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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良方》:悲喜交加是人生
來源:文匯報 | 黃昱寧  2026年11月04日22:01

一

《小城良方》演到第十二集,從南方大都市落難到東北小城鎮的外科醫生劉錚亮坐上了一輛出租車。在前面的十一集里,他經歷了現實的摔打與撫慰,仍然難以達成充分的自洽。彼時他的第一志愿,還是回南方行醫。

在一個精心打磨的故事里,哪怕是看起來并不重要的過場戲,編導也不會輕易放過出租車司機的即興演講——何況是最愛嘮嗑的東北司機。司機的兒子也在北京打拼,因此他的人生哲理飽含實戰經驗,若清風過耳,微微激發劉錚亮與觀眾的心弦共振:

“按照我們撫城的說法——識途馬,路線清,回家端個鐵飯碗,安穩又體面;千里馬,心氣兒高,去北上廣深打拼;迷眼馬,進退兩難,唉聲嘆氣。”

“可我們不是馬,”劉錚亮的弟弟劉錚光說,“是人。”

“對,是人……不管混成什么樣,都得把自己當個人。”

怎樣在這個充滿缺陷的世界里“當個人”,正是這部披著醫療劇外衣的作品一直在敘述與追問的主題之一。在《小城良方》的語境中,“人”大多不是面目單一、黑白分明的,甚至常常是缺損的、破碎的。我們看不到爽劇邏輯下的“善惡對立”或者“全員惡人”,倒是會在某種程度上看到“全員病人”的景觀。而這里的“病人”,往往兼具生理與隱喻層面的雙重內涵。

比如,男主角劉錚亮被童年冬泳時的喪父之痛激發的“恐雪癥”,女主角艾辰同樣因為童年遭遇被耽誤的“識字障礙”,艾辰母親艾米的習慣性“盜竊癖”,被父親逼著學醫的陳俊南有難以克服的手術焦慮癥。這樣的安排,除了推動情節、塑造人物之外,其實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既滑稽又悲憫的視角:大千世界,蕓蕓眾生,誰都藏著隱秘的傷口和疾患,誰都是潛在的“病人”。

一旦以這樣的脈絡統攝全局,全劇的風格便呼之欲出。既不同于《低智商犯罪》那樣的荒誕喜劇,也絕非一般意義的輕喜劇,《小城良方》由始至終走的都是難度不小的悲喜劇路線。

如果說古典悲喜劇追問的是禍福相倚的規律和趨利避害的路徑,那現代悲喜劇的重點往往是“人在無法解決的處境里,為什么還會笑,怎樣才能繼續生活”。一出成熟的悲喜劇,不是將笑點與淚點均勻分配、生硬拼接,它追求的境界應該是悲喜同源——觀眾的笑和淚,來自同一種處境、同一個人物甚或同一個戲劇節拍,因而觀眾能同時體味到笑與淚、荒誕與痛苦、戲謔與莊嚴相互滲透的化學作用。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編導演的技術和審美,都得在水準之上。

二

《小城良方》的悲喜劇風格首先體現在主人公的身份錯位上。劉錚亮的專業能力意味著秩序、體面和確定的人生前景,但回到故鄉以后,他的精英姿態完全失靈,被兼具“死氣沉沉”與“熱氣騰騰”的小城日常給拆得七零八落。

他給弟弟解釋醫療風險,表情冷峻,言辭刻板,將內心的憂慮封凍得嚴嚴實實;參加同事聚餐時,他不愿客套,哪怕“夸人的話也能說得那么不好聽”,把整桌氣氛速凍至冰點。這些“笑料”之所以不僅僅是笑料,是因為編導營造的情境讓觀眾同時代入了劉錚亮的內心。我們漸漸發現,他的不諳人情其實也是在啟動自我保護機制。一個剛剛經歷職業重大挫折、無法確認自己是否還能拿手術刀的人,只能依靠原則、專業知識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態度,來維持最后的尊嚴。

