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凌叔華祖先當過海盜?
博爾赫斯筆下女海盜鄭一嫂的故事膾炙人口,粵港地區張保仔傳說也動人視聽,但海盜后代如何仍莫可究詰。民國女作家凌叔華晚年自承,她太公當過海盜,“黃毛太”是搶劫得來的金發女郎。她家鄉在廣州黃埔長洲深井村,證諸清代華南海盜、走私史料,所言或者不虛。

凌叔華與陳西瀅
名人自述身世,凡夸耀祖先榮銜、官職、成就、善舉之處,研究者要多個心眼;凡敘述不名譽經歷的,可信度反而較高,畢竟自爆家丑需要面對家人、族人巨大壓力。凌叔華寓居英國期間,將太公當過海盜的事告知女兒陳小瀅,由凌淑浩外孫女魏淑凌筆之于書,揭開畫風迥異的另一個故事。
家鄉黃埔深井
凌叔華老家在廣州黃埔長洲島旁邊的深井村(曾名金鼎村)。“黃埔”沿革十分復雜,本文只是約略言之。
歷史上曾有三個“黃埔”,相互毗鄰,目前分別屬于黃埔區和海珠區。最早的黃埔指黃埔古港(鳳浦),也稱黃埔村,目前屬海珠區。黃埔村東面隔水相望有長洲島,黃埔軍校即設于此,這是清末民初的黃埔;凌叔華的家鄉深井村,是長洲邊上一個小島,今與長洲島幾乎合二為一。省港大罷工后,當局嘗試開辟黃埔新港,位于珠江北岸,即魚珠及其東面。后來成立的黃埔區將黃埔新港、長洲包含在內,黃埔村則劃歸海珠區。香港黃埔花園似乎“借用”了廣州黃埔地名,實際是英資黃埔船塢公司遷址的產物。
黃埔離中心市區較遠,但“自古以來”就是廣州的一部分,宋代此地已有“扶胥港”。1757-1842年“一口通商”時期,幾乎所有來華的遠洋商船都停靠黃埔古港,長洲形成發達的修船業。1851年,英國人柯拜(Copper)在長洲建設遠東第一個石船塢,后被兩廣總督劉坤一收購,為中國最早近代船舶企業,在2018年公布的《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名錄(第一批)》中名列第一。此處還誕生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一些黃埔造船、修船工人后來被招募到香港、上海,為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先驅。
中法戰爭時期,兩廣總督張樹聲、張之洞傾力營建黃埔炮臺群。為培養近代軍事人才,張之洞在長洲島設立廣東水陸師學堂,詹天佑曾在此任教。清末在此開設黃埔陸軍小學,鄧鏗(鄧仲元)為教務長,培養了張發奎、薛岳、陳濟棠等名將。1924年,孫中山擴建水陸師學堂校址,設立黃埔軍校。
凌叔華(1900-1990),廣州黃埔長洲島金鼎村(今深井村)人,生于北京。父凌福彭(1856-1930),字潤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袁世凱親信,清末歷任天津知府、署保定知府、護理天津道、長蘆鹽運使,升至直隸布政使(相當于河北省省長)。清代直隸不設巡撫,總督之下就是布政使,管理一省民政、財政。凌叔華曾從辜鴻銘學習英語,擅長繪畫,考入燕京大學,與北大教授陳西瀅(陳源)結婚,1930年代隨陳西瀅居武漢,與英國詩人朱利安·貝爾傳出緋聞。1946年,凌叔華隨夫赴歐,長住倫敦,1990年去世。凌福彭的父親叫凌朝賡,《番禺縣續志》有傳;在縣志傳記中,凌朝賡的父親(也就是凌叔華曾祖父)叫凌梓,是個巨富,但沒有披露財富來源。這個家族是長洲金鼎村人,金鼎后改名深井。

深井文塔
海盜太公
