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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學》2026年第10期|舒文治:虛擬一張水邊的圍桌
來源:《湖南文學》2026年第10期 | 舒文治  2026年11月10日08:00

南波旺大約是一個在長沙的媒體人,他做的短視頻《作家韓少功》還在持續更新中,原汁原味的拼盤,每集展現一個話題,蠻有意思。追到第8集,韓少功說:我就熟悉汨羅,就熟悉湖南,怎么啦!這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短處,這是我的優勢也是我的局限?!\將我丟在這里,我就只能這樣了,我的生活經驗、我的資源都在那里,我青春時代的回憶也在那里,這些都是我創作中一些很好的種子。追到第12集,韓少功說:這個地球啊,就是個圓的,別說湖南和海南啊,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說,腳下就是這個圓球的中心,就像上次我跟汨羅的朋友們說的,哪怕你們在汨羅江邊上,也要有一種站在世界中心的感覺,你們站在汨羅江也就是站在人類的C位,可以想象自己站在月球上來看待眼前的一切事物,汨羅江只是你的一個入口,你的出口是整個世界,這應該成為每一個寫作人的使命感。前一段話,應該是他在海南說的,隔了萬水千山聽著也來勁。后一段話,我是旁聽者之一,感覺再重大的話題,經他三言兩語一點撥,往往就有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感,卻是在勢理合一的層面上。

在汨羅,我有幸聽韓少功這樣講話,一晃有了二十五六年。我設想有這樣一張圍桌,AI可以幫我繪制,像梓園閱讀室里那樣的梓木材質和款式,更長更大一些,擺放在蘭家峒水庫邊,或是汨羅江邊,在熟悉的山水間,“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那樣的情境肯定是要的,有煙有茶無酒,有木椅十余張,大家隨意而坐,人太多了反倒不好講話,太作古正經了,說出的話也大都無趣。圍坐者一批又一批,來了去,去了來,韓少功并沒有坐在固定的主位,他從不講究這個,他的笑臉,他帶長沙腔的普通話,他的率性手勢,他的平常衣衫,見慣的人是能會心的。他講的話題如此深廣而嚼勁足,他講話的方式如此隨和一點不刻意,他面對的受眾如此之多而不起分別心,以致我生出一個想法,若能記錄整理出來,是不是可以編一本《韓少功語典》呢?奈何自己既學不成《會飲篇》,也仿不了《傳習錄》,可這么一個想法一直跟了自己十余年,心中有話難付云煙啊。

好吧,登堂入室的事夠不上,可記下身邊的人和事倒還有些便利。據我所知,不少汨羅人都心藏著與韓少功交往的故事,講出、解讀它們,肯定超出了地域的內卷和文學的意義,至少能提供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和一大群基層各色人等相交數十年的鮮活而豐厚的檔案,無數話題和課題可從中引出、探討、求證和深究。我樂于充當一個這樣的見證者和速記員,而我也只能收集、整理我所了解、熟悉的那小部分,引用、復述的內容不少,希望它們是另一種“重寫本”。

自20世紀60年代末到如今,五十多年來,與韓少功多有交往的汨羅作家(更準確說法多是基層寫作者),從年齡梯隊看,有老中青少四代,其中絕大多數仍健在,仍在筆耕;就職業而言,有文藝工作者、金融從業者、公務員、生意人、農民、教師、醫生、學生、打工仔,還有從汨羅走出去的大學教授、史學專家、文化學者等,人數不下四十人,其中與韓少功往來密切者亦有十余人,他們多有交往的文字記述,且是他們的得心之作;韓少功對他們均有文字回應,亦不時走動,常有談及。我記得,韓少功在他日記體的《長嶺記》中要記下的也不只是自己的遙遠青春,而是“對當年一個個共度時艱相濡以沫者的辨認和緬懷”,充當他們的“義務守夜人”。依汨羅本地風俗,“守夜人”不該是單數,而應是復數,不論是守在靈堂還是看護山林水庫、曬場倉庫,為對付無邊孤寂和夜色中的未可知者,他們需要不停說話交談,算是另一種“共話巴山夜雨時”吧。