母親李忠玲的死將劉錚亮的個人悲喜劇推向第一個高潮。這個家庭似乎從來沒有學會如何釋放悲傷。父親困死冰下時,年幼的劉錚亮隔著冰層目睹慘狀;母親當時懷著身孕,沒有痛哭,也沒有為丈夫舉辦葬禮。她把劉錚亮送往南方,是為了降低其恐雪癥發作的概率,卻也在無形中讓兒子遠離故鄉與家庭。劉錚亮由此學到了一種扭曲的情感經驗:至親離去就像大雪紛飛,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牢牢關起來,像遮蔽雪花那樣逃離悲傷。

李忠玲的遺書是典型的悲喜劇文本。她將兩個兒子喚作“兔崽子”,將痛徹心扉的遺言“降維”至幾句家常玩笑。她交代存款、房子和給兩個兒子織的圍脖,說家里的房子面積雖然大卻面對火葬場,所以賣不上價;她說“別人買海景房而我買的是煙景房”,只因為從火葬場冒出的煙里能找到亡夫的影子。這些笑中帶淚的文字勾勒出一個打不開的心結——所有的孤僻、瑣碎與不近人情,原來一直蘊含著無法釋放的悲傷。最終,她罹患癌癥,拒絕治療,選擇與丈夫一樣投身冰窟。她的遺言是那么平實甚至好笑,我們卻聽出了最難化解的執念與哀愁。

這樣的反差在此后關于遺體修復與葬禮的爭執中進一步延伸。望著修復后的母親,劉錚亮說出的第一句話是:“好像睡著了一樣,技術真好。”作為醫生,他可以機械地評價技術;但作為兒子,此刻的他麻木到失語——專業詞匯是他最后一層盔甲。

同樣地,劉錚亮對“直接火化”的冷酷堅持,其實是重復母親當年面對父親離世的方式,試圖像她那樣用取消儀式來回避情感。他最終同意辦葬禮,也是因為平生第一次省悟:將悲傷留給自己,只能暫時掩蓋問題,并且可能在日后引發更大的問題。

劇集最有趣的一筆,是沒有安排劉錚亮在靈堂里順理成章地哭出來。他想了很多辦法,卻掉不出一滴眼淚。越漲越高的情感潮位,最終在二人轉劇場決堤。臺上唱的是母子離別,周圍是七嘴八舌的觀眾,劉錚亮的表情漸漸繃緊,直到當眾失聲痛哭。最私密的哀悼,偏偏發生在最喧鬧的娛樂場所;最莊重的告別,由一段世俗的、通常被精英鄙夷的鄉土戲曲打開。在他突然失控的一剎那,我們甚至會感到一絲滑稽與尷尬,隨即才意識到,那是遲來太久的童年悲聲。

三

第十五集,劉錚亮在南下行程中給孕婦急救接生,誤打誤撞落到了蚌埠。他在據說是中國南北分界線的標記上反復橫跳——這輕盈的一筆,生動地勾勒出這匹“迷眼馬”在人生歸屬感上的進退兩難。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二十九集的電視劇里,這一刻恰好落在全劇篇幅的中點,在整體結構上畫了一道淡淡的分界線。

如果說劉錚亮的選擇困難癥多少有點哈姆雷特的意思,那么小西門醫院的院長龍冬冬則類似于莎劇中精明、市儈卻也不無悲憫之心的福斯塔夫。與龍冬冬有關的情節,最集中地體現了作品的社會性:小醫院的“大”院長什么事兒都要管,要處理醫患矛盾,要面對入不敷出,還得參透病人的心理困境。

于是,我們看到,龍冬冬一邊烤肉,一邊對劉錚亮軟硬兼施;他拉住劉錚亮拍工作照,轉身便把照片印上了醫院海報。他既像惜才的基層院長,也像熟諳人性的“獵頭”和商人。劉錚亮說他“陰”,并非毫無道理。這個人物的復雜性恰恰在于,善意經常以不那么體面的方式出現。

