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父子的生死拉扯,藏在這個花園里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民間習俗與主觀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個當代中國人面對父親離世時,真實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規定的“應該有的感受”,和一個人“實際有的感受”,之間到底隔著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經歷,黃魚通過寫作,把自己攤開了。
十多年前,作家黃魚的父親被確診為前列腺癌。彼時,他們剛搬入新居不久,黃魚做了一個決定——和父親一起,將門前的草坪改造成一座花園。
在父親生命的最后五年里,造花園、治病、選墓地三件事纏繞在一起,一個關于如何送別至親的故事就此展開。為此黃魚一直想著“寫點什么”。但直到父親去世后好幾年,他都遲遲不能落筆。
“寫的過程就是去理解”,黃魚說。而造花園的過程則類似寫作,也是一種理解。它接納了一位從新居走向墳墓的父親,一位目睹父親正在逐漸離去的兒子。它讓疾病和死亡的到來,成為尋找希望和意義的過程。“墳墓被稱為陰宅,是另一種家園,花園則介于新居和墳墓之間。”黃魚寫道。這句話幾乎概括了《花園與父親》的全部張力。

《花園與父親》
黃魚 著
讀這本書并不輕松。我常常讀幾段就要停下來,讓某種說不清的情緒沉淀下去。這本書的非虛構底色,讓它天然對讀者的私人記憶構成某種“冒犯性”,因為它太誠實了。黃魚沒有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完美的孝子。相反,他剖開了內心那些隱秘的褶皺。成為“顧命大臣”時隱秘的興奮、面對父親病痛時的疲憊與煩躁、向父親隱瞞病情時的掙扎……這些情緒,在傳統孝道敘事里是不被允許的。但黃魚把它們寫了出來,而且寫得毫不避諱。
讓我震動的還有另一個發現。黃魚有社會學的背景,這本書的寫作動機遠不止于記錄一段私人記憶。在采訪中他反復提到,他想做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觀察的客體”。
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民間習俗與主觀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個當代中國人面對父親離世時,真實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規定的“應該有的感受”,和一個人“實際有的感受”,之間到底隔著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經歷,黃魚通過寫作,把自己攤開了。
采訪中還有一刻也讓我印象深刻。黃魚告訴我,這本書出版后,他曾多次被邀請面對公眾談論這本書。他仔細體會,覺得內心里多少有些抵觸和排斥,因為“這件事情,還確實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他更愿意談論的是這本書背后的公共性話題——通過觀察我是什么樣子的,來體會我們大家是什么樣子的。
這句話,或許就是理解《花園與父親》最好的入口。它不是一個兒子在講述自己和父親的故事,而是一個寫作者在用自己的一段切身經歷,試圖為一代人尋找一種可以言說的情感方式。

黃 魚
以下是《新周刊》與黃魚的訪談實錄。
把自己當作樣本
新周刊:作為這本書的讀者,很容易會反觀自己跟父親的關系,會覺得好像以前的某些感受被蒙蔽了,是鈍感的。讀這本書的過程,也讓我對身邊親人的言語、舉動和想法,變得更加敏感了。我猜想,這算不算是你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黃魚:你說的這個,確實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之一。因為我大學學的是社會學,在生活中有很多想法不可避免會帶有一點這門學科的痕跡。我總的感覺是,我們中國人的情感方式在發生變化,而父子關系是其中的核心。
從幾千年來的傳統來說,我們這個社會是建構在家的基礎上的,家庭倫理被放大成了國家和社會的秩序。但現在大的背景在變,原來的結構性根基還在不在?作為一個當下的人,他真實的感受是什么樣的?你感受到的,是你的感受,還是文化要求你這樣感受的?這里邊有一個區分,但這個區分很難。
我寫這本書,最想表達的就是這一點。作為一個當下的中國人,受過一定的教育,接觸過多元文化,但這些思想到底有沒有真正扎根?只有在真實的生活情景里才能得到檢驗。父親生病這件事,就是一塊“試金石”。我把自己當成一個樣本,或者說當成一個觀察的對象。
當父親病了,作為兒子你必須有所作為。你必須去承擔,這個角色任何人替代不了。你必須去做決定,這個決定的后果得經受住方方面面的衡量,包括經得起所謂“歷史”的檢驗,也就是得保證你事后不至于懊惱不已。你必須一次性做出選擇,不是練習,不是預習,不能推倒重來,沒有第二次機會。你必須在各種撕扯中做出決定——傳統文化、民間習俗、現代醫學以及各種現代性敘事,都在告訴你應該怎么做。有很多參考答案,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各種關系人給你出了各種主意,而你是那個最終拿主意的角兒。這個時候,你會怎么辦,內心會經歷什么?
新周刊:在中國,很少有人會拿自己作為樣本去探討父子關系。可以理解為,你是想穿透那些加諸在身上的各種觀念,去直面自己真實的感受嗎?
黃魚:作為一個當代的中國人,對待父親的疾病、對待父親的死亡,肯定有別于傳統敘事里的孝道倫理。也不同于我們從現代思想里讀到的,比如精神分析學里的“弒父情結”,或者存在主義作品里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我其實是在探討,在一個真實情景里邊,作為兒子,對待父親即將離去這件事情,他真實的情感反應是什么樣子的。我希望能夠如實地做記錄,但其實這個所謂“如實”,也是打問號的。因為我們現在說后真相時代,“真相”是什么樣子的?它受文化影響,受觀念影響,受自己對自己的定位影響,甚至受寫作本身的影響。
超越與相似
新周刊:書里出現過很多次,你試圖用自己的見識和審美去超越父親,我也會有這種心理,覺得自己在很多層面上早就超過父親了,但又總是想去向他證明,如果得不到他的認可,依然覺得自己是失敗的。怎么去解釋這種心理?
黃魚:我也給不出一個好的解釋。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真實感受到的過程,我更想把那些感受還原出來。

