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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千年之前的考場作文如何先聲奪人
來源:澎湃新聞 | 常方舟  2026年11月03日10:11

根據(jù)《左傳·宣公二年》所載,晉靈公殘暴無度,趙盾數(shù)諫不從,出奔未竟,其弟趙穿弒靈公于桃園。太史董狐直書曰:“趙盾弒其君?!壁w盾喊冤,董狐卻道:“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趙盾雖然最終不得不妄擔了“弒君”的虛名,但他和董狐一以良臣、一以直筆名垂青史,共同成就了《左傳》史法書寫的典范。一千五百年后,趙盾的形象卻在一篇考場作文指南中被徹底顛覆,成為奸詐小人的代表。在《左傳》中,晉國大夫陽處父認為趙盾才能更高,剝奪賈季的軍職授予了趙盾,賈季不滿,伺機讓續(xù)簡伯殺害了陽處父。趙盾殺續(xù)簡伯,為陽處父報仇,但縱容了賈季的逃亡,并派遣臾駢護送賈季的家屬出境。從縱容賈季逃亡和派人護送家屬一節(jié)可以看出,趙盾具有相當成熟的政治智慧,克制了私人恩怨并不再激化矛盾。而南宋浙東學派理學家呂祖謙卻從陰謀論的角度揣摩和斥責趙盾,其《東萊博議》卷十八《陽處父改搜賈季殺陽處父》一文就以趙盾“示公行私”立論,指出趙盾實則充滿私心,起初對陽處父的授職不予拒絕,沒有在賈季殺害陽處父時施以援手,后又派遣和賈季有仇的臾駢護送賈季家屬原有借刀殺人之意(但因臾駢誤會趙盾的初衷,認為自己不當以私仇辜負趙盾之公舉,而未遂)。此三重推論將趙盾一舉斷為天下最陰險之人:“受私而矯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謀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边@種陰謀論的解讀雖與史實相去甚遠,但又好像切中了《左傳》文本的留白之處,給人以無限聯(lián)想和發(fā)揮的空間。

被視為理學家的呂祖謙為何精心結(jié)撰《東萊博議》這樣一本作文指南?里面的一百多篇論體文在主旨內(nèi)容上為何與傳統(tǒng)經(jīng)學大相徑庭且充滿爭議?《東萊博議》的誕生是歷史和文學發(fā)展的偶然還是必然?慈波所著《呂祖謙〈東萊博議〉與科舉試論研究》詳盡解答了上述問題,并提供了發(fā)散性的深刻思考。作者獨具慧眼別裁,選取《東萊博議》作為考察科舉論體定型、發(fā)展和轉(zhuǎn)化的微觀入口,以文章學本位統(tǒng)攝此書的撰作原委、經(jīng)典化過程以及對南宋乃至明清舉場文字的持久影響,不僅揭示了《東萊博議》所具備的“八股前史”節(jié)點價值,而且也呈現(xiàn)了文本在閱讀史、文體史和科舉史的宏大投射,彰顯了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功底和學識。

呂祖謙關(guān)于《左傳》的專門著述現(xiàn)存包括《左傳類編》《左氏傳說》《左氏傳續(xù)說》以及《東萊博議》等數(shù)種,涵蓋了類編、講義和論體文集等不同形態(tài),分別承載了迥異的文本功能。作為重要的經(jīng)史文獻,左氏之學向來是呂氏家學的重要傳承。因此,盡管《左傳類編》只是將《左傳》內(nèi)容按照國家、制度和議論等門類進行了綱領(lǐng)性的重新編排,在學術(shù)史上的評價較低,但該書無疑是呂祖謙撰寫后續(xù)講義和論體文集的工具性“前行”文本。慈波指出,《左傳類編》是呂氏家族的私藏文本,體現(xiàn)了呂祖謙治學由博返約的方法論。《左氏傳說》《左氏傳續(xù)說》則是呂祖謙聚徒講學時期的講義,以疏通經(jīng)義為主,其講學內(nèi)容一準傳統(tǒng)經(jīng)學而鮮少個人發(fā)揮。而同樣以《左傳》故事為基礎(chǔ)的《東萊博議》則是專為科場時文寫作和應試技巧的論體文集,相當于考場作文指南?!蹲髠鳌分械南嗤录腿宋铮纱嗽趨巫嬷t的系列左氏著述中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相貌和詮釋,這些文本互為對照,也更能凸顯《東萊博議》所具有的強烈修辭風格和集部特質(zhì)。