與龍冬冬相仿,女主角艾辰在劇集中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功能型角色。她不僅完成了治愈男主的任務,承擔著劇集最外放的喜劇能量,而且,隨著故事的進展,越來越顯露出人物自身的魅力。

比如,艾辰經營殯葬店,日常就在醫院附近蹲守業務。劉錚亮在手術室內搶救生命時,她和家人在門外與競爭對手搶生意,為此不惜設計了“假尸詐尸”的鬧劇,把對手嚇得棄車而逃。兩種空間的巧妙并置,以及這極富悲喜劇風格的一幕,預示了艾辰樸素而豁達的生死觀必然會對劉錚亮帶來沖擊。在她看來,醫生的職責是治病救人,而她的職責是讓無法挽回的生命有尊嚴地離開。

同樣地,在蚌埠,面對周正的絕癥,劉錚亮的第一反應是轉身逃避;艾辰卻認為,明知改變不了結果,也還是應該做點什么。璀璨的焰火中,她笑靨如花,回房后卻獨自垂淚。她的熱烈不是不知人間疾苦,而是在見識過太多的疾苦之后,決定把眼前的日子過得有聲有色。《小城良方》的悲喜劇由此獲得了最堅實的動力——哪怕結局已定,人仍然可以認真地、用力地活著。

說實話,你很難在古典戲劇里看到如此生氣勃勃的女性形象。艾辰更像是《新龍門客棧》里的金湘玉,或者《挪威的森林》里的綠子,穿越到東北小城的雪地里,笑了一串,滾了一圈,撒了個酣暢淋漓的野。

四

當然,這樣的悲喜劇風格也存在需要警惕的表達陷阱。首先,高密度的笑點與溫情,可能會將解決結構性困境的希望,過多地寄托在個體努力和親情互助上。從天而降的劉錚亮能夠救急,但他就此扎根卻是小概率事件,更不應被敘述成基層醫療的理想答案。其次,返鄉敘事天然帶著療愈誘惑:大城市代表冷漠與異化,小城代表真實與歸屬,這種對照若處理得過于光滑,就會簡化城鄉經驗。小城有難以割舍的溫情,也有保守、逼仄和機會有限的暗面。所謂的“次優解”,只有在承認代價的前提下,才不至于產生“預制圓滿”的效果。

《小城良方》用來繞開這些表達陷阱的方式,主要還是通過高級流暢的敘事節奏來實現的。在劇中,悲喜元素如液體般混合,流動,融為一體,拼接縫合的痕跡被最大程度地消除——歸根結底,還是“故事的講法”在起作用。

比如第十八集,劉錚亮與周正依依惜別。他們坐在石階上,人手一瓶豆奶。劉錚亮說痛苦與記憶只會擱置不會消失,就隨手放下豆奶舉例——“我放下,不代表它就不存在。這是比喻,是metaphor。”

話音剛落,旁邊施施然走來一個面無表情的收廢品的大媽,將豆奶倒掉,瓶子放進她的蛇皮袋,再施施然走開。兩人面面相覷,啞然失笑。

這一幕,就好像同時擺開兩排互相對照的意象:喜劇與悲劇,現實與隱喻,底層與精英,物質與精神,釋然與執念。左邊那排整整齊齊地抬起手,拍拍右邊那排的肩膀——這只是暫時的和解,并不是沖突的終極消解。悲喜交加的循環往復,才是世間常態,才是真實人生。

從這個角度看,《小城良方》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無論在主題上,還是在技術上,都在努力貫徹真正意義上的“悲喜同源”。它一直在試圖突出悲與喜的辯證關系,讓兩者相互校正:悲劇提醒喜劇不要流于淺表,喜劇則阻止悲劇把人物寫成純粹的受害者。劇中的人物既不會因為遭遇不幸而失去幽默感,也不會將笑話當成萬能的止痛藥。他們只是無法等待所有問題解決之后再開始生活。他們相信,哪怕世界破破爛爛,仍然可以吃飯,相愛,渡己,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