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千字評《現代書局圖書總目》
偶翻天津《大公報》舊刊,于1934年6月6日第13版發現一篇署名“蕓夫”的《現代書局圖書總目》千字書評?!笆|夫”是孫犁先生早年在《大公報》等報刊發表文章時使用的筆名,這一史實,段華所著《孫犁年譜》(人民出版社2022年)與劉運峰主編《孫犁年表》(百花文藝出版社2024年)均有明確記載。不過,這兩部書均未提及這篇書評,而此前出版的《孫犁文集》《孫犁全集》亦未收錄此文。在網上檢索,尚無論者釋讀整理過這篇書評。該文應為孫犁的集外佚文,填補了現有孫犁文獻整理中早年書評類文章的稀缺,完善了孫犁早期文論的留存體系,為孫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原始文本支撐。
因我最初檢索到刊載此文的報紙掃描件字跡漫漶、辨識困難,還存在掃描缺行的問題,致使全文釋讀受阻,于是求助于上海圖書館資深館員祝淳翔,獲得一份相對清晰的報紙原件掃描版,得以將孫犁這篇塵封多年的集外佚文完整釋讀,還原其文字面貌與核心觀點。孫犁書評的釋讀過程中,我修改了明顯的錯字和冗字。
現代書局圖書總目
蕓夫
為了適應客觀環境在出版界中占有著比較進步地位的現代書局,也做起整理搜集的工作。在《中國文藝年鑒》(一九三三)出版后的不久,一九三三年《圖書總目》又問世了。這不消說,是與“幽默小品”的風起云涌受著同樣的現實的決定。但是,我們并不因此而判定這種工作無聊,正和我們并不一律抹殺有清一代“漢學家”的功績一樣。
這冊圖書總目,對我們并不是毫無幫助的,只要我們能夠正確的去理解它去應用它。所以,我很高興的來寫一篇介紹。
在過去,哪一家書局,都有它自己的圖書目錄,那只是廣告,對于文化,是沒有多大意義的?,F代書局編纂的這一本并不限于該局出版的書目,而是全國出版物的匯編。
本書收集的書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前出版?,F在,一九三四的五月又到了,當然有許多新的出版物它是沒有編進去。
這本書的編排程序,概依“S.T.T.圖書分類法”。其綱目為:總類,社會科學類,哲學類,文學類,藝術類,自然科學類,應用技術類,語言學類,歷史類,地理類。這是采用的杜威十進分類的方法(Decimal System)。這個分類法,自然不是最標準的分類法,但這本書能拿它來分類,比起漫無界限的書目,是相當的進步了。
據在本書凡例說:“各書均載有書名,定價,出版處,必要時加注版本,譯本并載有原著者及原書名,俾便查考?!钡曳喴院螅l現許多很“必要”的原著者姓名及原書名,是并沒“載”。這里,當然我們不能一一枚舉出來。
同時,有許多很重要的書籍,是被遺漏了。
并且,有許多的書,并不是屬于它所在的那一“類”的。這全希望出版者,在以后有所修正。
這里,我要提出一點意見,請大家來探討。我認為在書籍的編目工作上,書籍的出版年月或譯述年月的標明是非常重要的。其理由,請注意下面的話。
我們所以說這本圖書總目并不是無意義的東西,就因為它很忠實的盡了一種職責。
在現在,一切都需統計的時代,無疑的,這本書是國內整個文化界的反映,這是橫的反映。就因為它忽略了年代的記載,使我們不能清晰的看到那縱的進展。
在這本書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國內文化的整體,也可以說是解剖。最使我們感到興味的,是在我們細心的把各類的數目,理論的體系的以及作者的立場,分析和統計好了以后,我們便能正確的把握住中國現階段文化的水準,而且,從這里,我們還得到中國社會的前途的暗示。
這本書,最大的效用,在這一點。
一九三四,四,二十九,北平。
細讀這篇書評,可見青年孫犁敏銳的文化洞察力與嚴謹的評論態度。文中所提及的現代書局,1927年創辦于上海,是民國時期頗具影響力的進步書局,曾出版諸多進步書刊、刊載多位進步作家作品,著名的《現代》雜志便是其1932年創刊出版的核心刊物,這也與其“比較進步地位”的評價相契合。值得一提的是,據《孫犁年譜》記載,1935年(孫犁二十二歲)春季,田漢被捕后,他曾撰寫文章駁斥國民黨御用文人王平陵對田漢的攻擊,并將稿件投寄《現代》雜志,可惜未能刊用——這一細節恰好印證了孫犁對《現代》雜志的持續關注,與本文所發現的這篇1934年評論現代書局圖書總目的佚文相呼應,可見他對現代書局及旗下《現代》雜志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孫犁在書評中首先明確肯定了《現代書局圖書總目》的出版價值:該書突破了傳統書局限于自身出版物、僅具廣告性質的狹隘定位,首次系統性匯編了全國范圍內的出版物,為世人了解1933年前后國內文化的整體面貌,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橫的反映”,其開創性意義值得肯定。
與此同時,孫犁并未因肯定其價值而回避缺陷,反而以客觀審慎的態度,一一指出了該書的不足:既有重要書籍遺漏、分類體例不當等細節問題,更有關鍵疏漏——忽略了書籍出版年月或譯述年月的記載。這種疏漏,使得這部書目雖能呈現文化的“橫向全貌”,卻無法清晰展現文化發展的“縱的進展”,影響其作為學術研究工具的深度與實用性。文末,孫犁也對該書的再版提出期許,希望出版者能在后續修訂中,彌補不足,讓這部書目發揮更大的文化價值。
孫犁在書評中進一步指出,這部書目的最大效用,在于其文獻的系統性:若能對書中各類出版物的數量、作者立場、理論體系等內容進行細致的分析與統計,便能準確把握中國現階段的文化水準,更能從中洞察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這份見解,既體現了他對文化文獻的深刻理解,也彰顯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時代關懷與責任擔當。
書評開篇,孫犁提及當時“幽默小品風起云涌”的文壇現象,這一表述并非閑筆,而是精準勾勒出該書編纂所處的時代背景。20世紀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與此同時,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愈發嚴苛,左翼批判文學備受壓制,處境艱難。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知識分子難以進行直接的社會批判,幽默小品便成為一種“軟性”的表達載體,既得以溫和諷世,又能規避政治風險。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半月刊,明確倡導“幽默、閑適、性靈”的文風,帶動《人間世》《宇宙風》等一批同類刊物相繼涌現,契合了上海都市市民的閱讀需求與當時的出版生態,最終形成席卷文壇的幽默小品熱潮。孫犁將《現代書局圖書總目》(1933年)的編纂與這一現象并提,意在說明二者同為當時時代現實的產物,折射出三十年代中國文化界的復雜面貌。
此外,書評中提及的“S.T.T.圖書分類法”,亦為我帶來了意外的知識收獲——此前我未知這一分類法與左翼作家應修人有著關聯。據《圖書文獻檢索概論》(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4月,第46頁)記載:“上海通信圖書館應修人主編的《S.T.T.圖書分類法》,是我國最早以馬列主義觀點編制的圖書分類法,受到進步文化界的廣泛歡迎,螞蟻圖書館、現代書局等進步機構,均曾采用此法編制圖書目錄、組織圖書排列。”這一史料佐證,不僅厘清了“S.T.T.圖書分類法”的歷史淵源與性質,也讓我們更清晰地理解了《現代書局圖書總目》的分類依據,更印證了孫犁書評中相關表述的準確性,為這篇佚文的史料價值增添了又一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