《那人那山那狗》
你說的超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生長。生長的結果是突破,突破的第一個對象就是父親。從動物世界的角度來看,那種敵意是很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種生存、一種取代。在傳統敘事里邊,這種敵意是被遮蔽起來的,但實際上君臣父子的那種爭斗是很殘酷的。
審美上的超越屬于最根本的——我看不起你的穿著、你的打扮、你的趣味,這是最徹底的超越。但現實中的父子關系,被我們的文化包裝成了只是好的樣子。
新周刊:那“越來越像父親”又怎么去理解?
黃魚:對父親的敵意,首先來自他對你的教育和規定。一個人受到制約,自然會對制約他的人產生敵意,因為他限制你的生長,這就是所謂的“弒父情結”,也是青春期的叛逆。
但我們中國人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這是逐漸意識到自己的邊界在哪里。你年輕時覺得這個邊界可以不斷突破,但到了一定階段你會發現,有些東西你沒辦法突破。這個邊界是什么?就是你的父親。
你發現自己越來越像他,就是越來越跟這個邊界合為一體。從文化角度說,你來自父親,父親是什么國度、什么民族、什么文化特質的人,也從一開始決定了你大概率是什么樣的人。從生理角度說,你的基因遺傳自父親,這是沒辦法改變的。所以超越父親,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假命題,你要超越的其實是一種社會語境下的自我。

攝于書中提及的四明山山麓,霧中古樹沉靜佇立,一如父親。
(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你寫了很多后知后覺式的感受——當時并不明白父親為什么那么做,后來才懂。你是不是覺得寫下來本身,就是一種理解父親的過程?
黃魚:是的。但我對“理解”這個詞本身也是存疑的——你對一個人的理解,是出于某種需要,還是真是如此?很多文藝作品,會特地去捕捉那種“父愛”的瞬間,但它是被某種需要影響的。
我更愿意去理解的部分是,父親當時為什么會說出這句話、做出這個反應?他考慮的是什么?
所以我是在寫這本書、回憶父親的時候,才真正理解父親在當時某個情景當中,某時某刻的某句話,他內心可能的真實想法,所謂的感同身受。那是所有理解的起始,也是“愛”這種情感之所以發生的基礎。
無法安慰的孤獨
新周刊:在書里,父親生病后特別在意花園里的植物,他給它們搭架子、澆水。我的理解是,那是父親對“活下去”的一種寄托。現在花園怎么樣了?
黃魚:當父親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他對花草樹木這般的生生不息生出強烈的羨意。作為一個即將消亡的生命體,面對一個不斷生長的旺盛生命體,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反應。看到一個藤沒有地方攀爬,他會想方設法給它找一個可以攀爬的架子。這是我覺察到的在花園里的父親的樣子。但這種覺察,可能就是我的想象。