《東萊博議》的生成:從經(jīng)史家學到作文指南

《鄭伯克段于鄢》是《左傳》中第一個呈現(xiàn)的較為完整且頗有深意的故事,在《春秋》中僅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寥寥十字的記載。為闡發(fā)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明褒貶以正名分,《左傳》詳細鋪陳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由此造就了史傳敘事的傳世經(jīng)典之作。在《左傳》充滿克制的記載中,故事的起因是一段人倫悲劇。鄭武公之妻武姜生有二子,因長子鄭伯難產(chǎn)而不喜,偏心少子共叔段。在武姜的溺愛縱容之下,共叔段封地逾制,索求不斷。大臣多次向鄭伯進言,鄭伯卻都按兵不動,說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名言。直到共叔段積聚兵糧準備謀反以后,鄭伯派出精銳部隊一舉鎮(zhèn)壓,共叔段自此開啟逃亡生涯。鄭伯在政治斗爭獲勝以后,(或許是因為對武姜在共叔段謀反過程中提供過幫助)發(fā)誓除非到了黃泉,否則再也不見武姜。最終,邑人潁考叔出主意挖出了一條黃泉隧道,讓鄭伯武姜母子二人得以相見。在《春秋》筆法中,十個字已然將事件的結(jié)果、性質(zhì)和立場表露無遺,無須多言。后世讀者自然還是需要借助《左傳》等的傳寫才能明白此中真意。《左傳》云:“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惫彩宥斡庠搅水?shù)艿艿谋痉?,鄭伯也不是稱職的兄長,共叔段的逃亡應當歸咎于鄭伯的失教。盡管比起《春秋》,《左傳》給出的解釋可謂詳盡,但其敘事其實也留給后世極大的空白和想象空間。鄭伯前期百般容忍,刻意縱容和助長胞弟之惡,究竟是否用心險惡?鄭伯兄弟失和以致兵戎相見,武姜是否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在潁考叔的暗示和啟發(fā)下,鄭伯和武姜最后的母慈子孝是真的冰釋前嫌還是假意表演?這些問題千百年來仍然為人所津津樂道,呂祖謙的左傳系列著述正是從這些文本的縫隙入手,給出了鮮活生動的解讀。

呂祖謙《左傳類編》著眼于《左傳》的國都建制和機構(gòu)設(shè)置,解釋鄭伯賜羹于潁考叔的互動場景在禮制方面的合理性。而他的《左傳》講義則大體遵照經(jīng)典原義,以周公誅管叔的同類案例作為對照,體會鄭伯一開始不給封地還是為了共叔段的聲譽著想,到“多行不義”階段時已無可收拾,而且還指出武姜的個人好惡實為此事肇端??梢姡惥幤鸬劫Y料長編和名物梳理的作用,講義持論較為客觀公允。而到了《東萊博議》首篇《鄭莊公共叔段》,呂祖謙完全信意發(fā)揮,從“論機心”的角度,指出鄭伯一開始就是在“釣魚執(zhí)法”,對共叔段實行“捧殺”,不斷助長后者的欲望,等到有了出兵借口之后一網(wǎng)打盡,把鄭莊公塑造為故事里的終極惡人:“釣者負魚,魚何負于釣?獵者負獸,獸何負于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后文更是點出鄭國的大臣、詩人都為鄭莊公的人設(shè)所欺騙,把事件歸咎于共叔段的貪得無厭和武姜對鄭莊公的刻薄,而沒有看到這一切恰恰是鄭莊公引導輿論的結(jié)果。末段呂祖謙繼續(xù)給全文上價值,在反轉(zhuǎn)中升華主旨:“然將欲欺人,必先欺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鼻f公為了瞞過天下人必須先欺騙自心,故而從中段“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的論斷進一步推演為“故吾始以莊公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天下之至拙”的結(jié)論,極論莊公機心之隱秘劖刻,上升到做人不可自欺欺人的心學立場。這樣的論述傾向,顯然不符合《左傳》的歷史敘事和經(jīng)義大概,但作為考場論體文無疑具有奪人眼球的新巧效果,更容易讓閱卷考官眼前一亮,末尾的點睛之筆更是巧妙經(jīng)營,再上一層,從具體的人物事件抽象為修身治國的崇高精神追求。

