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膀上的長征
2026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江西,中央紅軍長征的集結出發地。當年,從贛南蘇區出發的戰士們,肩膀上不僅扛過槍炮,也扛過金銀、藥箱……扛起理想和擔當,也扛起隊伍的底氣和民族的希望。
九秩流轉,山河換新,老區巨變,初心不改。為什么那么多人懷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義無反顧地踏上那前途未卜的征程?為什么老百姓愿意傾其所有支持這支紅色隊伍?為什么長征精神能夠代代相承、歷久彌新?帶著這些問題,筆者深入這片紅色熱土,采訪多位長征老戰士、紅軍后代和走在新時代長征路上的奮斗者。他們口中的長征故事歷歷如繪、令人動容,這片熱土上的新氣象生機澎湃、薪火長傳。
扁擔上的金庫
世間的金庫,多修筑于城池深處,由高墻守衛圍護。可有一座紅色金庫,沒有磚石圍墻,沒有鐵門護衛,卻更顯固若金湯。它就扛在普通戰士的肩頭,在扁擔上、背包里;它的圍墻和護衛,是戰士的信念與忠誠,是一支隊伍鐵的紀律。
我們的汽車在武夷山脈的盤山公路上繞了一圈又一圈,終于在贛南石城縣橫江鎮張坑村停下。順著林間小道往里走,跨過一座百年古橋,爬上層層梯田,幾堵殘墻在竹林中若隱若現……這里就是爛泥坑。一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秘密金庫舊址”的文物標牌赫然在目。在風云激蕩的革命戰爭年代,這里藏著我黨的“家底”,為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撐。
石城縣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陳小毛介紹,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瑞金成立。當時,中央蘇區面臨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為了鞏固紅色政權,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揮師東進,于1932年4月一舉攻克閩南重鎮漳州,繳獲大量物資。考慮到這么多的金銀物品存放在葉坪目標大、不安全,中央蘇區決定設立秘密金庫。1932年8月,經由毛澤民提議、毛澤東考察,最終確定爛泥坑為秘密金庫建設地。
為什么選擇爛泥坑?石城縣橫江鎮張坑村黨支部書記劉繼周道破其緣由:此地位于大山深處,隱蔽性強;有古驛道,交通便利;離瑞金葉坪近,運送方便;且“爛泥坑”這個地名在周邊有十幾處,極具迷惑性。此外,群眾基礎好,“聽我爺爺講,當時村子里就住了二三十戶人, 有十幾個都參加了紅軍。據說,當時不到7天,秘密金庫便建成了。”
斗轉星移,當年的山洞如今已被泥沙淤積,張坑村的秘密金庫陳展館為我們呈現了巧妙工事偽裝下的藏寶地。黃金5擔、銀元和銀元寶20擔、珠寶3擔、紙幣2擔,共30個挑擔,麻布裹嚴,由戰士分批分段、趁著夜色運進山坳,藏入地窖,堵死窖口,做好偽裝。為了掩護秘密金庫,國家銀行還在金庫上方設立了樟油加工廠,安排保衛人員扮成工人和商人長期駐守。這就是秘密金庫。陳小毛說:“賬冊上寫‘黃酒’‘白酒’,外人看了,還以為山里人在備席。其實,‘黃酒’是黃金,‘白酒’是白銀。把家底藏進日常的詞里,靠的不只是聰明,更是人人守得住的紀律。”
