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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往歷史深處探尋,在精神高處落筆
來源:文匯報 | 陳 都  2026年11月03日08:02

長征題材是中國歷史畫的核心板塊之一。20世紀50至70年代,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的四次大規模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推動下,長征題材創作迎來第一個高峰。這一時期的作品普遍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它們呼應了新中國建構革命歷史記憶、凝聚民族認同的時代需求,以昂揚的理想主義色調,塑造了公眾對長征的最初視覺印象。

改革開放之后,創作的重心轉向對歷史豐富性的深度挖掘,創作者不再滿足于單一的英雄主義敘事,創作視角也日趨多元,從重大戰役到領袖人物,從行軍場景到軍民互動,不同角度的創作構建更加立體的長征圖景。

進入新時代,長征主題創作的時代內涵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一方面,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等項目持續發力,創作者的個性化表達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重走長征路”的寫生實踐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通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最大程度地拉近創作主體與表現對象之間的關系。此時的寫生不再只是為歷史畫收集素材,而是成為創作者聯結歷史與現實的方式,筆下的紅色文化資源與山川新貌形成古今對話,讓長征精神在當代語境中獲得新的闡釋。

總之,數十年來產生的大量長征題材繪畫作品,共同構成了一部視覺化的長征史詩。梳理、品讀其中的經典,無疑是一場深刻的精神洗禮,而且也給當代的美術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題性創作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如何避免宏大敘事的空泛,又如何在快節奏的網絡環境中保持藝術的深度。而回望長征主題經典油畫的創作軌跡,我們都能從中得到重要的啟示。

歷史真實與藝術表現相統一

革命歷史畫的創作,首先要回應歷史真實的命題,這其中始終存在矛盾統一的關系,即完全服從歷史細節,創作容易淪為機械的圖像復刻,喪失藝術的感染力;而脫離歷史語境進行藝術發揮,則會消解歷史的嚴肅性和英雄人物的崇高感,這就極易偏離歷史畫創作的核心使命。而長征題材的經典油畫恰恰在二者之間找到契合點——歷史真實不是創作的約束,而是藝術表達的根基。

長征題材的經典繪畫作品的誕生,無不與創作者長期深耕的創作態度緊密相關。董希文創作《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過程,便是深耕細作的典型。1955年,董希文身背20多斤的畫具重走長征路,翻雪山、過草地,歷時半年之久,畫了250多幅寫生作品。這種現場體驗絕非簡單的素材收集,而是對歷史空間、環境氛圍乃至精神氣場的整體感知。在結束寫生之后,他并未急于動筆,而是在畫室反復調試色彩方案,直到找到最契合主題的藝術表達才正式開始創作——以普藍為基調,黑色勾線,再點出象征光明、勝利的橘黃色篝火。這幅畫表現了紅軍戰士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堅強、崇高,令最困難的物質生活和最飽滿的樂觀主義精神形成對比。這種色彩的呈現與意象的表達,不是畫室里的憑空想象,而是從真實的自然環境中產生出來的藝術表達,最終服務于精神主題的闡釋,極具歷史真實的說服力。由此看來,基于這種切身的體驗,對藝術語言進行極致打磨,對作品精神內核反復推敲,可謂經典誕生的必經之路。

以現場體驗抵達歷史真實為創作路徑,是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普遍共識。全山石創作《婁山關》時,“帶著鋪蓋扎進了貴州的大山里”,在物資匱乏的環境中駐守18天,只為捕捉詩詞中的“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真實景致;創作《八女投江》期間赴黑龍江體驗生活,突遇洪水,深切體會到了水深齊腰后的冰冷刺骨,正是這份徹骨的感受,豐富了作者對歷史真實的感性認知,使之創作的作品有了血肉。所以,生活的體驗,其意義從來不止于收集視覺素材,更在于讓創作者進入歷史的情境之中,完成精神層面的共情。