《東萊博議》還有一篇題為《潁考叔還武姜》的論文,就潁考叔的行為和評價同樣進行了翻案式的申論?!蹲髠鳌肥①潩}考叔純孝且能夠推己及人,呂祖謙則是從孟子的“四端說”引申開來,指出莊公即便發(fā)下毒誓,其本自具足的天理也未曾有過一分減損,潁考叔之所以能夠用舍肉贈母的方式感化莊公,只是迎合了莊公本有的愛親之端。然而,潁考叔的過失卻是很大,他選擇了用文過飾非的方式來偽造黃泉之景打破毒誓,而非直接指出莊公之過并當下即令其痛改前非:“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嘆哉!”假設(shè)是孔孟這樣的圣人,一定會直接點明發(fā)下斷絕天倫的毒誓本來就不合天理,讓莊公收回成命即可。這樣的論斷,顯然也是為了能夠在舉場上一鳴驚人而故作極端之論。諸如此類對《左傳》人物和故事的再詮釋,是《東萊博議》最突出的寫作策略,也是呂祖謙應對科場試論的不宣之秘。

文與理的張力:《宋文鑒》背后的士林黨爭與思想潛流

孝宗皇帝讀到民間書坊刊行的詩文選集《宋文海》,圣心大悅,詔令州府校正重刊此本,并囑命呂祖謙負責校訂刊版事宜。呂祖謙卻選擇另起爐灶,在獲得孝宗批準后重新編纂宋代詩文集,基于其高妙的文學趣味重新遴選,匯成《宋文鑒》一書,彰顯了他對北宋詩文的去取標準和獨立審美。然而,《宋文鑒》的編纂和奏進不僅是文學事件,更演進為一場政治風波。呂祖謙編選的《宋文鑒》經(jīng)御覽之后,孝宗打算授其館閣榮銜并有賞賜。時任中書舍人的陳骙卻“繳還詞頭”,拒絕為此制詔。雖然在孝宗的堅持下呂祖謙最終還是獲得了恩賞,但在《宋文鑒》下國子監(jiān)板行之際,孝宗近臣又密奏書中奏議有詆毀祖宗政事者,孝宗遂命他人進行修訂。此后,又有密奏攻擊《宋文鑒》不當收入道學家程頤等人的文字,導致《宋文鑒》的刊版最終不了了之。

根據(jù)學界的通行看法,陳骙“封還詞頭”、拒絕為呂祖謙除職的事件通常被解釋為理學文化和館閣文化的碰撞,陳骙作為館臣有意維護制誥制度對程序合法性的監(jiān)督權(quán)力,其所作所為并非針對呂祖謙個人。而慈波通過鉤沉史實,對此引入了新的詮釋可能。他指出,無論是陳骙的繳還詞頭還是后來持續(xù)兩波的密奏,不僅是人事或文學爭議,更是外戚近習集團和以理學、事功人士為主的士大夫集團的持續(xù)性沖突和話語權(quán)爭奪。同為館臣的周必大就表現(xiàn)出對呂祖謙的汲引,可見館臣的身份意識并非斗爭重點。他暗示陳骙與時任臺諫、反對采入程氏道學作為科舉標準且排擠士大夫的謝廓然同為臺州鄉(xiāng)黨,陳骙日后更在慶元黨禁時期積極結(jié)交黨禁的始作俑者韓侂胄,由此將陳骙貶抑呂祖謙編選《宋文鑒》的成就納入到道學與反道學的大脈絡之中加以審視和探討。不過,《慶元黨禁》的作者僅憑陳骙反對趙汝愚任命劉光祖一事,便斷定“蓋侂胄與骙合謀已定”,只是純粹的主觀臆測而沒有其他佐證。陳骙在孝宗朝是否已經(jīng)和反道學的近習集團結(jié)成政治盟友的關(guān)系,仍有待商榷。值得一提的是,陳骙所著《文則》是國內(nèi)第一部系統(tǒng)討論文章修辭和作法的專著,在文章學史上有著標志性的意義。

