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客浪漫消亡史——評計文君《地圖有事通知我》
“信息就是力量。然而,如同所有力量一樣,總有人試圖將其據為己有。”在《游擊隊開放訪問宣言》的開篇,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如是說。亞倫·斯沃茨憧憬一個知識自由分享的世界,反對出版壟斷和知識付費。為了打破學術資源的封閉,他從JSTOR數據庫大量下載論文,試圖免費共享,卻也因此遭到逮捕和重罪指控。在聯邦檢察官的窮追猛打下,亞倫年僅26歲便自殺身亡。他被視為數字時代的“羅賓漢”,他的一生,是理想主義的悲情注腳。在計文君全新長篇小說《地圖有事通知我》中,主人公“地圖”唯一的人類偶像,正是這位開放獲取運動先驅。他追隨著偶像的步伐,在渾然不覺中與亞倫的精神、命運悄然交融。小說便是圍繞著“地圖”的離奇死亡展開:伴隨著“地圖”之死,諸多糾葛不清的利益鏈條浮出水面。
“地圖”出生于“三論”(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流行的八十年代,自幼便受家庭影響對電子信息技術有濃厚興趣。在這樣一個拮據的家庭,十二歲的“地圖”卻擁有了人生第一臺撥號上網的電腦。他遨游在互聯網的世界之中,在論壇上和人爭論“馮·諾伊曼結構”與“哈佛結構”的優劣,沉迷漫威、DC的超級英雄和名偵探柯南。這些看似散落的興趣,最終熔鑄為他獨特的精神底色,使他逐漸成為“一個可以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落實為人生行動的數字使徒”。他的成長經歷與人生遭際,讓他成長為截然不同的“80后”。在學者王洪喆看來,“80后”及其成長的“90年代”存在著兩種相異的話語網絡。一邊是為人熟知的、繼承文學資本的“文學建制派”,另一邊則是由工人/工科家庭子弟組成的“技術浪漫派”。這一充滿情感傾向的分類,打開了“80后”的多重代際空間。計文君筆下的“地圖”幾乎符合“技術浪漫派”的全部特質:較早地接觸到無線電、多學科讀物與計算機,彼此間依靠游戲雜志結成發燒友社群。游戲在“地圖”的人生中不可或缺,這并非虛無的“游戲人間”,相反,他以充滿人文氣息的技術浪漫主義看待這個世界。在他看來,這場人間游戲設定龐大,意義充足。對于真正的游戲愛好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勝,而是游戲的過程。
因此,“地圖”那短短35年的生命,始終不停地自我燃燒著。他的理想是什么?他想在這場游戲中獲得什么?作為玩家,作為主角,他自然也和萬千故事里的超級英雄一樣,想要改變游戲規則。在控制論看來,宇宙始終趨向于熵增,也就是逐步走向混亂,而局部系統卻可以通過建立反饋機制來對抗熵增,穩定秩序。“地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控制論革命者”,始終用一種控制論思維看待身邊的大事小情。在大事上,他與一眾朋友創建了極客社區,并計劃建立一個全開源的AI算法平臺來造福人類。他們的項目“光之紀”被海中集團看中,成為集團下一個重點培養的潛力股,“地圖”的“光之軍團”走下梁山,成為正規軍。在小情上,他為了能夠弄懂爸爸的病,“手搓”出一個能聚合各類醫學知識的人工智能,讓AI解釋父親的療程,利用算法尋找最合適的醫生。讀到這里,這似乎僅僅是一個草根技術精英實現階層躍升的成功學案例。但作者的野心不止于此,更加厚重的歷史橫亙在線性進步的幻想之路上。
計文君將“地圖”之死的蛛絲馬跡隱藏在海中集團的龐大商業版圖之中。不過,這并不是一個極客與資本之間俗套的對抗故事。海中集團不是荒坂公司那樣一手遮天的軍工復合體,它走在大型地產集團向科技新貴轉型的過渡期。誠然,海中被塑造為一個商業帝國,但它呈現在敘事中的面貌卻不僅限于險惡的職場與商戰。小說行至中部,敘述視角陡然一轉,另一條敘事主線由海中董事長韋亦非的兒子韋之杭展開。在韋之杭的自陳中,起于河南中天的韋氏家族逐漸取代了海中集團冰冷的企業形象,極具古典氣質的家庭史敘事沖淡了小說的懸疑色彩與緊張感。可以說,中部韋之杭的回憶是一部抒情自敘傳。在先天罹患“超憶癥”的韋之杭眼中,這個盤根錯節的大家族呈現出溫情脈脈的肌理。韋之杭回憶中的韋家是一個賈府式的龐大親緣網絡,它以韋家的“東苑”為中心,不斷向外輻射。無論是近親還是遠鄰,每個人的利益與情感都和家族的榮辱興衰緊綁在一起。作者本人做過不少紅學研究,其作品也自然與《紅樓夢》形成互文、展開對話。對韋家家庭關系的描繪占據了相當大的篇幅,顯然也是作者駕輕就熟的領域。
與上下部相比,中部的人物密度驟然增多,跨越的時段亦大開大合,從民國九年直抵當下。曾祖父韋啟德、曾祖母陳素花作為家族的精神支柱,撫養韋之杭長大,在家族中擁有不容置疑的話語權;爺爺韋復新與奶奶秋佳蕙歷經動蕩歲月,早早離開人世;父親韋亦非與母親宋愛紅共同執掌海中集團,彼此牽制較量。此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愛人朋友,如同大樹的枝杈,紛紛攜著自己的故事,共同譜就了韋家的歷史。正如旁人所嘆:“真有人住在大觀園里呀!”而住在人心暗涌的大觀園中而不自知的,就只有那個像賈寶玉一樣“癡傻”的韋之杭了。
