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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師易遇 人師難逢——追憶業師樓宇烈先生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李克  2026年11月03日10:08

本文作者與樓宇烈先生(左)

在《資治通鑒》里,引用了晉代袁宏《后漢紀》中的一句:“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胡三省的注釋說:“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我們可以理解為:通曉典籍、講授學問的講經老師,其實代不乏人,幾乎隨時可以遇到;然而那些立身有道、修德成范、以人格之光照亮后學的人生導師,則是屬于百年難逢、一生難遇的大先生。

回憶樓宇烈先生對于我們推廣傳統文化事業,對于我個人的心性成長而言,先生實為一位稀世難得的人生之師。

孔子在2500年前曾為尊于善道者留下“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12字修身治學、立身行道的人生綱領;其實這也是樓先生一生治學、立身、育人、弘道的真實寫照。我追隨先生前后30年,從初識文字之緣,到親聆大道之教,再到執弟子之禮、承先生之為學為道,誠感先生確以四句圣訓為準則、為身教。

志于道:初心問道,見學者風骨

1985年,我大學畢業,分配至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具體辦公是在王府井大街36號中華書局的二樓。起初,我的職責是《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情況簡報》的編輯工作;負責稿件初審、欄目統籌、刊物分發郵寄。《古籍簡報》每20天1期,每期收錄十余篇行業文稿,涵蓋古籍整理工作總結、學術理論探討、作者讀者評述;既要面向全國84位古籍小組成員,又要面向近三千名的古籍專業學者。

那時,我年少懵懂,初入行業,幾乎日日與學界巨擘、古籍大家的文字為伴。樓宇烈先生是古籍小組成員,雖不常為簡報撰稿,但是卻在我定期郵寄的重點名單之中。每20天一次的簡報寄送,成了我與先生最初、最樸素的工作因緣。當時我始終存有一份默認或是想當然:認為能躋身國家級古籍小組的前輩,應該都是張岱年、季羨林、鄧廣銘先生那般年長些的老先生,所以我以為樓先生也是位年紀已長的先生,過了許久之后才知道:樓先生是當時整個古籍小組中最年輕的核心成員,入選時尚不到50歲。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會議于北京香山飯店隆重召開。我作為會議籌備組、工作組成員,全程參與會務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服務、親眼得見樓宇烈先生。那時的先生,年輕帥氣、眉目清朗、氣度瀟灑,一身素凈衣著,舉止從容有度。會上先生侃侃而談,立足于古籍整理、傳統文化傳承、東方哲學建構,發言嚴謹縝密、立意高遠,字字句句皆有學養、有見地、有時代格局。后來,先生跟我回憶說,因為他與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余瀛鰲社長一組,兩人對于中醫原典的整理工作和中醫學的復興,有著諸多的共識與共憂,所以心有所戚,故能惺惺相惜。

那次會上,我心中有個最大的困惑一直縈繞:為何一眾學界耆宿之中,最年輕的先生,發言竟是如此地通透至本、格局宏大?多年之后,捧讀先生所著諸書,方才逐漸理解:先生年少便志于大道,不止于整理文字、校勘典籍,更志在接續中華文脈、重建東方話語、復興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因具可仰之志,方成可敬之師。先生有志于道,方得學者之真正風骨。

據于德:立身守正,修大德之行

自2013年起,我持續在中國文化書院、三智書院的課堂上,系統聆聽樓宇烈先生關于儒釋道的系列課程,沉浸式體悟先生的治學智慧與修身德行。

先生授課,自成風格、獨具氣象。常常是一身素白中式棉麻上衣、深色布褲、中式布鞋,質樸無華、凈雅淡然。先生講課從不攜帶教案或課本,也不寫板書,雙手輕置講臺,身形微傾,端坐一堂,從開篇立論到課間休憩,幾乎紋絲不動、從容而篤定。可先生口中的人文天地、哲學大道,卻浩瀚無垠、甚至振聾發聵,令滿堂聽者屏息凝神、入心入魂。

先生課堂之上,常拋出令人驚嘆的時代追問:“百年來,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如何一步步喪失?近代國難國恥,是否皆歸罪于中華文化?”