《馬橋詞典》中,有一詞條“打玄講”,寫的是被推上講臺的羅伯,他說著說著,就脫離了為他準備好的老農學哲學發言稿,開始了“打玄講”,韓少功給的釋義是,“玄是玄學,陰陽之學。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不可執于一端,永遠說得清,也永遠說不清么?!比サ糁虚g那一個“玄”字,汨羅本地方言“打講”就平實多了、日?;?,用大白話來講,就是平常說話。韓少功和汨羅這些寫作者說話,與其說是在“打玄講”,倒不如說是在“打講”,他們圍坐在一起,鄉音相交織,放談無所忌,我這個見證者和速記員銖積寸累,竟也成了一部書稿,暫且名之《江邊圍坐——和韓少功打講》。由此說來,我所錄下的圍坐打講,既承接了老祖宗的口口相傳,也將道出一個地方的多種聲音。

從書稿中講到的十五位汨羅寫作者中,特選出逆舟、無尚、李卓這三位和韓少功打講者,他們無意去蹭熱點、吃熱灶,卻正好印證了韓少功特別在意的文學的人民性。為使讀者朋友對他們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參與到他們和韓少功的打講中來,我先給三位每人寫了一個印象小記。因為他們和韓少功之間有一些超出你我認知預設的言行和故事,我這個不請自來的主持人在一張虛擬的水邊圍桌旁,還想饒舌地告訴大家:山南水北之處,宜居,宜畫,宜詩,宜打講,亦宜聽打講。

奔走的逆舟

逆舟本名彭慶國,自詡為專業農民工,再給他貼上打工詩人、農民作家、“王老五”作家、新文藝群體代表等標簽,據說可以增強他的辨識度,可標簽又能說明什么呢?還得說到具體的人,將人對象化而非工具化,聽韓少功講過,農具只為耕耘而生,山野之人卻可以看花、聽雨、發呆、閑談,容納無用的情緒。逆舟正是那山野之人,越來越罕見的山野之人。眾所周知,文學形象總讓人津津樂道,可塑造人物的作家其本人形象呢,大抵是不及他筆下的人物有趣有意思,也有例外,其本人也讓人過目難忘,逆舟在這例外中。

初中畢業后,他在建筑工地做木工支模,兩年后改做裝修,木工是必修的手藝,此外,他還“瞟學”(本地方言,從旁偷學)了水電工。別的工友要么聚在一起打牌,要么去錄像廳看黃片,他坐在竹架板上大聲讀唐詩,或埋頭看唐詩宋詞讀本。沿此興趣方向發展,他似乎該寫舊體詩詞,若浸淫此道,將來成為汨羅騷壇詩社一員也是順理成章的??赡嬷圻@樣順理下去就不成逆舟了,1992年底,他不知怎么買了本《詩刊》,第一次集中讀到新詩,亦不知從哪天開始,動筆寫起分行的句子,寫給自己看,是自己的“青春之歌”。2002年4月某天,他將一疊詩稿送到《湖南作家》王曉利編輯手里。王編輯編發了他的組詩《我們民工走街上》,并寫了一篇評論《流浪在城市的詩——聆聽弱勢群體的詩聲》,王編輯清楚地記得他“穿一件長袖略顯發黃的白襯衫,典型的民工相”,他為逆舟的詩而激動不已,“能聽到民工憤懣的唾罵,無奈的嘆息,聞到那種汗漬斑斑的酸味和888涂料聚氨酯的刺鼻氣味”,他和編輯部同仁一致認定逆舟寫出的是底層生活煉成的好詩。詩人一旦被點燃,詩作便一發不可收,2006年,《詩刊》兩度發表他的組詩《城市極大,我們極小》《我們推車》,多家文學期刊連發并推介其詩,他的“打工詩”入選了多種選本。

從列出的詩題上看,他打工者的身份意識一再被自我確認并強化,因而產生一種“表達驅動力的依賴性”,這也是當時“打工文學”過熱產生的某種副作用吧。我頗認同青年評論家張雯對他詩歌表現方式的判斷:“往往是一種隨感即應式的當下直擊,不容過多的佇思和雕琢,重要的只是對那些瞬間的心弦顫動的捕捉?!比纭豆づ锢锏亩纷詈笠还潱鹤蛱焱砩衔覐耐饷婊毓づ?看到伙計一個人/坐在鋪板上/臟鞋子臟衣服也沒有脫/閉著眼睛/在拉二胡。這個拉二胡的民工伙計,和寫詩的逆舟,在生存處境和精神氣質上驚人地相似,他們泥塑般的身形透露著在暗處的抗爭和對美好之物的不泯之夢。

