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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南方”成為東北文學的救贖,誰來救贖南方? ——談當代文學中的多重南方想象
來源:文學新批評 | 楊一丹  2026年11月05日07:47

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楊一丹的《當“南方”成為東北文學的救贖,誰來救贖南方?——談當代文學中的多重南方想象》。作者認為,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的共同價值,正在于它們從不同的地域經驗出發,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存在的矛盾:發展創造了新的生活可能,也不斷產生新的失落與困境。本文系“文學新批評”首發,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在近年來的新東北文學及其影視改編中,“南方”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空間意象。從班宇、雙雪濤、鄭執等人的小說,到《漫長的季節》等引發廣泛討論的影視作品,再到當下正在熱映的《小城良方》,東北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地理空間,也承載著工業時代的歷史記憶、社會轉型中的命運沉浮,以及個體難以擺脫的生活困境。在這樣的敘事中,離開東北、前往南方,時常被賦予某種重新開始的意味。仿佛只要越過漫長的冬季,抵達溫暖而陌生的南方,曾經的困頓、創傷與失落便有了獲得解決的可能。

當然,并非所有新東北文學都以南下為主題,南方也未必總是明確出現。但這一空間想象仍然提供了一個理解東北敘事的有趣入口:為什么人物的未來常常需要被安置在故鄉之外?為什么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南方,能夠承載如此豐富的情感期待與救贖想象?

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將目光真正轉向南方,又會發現另一個問題:那些已經生活在南方的人,是否就此擺脫了東北人物所經歷的困境?如果南方同樣存在失落、漂泊與難以改變的命運,那么,誰又來救贖南方?

一、哪是南方:文學地理中的多重空間

“南方”看似是一個清晰的地理概念,但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它實際上具有不同的知識譜系和意義層次。

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南方,長期與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審美傳統聯系在一起。江南的水鄉與園林、繁盛物產和溫軟語言,連同嶺南的濕潤氣候所構成的感性世界,使南方逐漸超越地理方位,成為具有文化辨識度的文學空間。然而,江南、嶺南與更廣義的南方文學之間,并不存在可以簡單替換的關系。所謂南方,始終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視野中被不斷界定的。

近年來受到關注的“新南方寫作”,則試圖進一步改變既有的南方文學版圖。它不再滿足于那些早已被反復書寫的南方意象,而是將目光投向海洋、島嶼、邊境、熱帶,以及跨越地域和文化邊界的復雜生活經驗。這里的“新”,不僅意味著地理范圍的延伸,更意味著觀察方式的變化:那些曾經處于主流文學視野邊緣的地方,開始以自身的語言、歷史和生活經驗重新進入敘事。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又提供了另一種理解南方的方式。它并非簡單指向地球南半部,而是與殖民歷史、全球經濟結構、發展不平等及知識生產中的權力關系密切相關。在這一意義上,南方不再只是一個方位,而是一種由中心與邊緣關系所形成的結構性位置。

這幾個“南方”顯然不能混為一談。尤其不能因為東北與某些新南方地區具有相似的邊緣經驗,就將其直接歸入全球南方的地緣政治范疇。然而,它們之間仍然存在值得討論的聯系:南方既可以是一個被想象的中心,也可以是一個被重新發現的邊緣;既可以象征未來,也可能承載那些被現代化進程遮蔽的歷史。

由此再看新東北文學中的南方,便會發現它與南方文學對自身的書寫并不相同。前者往往不是關于南方的敘事,而是借助南方完成的東北敘事。南方的意義,首先來自東北人物自身的現實處境。

二、向南方去:救贖如何成為一種空間想象

新東北文學中反復出現的工廠、鐵路、家屬院、舊式街區,以及由單位制度維系的人際關系,構成了一個具有鮮明歷史印記的生活世界。這里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工業轉型帶來的社會變遷,更是這種變遷造成的時間錯位。

曾經代表現代化與未來的工業城市,在新的發展格局中逐漸成為承載過去的地方。人物所面對的困境,既來自現實生活,也來自難以擺脫的歷史。那些已經消失的工廠、無法挽回的關系、未能實現的愿望,仍然以各種方式參與著當下的生活。

最近播出的電視劇《小城良方》,有一個頗值得玩味的人物設定。肖戰飾演的劉錚亮因小時候的痛苦記憶患有一種特殊的“恐雪癥”,所以他必須遠離東北生活在南方,將很多新東北文學對“南方”的地域想象直接等同于了治病良方;《漫長的季節》中反復出現的鐵路也是意味深長。火車原本象征著流動與遠行,但對于王響而言,它又與一段難以擺脫的歷史緊密相連。直到故事最后,那句“往前看,別回頭”,一路向南,才終于讓漫長的季節出現了結束的可能。

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經驗中,南方可能獲得一種特殊的象征意義。它代表溫暖、流動、機會,以及一種尚未被過去規定的生活。人物期待通過空間遷移擺脫原有的社會關系,也期待借此獲得重新定義自我的可能。