這些的確是我多年郁結心底的深層困惑。百年西化浪潮之下,學界普遍崇尚西學范式、否定傳統思維,很多人將民族落后、時代困境歸咎于本土文化,輕視儒釋道智慧,質疑傳統經典體系的價值。然而先生絲絲入扣的講授、通透豁達的思辨,無聲消融了我多年胸中之塊壘。先生常言:文化無優劣,范式有不同;民族之根在文脈,民族之魂在傳統,百年動蕩是時代變局,絕非文化之過。

回想1986年,正值全民西化、以西化為現代化主流思潮的時代,我們在校園里,不夾一本《理想的沖突》或叔本華、尼采,就唯恐落伍。但是年僅52歲的樓宇烈先生,卻力排眾議、獨持己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重建東方哲學教研室。在全盤推崇西方哲學體系、以西學標準評判中學價值的年代,先生此舉,無異于逆流而上、孤軍守道。對此,當時哲學系的年輕講師、后來《儒藏》工程的副主編李中華先生曾有感人的回憶。

先生這份守正不阿、厚德載道的品行,深刻重塑了我事業的格局。2015年,我帶領團隊,整合二十年來積累的傳統文化資源,搭建起青少年《國學通識》創新教程的框架,打破國學教育單純誦經或碎片化教學的模式,構建跨學科、生活化、體系化的東方通識教育體系。2017年5月,我通過雷原教授,將全部書稿打樣成冊呈遞先生,懇請先生給予批評和指正。

彼時我內心充滿忐忑與不安:如此創新的國學教育嘗試,能否得到學界泰斗的認可?先生會不會以嚴格的學術標準來挑剔問題?未曾想,先生翻閱了全部書稿,細致修改,并提出要加大生活化、重在實踐落地的建議,要改正傳統國學高冷晦澀的弊病,讓經典貼近孩子們的每日生活。更令我感動的是,先生欣然應允,出任本套東方通識教育系列叢書的總主編。其后,先生多次提醒我要遵守基礎教育的理念,應該遵循“教之以愛,育之以禮,啟之以智,導之以行”的方針。先生認為,這樣才能完成孩子們價值觀的建立以及習慣的養成,不能陷于流行的“唯分數論”。

近十余年的時間里,在先生的指導下,我對于傳播經典有了更系統的認識。回想剛剛得到先生支持的兩年,我曾一度認為只要做與傳統文化相關的事情,先生就一定會支持。但是,事實證明并非如此,先生絕非只埋頭做“好好先生”的老師。對于國事狀況、對于事物過程機變的敏銳洞察,先生既有自己的方法,也有不可動搖的原則。我就有兩次領教了先生呈現金剛之相的樣子。

第一次是在2017年初,我們團隊花了三年時間,編定了一套中華傳統經典誦讀叢書。為節省先生的時間,我提前給先生打了一個序言的草稿。我原想先生一定會認可我們付出了諸多艱辛的項目。但是,送給先生后,先生讓我留下書稿和序言,我只好依先生的意思退下。兩周后,我過來取書稿和序言,先生在序言上做了多處的認真修改,但是同時表態:“書稿沒有問題,只是我目前不適合做這套叢書的主編。”我馬上要做解釋,但是先生卻是我從未見過的嚴厲,所以最后只能尊重先生的意見。

多年之后,在一次訪談中,先生才無意中向我道出了他的擔心與思考。因為當時很多民間書院和國學班,以“讀經萬能”來誘導家長,這種現象令先生感到非常擔心。先生說,學習傳統文化就是要回歸生活日常,不能認為讀經就可以解決人生中的所有問題。先生甚至認為有些孩子適合讀經典,有的孩子條件不具備,那就不能強迫孩子們來讀經典。先生認為,讀書、讀經典,首先就是要明理,而不能僅僅拘泥于形式。