再比如沈堯伊的創作方法。他提出“左腳連環畫,右腳油畫”的創作路徑,通過連環畫搭建完整的歷史敘事框架,又從中提煉關鍵的精神意象,進而構成主題創作的集大成者,二者互為表里。這也是沈堯伊所論的三個創作標準:“第一要真實,第二要全面,第三要立體。”特別是他將歷史比作“立方體”,提出“只有所有的面都看到了,你或許才能看懂里面的內核”。這種整體性的歷史觀,落實在創作中就是對每一處細節的推敲,比如紅軍中不同方面軍的服飾差異,大渡河上船只的造型。值得注意的是,對歷史真實的追求并未停留在表象層面,而是最終指向精神真實的抵達。為此,沈堯伊專注長征題材數十年,五次重走長征路,分段走訪不計其數。為完成《地球的紅飄帶》,他歷時六年獨立創作926幅作品。尤其是在此基礎之上創作的油畫《遵義會議》前后打磨三年,其核心思考是“如何在肖像性與情節性之間找到共有的特征和平衡,使人物平凡中見非凡,使事件平常中見非常,從而體現出一種樸素與崇高相結合的精神境界和美學價值”。也就是說,細節的真實是手段,傳遞歷史的精神內核才是目的。如果只停留在服飾、道具的還原,而無法呈現歷史人物的精神世界與歷史事件的本質意義,歷史畫便失去了靈魂。

宏大敘事中見人的情感

主題性創作最容易陷入的誤區,是宏大敘事的空泛化和符號的堆砌,導致作品難以與觀者產生深層的情感共鳴。在長征題材油畫的經典中,一些作品將人的真情實感作為敘事的核心,并以此作為宏大主題的具體落腳點,讓革命歷史轉化為可感知、可共情的體驗。

新中國早期的長征題材創作,率先探索了情節化敘事的路徑。靳尚誼創作于1959年的《送別》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定格在紅軍與于都父老鄉親告別的瞬間。它沒有正面鋪陳長征的歷史背景與戰略意義,而是將視線聚焦于河畔的拂曉時分,微露的晨光既是環境的呈現,也暗含著對革命未來的隱喻。行進的隊伍與告別的人群構成畫面的核心,母送子、妻送夫、戰友作別的多組人物關系,把抽象的軍民魚水情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生活場景。宏大的歷史主題被轉譯為普通人的生活瞬間。

還有如施紹辰的《依依親人淚 茫茫贛水長》,將敘事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內在情感的表達上。該作以雙聯畫的形式重構了送別的場景,左聯是送行的百姓,右聯是待發的將士,沒有戲劇化的情節沖突,作品通過構圖的巧思引導觀者的視線,使觀者被納入到情感的場域之中,形成更深維度的精神對話。孫滋溪的《草地夜宿》則將視角推近,篝火微光里熟睡的小紅軍,與幾乎等高的槍桿形成強烈的視覺反差,沒有激烈的戰斗場面,卻于無聲處托舉出少年的信仰與擔當。此類創作只有用具體的人物、具體的場景搭建起歷史與大眾的情感橋梁,才能使紅色記憶真正實現看得見、可共情。

在新網絡環境下堅守藝術本心

主題創作的本質,是以藝術的方式傳承歷史精神,連接過去與當下。今天的主題創作,擁有更豐富的媒介手段和更加優越的創作條件,但也面臨著更多的誘惑與干擾。特別是在當前快節奏的文化環境中,日新月異的AI技術不斷沖擊著傳統造型藝術,工業流水線式的主題創作已經引起業內越來越多的擔憂。

回望長征題材的繪畫創作經典,我們更應清晰地認識到,技術與形式永遠是載體。正如沈堯伊所論:“人工智能時代,到處是‘塑料花’。塑料花很完美,不用澆水,形狀逼真。但鮮花有生命,塑料花沒有。生命才是最寶貴的。”所以,真正支撐作品走得更遠的,是對歷史、英雄的敬畏與尊重,是將個人的藝術追求、理想統一在革命精神之下,并與時俱進地回應人民與社會的需求。唯有守住這些根本,當下的主題性創作才能走出概念化、同質化的困境。同時也要兼顧藝術表達的更新,使之呼應當代的審美習慣與傳播方式。只有守正才能創新,也才能在傳承中轉化,讓主題性創作真正跨越時空,與不同時代的觀眾產生精神共鳴。

(作者為中國國家畫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