詩歌已不能完全滿足他內心的表達欲和對復雜世界的更多認知,他說他喜歡上小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喜歡,恰恰這種喜歡是他心智的一種近乎本能的傾向性選擇。張雯看出了逆舟從詩歌向小說的變軌:“不再著重于疏泄郁憤,而是開始更多地關注敘述本身?!覀兛吹搅怂哪⒂鼗?、躍躍欲試的敘述才能,也能感受到他樂在其中的寫作狀態。他的小說語言與詩歌大異其趣,不再簡練克制,反而蜿蜒曲折,甚至顯得有些饒舌。在小說表現的情感內容方面,顯然也比詩歌更為豐滿盡意?!蹦嬷鄹嗟貙懶≌f,寫他融入其中的底層,講出那些他爛熟于心的民間故事,他有自己的說法:“作為緩解自己對生活的焦慮,變得從容,也變得低能。”

他經常的自我調侃并沒有變成自虐和訴苦,這種分寸把握對寫小說而言,既是一門技術活,也是一種精神境界,他不賣慘,具有消解痛苦的天賦。他幽默的方言表達頗有感染力,2021年8月下旬,在湖南理工學院舉辦的“韓少功與新世紀以來汨羅江作家群”論壇上,逆舟隨性的發言配上他的神態和口音,讓與會者笑聲不斷,亦給韓少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韓少功面前,也很放勢(汨羅方言,意指不拘謹、不做裝、不客氣)。品評韓少功的作品,有他與眾不同的讀法和心得。

平常,逆舟也總是樂呵呵的,老是說自己過得一塌糊涂,卻“絕對不懂得粉飾”。2016年,他在長沙去做作文培訓,耗上幾年時間,錢沒賺到投資失敗,他這樣安慰自己:“一共教了幾個學生,也有在報刊上發表作文的?!鼻皟赡辏陀H戚“哦嗬”一聲上了影珠山,一起投資建一個“金斗坡農家”的農家樂,設想是美而全的,要做傳統種植養殖的綠色生態循環農業,一個集農家餐飲、住宿于一體的農家民宿休閑場地,還有民俗文化館。我還真為他擔憂,怕他多年打工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落在荒山野嶺上,響都不響,這什么館呀、綜合體啦、鄉村游啊,可不是寫詩寫小說那般靠激情和想象的。去年臘月間,李卓開越野車上山幫他銷售養在山塘里的魚,七顛八拐,有一段泥巴路非越野車過不去,我們都沒他樂觀:游客怎么上得他那休閑民宿來???魚美味,山美景,可不會是逆舟的又一個美夢吧?

他隔三岔五來電話,所說的落地推進中這樣那樣的問題令我頭大,山塘要整修,高標準農田要改造,防火隔離帶硬化讓修路有了希望,山上鵪鶉養殖蠻適合,油茶蜜橘套種也可以試一試,屋前屋后這一片山是當時生產隊的油茶林,現在被竹子占據了,竹子下面還有一些小油茶樹……電話那頭,逆舟的弼時口音還是那般輕快、磁性,毫無掛礙,仿佛一切都會好起來,如他在《向天空的方向》一詩中所寫:我們找到陽光與空氣/陽光告訴我們把眼睛睜開/……空氣在我們眼睛之外。

“酋長”無尚

他和他的本名吳尚平杠上了,不是取個筆名這么簡單的事,也非他從小就生有反骨。說來話長,他十三歲從鄉村進縣城,因父親的工作關系全家吃上了國家糧。少年的他,個小,小鄉巴佬樣子,常受同年級男生追打,甚至被女同學追打,竟不敢反抗,惹不起卻躲得快。雖不是標準的三好學生,可他不調皮搗蛋,成績冒尖,安靜平和,禮貌謙讓,是個不招眼的好學生,小學是,初中是,高中也是。高中只讀了半學期,第二學期轉學到了財校二職中,因家里負擔重,順從父母意愿,說是學會計專業吃香,將來進單位當個會計會有出息,他們糧食維修隊的賀會計會打算盤,哪個不敬重他啊!他父母像天下很多父母一樣,盡為子女操心安排,可能根本不知曉子女的心思所在。