長征前夕的一個夜晚,國家銀行秘密金庫的門開了,不斷有小股隊伍進出。進去的人空著籮筐、木箱,出來時腳步被壓得很穩。村里照常冒著炊煙,誰也不多問一句。根據整編命令,國家銀行和財政部被編為中央直屬縱隊第十五大隊,負責把所有的財寶、紅軍票、印鈔機、鑄幣機等打包帶走。印鈔機被拆解開,螺絲、鑄鐵構件、木機架,分門別類裝進藤筐與木箱。就這樣,一支史無前例的“扁擔銀行”在長征路上誕生,隨著紅軍部隊踏上漫漫征途。
山風掠過隘口,箱子在扁擔上微微搖晃。挑擔的人,不清楚終點在哪里,他們只感覺,木箱是那樣的沉重。雪山寒風刺骨,木箱結起薄冰;草地陰雨連綿,油紙之外到處是泥濘,挑擔的肩膀換了一批又一批。他們走在隊伍中段,隱匿于連綿的人流,連押運的戰士也不許隨意開啟箱蓋。宿營的時候,必須集中放置,篝火外圍,專門布設崗哨。
敵機突襲,木箱被炸爛,層層油紙的包裹中,淌出一片白花花的銀元;散了架的籮筐,放射出金子的燦爛光芒。轟炸暴露了秘密,挑夫與警衛戰士卻更加盡心盡力。他們知道,銀元要換糧食、藥品和布匹,金條則是隊伍留給前路的一點底氣。
還有一大部分金條和銀元,分給了各個部隊,由紅軍戰士背在身上。這筆錢不屬于任何個人,而是屬于整個紅軍,是一個可以隨時分散使用、隨時發揮作用的移動金庫。紅軍戰士吳吉清記得很清楚,自己當時分到30塊銀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極其困難的爬雪山、過草地環境下,吃草根、啃樹皮,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完,沒有丟失和借用其中一塊銀元。有幾塊袁大頭、幾塊龍字洋、幾塊蘇區造,每塊銀元上哪里有點疤痕、哪里劃有記號,都記得一清二楚。因為這30塊銀元是紅軍的資產,像我的生命一樣重要。”
這30塊銀元,從瑞金背到長征路上,再從長征背到延安,最后交給延安國民經濟部的“永豐棧”,回到了集體的賬上。一路風霜,沒有一塊銀元改換過主人。
藥箱里的醫院
在缺醫少藥的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瑞金葉坪成立了中央紅色醫院和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前者在醫治紅軍傷病員的同時,也免費為群眾治病;后者則跟著紅軍走完了長征全程。
1933年初被選送到紅軍衛生學校學習的興國紅軍戰士曾廣昌,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們是紅軍衛生學校第六期學生,學制一年。畢業時,正好趕上長征出發,考場換成了戰場。200多名畢業生全部編入中央衛生部。2017年9月在吉安采訪曾廣昌時,已年過百歲的他動情地講述了自己的戎馬生涯。
老人回憶,那一天,戰場上抬下的傷員里,有一位頭部、胸腹部都被炸爛的戰士。曾廣昌看到那張臉,心一下子揪緊了。那是和自己一起參軍的興國老鄉啊!曾廣昌跪在他身邊,一邊手忙腳亂地搶救,一邊一遍又一遍地用家鄉話喊他的小名:“牛牯子,牛牯子,牛牯子——”他聽到了,費力地睜眼看曾廣昌,嘴唇動了動,沒說出話來。一會兒,眼睛就閉上了。
湘江的水,被紅軍戰士的血染紅了,傷員一直在往下抬。看著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一批批倒下,在自己懷里、手上變得冰冷,曾廣昌受不了了,跑去向干部團團長陳賡申請:“我要上前線,拿槍跟敵人拼命!”陳賡沒有答應,他指著曾廣昌身上的藥箱說:“你的戰場就在這里,你的武器不是槍,是醫術。紅軍衛生學校把你們教出來,不是讓你們拿槍去拼命,是讓你們救人的。”
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后,部隊減員嚴重,尤其是衛生人員。這批剛出爐的“學生兵”,手里的書本氣還沒散,就被緊急補充到一線戰斗部隊。曾廣昌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二師四團的衛生隊隊長。紅四團是長征路上的尖刀團,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先鋒。曾廣昌很高興,自己背上那個藥箱,要真正派上用場了。