第二次是在我行過拜師禮之后的第二天。先生突然打來電話,并且劈頭就問:“你新出的醫典前面序言里面引述《黃帝內經》的一段原文,你說說它出于哪本書?”我當時就懵了,喃喃地說:“先生您容我核準一下,盡快回復您。”放下電話,我馬上召開相關人員的緊急會議,追問負責人員:先生問的引文出處怎么回事?先生很少給我電話,而且如此嚴厲的追問,那一定是我們的引文存在什么問題。于是,我們購買了存世的所有版本,包括古版本以及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版本。結果發現,我們編輯依照這家名社的版本做了修改,而這個版本是作者是根據自己的學術脈絡推定后,對原文做了修改;將《黃帝內經》中的“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改成了“法于陰陽,知于術數”。這屬于作者自己的觀點,而非原始的古本。于是,我將核校的圖書全部寄給先生,并且向先生鄭重道歉,承認盲從的錯誤,并承諾將存在錯誤的成書全部退廠修改。

這一周里,是我跟先生通話次數最多的一回。先生以這樣一種堅定而嚴厲的方式,讓我這位剛剛行過拜師禮的社會實踐弟子,牢牢記住了對于古人原版的敬畏與尊重,對于學界新說必須要慎重。

先生以大德育人,從不居高臨下,而是躬身扶持后輩,助力文脈普及。此后多年,我始終謹遵先生教誨,做扎實的、傳播經典的普及工作。

依于仁:心懷悲憫,懷仁者之心

先生一生治學弘道,始終心懷仁愛、悲憫眾生,對于弟子所求,會盡全力支持。2017年8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校友會的部分骨干,發起組建東方文化研究會的倡議;并由人民政協網運營總監王珊女士專程恭請先生出任研究會名譽會長,我承蒙籌備組信任,忝任執行會長,籌劃研究會全面的落地運營工作。

記得研究會啟動儀式當日,我專程驅車前往溫泉鎮接先生參會。出發前夕,我心生多重顧慮:擔心路途擁堵延誤行程,擔心會場籌備不周等。為求穩妥,我全程開啟導航,未曾想導航偏差,誤將車行路線導至北四環,等我再折回北京大學東門方向,無端繞路、延誤了時間。抵達朗潤園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會場時,門前等待的嘉賓與老師早已有些焦急。我內心惶恐不安、滿心愧疚,唯恐先生心生不悅、責怪晚輩疏漏。可是先生自始至終神色平和、淡然從容,無一句責備、無一絲慍色。先生的包容與寬厚,瞬間消解了我的窘迫與慌亂。當日先生主講《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全場聽聞者座無虛席、深為震撼。

先生在演講中直言立論,字字鏗鏘、直擊時弊:“西方的思維方式,囿于數據,死于標準;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則貴在整體關聯、動態平衡、自然合理和直覺思維。”

當時,在場的商學院師生諸多的困惑,瞬間得以釋然。百年以來,學界始終以西學標準、邏輯范式、實驗數據評判中國哲學、傳統醫學、儒釋道經典,簡單定義“不合邏輯即不科學、不科學即無價值”,徹底割裂了中華文脈的思維根基。

先生的仁愛之心完全體現在行動至上,對于兄弟院校的邀請,先生也是有求必應。記得2017年11月11日晚,清華大學舉辦紀念梁啟超先生《君子》演講103周年活動,校方特邀先生演講以為紀念。當日傍晚,大雪紛飛、天寒地凍,但是報告廳中卻座無虛席,甚至演講已經開始,大廳之外還有希望進場的學子,足見先生思想與著作的廣泛影響。

當日的氣氛深深地感染了我與王珊女士,以及先生的弟子、中國政法大學的孫國柱副教授,大家共同商議,要系統整理先生十年來200余萬字的演講錄音,編纂出版先生思想的精華錄,讓先生的人文精神、東方智慧惠及世人、廣泛流傳。

不想這一愿心,此后竟歷時3年,我們反復整理文稿、搭建內容框架,并且多次登門匯報。先生始終溫和耐心、悉心指導,從不苛責疏漏、從不敷衍懈怠。先生曾親口對我們說:“我無意建立專屬自己的哲學體系,能傳往圣的文脈,能講前賢的經典已然不易了;所以書籍自成整體、自然貫通就好。”我由此讀懂了先生的仁者與智者的胸襟。

其實,先生師承馮友蘭、張岱年等名家,在29歲便完成了《王弼集校釋》的重磅書稿,學養貫通古今中外,倘若先生要自建學術體系、立一家之言,完全順理成章。可先生一生只為接續古圣文脈、傳播民族智慧,不逐學術虛名,成全后學。

