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的舊講究與新講法——讀王松《皮猴兒》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中描述了宋襄公率領宋軍與楚人在泓水邊上作戰的場景,宋襄公與司馬關于戰勢分析與出兵時機產生了分歧,當司馬反復建議在楚人尚未準備充分時出戰即可穩操勝券時,宋襄公卻拒絕出兵,但當宋楚雙方準備就緒,正式拉開陣仗,宋軍寡不敵眾,潰敗收場。腿部受傷的宋襄公戰敗后的一番解釋耐人尋味:“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馀,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說,君子不會去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也不會去捉頭發花白的人。古人作戰,不在隘口處打擊敵人。自己雖然是已經亡國的商人后代,但也不會去攻擊沒有擺好陣勢的敵人。這是歷史上著名的《子魚論戰》。以戰略眼光看待這段宋襄公之舉很容易就得出他不是個善于帶兵打仗的明君,他對于規則、禮儀的尊崇,看起來頑固至于迂腐,但泥沙俱下,人在精神困頓之際,若尊嚴尚在,信義不倒,勝負反是最不足提起的世俗之物。
舊日天津衛擺攤賣藝的“三不管兒”地界,有著形形色色的江湖中人。在王松“三不管兒”系列中篇小說的最新作品《皮猴兒》中,主人公南陽子從學徒開始就應了張神機的卦。他命運跌宕起伏,無法“一言以蔽之”。南陽子起初與師傅胡柴胡在三不管兒做皮門生意——賣藥,在與同行幺盅潢競爭中,因師傅用假藥救下試圖輕生的女人而壞了名聲,南陽子也不得已改行作了琴師。從此之后,江湖飄搖,“三不管兒”成了這位有些書生氣的江湖之人反復修煉心性與品嘗人心的試煉場,在輾轉遭遇命運的多次磨礪,他重回老本行,也終于在三不管兒有了一席之地,但他又不得不面臨師傅當年同樣的局面……
王松在小說中借由南陽子師傅的話道出了三不管兒的規矩——“江湖上有句話,站腳立身,最講一個義字。其實這義,本來應該是‘乂’,賢德之人的意思,可一到江湖上就改成了‘義’,別看只多這一點兒,一下就多出八個心眼兒。所以才有又一句話,見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這辛苦不是別的,是猜別人的心思猜得太累。”三不管兒是一個復雜且需不斷維系關系才可勉強生存的殘酷世界。但南陽子是個異類,在與性格乖戾的唱大鼓的大梨核兒搭檔時,被反復挑釁、欺侮,南陽子卻顧及“這是在地兒上,當著人又不好發作,只好躲開一點兒,讓他踹不著”;在師傅胡柴胡被賣假藥的幺盅潢擠兌出三不管兒,自己又險些失去安身立命的家伙事兒,這個頗有些軸勁的南陽子卻在遭遇被打得“滿臉是血”的昔日仇家幺盅潢時,“本想過去幫他一下。但又想,這時過去不合適,就站住了”,這“幫”與“不幫”之間,既是他的寬厚、俠氣,又是他的熨帖、溫和,倒頗有些春秋君子的遺風。
重寫天津衛舊事不是王松的新創,但在本土題材創作中依然有著獨樹一幟的氣質:一是在于王松對天津衛舊日熙攘的底層生活之地的想象,幾乎以一種全息影像的方式落于實處。小說的每一詞每一句都多有斟酌,也都落在敘事的節奏與韻律之中,“滿月紅這時才顯露出來,不光扮相兒好,嗓子也好,脆而不尖,潤而不贅,而且調門兒不高不低,口風快慢有致,跟南陽子很合托,吐的每一個字別管怎么出來,都能落在弦兒上”。王松下了狠力氣,他小說的邊緣是絕對光滑的,也是絕對圓融的,他幾乎窮盡了故事的一切可能,已容不下多余的想象力。
二是他講故事方式的不同,好小說的“好”字,除了故事的底色,還在于講故事的人究竟用了哪一種講法,同一個故事用不同的講法成色便完全不同。《皮猴兒》的故事底色是傳奇的,眾多人物皆出于市井,命運又多有幾分光怪陸離。但《皮猴兒》的傳奇色彩卻與唐傳奇中典雅、蘊藉的敘事有所區別,這當然與它所呈現的天津衛“三不管兒”的底層生活場景有直接關系,在這里,“俗白”才是本色。但,《皮猴兒》的俗白卻是蘊藉與妥帖的,這又與“三言”中馮夢龍所倡導的“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于選言者少,而資于通俗者多”的徹徹底底的通俗傾向有著本質不同。《皮猴兒》每個人物的性格都復雜深入,無法作出全然好與壞的判斷。僅就賣梳篦的滑無齒這個人物來說,就無法用一兩句話判斷他究竟是“哪一邊兒”的。他既是看上唱大鼓的女人滿月紅就多方鋪墊、試探以及設計接近的“幕后大佬”,但當聽說滿月紅無法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卻又惱羞成怒,派人收拾了滿月紅表演的場子,還傷了南陽子的手讓他徹底失去了伴弦兒的生計的惡人。但南陽子人生的每一次轉折又都與這個在三不管兒地界上可以呼風喚雨的人脫不開干系,是他成就了南陽子。