凌叔華有個胞妹叫凌淑浩(1904-2006),1925年考上公費留美,曾是婦產科醫生,丈夫是著名藥理學家陳克恢,終老于美國。她有個外孫女叫魏淑凌(Sasha Su-ling Welland),人類學博士,為研究凌叔華姐妹,不惜在北京一待兩年。凌叔華女兒陳小瀅告訴魏淑凌,兩姐妹的太公(也即凌福彭祖父)是個海盜。在《家國夢影:凌叔華與凌淑浩》一書中,魏淑凌寫道:
按照叔華的說法,凌福彭的爺爺,也就是凌朝賡的父親,是一個海盜,常出沒于被葡萄牙占據的澳門附近的中國南海海域。有一次打劫外國輪船的時候,他從甲板上搶走了一個姑娘,娶了她。他家里叫她“黃毛太”。她嫁到凌家以后,凌家便財源滾滾,他們都相信是她帶來的財運,對她很好。凌福彭不愿從商,而打算參加科舉,求取功名,這讓家人很失望。不過,他去進京趕考的時候,祖母還是把一個金錠縫進了他的枕頭里,保佑他能金榜題名。在叔華的描述中,這位老祖母并不是一位善于投資的女主人。而更像是一個能夠辟邪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女人。([美]魏淑凌:《家國夢影:凌叔華與凌淑浩》,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30頁)
在廣府地區,曾祖父口頭叫做“太公”。當時葡萄牙占據澳門,“黃毛太”是哪國人仍有疑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大都黑頭發,金色頭發意味著有北歐血統。“黃毛太”癡迷種花生,凌淑浩回憶道:“我父親的奶奶靠種花生積累了萬貫家財。”光緒《番禺縣志》稱:“落花生,……用以榨油,謂之生油,廣俗多用之。”今時粵語仍叫花生油為“生油”。
黃埔扼廣州水上咽喉,遠洋船舶可從海上直駛黃埔。由于地形復雜,長洲附近島嶼為清代為海盜巢穴之一,也是鴉片走私中心。1799年12月,粵海關監督諭示稱:“茲接撫院來函稱:‘本人經縝密查訪,此物系外國人輸入,經由虎門進口,由灣泊該處之引水船或巡船運至深井,或以小艇從澳門分散偷運至省會。’”(劉詩平:《洋行之王》第20頁)文中“此物”指的是鴉片。深井很早就是走私鴉片要地,由此引起海關官員注意。“海盜”只是偶爾劫掠,主要盈利來自走私。
凌叔華姐妹自稱“番禺人”,魏淑凌誤以為黃埔長洲即是“番禺鎮”,不知道長洲歷史上屬番禺縣,現在屬黃埔區,并沒有存在過一個“番禺鎮”地名。
凌朝賡與凌福彭
凌叔華的祖父叫做凌朝賡,宣統《番禺縣續志》有傳,儼然是個慈善家。縣志是這么說的:
凌朝賡,字作朋,金鼎人。父梓,本巨富。朝賡性慈惠而好奇,……咸豐初,歲大饑。時紅匪亂后,鄉民蕩析。朝賡惻然,捐米數萬石,全活無算,以是“凌義士”遍遠近。道咸之交,中外多故,海山仙館潘氏稍譯刻西人算學、制器諸籍。朝賡與一西人友益廣加搜討,昕夕研摩,有汽船、水雷之制,嘗以水雷破敵艦之策陳之欽差大臣龍元僖、羅惇衍、蘇廷魁三公,復制成風船逕駛白鵝潭,機件靈捷,歿后水雷顆顆猶陳列廳事側。遺書數大櫝,當時未有識者,論者咸以天不假年、不竟其用為可惜云。子福彭,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直隸布政使。(宣統《番禺縣續志》卷二十二)
鴉片戰爭后,廣東巨商潘仕成曾制造水雷,進呈朝廷,為防御“英夷”之備,獲道光帝嘉獎;潘仕成有譯著《攻船水雷說》,被魏源收錄于《海國圖志》。潘氏的成就,得凌朝賡助力為多。當時遠洋船舶多停靠黃埔,或因此之故,凌朝賡與美國技師壬雷斯結識,把他介紹給潘仕成,制成水雷、汽船。凌朝賡沒有成見,樂于學習西洋科技,見識特異。凌朝賡能在縣志中留下傳記,恐怕跟兒子凌福彭有最大關系。《番禺縣續志》的“倡修”名單,第一名為梁鼎芬,第二名就是凌福彭。凌福彭不愿當民國官,袁世凱讓他負責續建光緒帝的“崇陵”,梁鼎芬則是“崇陵種樹大臣”,兩人交情應不在話下。