這里實際上存在一種值得注意的敘事機制:人物試圖通過空間上的移動,解決時間和歷史所造成的問題。

當現實中的改變顯得艱難,遠方就成為希望的寄托。南方未必是一個具體而清晰的地方,它甚至不需要被充分描寫。重要的是,它與此時此地不同,因而可以容納一切尚未實現的可能。

但這種救贖想象本身也包含著悖論。地理上的離開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新的生活也不會自動消除舊有的創傷。人物能夠離開東北,卻未必能夠離開自己的過去。南方之所以具有救贖的力量,某種程度上恰恰因為它尚未成為需要親身面對的現實。

三、南方之南:當救贖之地重新成為問題

如果說新東北文學中的南方,時常是一個被期待的遠方,那么新南方寫作則使這個遠方重新成為具體的生活現場。

林森的《島》將目光投向海南城市化進程中的普通人,在家族關系、個人奮斗與時代變遷的交織中,呈現出現代生活不斷擴展的同時,個體精神世界卻可能愈發孤獨的矛盾。王十月的《國家訂單》則將敘事深入廣東制造業的現實之中。那些吸引無數人南下尋找機會的工廠與城市,既創造了新的生存可能,也使勞動者卷入全球經濟與產業秩序的重壓之中。朱山坡《蛋鎮電影院》所描繪的廣西邊地小鎮,同樣不是一個可以遠離現代性矛盾的世外桃源。小鎮人物在荒誕而局促的日常生活中,同樣為外部世界的急劇變化而惴惴不安。

這些作品與新東北文學未必存在直接的主題對應,卻能夠構成一種富有意味的對讀。

在東北人物的想象中,南方可能意味著擺脫舊有秩序,進入一種更加開放、自由和充滿機會的生活。但在南方自身的敘事中,開放與流動同樣伴隨著失落,發展與變化也同樣制造著新的矛盾。那些被寄予希望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理想的命運。

于是,一個有趣的反轉出現了:東北文學將南方想象為解決問題的地方,新南方寫作卻讓我們看見,南方本身同樣充滿需要面對的問題。

那么,南方之南又在哪里?

對于東北人物而言,南方是遠方;對于生活在南方的人而言,遠方是否還要繼續向南延伸?是更繁華的城市、更遙遠的海岸,還是大洋彼岸的另一個世界?抑或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只要抵達某個地方,生活便能夠獲得徹底改變?

這恰恰構成了兩種文學敘事之間值得追問的差異。新南方寫作未必需要提供另一個救贖之地。它也可能通過重新發現地方文化、日常生活與復雜的社會關系,拒絕將所有未來都寄托于離開。

如果說某些東北敘事追問的是如何離開一個被過去束縛的地方,那么新南方寫作還可能提出另一個問題:如何在一個同樣充滿困境的地方,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

四、誰來救贖南方:現代性困境與文學的未來想象

由此看來,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雖然具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卻可能共享某種深層的敘事困境。

東北所面對的,是工業現代化歷史遺產與新的發展秩序之間的矛盾;新南方寫作所呈現的,則包括地方文化、跨地域流動與不均衡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兩者不能被簡單歸結為相同的邊緣處境,卻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單一進步敘事難以解釋的地方生活。

全球南方的理論視野在此提供了一種啟示:中心與邊緣并不是固定的地理屬性,而是在特定歷史關系中形成的相對位置。一個地方可以在他人的想象中代表未來,同時又在自身的現實中承受發展的矛盾。一個地方也可能在宏大的進步敘事中被視為過去,卻仍然擁有豐富而復雜的現實生命。

因此,東北的南方與南方的南方,最終指向的也許是同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總是傾向于相信,更好的生活存在于別處?

現代化不斷改變不同地域之間的關系,也不斷重新分配人們對于過去和未來的想象。某些地方被賦予發展、進步和希望的意義,另一些地方則被賦予停滯、懷舊與失落的形象。于是,空間遷移似乎成為改變命運最直接的方式。

然而,當人們真正抵達曾經向往的地方,那個作為理想的遠方便重新成為充滿矛盾的現實——希望于是繼續被投向另一個尚未抵達的空間。

于是,南方不是救贖的終點,而可能是現代性不斷推遲救贖承諾的一種空間形式。

由此看來,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雖然講述著不同地域的故事,卻共同觸及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某種深層矛盾。曾經代表工業文明與現代化未來的東北,如今在文學中更多地承載著對過去的回望;而被東北人物寄予希望的南方,在新南方寫作中又呈現出自身的失落、困境與不安。一個地方的未來,可能恰恰是另一個地方正在經歷的現實。這種錯位提醒我們,現代性并不會因為地域的轉換而自動兌現其關于進步與美好生活的承諾。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的共同價值,正在于它們從不同的地域經驗出發,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存在的矛盾:發展創造了新的生活可能,也不斷產生新的失落與困境。因此,“誰來救贖南方”最終追問的并不是南方之外還有沒有更好的地方,而是當所有地方都身處現代化進程之中,我們是否還能將某一個地方想象為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