2021年初,《中國人的人文精神》一書終于面世,為讓更多人體悟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重塑文化自尊與自覺,我懇請先生參與樊登讀書會“作者光臨”欄目。疫情阻隔、溝通不便,我首次電話懇請,先生委婉推辭。我深知先生不喜喧囂、淡泊名利,為了不錯失傳播大道的良好時機,我遂登門,當面向先生懇請。

年過八旬的先生,體恤后輩心血與初心,不顧路途遙遠、疫情不便,最終應允出席活動。當日我們驅車往返溫泉鎮與建外SOHO空間,全程近5個小時。先生端坐車內、淡然從容,無一絲疲憊倦怠、更無一句怨言苛責。現場懸掛著先生題寫的崇賢書院匾額,在攝像鏡頭中熠熠生輝,讓更多人看見了先生的筆墨風骨,體悟到中華文脈的氣象。

先生一生,以仁待人、以善處事、以愛傳道,成全無數后輩、滋養眾多心靈。無論是北大的學術弟子,還是崇文重道的社會踐行弟子,后學們廣受先生仁愛之教,專注傳統文化、推廣經典、以仁者之心做事,這無疑在將個人之善匯集成集體之善;這就是先生魅力的感召,也是先生所樂見。

游于藝:貫通百家,臻道藝合一

夫子所言“游于藝”,是通達萬物、游于六藝、融會貫通、自在從容的至高境界。先生一生,學貫中西,游刃百家,真正做到了“以道統藝,由藝臻道,道藝并進,形神俱備”。

先生之學除去琴棋書畫、昆曲茶道等門類之外,還聯接哲學與中醫。據《中醫藥文化》雜志李海英主編回憶,在2013年,中華中醫藥學會主辦、安徽中醫藥大學承辦的全國扶陽論壇召開,千人會場座無虛席。先生應邀發表關于中國中醫文化的專題演講。3個小時,先生以哲學高度、文化視野,溯源中醫根基、解讀天人相應、闡釋生生不息的中華生命智慧。今日世界,即使是從業中醫事業的同人,心中也始終存有深層的困惑與憂慮:中醫與中華哲學、儒釋道文脈究竟有何深層關聯?為何百年西化之后,國人丟失中式生命思維,輕視、質疑甚至否定中醫?先生的講授,解開了醫界同人多年的疑惑。后來先生晚年,反復強調一個核心觀點: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復興,必然有賴于中醫文化的率先復興。

李海英主編在征得先生同意之后,系統整理了本次講座錄音,逐字轉錄、反復校對;又經先生親自修正、精益求精,最終2014年,這篇凝結先生心血智慧的《中國文化的生生之學》,正式刊發于《中醫藥文化》第三期,為中醫文化溯源、中醫哲學建構,留下了珍貴的學術文獻。

先生一生,游于六藝、不執一技、不囿一學,以大道統攝諸藝,以諸藝彰顯大道,真正詮釋了游于藝者,通達無礙、圓融自在、道藝合一的至高境界。

結 語

今年9月25日中秋,我致電師母,詢問探望先生是否方便。師母說,先生剛剛住院了,應該做完小手術后就可以出院了。于是,我抓緊時間趕到了301醫院。當我見到先生后,此前所有的擔心又放了下來,因為先生看上去氣色很好,依然思維敏銳、泰然自得的樣子。因此,我就放心地離開了。然而不曾想,這竟是與先生的最后一面。

回顧自1985年與先生的文字之緣,到1992年親見先生儒雅風骨,再到十余載親聆大道、受教修身、拜師承學、踐行為學為道;數十載光陰流轉,先生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一生,為我樹立了畢生修行的標桿。

無疑,先生是真正的經師,因為先生貫通三教典籍、學養浩瀚、治學嚴謹,傳授百家智慧;先生更是難得的人師,立身有德、心懷仁愛、知行合一,以精神傳世,以人格與身教育人。

先生雖然遠行,然而思想不滅、文脈永續。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得遇恩師,實乃終身之幸,終身受教,終身感念。

謹以此文,遙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