花園中結出的果實。(圖/受訪者提供)
現在花園基本上還是保留著原來的樣子。我要去改變它的話,就會多一道心理關隘——當初父親在的時候,花園是這樣子的,我現在要把它變一變,那我要給自己一個充足的理由,得跟父親“說一聲”。
新周刊:在給父親“治病送終”的過程中,你有總結出什么遺憾嗎?
黃魚: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我不想從社會安排的層面來討論居家養老或者機構養老之類的問題。我更想談的是我們怎么對待死亡。
死亡從來不是單一面相的,它不可避免被文化的、時代的濾鏡染上色彩。我們的主流文化是無神論的敘事,但民間又是另外一套習俗。作為一個轉型社會中的普通人,對待死亡的認知自然也會跟父輩有代差。而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受過現代性思潮啟蒙的兒子,在面對死亡時的處理方式上,更會與傳統父親有所不同吧。也就是說,在“治病送終”這件事情上面,我和父親很可能從來沒有達成過共識。
我覺得沒辦法彌補的一件事情是:我和父親在這件事情上面沒辦法溝通,沒辦法討論,沒辦法得出一個一致的結論。我們缺乏一套共通的精神體系,導致的一個后果是,沒辦法恰當地去安慰、去關懷。假如我們都是佛教徒或者其他信徒,那你或許可以借用宗教的方式去安慰。但兩代人之間如果達不成共識,就很難去安慰。
在書里邊,凡是涉及到精神層面、信仰層面的事情,兒子都是委托給別人來做的。比如造花園時由包工頭負責解釋其中的各種講究,找墓地時由風水先生負責安排時辰、方位。看病過程中,兒子會不自覺地把醫生奉為神一樣的存在,希望醫生除了解決醫療上的事,還能解決精神上的問題。父親則往往去尋求病友、朋友的安慰。父親自己主動尋找的精神上的寄托,他找的是別人,而不是兒子。
委托和分包,也許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隱喻。甚至到現在為止,我都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從精神層面安慰到他。
新周刊:在中國社會,這種精神上的撫慰,其實很難在父子之間完成。從更大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是沒辦法完全安慰到另外一個人的。
黃魚:這就是一個現代性的話題了。我們怎么尋找一種現代的情感方式、精神方式?
我們一般是通過把自己歸屬于某個群體,來解決情感表達和精神需求。那么在現實生活中,父親也好,兒子也好,各自找到他愿意歸屬的那個群體了嗎?他們歸屬的是同一個群體嗎?面向未來,人是否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一個自立的人對自己負責,他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
我們的傳統是有一整套規定的,但當你發現自己不相信那套東西的時候,你就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至少在父親生病乃至最后離去的五年時間里,為父親尋醫問藥這些表層、淺層的行為我是做到了,但是在深層、底層,我不知道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情感反應,甚至不知道做出什么樣的表情才是恰當的。在社會層面,我們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溫情,問題是,它該如何恰當地表達。
寫作成為“延續”與“尋找”
新周刊:同樣作為父親,你和你父親之間的情感、情緒會如何往下延續?有沒有想象過自己老了以后,子女會面對同樣的事情?
黃魚:我有一個基本的傾向,人還是要更少地去麻煩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
我們終究是要以一個獨立的個體去面對死亡這件事情的,并不是要把家人都捆綁在一起。對待死亡要有邊界感,你是一個人走向它的。我希望最后能夠自己處理這件事情,盡量少地麻煩別人。
這跟前面講的“把自己歸屬于某個群體”并不矛盾。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個體,歸屬到普遍意義上的群體中去。我希望最終能夠自己去面對。
新周刊:通過文字,也是一種很好的傳遞方式。尤其對正在或將來要面對父母生老病死的年輕人,你有什么樣的建議?
黃魚:當代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是互聯網原住民,現在又有個詞叫“AI原住民”。他們的情感方式,是習慣按照游戲里的設定,指引自己的行為和思想,扮演成某個角色,很少有機會察覺到,一個真實的人,處在一種真實的生活中,其中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是無窮無盡的,是在不斷變化的。
當我被要求給出一個好的建議,或者自己不自覺地試圖給出一種好的答案、一種值得推廣的價值時,我會非常警覺。因為所謂的“好”,很可能其實是被規訓出來的。這本書也并不是能給人答案的書,我表達的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所感受到的疑惑。
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作為一個人,我們不要去聽那些人云亦云、約定俗成的東西。你去真實地感受,這才是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價值。社會是多元的,就像一個生機勃發的原始叢林,文化生態、精神生態的維系、更替需要多樣性、復雜性、豐富性,需要允許不同的感知方式、不同的表達,甚至不同的迷茫存在。希望年輕人多去感受這富于變化的生活吧。
新周刊:如此一來,關于非虛構寫作在時代當下的價值,好像就顯現出來了。
黃魚: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AI寫作,它很有效率,在很多應用場景里,它的效果確實也很好,管用,應景。但AI寫作頂多是對已有經驗的重新排列組合——人的經驗呈現為語言,AI寫作只是對已有詞匯、修辭的重新排列組合。生命是個奇妙的過程,AI沒辦法去體會。它充其量只能去復述而已。人活著,你的生命在發生,你年輕的時候生命勃發,你面臨生離死別,你經歷愛情、經歷憤怒,你通過視覺、聽覺、觸覺,通過無數個通道來感受生老病死,所有這些都在你身上發生以后,作為有機體,你的血壓、體溫發生變化,同時,作為大自然中唯一具有意識,會使用語言的生命體,你還會做出什么進一步的反應呢?
我想你會去表達,就像生物學意義上的那種表達一樣,你會把它呈現為文字。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機器沒辦法窮盡的。寫作就是要做一些機器沒辦法做的事情。它是對活著的表達。
寫作是一種尋找,是在豐富人類的經驗。真實的人,他的多樣性、復雜性、豐富性是無窮無盡的,是在不斷變化的。在描述我們的經驗的過程當中,我們還需要不斷地豐富我們的詞匯、豐富我們的語言,創造一些新的詞語,來命名我們的經驗,命名我們所處的生活現場。
當然,寫作也讓兩個陌生人能夠產生一種連接和共情。這本書如果能夠有益于讀者發現,并珍視自己的感受,那也是寫作的一種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