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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藏山的寶藏
來源:長江日報 | 劉醒龍  2026年11月10日08:05

在藏山,或低頭,或仰望,想這座山的巍然峻拔,更想一部經典如何誕生。

藏山,為了使人體驗那比傳說還要深刻的幽邃,特地修了一座垂直高度達128米的觀光電梯。上到頂端再看下面的深谷,一種秘而不宣的感覺油然而生。當年,一心想殺掉趙氏孤兒的晉國權臣屠岸賈派出幾百人,想在這片綿延幾百里的太行山西麓找出從后宮秘密送出的一個嬰兒,這簡直就是癡心妄想。在這種地方,就算屠岸賈能穿越時空,讓當下分辨率最高的衛星懸在空中,也難以達成罪惡目的。藏山叫盂山時,這里除了山谷、樹林和巖洞,地面上沒有一片瓦,也沒有任何小徑,完全是一座沒有一點人間煙火的野山。傳說中,趙氏全族在那場大屠殺中唯一幸存的嬰兒趙武藏在這種地方,外人想要探聽到一點蛛絲馬跡,除了土地老兒和山神爺,連樹梢上的云都不清楚,只有問那沒有長嘴、沒有長手、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的風。

據《史記》所載,公元前597年那場血案,趙氏三百多口慘遭滅門,連帶一名無辜嬰兒被親生父親程嬰拿去替死,換得嬰兒趙武躲進盂山。十幾年后,公元前583年,孤兒趙武得幸復出,報此血海深仇。因為掩藏了這位舉世聞名的孤兒,當地人索性將盂山改名為藏山。

站在高高的藏山上,俯瞰谷底的藏山村,給人的感覺,眼前或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陷阱,或是歷史給后人挖的一個大坑,更是一個難解的人間謎團:一個還在混沌狀態的孤兒,如何能令他人違背倫理,以自己唯一親生骨肉的死,來換得昔日頂頭上司唯一血脈的延續,而且千百年來好評如潮,哪怕是在與東方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地區,各種各樣的頌揚同樣不絕于耳。

縱觀世界,似乎唯此一例能夠贏得如此普遍的美名。

當太多人覺得一座山是名山時,這山當然就是名山了。

當太多人認為自己必須是某個故事的傳承者,這個故事當然就是經典。

位于山西盂縣大山深處的這座小小村落,完全是為著那份紀念而建立。從洞中套洞、曲里拐彎、相傳為程嬰趙武當年躲避搜捕的藏孤洞,到專門紀念程家嬰兒的保孤祠;從彰顯趙武家族歷史的文子祠,到感念程嬰舍子救孤、撫育孤兒的報恩殿;從祭祀傳說中掩護趙氏孤兒的八位義士的八義廟,到傳說中程嬰懷抱趙武登臨的抱孤峰;還有其他種種配套院落與宮樓,與其說是供人休養生息的村莊,不如說是專門供養那段傳說,讓那段傳說在此地生生不息。

成書于戰國時期的《左傳》,用極簡明的文字最早記載趙氏孤兒之事:晉景公的姐姐莊姬公主在丈夫趙朔死后,與趙嬰齊私通;但趙武是趙朔之子。那時的趙氏家族,因為趙盾的精明強干,在晉國國內聲望極佳。趙朔是趙盾的兒子,也是趙嬰齊的侄兒。趙嬰齊的同母兄弟趙同、趙括豈能容下這等丑事,就將趙嬰齊流放到齊國,后來客死他鄉。莊姬因此懷恨在心,誣告趙氏謀反,晉景公下令誅殺趙同、趙括等全體族人。趙武跟著母親莊姬住在宮中得以保全性命,十幾年后,大夫韓厥進言,才恢復了趙氏封地與爵祿。

《左傳》所記如此,此事后來如何演變流傳,卻不得而知。數百年后,司馬遷寫《史記》時,引發禍端的人由莊姬公主變成了權臣屠岸賈,趙朔成了被屠岸賈滅門的主要受害者,私通之事不再提及。司馬遷筆下的屠岸賈,為爭權奪利瞞著晉景公誅殺趙朔全族后,趙朔之妻莊姬公主躲入王宮,生下遺孤趙武。老臣公孫杵臼與友人程嬰定下救孤之計,由前者主動認罪赴死,后者再用親生骨肉騙過屠岸賈,帶著趙氏孤兒千里逃生,藏匿十五年,直至平反昭雪,誅滅屠岸賈一族,趙氏得以復興。