吳尚平從初二開始就迷上了寫詩,一個叫李杜的外語老師送了他一套《普希金詩集》。讀詩寫詩難道不是好事么?普希金還被鑄成青銅塑像,高高立在廣場上被萬眾景仰呢。可換一個角度看,詩人在古希臘時就被柏拉圖放言要逐出理想國,詩人到了盛唐,在一眾叫好聲里,李白被弄得四處碰壁、鋃鐺入獄,差點丟了性命;杜甫更慘,居無定所,連累妻兒經常挨餓,晚景如此凄涼,以至病死在汨羅江一條破船上,尸骨幾十年都不能回老家安葬。看吧,在塵世幸福面前,詩人往往是喪門星;在家庭生活里,詩歌往往是作祟鬼;而相較于超穩定的各種結構,詩人詩歌往往是危險分子。我并非危言聳聽,在當年那個愛詩的吳尚平身上,將會一一應驗。按事后諸葛亮的說法,李杜老師送的那套《普希金詩集》無異于一只被打開的潘多拉盒子。請注意那老師的名字,他仿佛是上界派來要讓吳尚平一輩子不太平的詩魔特使。命運是一種難被證明也難被證偽的說法,要不,它怎么那么難纏又那么迷人呢?科學還奈何不了它,文學更離不開它。

讀詩寫詩的吳尚平不可能像佩索阿一樣成為一個小職員,為貿易公司做商業信件翻譯,也有說是做會計。財校畢業后,他做過大半年臨時工,在工地挑灰桶,在面條廠喂粉,18歲去廣東韶關照顧瘋掉的遠房親戚,一位退休老人(做過火車司機,傷過頭顱),給他洗衣服(大小便失禁),給他做飯、喂飯,老頭每打出一拳,才吃一口飯,隨口還要吼出罵人的話或者語義不明的詞。因為是親戚,沒有工資,委托他服侍老人的大姨(一位北大教授)知道他愛詩,便出資270元替他報了一個詩刊社詩歌函授班。后有一些詩作發表在《未名詩人》上,得了四百多元稿費,他后來說,這是他為數不多的沒賠錢的“詩歌行為”。半年后,接到父母電話,爭取到了招工考試名額,回汨羅通過考試被工商局錄用。他上崗之后,又被詩重重撞了腰,正逢徐敬亞、孟浪編著的《崛起的詩群》風行一時,他亦為之“瘋”,邀幾個愣頭青創辦民間詩社“我們”,點著蠟燭刻印詩作,拿到街上去散發,和詩友徒步汨羅江沿岸,被人當成叫花子,都是當時“瘋”的輸出。接下來,他讀到海子的詩集《土地》,民間以抄報方式流傳其長詩《太陽》,另有海子詩友駱一禾的《世界的血》,他被他們和這些“大詩”俘虜,繼而徹底淪陷,當年他20歲,以為自己活不過海子臥軌自殺的25歲。為向詩的事業獻身,他和一名詩友密謀,一起去草原做流浪詩人,詩友走成了,他沒走成,管人事的副局長找來他女友來堵門,他只得妥協。這大概是他第一次遭遇到的重大挫敗,奔詩而去,被人拉回。

困在小縣城里的吳尚平,不論是當工商所長還是當消保股長,不論是張羅“我們合作社”,還是送女兒去畫畫,鏡片后,眼神里總飄蕩著游神般的閃忽,那一絲自我質疑揮之不去——我怎么還在這里?我為什么還不出離呢?我的詩世界要將我引向哪里?這種眼神和心理暗示被他自己不斷強化,終于在韓少功一席不經意之言的觸動下,突然辭了公職,去了上海,很快又離了婚。

這一去便是十余年。做過小報記者、工廠策劃,后在房產公司做策劃和運營,拿了高管工資,但沒能在上海給自己盤下一間房。詩還在寫,家也要安,便與一上海婆姨結婚。他的再婚生活也多奇葩,我替他來說吧,他們在一起過了六七年,他卻不知道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她說在閘北靠火車站附近一家單位搞行政,卻很少去上班,常窩在家里炒股,她有幾套房產多少存款,他也一概不知。自己的工資如數上交,每月領八百塊零花錢。2011年,他離了第二次婚,自我調侃是給上海一張床打了五年工。他在自己的詩集《雪的骸骨》(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寫道:“我離開了家園,漂泊在外。我失去了職業、婚姻和詩人的標簽。我在家鄉被喊作上海人,在上海被稱為外地人。我可以操土氣很重的鄉音,卻被家鄉人視為異類。我寫詩大半輩子,卻無法或是無心融入詩壇及詩歌的流行圈?!边@段自白,讓我翻出《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佩索阿詩選》的譯者楊鐵軍評價那位異類作家的一段話:“佩索阿卻根本沒把分裂的自我當作問題,他任由分裂的自我在世界上回答自己獨特的問題,獲取各自獨立的生命。”吳尚平、無尚、無尚道、林中之路這些異名共身者也坦然面對多個自我以他為戰場捉對廝殺,他成了自己戰場的歌手。

