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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本《宸濠招》的坎坷旅程
來源:北京晚報 | 高申  2026年11月04日10:15

知曉《宸濠招》的人并不多,這份兩萬余字的明代口供孤本,記錄著寧王朱宸濠叛亂的原始細節,彌補了正史記載的不足。《宸濠招》書稿誕生于明正德年間,是審訊寧王叛亂案的案牘匯編,從未公開刊印,僅以手抄本流傳。它先后藏于天一閣、抱經樓、嘉業堂,歷經數百年藏書樓更迭,數次躲過失竊、火災與兵劫。抗戰時期,嘉業堂藏書面臨被日寇搶奪的巨大風險,鄭振鐸牽頭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在多方勢力博弈中秘密搶救古籍,將其收入《玄覽堂叢書》,讓這份珍貴的孤本得以留存至今。

鄭振鐸

《宸濠招》書影

孤本入藏天一閣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江西的寧王朱宸濠舉兵叛亂,朝野震動。據記載,滿朝文武之中,唯有兵部尚書王瓊十分篤定,從容說道:“王伯安在江西,必能擒獲叛賊。”

王伯安即王守仁,號陽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軍事家。此時,王守仁正奉命前往福建平定兵亂。行至吉安與南昌之間的豐城時,他突然接到朱宸濠起兵反叛的消息。王守仁立刻折返吉安,就地招募義兵,發布討賊檄文,整軍出征。

平叛過程中,王守仁充分施展了極少展露的軍事謀略。朱宸濠親率六萬大軍,自九江沿江而下,圖謀攻取南京。王守仁卻統領八萬大軍,直撲寧王的大本營南昌。朱宸濠只得回師救援,兩軍在鄱陽湖展開決戰。經過三日激戰,寧王兵敗被俘,這場叛亂僅歷時43天便宣告平息。

戰事平定之后,王守仁主動把擒獲朱宸濠的首功讓給正德帝,等皇帝以“親征”之名擒獲寧王、班師回京后,朱宸濠被收押入獄,交由刑部會審。刑部審理朱宸濠一案形成的案牘、口供匯編,就是《宸濠招》。

《宸濠招》的史料價值極高。有學者指出,這部案卷是研究寧王叛亂最核心的一手材料,填補了正史記載的空白。《明武宗實錄》中關于寧王之亂的記述不足百字,而《宸濠招》多達兩萬余字。從現存各家藏書目錄來看,此書為海內孤本。相較于《明武宗實錄》這類官方正史,《宸濠招》全部取自涉案人員的審訊口供,文本形態更接近原始檔案與私人筆錄。

這部文獻在明代僅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傳。幾經傳抄之后,被時任兵部右侍郎的范欽收入天一閣藏書樓。

作為中國歷史上久負盛名的藏書樓,天一閣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營建。范欽在居所與藏書樓之間修筑封火墻,藏書樓內以蕓草防蛀、英石吸潮,樓下六間房舍配合通風窗,形成完善的防潮體系。清代皇家藏書樓,如文淵閣、文瀾閣等《四庫全書》藏書之所,均以天一閣為建造藍本。

抗戰時期面臨劫難

嘉業堂

《宸濠招》在天一閣安穩存放了兩百余年。清嘉慶年間,此書流出天一閣,被寧波另一座藏書樓抱經樓收購。圖書外流的起因,大概率與天一閣內部失竊有關,具體經過已無從考證。

抱經樓是清代浙東地區的知名藏書樓,由寧波藏書家盧址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建成,與天一閣齊名。盧址自幼酷愛藏書,藏書一部分來自祖傳,大部分是高價從各地藏書家手中購得。樓名取自唐代韓愈詩句“獨抱遺經究終始”。抱經樓整體仿照天一閣修建,采用重檐硬山頂兩層樓閣,遵循“天一地六”的格局。管理制度也效仿天一閣,約定由子孫共同管理,嚴禁私自出借藏書。

咸豐十一年(1861年),抱經樓遭遇兵劫,所幸大部分散佚圖書被書商購回,得以歸還。光緒初年(1875年),盧氏大宅失火,抱經樓藏書受損。好在,兩場劫難,都未損毀《宸濠招》。到了民國初年,抱經樓藏書開始散佚,這或許與盧址后人認為新學取代科舉,古書沒了價值、不如換錢的想法有關。總之,《宸濠招》再次從抱經樓散出,且由南潯劉承幹購得。此事,在劉承幹的《藏書日記》中有所交代。