為掩護主力渡江,紅四團奉命死守覺山渡口這個咽喉要道。敵人的飛機在天上轟炸,炸彈把山頭都削平了;地面上,十幾個團的敵軍輪番進攻,漫山遍野都是紅軍傷員。血浸透了泥土,也染紅了曾廣昌的雙眼。他帶著衛生員在炮火中一處一處找,一個又一個地包扎、止血。曾廣昌記得,那一夜,誰也沒有合眼,手上一直是黏稠的溫熱,心里是不止的絞痛。
紅軍衛生學校第六期的同學,從瑞金出發時有60多個人。長征結束后,大家在延安有一次難得的聚會,曾廣昌與幾個同學圍在一起敘舊,聊著聊著,開始數人。這個呢?“在某次阻擊戰中犧牲了。”那個呢?“過雪山倒下了。”再一個?“湘江以后就沒見過。”數著數著數不下去了,所有人都沉默了。不知是誰先哭起來,幾個人抱在一起痛哭失聲。但是當年,沒有一個人逃跑,連后退的都沒有。
曾廣昌的藥箱早已走進歷史。90多年后,在吉安新圩,我們又見到另一只沉甸甸的藥箱,挎在陳桂平肩上。2026年6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兩優一先”表彰對象中,一位右臂袖管空蕩蕩、左手捧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證書的中年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陳桂平,江西吉安新圩鎮新圩村衛生所的一名鄉村醫生。
村民喊他,他總是隨叫隨到。我們見他一面,卻著實不易。從北京載譽歸來的次日清晨5點,天還沒透亮,他已挎上藥箱去村民家了。回來后,又馬不停蹄地接待前來的病人。盡管只有一只手,但是檢查、開藥、扎針等操作十分流暢,腳步也是風風火火。而這,只是他30年來十分平常的一天。
陳桂平生于1977年,3歲那年因一場火災失去右臂。肢體的殘疾曾讓他有些自卑,但家鄉這片紅土地“托”住了他。陳桂平的大爺爺是紅軍烈士,陳桂平對先輩們奮斗的故事耳熟能詳,離家5公里的“二七”會議舊址、渼陂毛澤東舊居,更是他從小愛去的地方。被革命鮮血染紅的土地,是孕育堅強意志的沃土。
陳桂平初中畢業后,父親賣掉一窩豬仔,湊了3000元學費,帶著他去當地一家衛校報名。可學校拒絕了他們:一只手怎么打針?你還是回去吧。陳桂平沒有放棄,打聽到南昌有一家衛校愿意招收殘疾學生,便前往學習。為了熟練打針技術,他買回針頭和注射器,在自己身上練習。1996年取得行醫資格證后,陳桂平回到家鄉辦起診所,從最初不被村民認可,慢慢變成了大家口中隨叫隨到的“鄉村120”。這稱呼帶點玩笑意味,卻是30年里一點一點干出來的信任。30年來,他騎壞了16輛自行車,行程超過12萬公里,接診人次超過20萬。“鄉村醫生就是要到村里頭去。不管多遠,只要老鄉們需要,能到達的地方我都會去。”陳桂平頓了頓,又高興地說,“不過,以前騎車20多公里給人看病的情況已經沒有了,路修好了,大家都更方便了。”
如今,陳桂平所在的衛生所配上了24小時動態心電監測儀等設備,電腦還裝上了“智醫系統”,輕點屏幕就能連上區總醫院的專家,遠程會診,讓村民不再多跑腿。“得了獎,你是不是要被大醫院挖走了?”一位村民打趣地問。“放心吧,只要你們需要,我會一直在這里。”陳桂平說。
草鞋上的深情
行軍、打仗需要穿鞋,那時紅軍沒有鞋廠,群眾便成了最大的“草鞋廠”。在寧都、興國、瑞金、于都以及原中央蘇區其他地方的無數村莊,鄉親們曾挑燈趕制草鞋。瑞金的邱娣夫婦組織10多人編草鞋,3年編了幾萬雙;閩贛水尾村跛腳的謝年昌,組織20多人組成草鞋隊,10天趕制2000雙……長征出發前,僅贛南蘇區就趕制出20多萬雙草鞋。