韋之杭的回憶錄不禁讓人想起查理·高登撰寫的《進步報告》。在《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里,查理·高登從智力低下變為智商超群,源于一場智力增強的腦部實驗。小白鼠阿爾吉儂則是查理的平行實驗體,也是他命運的鏡像。對韋之杭而言,“超憶癥”所導致的情感過載、感官過敏、社交恐懼與自閉疏離,同樣讓他被看作一個不正常的孩子。然而,韋之杭沒能生活在科幻小說里,因此他的跋涉也變得更加艱難。他不得不努力理解紛繁復雜的情緒圖譜,盡力分辨人類那朦朧抽象的情感表現。當然他也有過人之處,他過目不忘,博學多識。他對人際關系的記敘像是一部主觀性極強的田野調查,而正是這種極度個人化的視角,也讓讀者意識到這個多代同堂家族的復雜。
那韋之杭的阿爾吉儂是誰呢?是“地圖”送給韋之杭的AI“星圖”。盡管韋之杭大段大段傾訴著家事,家外的世界卻不由分說地闖入。心理醫生甘田能夠幫他逐漸控制住自己情緒的崩潰,這終究是一種內化的訓練,只能“控制你自己”而無法“認識你自己”。其實,尚未成熟的韋之杭就像一臺正在接受數據投喂訓練的AI,記憶永不遺忘、算力碾壓常人,但遇到復雜的現實問題就會“過載”。“星圖”的存在幫助韋之杭錨定自我,處理繁復的現實:在“星圖”吸收了韋之杭書寫的筆記后,家族歷史以條目大綱的形式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它剔除了一切和情感相關的部分,只保留最直白易懂的人物關系。“星圖”的直截了當使它成為韋之杭絕佳的交流伙伴,它就像一個過濾器,為韋之杭隔絕令他過載的情緒噪聲。同時,“星圖”也讓韋之杭與“地圖”之間建立了友誼,他們開始為同一個未來而努力。韋之杭的先天缺陷與“地圖”的理想主義情結使他們共享一種理性和偏執,也暴露出了同一種天真:他們難以應對職場中的利益糾葛,也無法預見集團即將到來的大洗牌,最終都在這場斗爭中付出了代價。
在這種帶有《紅樓夢》氣韻的家族敘事里,AI的介入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內在張力。傳統家族小說里,以吳蓀甫為代表的豪門大族,多扎根實業、深陷商戰博弈,命運起落都捆綁在實體經濟與人際權爭之中;書中的海中集團同樣循這一脈絡,從能源、地產等傳統實業起家,在技術迭代、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猶疑徘徊,本可以歸入《子夜》式現代實業家族的書寫范式。而AI的嵌入,讓豪門興衰進退的老命題和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倫理、資本重構、精神異化等新議題交織碰撞,既延續了經典家族小說的底色,又跳出了傳統敘事框架,生出獨屬于當下時代的思辨維度。計文君對科技的觀察并非一種都市文學式的裝點,而是一種嫻熟的敘事語法,這使得宗族世家與科技新貴這兩種身份達成了和諧。
“星圖”還預示著文學敘事本身的崩解。就像如今我們習慣于將小說、論文投喂給AI一樣,AI在給出清晰答案的同時,也隱沒了文本中蘊含的情韻。敘事線索犬牙交錯的家族敘事在AI面前顯得笨拙,可以被輕而易舉地還原為線性的歷史,而文學敘事最引以為傲的復雜性,也在這一刻被消解。這展示了技術的恐怖力量,也足以引起人們的警醒。技術與每個人都互為鏡鑒,關鍵在于,什么樣的人真正掌握技術。在這場AI引發的技術浪潮中,“地圖”從中看到了理想的未來,韋之杭從中看到了分明的自我,韋亦非則看到了潛在的商機。最終,未來與自我都沒有獲勝。
控制論專家諾伯特·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中說道:“在一個非常真實的意義上,我們都是這個在劫難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尊嚴和價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們也一定要盡量地使之發揚光大。”當“地圖”倒在虛擬現實設備“黑暗乘騎”之下時,他仍然是快樂的。盡管他因連日的工作而精疲力盡,卻依然沉迷在游戲所帶來的自由的眩暈中。不幸的是,他死后的世界也沒有迎來他所期待的秩序,他的“極客本色”還是敗給了現實。“地圖”代表著馮驥(游戲科學創始人)那一批“技術浪漫派”的另一種結局,或許也是更多數的結局。他沒能創造屬于自己的“天命”,卻也充分燃燒了自我,最終倒在了尷尬的35歲,被現實所“優化”。他的死并非通關失敗,只是意味著,屬于地圖那一代人的羅曼蒂克,如夢幻泡影般消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