無論如何,《呂祖謙〈東萊博議〉與科舉試論研究》全書著意把呂祖謙以《東萊博議》為中心的文學實踐置諸南宋思想史的發(fā)展脈絡中,凸顯了呂祖謙作為浙學的代表人物周旋在理學派、事功派和近習外戚之間所具有的典范性意義。全書各章節(jié)都嘗試勾連了呂祖謙在《東萊博議》《左氏傳說》《精騎》和《宋文鑒》的寫作和編纂過程中,理學人士如朱熹等對此的看法以及呂、朱二人就如何以及是否應當講論時文的往復交流。朱熹對以蘇軾為代表的科場經(jīng)營文字非常反感,認為過度修辭有害于理。蘇軾以“想當然爾”揣摩代替圣賢立言,用“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驚艷考官歐陽修,此舉被朱熹斥為“杜撰”。呂祖謙在此問題上的態(tài)度更為調(diào)和折中,一方面,他在給朱熹的回信中多次表示虛心接受意見,以經(jīng)義要旨為蘄向。另一方面,他認為精研文章技巧和追求性理之學并不矛盾,在蘇文研讀上下了很多功夫。也正是由于呂祖謙在文章問題上未與理學人士完全保持一致,他為《宋文鑒》確立的選文標準也不為理學之士所認可,這體現(xiàn)了浙東史學和道學家在治學路數(shù)上存在的分歧,并昭示了突破道學和反道學的二元話語體系、探尋其中隱伏的多重思想潛流的可能性。

反對空談性理的呂祖謙在文章觀念上和重經(jīng)世、重史事的永嘉學派更有共鳴。以陳傅良、葉適為核心的“永嘉文派”受到東萊文章學的顯著影響,并以在科舉中獨擅勝場而聞名于時。陳傅良是呂祖謙的好友,他和弟子蔡幼學并治《春秋》,曾先后輪流在詩賦和經(jīng)義考試中奪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歆羨。”葉適是呂祖謙門人,曾于孝宗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廷試列第二,為榜眼。以至于到了慶元黨禁時期,韓侂胄的爪牙為了打擊理學陣營求禁兩人的進卷文字:“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體現(xiàn)了永嘉學派在舉場風尚的影響力和滲透力。這也完美印證了呂祖謙想要通過發(fā)揮舉業(yè)特長來招徠士子、以功利仕進來吸引學子的初衷。因此,呂祖謙對朱熹的告誡勸導總是委婉拒絕,以為不妨先以欲勾牽,后令入正道,闡發(fā)道理不妨通過有技巧的文字修辭來提升表達效果,以《東萊博議》為代表的文章學著述也由此成為舉場作文經(jīng)典指南。

宋人為什么特別喜歡做翻案文章

劉成國在《論王安石的翻案文學》一文中指出,翻案文學到了宋代蔚為大觀,和整個時代的疑古精神和史學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私人講學風氣的盛行,為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別解詮釋創(chuàng)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價值層面大膽質(zhì)疑并探尋歷史真相;士大夫積極參與的文官政治體系愈加成熟,借用翻案文學表達政治判斷或隱曲心事在文學樣式上貼合士人的審美習慣;追求“以史資政、以文論理”的政治文化,要求士大夫在知識結(jié)構(gòu)上融合文章和經(jīng)學、政治,也催生了成熟的翻案技巧。當然,這和具體作者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風格也有關(guān)聯(lián)。在蘇軾的舉場文字中,就已經(jīng)可以見到宋型翻案文學的征兆。此后,像黃庭堅、王安石、陸游等都有大量翻案文學的專門創(chuàng)作。這種立意求新、喜作翻案的文壇風氣既有其積極革新的一面,也難免招致故作高論、追求奇僻的非議。以破舊立新為主的北宋翻案文學經(jīng)歷了理學復興之后,演化成了更具有理學思維的南宋翻案文學。呂祖謙《東萊博議》就是在傳統(tǒng)史評基礎(chǔ)上凸顯縝密義理闡釋的論體文風典型。

