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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其間各有滄桑,而共慶幸存無恙”
來源:北京青年報 | 雷劍嶠  2026年11月04日10:11

書架上有一冊舊書,是清朝來華的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所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商務印書館1963年11月初版初印。1792年,為了慶賀乾隆皇帝八十壽辰,英國政府派出以馬戛爾尼為正使的龐大使團,這個使團遠航來華,1794年才返回英國,他們將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公之于眾,轟動了西方世界,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斯當東的回憶錄,就是這趟旅程的成果之一,讀者眾多,至今已有好幾個中譯本。我書架上的這一冊,雖然當年屬于“內部讀物”,可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珍貴之處只在于一點——它是譯者葉篤義簽贈周一良、多年后周一良又回贈葉篤義的書。

在近現代歷史上,天津有兩個家族以人才輩出而知名。一個是建德周家,不說第一代的周馥、第二代的周學熙、第三代的周叔弢、周叔迦,只算第四代,周一良、周鈺良、周紹良等幾位,都是負盛名、有成就的大家。另一個是安慶葉家,與周家第四代同時的那一輩兄弟中,出了葉篤義、葉篤莊、葉篤廉(葉方)、葉篤正、葉篤成(方實)等學界和政界的精英人物。

周家和葉家同是祖籍安徽,又同在天津定居,自然結為世交。這段關系應該是由葉氏兄弟的父親葉崇質與周學熙開始經營的,葉篤莊的美國女婿、歷史學家周錫瑞的《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提到,葉崇質在周學熙的啟新集團內任常務董事,還兼著許多管理職位,“有一段時間,葉崇質似乎在周學熙的每個公司都有職位”。

周學熙與葉崇質之間是你扶持我、我襄助你的商業合作關系,他們的兩個晚輩周一良與葉篤義則更為投契,終生保持了純粹的友誼。

1930年,葉篤義從南開中學保送進燕京大學。葉篤莊在晚年回憶錄《一片冰心在玉壺》(孟繁之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里寫道,三哥葉篤義當時同時考取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燕京大學政治系,后來才決定棄清華而讀燕大。周一良是和葉篤義同一年進燕京大學的,先讀的是國文專修科,后來轉學去了新開辦的輔仁大學歷史系,沒讀多久又轉回了燕京大學歷史系。就是在國文專修科的那一年里,葉篤義成了周一良“惟一熟識的外系同學”(《鉆石婚雜憶》,周一良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這也是兩人之間論交七十年、直至生命盡頭的友情的發端。

不過周一良在書里沒有提到的是,這來之不易的七十年友情之中有一段整整二十年的空白。這段空白并非是因為兩人有了齟齬而決裂,而是出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人的命運遭逢不測,因而失散于人海中。我所得的那冊書,恰好可為此做一注腳。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扉頁貼有裁下來的一小張信紙,正面寫的是:

一良兄:

拙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即檢送請

指教

弟葉篤義

五、六、

背面記有周一良的住址,可能是葉篤義當時找人送書上門,寫給辦事者的:

燕東園24號 周一良 教授

據書出版的時間1963年11月推測,葉篤義贈書周一良在次年的5月6日,應該不會錯。

1957年,葉篤義從民盟中央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變成右派。翻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正是在摘帽之后、生活較為平靜的1960年至1963年這段時間里。葉篤義的女兒葉維禎后來回憶說,當時葉篤義可以重新夜以繼日地譯書。在《懷念我的哥哥葉篤義》一文中,方實則將他的心理動機解釋為尋求解脫,“基本上無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譯工作上。那幾年我常常見他捧著厚厚的外文書看。后來,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國外交史》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有名著作都翻譯出來了。”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得以在1963年以“內部讀物”的形式出版,可《美國外交史》的付梓則要到1985年。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從1964年贈書后,葉篤義和周一良就在動蕩的日子里失去了聯系,直至將近二十年后才重新相見。因為在書封面后的空白襯頁上,周一良寫下這樣一段題記:

一九八三年六月,與篤義兄無意中相遇,暌離二十年矣。其間各有滄桑,而共慶幸存無恙。言及此書,謂早已抄走無存,今日購求亦不可得。因亟檢出昔年見貽者還贈,且以志我輩之友誼。

周一良記于北大

題記共八十字,從中可以想見兩人劫后余生,意外重逢,恍然如夢的情景。那時葉篤義已得平反,周一良晚年重感情,一有昔日友人的消息,必定去聯絡,聽到葉篤義提及此書,也記在心里,一回家就從書架上翻找出來,寫下這段話。其中“暌離二十年矣。其間各有滄桑,而共慶幸存無恙”數語,看似平常,實則飽含無數辛酸。這本五百多頁的冊子,二十年前葉貽周,二十年后周還葉,走了這一遭,書還是完整如新,人的身心卻早已瘢痕累累了。

久別重逢后,兩人恢復了密切的往來。晚年與葉篤義的合影,周一良的書里就能見到兩張。這段友情在他筆下描述得頗為感人:“90年代以后,燕京大學的校慶也定在5月4日,他每年校慶必來,但不到禮堂開會,卻到燕東園我家敘舊。燕京大學雖不存在,但是燕京的凝聚力很強。這種凝聚力,這種雙重的關系,使我們每年一度的會見維持了很久。后來他中風不能出門,我便去看他。他說話已經不太流利,而兩人握手對坐同樣感到溫暖,我常想起老友楊蓮生當年要與我‘行個洋禮’,不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嗎?”周一良之子周啟銳寫過,周一良去看葉篤義每年都是他開車陪著去,“下車即上輪椅,行動也十分困難還堅持要去,直到葉老仙逝”(《周一良讀書題記》,周一良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此處乃周啟銳誤記,葉篤義在2004年去世,比2001年去世的周一良還晚了三年。

《周一良讀書題記》錄有周一良為葉篤義另一本著作寫的題記。葉篤義于1999年出版的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入手后,周一良寫道:“九九年三月六日收到,一萬比二百的勝利!一良左手。”所謂“一萬比二百的勝利”,指此書正式出版前,先是內部印刷二百冊,拿到這二百冊書的讀者都要登記備案,后來才獲準公開出版,首印一萬冊。書前還有題詞“葉篤義學書,九九,五,五”,那時葉篤義已經中風,想必書是周一良自己買的,前一天過完燕京大學校慶日,后一天就照例去看望老友,順便讓他在自己寫的書上留幾個字。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其實不好譯,但僅看書中極多的譯注,就很見學力。可他八十歲寫的回憶錄談的都是舊人舊事,對自己譯的兩本書則只字不提,壓根沒當做值得一說的勝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一良晚年對自己卷入時局漩渦悔恨不已,一再自白“畢竟是書生”。兩條不同的人生道路,末了都歸于燕東園24號的握手對坐。

周一良想為他和葉篤義的友誼留下一個見證,因而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寫下那段題記,已是四十三年前;周葉二人,先后去世,至今也有二十余年。如今此書歸于我手,我感到有義務把它公布出來,使其不致湮滅于歲月的虛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