁啟超固然名滿天下,四處募集,但也難以填補各個據點巨大的財務缺口。從這個階段梁啟超的往來書信可以得知,各方都在催促梁啟超想辦法來解決機構的資金緊張和成員的生計問題。比如1924年4月4日負責中國公學中學部的陳筑山,致信梁啟超,敦促募款。當時《時事新報》和中國公學均處于財政困境,都需要梁啟超四處活動以募集經費。4月23日梁啟超回信說及與財政總長王克敏、企業家王敬芳以及商務印書館交涉,一無所獲,自嘲說“此信雖復,等于不復”。(左玉河:《張東蓀年譜》第172頁)在如此困境下,梁啟超經常要用自己的稿費收入來支持他的事業。
南開這邊的文化研究院計劃最終因資金缺乏而停滯,拆東墻補西墻的事情也偶有發生。比如,人們捐給南開文化學院的部分資金被“挪用”到中國公學這邊,王敬芳在1931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到了1923-24年期間他給中國公學籌款的事,并說到:“又在北方向各方挪借之款約有四、五萬元,內有陜西督軍劉鎮華君捐給梁任公之文化學院一萬元,文化學院未辦成,此款由公學借用。”(《張東蓀年譜》第179-180頁)
1927年春,張東蓀主持的中國公學被國民黨接收,《時事新報》也通過改組而脫離了研究系的控制,由自治學院改組而建立的國立政治大學被解散,由此,梁啟超和研究系在上海的據點也不復存在。
梁啟超通過文化教育來弘揚中華文明的優點,以矯正西方文明弊端的想法,最終體制性地失敗了。這個結局固然與時局、風氣的轉變有很大的關系,1927年蔣介石通過清黨等一系列活動加強了思想鉗制,自由爭論的思想空間受限。但包括南開大學文化研究院在內的系列規劃的失敗,也與梁啟超想法多變而在實際操作上不太落實的做派有關。早在1920年,與其一起共事的人寫信給張君勱,希望他勸梁啟超改一改他過于蹈空的想法,而多從落實處想辦法。“有計畫耶,抑無計畫耶?澈始貫終耶,抑東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隨時與人協同動作,一若協同動作,團體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時之群眾,不可以成經久之團體也。治所懷萬端,不能于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發膚泛之議論,一言以蔽之,則任公仍在浮處用力,不在實處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運動之興趣,不于社會方面下筑基礎之苦工,思前顧后,可為寒心。人生幾何,何堪再誤。先生與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為根本一貫之打算耶?”(《傅治致張東蓀》,《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92頁)在“浮處用力”這個概括是身邊人的直接感受,也是對梁啟超善于鼓動輿論但不善將理念轉化為方案的風格的準確描述。
具體說來,即使是在五四運動這樣一個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運動發生之后,梁啟超對時局的判斷依然有很強的自信。因此,他對自己和身邊這個群體是有一個整體安排的,即在上海、南京和天津構成一個文化傳播的鼎足之勢。通過辦學和講學,一方面解決這些學者的生計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將他們的文化觀念在全國傳播。不過,這個計劃對于1920年代的梁啟超而言,或已是有心無力。旁觀者言或許殘酷,但切中要害。如梁漱溟曾經評價,戊戌時期,梁啟超是引領風潮者,而1920年代,梁啟超已經成為追隨時代者。(梁漱溟:《紀念梁任公先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頁)這種影響衰退的直接后果是他籌款能力的減弱,他建立南開文化研究院的設想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即因他已經很難募集到足夠的經費來支持其計劃。
世間事,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梁啟超的文化研究院計劃雖然沒有成功,但他對于文化精神的闡發、對于傳統價值的肯定,卻流布在南開大學的精神脈絡中。2025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文化學研究院宣告成立,這既是對梁啟超百年前努力的一種“回響”,也是對時代呼聲的回應。當下的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文化要為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文化人的使命。
(本文寫作得到南開大學檔案館和南開大學出版社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