蘇軾《宋襄公論》和呂祖謙《東萊博議》中多篇議論宋襄公的論體文恰好構(gòu)成了《左傳》同題人物的論體文對照組。在《左傳》的記載中,宋襄公是一位志大才疏又迂腐求霸的國君。他在和楚國的戰(zhàn)爭中,己方已經(jīng)擺好陣列,卻因為楚軍還沒渡河、尚未陣列而拒絕搶先進攻,又宣稱“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來美化戰(zhàn)爭行為,最終由于戰(zhàn)傷去世。蘇軾的《宋襄公論》提出宋襄公乃“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旗幟鮮明地反對《公羊傳》認為此戰(zhàn)是仁義之戰(zhàn)、文王之戰(zhàn)亦不過此的觀點。他在后文中還列舉了宋襄公用鄫國國君鄫子進行祭祀以此震懾東夷的例子,認為宋襄公毫無憐憫之心,與其看似仁義的言行不符,不過是欺世盜名以求霸業(yè)。蘇文延續(xù)了孟子關(guān)于“王霸之辨”的思想脈絡,點明仁義之實與仁義之名的區(qū)別,并借宋襄公的人物議論強調(diào)“王天下”必須建立在“仁義”的基礎(chǔ)之上。

《東萊博議》卷十二《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討論的事件也是宋襄公用一國之君來進行人祭,但呂祖謙并沒有像蘇軾那樣從偽善的角度來切入,而是把傳統(tǒng)儒家政治文化的“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精神推廣到了宇宙層面:“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認為宋襄公之所以做出人祭之事,正是因為有了物與我、人與我的對立(“有間”),進而通過祭祀的手段來媚神害人,忘失了人與天地萬物本就同源一體。這一立論明顯是受到理學觀念的影響。再比如卷十《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一文,回溯宋襄公曾想讓國于庶兄子魚的《左傳》故事。呂祖謙認為,從繼承的合法性來說,宋襄公本就是嫡子正統(tǒng)可順勢即位,之所以惺惺作態(tài)表示要遜位于子魚,不過是政治作秀而已。但是,他沒有停留在指責其沽名釣譽的層面,而是拋出了更具有哲學內(nèi)涵的觀點——宋襄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錯把讓國遜位當作莫大的善舉:“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文中進一步闡發(fā)真善不假外求的道理,君子平日居處舉動天理渾然,無一不善。善事不是通過驚天動地的方式刻意做出來的,而是在人倫飲食的日用生活中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和宋襄公一樣希求獲得名利的俗人或許會認為堯舜的禪讓是至善之舉,而圣人如堯舜并不會覺得這是特殊的犧牲。從呂祖謙和蘇軾的宋襄公論來看,兩宋翻案文學在議論基礎(chǔ)、立論重點乃至價值旨趣方面的差異可見一斑。

呂祖謙是南宋文章學成立時期的中心人物,他的文章學著述幾乎涵蓋了包括資料匯編、隨筆札記和選集評點等后世大部分的文話形態(tài)。慈波敏銳地指出,《東萊博議》中針對議論主旨的展開(尤其是破題之后的承題部分)表現(xiàn)為偶對分層的體式特點,正是明清八股文“扇對”的前身。不過遺憾的是,明清八股文的寫作僅僅汲取了兩宋論體文的形式技巧,其發(fā)展重心逐漸趨于程式化規(guī)范,未能繼承從蘇軾一直到呂祖謙的博學創(chuàng)新、融通思辨精神。

王水照先生在序言中提到,此書展開研究的方式是通過對呂祖謙《東萊博議》以及多種文章學著述的撰注特點、版本梳理和辨章源流,“以一本書撬動整個科舉社會”,成功揭示了這部舉業(yè)用書如何進入科舉社會的運行機制并形塑舉場的文章經(jīng)典和篇章范式。這在闡釋學、閱讀史和文章學的方法論上都具有莫大的啟示意義,單一文本或文本群在傳播、接受與再闡釋的過程中參與知識生產(chǎn),進而影響文體觀念與文學評價體系,并延伸為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重要研究議題。呂祖謙《東萊博議》所具有的靈動生命力,也正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