更高級的是,《皮猴兒》中人物的命運并沒有完全借助“巧合”的大手翻云覆雨,或是成就因果輪回的必然結局。南陽子的幾次轉折是被小說家強烈的敘事意圖與嚴絲合縫的敘述技巧所補滿、替代的。馮夢龍在《喻世明言》中最有名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的珍珠衫成為小說敘事動力的強力道具。珍珠衫的流轉與偶遇,幾乎貫穿了整個故事始終,離開珍珠衫,故事或許就會串珠散落,無法整合。在現代小說中,讀者已經無法自動對“巧合”的發生進行自動補足與彌合,人們失去了耐心,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進化,但也可能是現代生活的確定性已讓人對意外與奇跡產生了徹底的背離。也因如此,如今小說創作幾乎已經將故意為之的巧合情節視為小說家技藝的缺失或對人物命運失去了掌控。但在《皮猴兒》之中,讀者可以安心跟隨小說家的敘事節奏與邏輯處理進入三不管兒的藝人中間,小說家在處理故事的起承轉合上,沒有把命運與因果擺在敘事的明處,每一步每一處,他都穩穩接住,也都皆有著落:南陽子手受傷了無法再彈弦兒,卻“恰巧”遇到了小牛子介紹他去船上唱曲兒,而當故事發展到在船上也待不下去了,小說家才交代“恰巧”的出處——正是滑無齒的故意為之,南陽子受傷后,他讓徒弟小牛子尋他,卻“不能讓小牛子去家里找南陽子,這樣上趕著不自然,反倒顯出自己心虛。小牛子自然心領神會,也就經常去北坑沿兒轉悠,倘在街上碰見,好像隨口說這事兒也就自然了。果然,轉了幾天就真碰上了”。在三不管兒,人人不說“義”與“禮”,但“義”與“禮”卻隨處可見。
王松小說中的“舊規矩”“舊講究”呈現的是“新經驗”的獨特味道,這種味道不是強行以現代經驗植入傳統題材所傳達的,它妙就妙在,小說家以一種悄無聲息且最易被讀者接受的方式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入。這是小說人物的使命,更是小說家的道義。由此可見,“舊講究與新講法”本就是王松小說一體兩面的敘事結構方式。他以現代小說技巧重新闡釋在傳統經驗與現實處境日漸背離下的舊講究——“道義”,是如何抵御人的欲望的,又是如何左右人的選擇的。小說家在讀者最不易察覺的時候,安插了自己的基本價值判斷——重申堅守“義”的底線。命運的捉弄固然存在,但終是,橋歸橋,路歸路,好人有好報,惡人遭報應。命運在此之下,也要欣然臣服。而三不管兒的魚龍混雜與泥沙俱下因此成為小說家敘事張力與狡黠隱蔽的絕佳角力場,在場中角力的不僅是“文”與“武”、“窮”與“富”、“出現”與“消失”,更是關于仁義的信與不信、堅守與唾棄。值得關注的是,重新進入與書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在于寫作者對傳統文化的熟稔程度,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種有效的方式重新書寫傳統、傳達思想。好故事,如何講有時候比講什么更重要。
最后說回宋襄公。事已至此,他在戰場上依然對“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有著固執的尊崇,迂腐背后,卻藏著君子對信與義強大精神力量的深信不疑。師傅胡柴胡為了救人性命不惜壞了自己的名聲,南陽子幾次遭遇生活困境也依舊守著三不管兒的舊講究、舊規矩,莫不是一種精神上對義與信的執拗堅守。《皮猴兒》終于讓這些信義之人的命運結局在渴求圓滿的讀者這里松了口氣,也讓世間好人有好報的理想歸宿有了一次安心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