草鞋穿在腳上,是肩頭負重的支撐與基礎。鄉親們挑回稻草,在燈下搓繩,托舉起遠征的腳步;扛著信仰前行的人,肩頭的重量被草鞋穩穩撐住,漫漫長路,步履不停。
10月的于都縣段屋鄉寒信村,仿佛又回到了92年前那個出發的秋天。淡淡的稻草氣彌漫整座古老的祠堂,一垛又一垛草鞋靠著土墻堆疊起來。今年已經82歲的肖南斗老人,邊打草鞋邊給游客講述草鞋與長征的故事。他13歲跟著父親學打草鞋,一打就是近70年。“父親告訴我,紅軍剛來時,村里人覺得這些人‘真奇怪’——衣裳舊,腳板空,見著老鄉卻總要搭把手,給老鄉挑水劈柴、修橋補路。大家看著看著,心就慢慢靠過去了。”肖南斗介紹,據說,1934年的那個秋天,鄰里鄉親連夜趕工,短短數日,編出200多雙草鞋送給出征的紅軍戰士。
在于都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我們還看到了一雙繡球草鞋。鞋身被歲月磨得發暗,鞋頭卻依舊縈繞著少女質樸的牽掛。它原是紅軍戰士謝志堅長征前,青梅竹馬的愛人春秀親手為他做的。講解員林春燕告訴我們,一路上,謝志堅把草鞋珍藏在背包里,只舍得穿過兩次。可當1951年,謝志堅回到于都尋找春秀,才得知出征后不久,春秀就被敵人殺害了。謝志堅帶著這雙草鞋,伏在春秀墓上痛哭起來。
這雙草鞋,也讓人想起2017年采訪過的老紅軍賴嚴秀。在贛南蘇區,她參加的寧都黃陂婦女赤少隊草鞋隊,17個妹仔,個個是打草鞋的能手。“打草鞋有講究:先搓麻繩,再理稻草。草要挑干凈,不能帶硬梗;稻草先泡水,再拿木槌捶軟。編的時候,前鼻后跟分得清楚,草繩還得收緊……”采訪時,已經97歲的老人家非要拿出一把稻草,給我們示范如何編草鞋。
草鞋是否合腳,腳最清楚。一天,一個戰士專門回來找賴嚴秀。他說,行軍的時候翻山過水,腳上的草鞋一直沒有散。他把腳伸給賴嚴秀看,腳底全是厚厚的老繭。他說:“要不是這雙鞋,我那回可能真掉隊了。”打草鞋出了名,每天都有五六個戰士特意來要賴嚴秀打的草鞋。賴嚴秀忙得抬不起頭,只能笑著說:“莫催咧,手只有兩只,打都打唔贏。”
賴嚴秀說,手工打草鞋快的一天可以打四五雙。后來,草鞋隊普遍用上了草鞋機,一個人一天可以打10到20雙草鞋。整個草鞋隊,一天可以打300多雙草鞋。大家日夜趕工打草鞋,深夜天冷,手凍得發僵、磨到紅腫,蘇維埃干部就點起炭火,也加入打草鞋的行列。炭火一燃,祠堂里人氣更旺。姊妹們一邊搓繩,一邊談笑,困得眼皮打架時,便邊打草鞋邊唱《打草鞋歌》:“新打草鞋簇簇新喲,送給阿哥當紅軍。踏開蓬茸踏破雪呀,踏平世道妹歡欣……”采訪中,賴嚴秀老人唱著唱著停住了,淚水順著面頰往下淌……
紅色基因代代相傳,長征精神賦能發展。90多年前,從一雙草鞋的一世牽掛,到20萬雙草鞋的魚水情深,鄉親們雖沒有走過雪山草地,卻以另一種方式參加了長征。90多年后,從傳統的制衣小作坊,到智能制造產業園,贛南兒女用為紅軍打草鞋、補衣服的雙手,在一針一線中織出千億元產業的時尚之都新圖景。
今天,走進江西于都的衛棉紡織工廠,5G+慧紡云智能管控系統高效運轉;贏家時裝的智能車間里,工人們與數字化機器協同工作,產業溫度與制造科技相得益彰……于都縣紡織服裝產業發展中心主任段先有介紹,于都有3850多家紡織服裝企業,全縣70萬勞動力人口有30萬從事紡織服裝行業,80%以上規模以上紡織服裝企業完成數字化改造。放眼贛州,當地更已形成以于都女裝為核心,寧都童裝、石城鞋服、瑞金織造、興國牛仔為差異化的“一核四區”布局,全市紡織服裝產業年營收突破1100億元。
一雙手,三代人,跨越90多年,這雙草鞋的新長征仍在接續。
硝煙遠去,銀元載入史料,草鞋進了展柜,藥箱還在村路上晃。長征留下的分量,至今還落在一副副肯替百姓擔事的肩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