還有另一個無尚,在上海這樣高度物質化的非詩環境里,他寫詩之余,在天涯論壇發起成立了“野草部落”,這并非一個純粹的民間詩歌藝術團體,更注重人文公益活動,通過紙刊《認同者》的征稿、編輯、印制、義賣、組織線上和線下活動,所得義賣和捐款,用網友實地走訪尋找捐助對象的靠譜方法,共救助四川、云南、福建、青海、湖北等地的貧困失學兒童和學生二十余人,由此也組建了該部落的基本盤。

意難平的吳尚平又怎么會按常理出牌呢?2016年,他突然殺回了汨羅。2018年底,他決定進山,將神鼎山上一棟先用作養豬場后被廢棄的土磚房裝修改造,長居于此,并將上海的“野草部落”搬上山來。我不認為他是學陶淵明的“歸田園居”,一句“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也不能涵括他復雜而安然的內在性。當然,他也不是模仿韓少功的八景所居。他一貫的我行我素,自有他充足的理由。是詩意的決策?是對曠野的向往?是自由權的決不出賣?是生存空間退無可退?還是致命的自負?或者說,是像《爸爸爸》中雞頭寨的先民唱著“史詩”向深山老林逃遁?老實說,我面對的是一個難解的老友。以他為原型,不改其姓,簡約稱之為老吳,我寫了一個中篇《酋長更換了地址》,難以將這篇東西歸類為小說,便在文末特地用括號寫了個說明:我找老吳密謀,要做一回小說疆域的入侵者,也可以說是拓荒者。他說,我們干的并不新鮮,讀左右右的《烏有書》,就仿佛舊地重游。

進山一晃七年,他以“神鼎山野草部落”之名自費印了不要書號的《出離》(短篇小說集)、《不被說出》(詩歌散文集)、《四不像》(長篇小說),還有更多的隨筆、讀書筆記、網絡小說沒拿給“我們”看。若不是山下一所以問題學生為矯正對象的春雷學校臨聘他當講師,教學生作文和閱讀,他生計都成問題。開年,他的就業形勢再度嚴峻起來,春雷學校要減員增效,他首當其沖。他帶我看山居向陽的一塊空地,打算先在這里養幾十羽土雞。后來告訴我,因山林放養的地權受限制,加之對付雞瘟無經驗,養雞事業也告吹了。即便如此,他仍然按義賣路子,將有限的賣書所得捐給神鼎山貧困戶,已捐助了兩萬余元。

在山上,無尚和一條叫霍金的邊牧犬相互陪伴。見到我等生人,霍金很是興奮,要不是給拴上鏈子,它一定會輕撲上身,以示熱烈歡迎。這不,拴在窗戶前的霍金,見我多看它幾眼,便縱身跳躍,不斷和墻壁親吻,我再靠前一些,我就會是那堵開滿梅花的墻壁。霍金黑間白的尾巴搖曳如風中的白茅草,卻不叫。無尚給霍金約法三章,不吃別人投喂的食物,不隨地大小便,不亂睡地方。哈哈,以前愛亂睡地方的無尚如今收攏了心,將大半時間用在讀書和做短視頻上,從去年8月開始每天發一條,今年改成一周發五條,已經發了四百多條,內容可謂包羅萬象,四大名著,他掰開來說;熟悉的名人,從李白到馮內古特,他只管滔滔如是說。這些短視頻多以他站在“神鼎山野草部落”前坪為背景,一片蔥郁的草樹,一根枯死的松樹,一堵煙磚鏤空圍墻,有時,霍金也搖著黑間白的尾巴閃過。無尚額頭突兀,發際線全線后撤,修理過的連腮胡須像我想象中的嶗山道士所蓄,風吹過,須微飄,嘴有點性感,閑不住呀,更像一個人在自言自語。最近一條,他在說“瘋狂的石頭”——

一塊石頭,看起來歲月靜好,巋然不動。表面波瀾不驚的石塊,內部原子正以每秒約一萬億次的量級瘋狂振動。它們不規則地擴散、碰撞、跳躍,如同深夜酒吧里盡興蹦迪的狂歡者。每一個原子都像喝了十杯濃縮咖啡的夜店咖,躁動、激烈、永不停歇。

