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在全新的境遇中追尋古老的認同
隨著新一代寫作者的成長,我們總是忍不住追問,他們都在關心什么問題?他們的作品展現出什么新的創作動向?我們總是呼喚敘事形式的創新、變化,也總期待有人更為準確地把握我們正在經歷的“愛與怕”。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創新何其艱難,在前輩作家那里被反復書寫的難題依然是“江月年年只相似”,作為人類族群的一分子,作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我們的青年寫作者們也一次次掉落進時間與空間的陷阱,一次次深陷自我認知與創傷困境的牢籠。或許對于執著于精神生活的人類來說,時空與思辨的游戲是永恒的追逐。
徐慧杰的《海霧》寫了異國訪學者的故事。隨著近些年教師、學生國際交流的普及,“訪學”已然不是特別陌生的話題,加之持續多年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推廣,帶有異域色彩的故事成為不少作家的創新嘗試。相比于一些成熟作家的異域獵奇或人生感悟,《海霧》以相對清逸的筆調采擷了一個青年學生的生活片段。在這片段里,我們得以切實感知到日益原子化的社會里,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界限的隱現。當“邊界感”成為“現代文明”的常識性概念,我們似乎又自然進入了對此的解構與反思。在《海霧》中,“我”是短暫停留的訪學生,“斯芬克斯”是這個國家的移民第三代,是“強勢語言”的使用者,還有在這里任教、生活多年的谷教授一家,大家都帶著不同的“標簽”于“熔爐”之中小心翼翼地生活,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微妙的隔膜,感受到了彼此忍不住試探卻又悄然收回的手——與其熱烈交互而可能生出誤解,不如保持距離而確保體面與正確。在這樣的意義上,語言造就的巴別塔正在被更多語言之外的慣例和規則層層加固,所謂“訪學”“交流”“合作”正處于“海霧”之中,我們在霧中前行,看不清對方,也很難看清自己。
覃錦瑤的《靈渠》也講述了“移民”的故事,只是相比于“斯芬克斯”攜帶的復雜的美國族群現狀,《靈渠》中靈晚和父親的故事有著中國讀者熟悉的時代要素。父輩因為生計壓力前往大城市打工,也在大城市里結婚生子,多年艱苦奮斗后終于扎根立足。然而,到了退休年齡的父親卻決定返回故鄉建房、生活,已然是城市人的靈晚要如何面對父親的執拗?斯芬克斯經過祖、父兩代人的積累儼然是十足的“美國人”,靈晚卻似乎無法在父母雙雙返鄉之后說自己是個“廣州人”。斯芬克斯對波羅的海恐怕沒有什么鄉愁,靈晚卻對說著壯語的父親和家鄉親人有著復雜的“情動”。“理解父親”是每一個中國家庭里的女兒畢生的功課,背后潛藏的其實是女兒個人的自我認知,也正是小說中作為“外來者”視角的春山所說的,我們都需要“平衡我來自哪里和我此刻在哪里”。父親在無意識中“制造”了難題,以個人之名,也以故鄉之名。
兩篇小說中的“我”都是身處全新的社會歷史境遇之中的年輕女性,她們自尊、自強,在積極、努力地探索自我與自我之外的世界。在美國的交流生活中,“我”努力參與當地活動,甚至在象征西方宗教文化的教堂音樂會中以中國傳統樂器演奏《歡樂頌》,人際交往的分寸與文化差異的沖擊在細節之中具象化;在陪父母返回故鄉時,“我”坦誠無法產生認同,父親則以“你有你自己的路”表達諒解與鼓勵,卻又不忘強調“無論你流到哪里,源頭在這里”……不管是在異國他鄉彳亍,還是在現代大城市打拼,年輕的女孩總是無可選擇地背負多重重負,關乎融入群體,關乎情感起伏,關乎家庭牽絆,關乎個人身份,她們在日日更新的環境之中追尋關于自我安放的答案:在西方,那是“斯芬克斯”象征的生命的終極奧秘;在中國,那是“靈渠”承載的源頭與歸屬的召喚。上下求索,我們不過是在尋求一滴水溶于一片海洋的方法,在尋求被認同、被擁抱的路徑。
當然,《海霧》仍然存在先入為主的觀念式寫作的瑕疵,《靈渠》則多少顯得單薄,或許這也是當下的寫作者——可能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正在面對的實際的問題,我們清晰地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挑戰,但我們處理挑戰的技藝總是不夠成熟。過于清醒何嘗不是一種局限和痛苦?“我”是否有權在教堂中彈奏一曲悲傷的《歡樂頌》?“我”能否在靈渠前大聲反駁我并不需要源頭?成長的道路總是漫長卻筆直,在邊界之中,我們禮貌、得體、反思,我們與人為善,我們感同身受,但或許,我們也可以嘗試突破邊界,也可以試圖直面沖突,畢竟,“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在全新的境遇中除了追尋古老的認同,也期待沖突誤解之后的更深層次的差異表達與錯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