《海國圖志》的水雷圖樣
凌福彭考中進士,清末歷任天津知府、保定知府、署天津道、長蘆鹽運使、順天府尹、直隸布政使,為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心腹。直隸不設巡撫,直隸總督之下就是布政使,管理一省財政、民政,位高權重。凌叔華有篇自傳體小說,寫到父親審案時喜歡上一個俏麗的女犯,凌叔華研究者大都錯認為在直隸布政使時期。其實布政使很少單獨審案,偶爾參與“三堂會審”。按照職權,知縣、知府、順天府尹、按察使經常審案,布政使則否。
據魏淑凌所述,凌朝賡只活到30歲。朝廷命龍、羅、蘇三大臣組織團練以應對英、法聯軍,為1857-1860年間事。以此推測,凌朝賡在1860年或稍后去世,生年為1830年左右,其父活躍年代應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穆黛安《華南海盜》一書研究的是1790-1810年的廣東、越南海盜,也即鄭一嫂、張保仔最為活躍的時期。穆黛安寫道:“到1805年,一個人數在5-7萬之間的海盜聯盟漸漸控制了沿海貿易和漁業。很少有船只敢于不先行付給海盜免遭攻擊的保護費而自行離港出海。海盜還把活動范圍從沿海延伸到內陸水道、以半年付費一次的形式從各市鎮鄉村勒索數額巨大的錢款,并將那些拒絕給付者的房屋付之一炬。他們還屢屢斷絕廣州和澳門之間的交通,導致物價飛漲、與國外市場的聯系完全中斷。甚至歐洲人也不得不為安全問題和他們進行談判。”
凌梓的海盜嫌疑
凌梓財富來源不明,是否真的從事海盜行為,還是只從事走私生意,不能絕對確定,但其行徑應屬于“不法”。凌淑浩傾向于粉飾家史,她認為凌家是靠種植花生致富的,這個解釋頗為勉強。種植花生、榨油出售,可臻小康,要成巨富則十分困難。鄭一嫂、張保仔的紅旗幫為第一大幫,第二大幫黑旗幫幫主郭婆帶來自番禺大石,離深井約10公里,兩地水上來往極為便捷。
“海盜”這個詞帶有陸地人群對水上人群的歧視意味。明清時期,水上人群在海洋與近海河面討生活,他們的“角色”經常隨情勢而在漁民、海商、運輸從業者、劫掠者之間變換,劫掠與勒收保護費只是角色之一。正如秦寶琦教授所說:“漁民和在船上工作的人,在非捕魚的季節或沒有正當工作的時候,會加入海上非法集團。他們在這些非法活動的船只上工作,與他們平日在漁船上或商船上的工作并無二致。所以他們視從事海上非法工作就如同轉換到另一艘船上工作那樣,都是家常便飯。”(秦寶琦為安樂博《海上風云》一書所寫序言)安樂博用“海上非法活動”概括這些人群的“生計”,并認為臨時起意的劫掠較為普遍,職業性的劫掠較少。從中方史料判斷,我認為凌梓的主要活動是鴉片走私,劫掠只是偶一為之。祖上做過“海盜”也沒有什么可恥,土匪后代肯定比海盜后代多。
蒸汽船普及后,大規模的職業劫掠大為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小股匪徒“騎劫”,匪徒假扮旅客登船后控制船只、搶劫旅客財物。另一種形式則是內外勾結偷盜船貨,黃谷柳小說《蝦球傳》對此有身臨其境的描寫。民國后期,男主角蝦球的老板“鱷魚頭”組織黑幫,從將抵香港的遠洋輪船盜竊物資,少年蝦球與同伙坐小艇接應;香港事敗,“鱷魚頭”坐疍家艇進入珠江口,逃到黃埔長洲,有同伙接應。換言之,沒有機器動力的疍家小艇可從香港劃到長洲。
疍家人多不識字,海盜也不會主動留下記載,海盜史研究不得不依賴政府檔案,這些文字充滿了官方立場與陸上人群的偏見。安樂博指出:
