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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憶志摩》—— 溫岑茨·洪濤生眼中的徐志摩
來源:文藝報 | 張彥林  2026年11月04日10:17

徐志摩與德國文學的關系,其關注度一直不高。其實,早在1932年1月25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就發表了一篇德國漢學家洪濤生寫徐志摩的文章,題目是《徐志摩與德國之表現派》,該文作者沒有署名(當時編輯是吳宓,后考證該文即是吳宓所為)。

我按照這篇文中“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會)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紀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華日報》”這句話的線索,委托南開大學黃相輔先生查找,他歷經艱辛終于找到了1931年12月6日的《德華日報》。這日的《德華日報》第九版上印著Tse?mo.Zu seinem Ged?chtnis(意為:志摩-謹以此文悼念他,通譯為:憶志摩),下署Von Professor Vincenz Hundhausen(作者:溫岑茨·洪濤生教授)。溫岑茨·洪濤生(陳銓在《中德文學研究》譯為“洪德生”)教授當時在北京大學文學院外國文學系德文組任教。

洪濤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德國漢學家與詩人。1878年,他出生于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布勒雯布羅瓦赫市。1923年,他以律師身份來到中國后,轉而從教治文,一邊在北京大學德文系教授德國語言與文學類課程,一邊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戲曲的譯介。除了德文文學概論等科目課程外,他還用英文教授德國文學史、德國詩律學、古代日耳曼之方言及中古高原德意志語等課程。可以看出洪濤生的英語水平也是很高的。

在中國工作與生活了30年,他在北京和萊比錫成立“北京出版社”,這成為他的漢學譯著的出版陣地。他翻譯并出版了《中國詩選》《陶淵明詩選》《莊子的智慧》《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等德文譯本。洪濤生的漢學功底不一定很深厚,但他是一個天生的詩人。他往往先讓他的中國學生把中文譯成德文,他再根據這譯文寫成詩。所以,他的譯文同原文多少都有出入,但他寫成的詩卻是完整的文藝作品。讀過他的譯詩的德國人沒有一個不贊美他的美麗的詞句與和諧的音韻。人們不覺得這是翻譯。這是他的譯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根據季羨林的說法,我們可以把洪濤生看作為“詩人翻譯家”。

徐志摩1924年至1927年曾在北京大學英文系任教,后因與陸小曼結婚南遷上海生活,離開北京大學。1931年2月,徐志摩應胡適邀請再次到北京大學文學院任英文系教授,這時,他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詩人了,到北京大學后的徐志摩風頭更健,深受學生喜愛,多次受邀出席學術會議并進行演講。

洪濤生與徐志摩同是詩人,又同是北京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活躍的徐志摩很難不引起洪濤生的關注。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關于他們生前交往的信息和資料。而我們從洪濤生在《德華日報》刊發的《憶志摩》一文內容可以知道,洪濤生不僅僅讀過徐志摩的詩,還對徐志摩的詩歌成就有著極高的評價。洪濤生寫道:

當我們通覽這位早逝詩人徐志摩的全部作品,便會確信:他不僅親身實踐、開辟道路,指明了可以抵達的目標,自身也實現了諸多理想。

從徐志摩的詩作之中,我們看到的并不是西方現代表現主義式的詩人,把他比作德國早期浪漫派詩人,反倒更為貼切。

1931年11月19日,年僅34歲的徐志摩在南京飛往北京的途中遭遇空難驟然離世。消息傳來,國內文壇震動,胡適、陶孟和、鄭振鐸、凌叔華、林徽因、余上沅、吳宓、陳夢家等師友寫下大量回憶與評說文字。洪濤生于同年12月6日天津德文報刊刊發了這篇《憶志摩》,這是為數不多的最早由歐洲學者站在跨越文化立場完成的悼祭評論。