嘉業堂又是怎樣的藏書之地呢?根據吳真在《暗斗》一書中所述,若要論及明清史料和地方志收藏最全的私人藏書,非浙江湖州南潯鎮的嘉業堂藏書樓莫屬。嘉業堂的主人是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化名流、藏書家劉承幹。劉承幹的祖父,則是名列“南潯四象”之首的劉鏞。據說,在清末的南潯鎮上,名列“四象(大象)”的標準,是集聚了千萬兩以上的家財。于是,當地民謠有云:“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

作為劉鏞的長孫,劉承幹繼承了大筆家財。他沒有揮霍的習慣,只是熱衷于藏書、刻書。當他而立之年,正值清末民初的大變局之際,一些世族不得不變賣書籍以維持生計。劉承幹借此時機,大量搜購古籍善本。到了1924年,他在南潯鎮建造起藏書樓“嘉業堂”。根據相關記載,鼎盛時期的嘉業堂,號稱擁有藏書60萬卷,為民國時期規模最大的私人藏書樓。

《宸濠招》在嘉業堂內靜臥了20余年,便再次面臨劫難。日寇侵華后,南潯于1937年11月淪陷。嘉業堂的藏書,由此也岌岌可危。

鄭振鐸力主“搶購”

對嘉業堂藏書的爭奪中,既有愛國知識分子、商人,也有附逆的漢奸,更有日方不同勢力的“關注者”。當嘉業堂藏書準備散出的消息在業界傳播開來的時候,一群來自北平淪陷區的書商紛至沓來。這些被稱作“平賈(北平書商)”的商人,來自文祿堂、修綆堂、邃雅齋、修文堂、來薰閣等字號。而站在他們身后的,則是偽北平、偽滿各單位和日本各藏書機構。

一心想把藏書留在愛國人士手里的鄭振鐸,與各方勢力展開了一系列的博弈。依照吳真教授的記述:此時的鄭振鐸認為,與敵爭奪文獻,最重要的就是爭奪史料文獻,因此“嘉業堂書最為重要,且須秘密進行,蓋某方亦甚注意也。此半年內,實為緊要關頭”。

“平賈”的涌入,勢必導致書價的猛漲。嘉業堂藏書數量龐大,若要將其全部收購,對鄭振鐸等人而言財力難支。于是,鄭振鐸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同仁商議,決定按照文獻價值,將嘉業堂藏書分三檔擇優選購。

《宸濠招》由文獻保存同志會購入的準確時間,是1941年5月3日。購得此書之后,鄭振鐸將這批搶救下來的孤本整理出版,匯編為《玄覽堂叢書》,《宸濠招》便被收錄其中。

文獻保存同志會是上海“孤島”時期,由民間學者與官方機構合作成立的古籍搶救組織。該組織于1940年1月19日,在張元濟的寓所正式成立。鄭振鐸、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等人齊聚張宅,共同組建了這一機構。同志會的大量實務工作,主要由鄭振鐸承擔:在上海對接書商與藏書家,負責驗書、估價、點收、登記、編目、保管,對孤本進行抄錄與影印,裝箱后從上海轉運至香港,同時定期撰寫工作報告。

文獻保存同志會的購書經費主要來自兩筆款項:一是中英庚款董事會撥款,約120余萬元;二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項撥款,約200余萬元。這筆經費來之不易,系鄭振鐸、張元濟等人聯名致電重慶教育部與中英庚款董事會,呼吁搶救江南藏書樓散出的古籍,朱家驊、陳立夫批準了這一申請,把原本用于中央圖書館館舍建設的庚款,調劑為古籍收購專款。即便如此,面對持續上漲的書價,經費依然十分緊張。

依據吳真教授的研究,同志會對購書資金制定了嚴格的審批規則,寫入《辦事細則》:單筆購書價款在50元以上,必須全體委員簽字審批;宋元舊本與重要抄校本,訂購前必須先送專家鑒定;所有待購圖書先登記造冊,避免重復收購;每兩周上報一次購書清單。

由此可見,《宸濠招》這一類善本孤本能夠被收購、妥善保存,經歷了一波三折的艱難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