又過了幾百年,來到唐代,民間社會認起真來,在藏山上建廟修祠。成書于公元736年的《史記正義》記載,一些地區祭祀程嬰、公孫杵臼已成習俗。再到宋代,宋高宗敕封趙武為藏山大王,大概因藏山峽谷中多有雨水,趙武竟被封為地方雨神,形成附近一百零八村每年農歷四月聯合祭祀的廟會制度。公元1172年,金代《神泉里藏山神廟記》碑刻中說:“此方之人為立廟貌,其來遠矣,歲歲血祭。”至此藏山已被看成忠義文化地標,加上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的推波助瀾,再到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朝廷下詔重修藏山祠,升格為萬歲朝廷香火院。延續到清代,每逢祭祀時節,鄉間巡游隊伍超過千人,并形成固定的程式、儀仗和音樂。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侵華日軍和偽軍開始對晉東一帶反復進行剿殺,造成地區人口或死或逃,大量減少;如此聲勢浩大、流傳千年的廟會活動才被迫中斷,終至失傳。

幾個藏在典籍里的人物,一段流傳在民間的傳說,如何能夠在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沉淀為中國古典悲劇的標志性作品?固然,其中有人性與人生中最容易共情的生死沖突,有悲天憫人的亙古情懷;看似確立了忠良蒙冤、義士舍命、遺孤復仇、善惡終有報的中國式悲劇范式,實則是普通俗眾借以言說自身、以自身固有能量成為自己的英雄、同時也成為世界的英雄的一種方式;更是掌握文字權力的讀書人,如何從生活塵埃中發現并提煉藝術真諦全過程的一種呈現。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出與《左傳》大不相同、更令人動容的趙氏孤兒。在司馬遷之后,從普通百姓到達官貴人,在社會實際生活中不斷地進行藝術應用與提升,這才有對后世小說、詩文、戲曲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成為人們精神世界里的一種圖騰。

按理說,西方文化中并不缺少悲劇人物,如古希臘的俄瑞斯忒斯,古羅馬建國傳說中的羅慕路斯與雷穆斯,西方宗教故事中約阿施的故事和摩西出埃及的故事,還有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然而,1735年,傳教士馬若瑟節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收入《中華帝國志》,在歐洲刊行;二十年后,伏爾泰據此改編為五幕悲劇《中國孤兒》,在巴黎公演大獲成功;英國人墨菲、意大利人梅塔斯塔齊奧等先后進行改編,德國人歌德也受其啟發進行創作,相關作品有英、意、德等多種版本。歐洲學界將其與《哈姆雷特》相提并論。這也應了王國維評價《趙氏孤兒》的那句話:“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生命無論大小,不分強弱,正如人的十指,雖有長短,卻都有不可交易的尊嚴。

任何人在生死關頭憑著人性做出的抉擇,都會自然而然地跨過一切文化壁壘。然而,哪怕是為了匡扶正義,也不可以剝奪一個無辜嬰兒的生存權利。基于這種立場,程嬰的選擇在今天的倫理視角下是難以接受的。《趙氏孤兒》中的此類描寫,正是歐洲文學與文化體系所缺失的;而《趙氏孤兒》所表達的中國倫理,以及中國式悲劇所強調的文明高于武力、道德可以感化強權的理念,為啟蒙時期的歐洲文藝注入了新的思想,產生了新的變革動能。

藏山村的“藏孤勝境”明萬歷牌坊底下安放著四尊神態各異的石獅子。左邊第一尊可以稱為怒獅,與人在極度憤怒時的神情十分相似,怒目圓睜,濃眉倒豎,唇翻齒露,那樣子是要將一切兇險拒之門外。中間兩尊,一尊可以稱為哀獅,一尊可以稱為喜獅。哀獅哀得低眉落眼,憂傷凝重。喜獅喜得眉開眼笑,神態松弛。其哀當然是因為趙氏平白添了三百口冤魂,其喜也是因為天佑孤兒,讓趙氏苦盡甘來。第四尊為樂獅,依然是將人的心性寄托在石獅身上,雖然歷經多年風化,面部有些殘缺,但依然看得出平和安靜、沉穩曠達,流露出一種安樂可人的神情。很顯然,這是寓意:冤有頭,債有主,善惡到頭終有報;再大的冤情,了結過后,讓百姓安享太平,才是萬古長存的藏孤本意。

《趙氏孤兒》還在繼續流傳。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以后,西方學界再回頭重讀《趙氏孤兒》,不少學者反而對程嬰的選擇提出尖銳質疑:無論目標多么正義高尚,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拿一個無辜孩子的生命當作籌碼。不同時期對經典的重讀,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不同理解,正是經典的魅力所在。外界也許千變萬化,藏山這里,一如那四尊石獅,一切怒哀喜樂,只有符合人們所能接受的美好,才會流芳百世。

離開藏山很久,我仍在想那高高的觀光電梯。直到某個瞬間,忽然明白,這就像對經典的理解:當人們站在高處時,經典的意義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幽深;當人們回到地面后,經典的意義反過來變成了高山仰止,而非高處不勝寒的孤寂。

【劉醒龍,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老舍散文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得主,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文聯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