《憶志摩》最突出的貢獻,是較早完成對徐志摩詩學定位的跨文化辨析。當時西方讀者很容易把徐志摩直接等同于表現主義詩人,洪濤生明確對此作出糾正:“徐志摩的精神氣質更近德國早期浪漫派,而非現代表現主義。”這一判斷,精準抓住徐志摩詩歌內核。多年歐美游學,讓徐志摩大量吸納英德浪漫主義的精神資源,注重主觀情感抒發、靈性想象飛揚,但他并不具備表現主義那種激烈破碎、反抗一切的吶喊特質。洪濤生看到,徐志摩革新舊詩,不是簡單照搬西方流派,而是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化重建。

文中提出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文化命題:外來文化只能作為本民族文化生長的養料,外來思想不能取代本土文化主體。洪濤生提到,中國人接觸西方文明,應當與之對話,把外來成果化為養料滋養自身文化,而不是被外來文化同化;民族文化要么生長出屬于自己的高度,否則便會自我消解。在他看來,徐志摩正是這一文化理想的實踐者。在詩壇,徐志摩是新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他大膽吸納西方詩歌的技法,卻始終扎根中國的精神土壤,這種追求不是背叛傳統,恰恰是相信傳統擁有兼容外來文明的生命力。這樣的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依舊具有啟迪意義。世界各國文化、文明發展的過程,確實是一個相互借鑒、互相影響、相互成長的過程。

《憶志摩》具備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文章記錄了北京大學為徐志摩舉辦追思會的史實,呈現了上世紀30年代在華外籍知識分子對于徐志摩的認知。洪濤生感慨,這位34歲的詩人站上大學講臺,本可以把自己融合中西的詩歌經驗傳遞給青年學子,生命卻驟然落幕。同時,洪濤生將《雪花的快樂》完整譯為德文,這是該詩較早的德語譯本。這首詩正是浪漫詩情的結晶,寄托詩人對理想美的向往。譯者認為,即便經過翻譯,依舊能夠感受到原作打破舊形式、開拓新詩道路的藝術魄力。這篇《憶志摩》,為考察民國時期中德文學交流留存下第一手實物證據。

《憶志摩》搭建起徐志摩通往德語世界的早期傳播橋梁。在1930年代,中國新詩向西歐的譯介整體數量有限,徐志摩雖在國內聲名顯赫,但德語讀者對其十分陌生。天津這份德文報紙,其受眾包含在華德國僑民、外交官、學者。洪濤生以教授身份撰文,第一次向德語知識界介紹徐志摩的新詩實績與文化意義,并且附上完整譯詩。奠定了德語世界對徐志摩的最初印象:一位植根本土、借鑒西方的浪漫主義現代詩人。

遺憾的是,洪濤生這篇《憶志摩》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我想,這可能與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的德文學系主任楊丙辰寫的文章有關。楊丙辰這篇文章刊發于1932年1月11日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作者針對當時北京文壇對徐志摩一邊倒的追悼與神化評價,提出批判性反思,他說:“我們試看所稱為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席勒、歌德、莎士比亞、莫里哀、但丁等,哪一個不是有極度悲壯充實的人生?哪一個不是由千辛萬苦中極力掙扎,極力向上,而又多么虛心地受了多少人們的正當指正,才能得以達到他們那偉大的成就,偉大的人格呢?”在他的研究譜系里,“徐志摩是僅有大詩人底浮光,而無大詩人底實質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就招致方瑋德等人的質問。據吳宓在1936年寫的《徐志摩與雪萊》(載1936年3月1日《宇宙風》)一文回憶說:“有一位韓文佑君,是清華我班上的學生,其人多情多感,看見楊君那篇文章之后,立即跑到我的房中,淚落聲嘶的,責問我何忍心登出楊君之文。我趕忙安慰他,并請他快快去寫一篇為志摩辯護的文章來。韓君的文章,還有二三位的文章,大都是贊美志摩的,在以下數期的文副中接連登出了。”這樣才算平息了“摩絲”心中的怒火。有了這場風波,洪濤生也許出于對上司的尊重,也不愿意提起自己寫的關于徐志摩的文章,這篇《憶志摩》也就被湮沒了。

洪濤生《憶志摩》的重新發掘與研讀,可以補充我們的研究視角,了解外國人眼中徐志摩對于文學的貢獻,同時也提醒研究者,民國時期的在華外籍報刊,留存大量被忽略的現代文學史料,值得進一步打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