中國人習慣依憑“土地”所有,來建立人的身份地位;于是這群漂浮在海上,于土地無所依恃的族群,就被視為是一群“非我族類”的異類。史冊上,將這群依海為生的族群區別為“匪”或“盜”,是種不問青紅皂白的絕對貶義,徹底否定他們生而為人的事實與生存的權利。(安樂博《海上風云》第14頁)
“黃毛太”的故事不太可能得到官方文獻證實,或許遺傳基因檢測能幫這個忙。正如土匪會娶“壓寨夫人”,海盜也強娶民女為妻妾,這可從受害者的自傳得到證實。曾被紅旗幫俘虜的英國人特納回憶道:海盜習慣將最漂亮的女票留作情婦或老婆,將最丑陋的放回岸上,其余的便勒索贖金。(J.L.特納:《我被拉德龍斯海盜所擄的遭遇以及有關那些海盜情況的見聞述略》,轉引自穆黛安《華南海盜》)
階層滑落焦慮
“我不愿像白俄在街邊賣地毯,我想回國。”回國定居之以前,凌叔華給冰心寫信,劈頭即如此寫道。(《家國夢影》第5頁)
在英國,她陷入深深的“階層滑落焦慮”之中。夫君陳西瀅(陳源)給國民黨政府當外交官,處于邊緣位置;隨著國民黨節節敗退,駐外經費縮水、機構降格,陳西瀅的收入下降。凌叔華擔心走“白俄”的老路。十月革命后,出身“高貴”的白俄流落到上海,為謀生什么小生意都做,開餐廳、做面包、賣地毯,著名的“羅宋湯”就是這么來的。
據凌叔華自傳體小說《古韻》所述,著名學者、畫家謝蘭生將他的小女兒嫁給了凌朝賡,是否屬實有待考證。在《古韻》中,凌叔華說他生母李若蘭來自三水的名門望族,又是十三行潘少奶奶的干女兒(契女)。但是凌淑浩老實承認,生母本是煙花女子,凌福彭從花舫將她贖出作妾。
有一個聯姻大概是真的。凌福彭的結發妻子馮氏,來自深井村一水之隔的黃埔村。《古韻》最后一章寫“兩個馮氏表哥”。馮氏兄弟得到許應骙、袁世凱提攜,清末民初大為得意。凌叔華表哥馮祥光,任駐外領事多年。另一個表哥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為梅蘭芳“梅黨”領袖。與《良友》齊名的《北洋畫報》,則由馮祥光之子馮武越創辦。
凌氏家族實現了“階層躍升”,從村民、“海盜”、富商而高官。袁世凱死后,這個家族面臨著階層滑落的命運。凌叔華、凌淑浩的拼命努力,是為了擺脫這種命運。小時,生母李若蘭誦讀木魚書《再生緣》故事,點燃了凌叔華的女狀元夢。挾家庭原有文化、經濟優勢,她們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但五四一代所期望的“女性獨立”并沒有到來。
1935年,凌叔華與英國青年作家朱利安·貝爾在武漢傳出緋聞,證明她心有不甘,渴望一場熱烈的愛情。這場愛情注定無疾而終。兩人分手不久,貝爾死于西班牙內戰。從五四新文學的背景,凌叔華的出軌可解讀作“娜拉短暫出走”,而后被迫“歸家”。貝爾不能給她安全感,但陳西瀅能。1930年代文藝向左轉,凌叔華仍沉浸在家族榮光里面,不愿或不能與時俱進,逐漸被邊緣化。旅英期間,凌叔華被“滑落焦慮”所籠罩。她擔心重演“白俄街邊賣地毯”的凄涼。“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從凌朝賡到凌叔華歷經四代,他們家族的表現已算出色。只是在20世紀革命大潮里面,個人、家族命運很難把握。
粵語用“二世祖”來形容敗家富二代。記得《廣州文史資料》(或《廣東文史資料》)有一篇文章比較民國時期穗港兩地富二代的差異,說是廣州西關闊少只會揮霍,香港富商會培養兒子當專業人士,因為創業經商、管理企業的才能難以遺傳,但專業能力可以培養。姑妄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