……

他將一塊石頭說得如天花亂墜,我要將他說清楚整明白就變得越發困難了。最近才得知,他斷了收入來源,靠借錢度日,可他臉色泰然篤定,好像那個“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馬爾克斯最后是這樣寫他的:“他自覺心靈清透,坦坦蕩蕩,什么事也難不住他?!睙o尚正在落實他自救的計劃,在三年內寫兩部網絡長篇,在經濟上搏一個翻身。我又能說什么呢?還有,他上山后寫的那些作品也很不好評說,我寫過一些感受片段,至今無法整合成篇,也成了“四不像”。有種閱讀感覺大體上可以說出來:他在憋足勁做反詩意的書寫。規訓他內在性的桎梏,他都要摧毀,確定性的東西,他本能想拒絕。他為難自己,拿自己開刀。如他在這篇《內心“烏托邦”——野草部落裝修思想》中所言:“一旦成文,則殺死讀者心中‘一千個哈姆雷特’?!蔽蚁雽λf,我就是那個可憐的哈姆雷特之一啊。

幸好他的隨筆散文,有清晰的紋理,并有著顧城般的清澈,似可窺見他率性進出、分身有術、劍走偏鋒、愈挫愈勇的路數。

前日,收到他發來的邀請:你的東坡——公益讀書會音樂集,7月26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相聚神鼎山布織道客棧,東坡主題雅集,公益免費,定向邀約,不對外開放。上半場,前院,蘇東坡主題讀書會、互動交流;下半場,右側草坪,蘇東坡詩詞朗誦音樂集;晚七點到九點,燭光月亮晚餐。他策劃相邀,我自會去。

往后,我會經常上神鼎山,不為風雅事,他也不是那風雅之人;不單是去看紫藤盛景,看霍金縱躍,也想多看他內心的圖案。

李卓舞雙斧

認識的人當中,有好幾個叫李卓,這些李卓們有個共同點,年輕,沒有一個未老先衰、老氣橫秋的。

說出這一句,其實我已顯橫秋之態。為了自我麻痹,我多愿和李卓們交往,其他李卓也說不上什么話,和這位麥田格的李卓,倒有說不完的話。我也自鳴得意一回,和此李卓還有些淵源。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汨羅二中做語文教師,奉命創辦了一本校園文學刊物,為覓得一個好刊名,搜腸刮肚、尋章摘句,最后在屈原《漁父》中找到兩個字“滄浪”,當時我還沒戴眼鏡,感覺雙眼瞬間就被這兩字給照亮了?!稖胬恕窙]辦幾期,我離開了二中校園和語文教師崗位。前兩年,和李卓聊天,得知他在二中讀書時當過滄浪文學社社長,他說“滄浪”這名字取得真好,當時我雙眼是雙重閃光的(戴了眼鏡嘛),我抑制住興奮——我比他大二十,該持重時得持重,淡淡說了句,“滄浪”是我創辦的。那一刻,李卓的雙眼也咔嚓了一下,像鎂光照相機摁下快門,他目光本來賊亮的。因為“滄浪”,我們的交情又深了些。

李卓寫韓老師的文章,開篇寫到第一次見韓老師的場景,學生排著長隊請他給《暗示》簽名,李卓也在其列。他沒交代活動背景,可我立馬被激活了記憶,《暗示》簽名交流活動是在汨羅新華書店,由我和熱心的曹經理張羅,向一中二中文學社指導老師發了邀請,他們帶來了不少文學社成員,場面挺可觀,還記得少年們羞澀、熱切、欽佩的一片眼神,其中有一雙是李卓的。如此看來,我和李卓早就打過照面,因造化的不可言說,緣于文學和鄉情的聚會還在二十年后等著我們。

回到李卓身上,我遇見了一個悖論,熱愛創作的李卓也是喜歡打破慣常套路的,可他又在辦教育公司訓練學生寫作,有培訓必有一套方法,對那些沒有受過文學訓練的學生頭腦,是不是會形成一種新的“成見”呢?訪麥田格總部,讀多期《麥芒》,得以釋疑,他針對的恰恰是不少學校作文老師教給學生的那些陳腐之法,我做過語文教師,那一套我自己厭惡的東西也曾灌輸給我的學生,罪過啊。李卓使出渾身解數,破而立,破中立,能大破則大破,能大立則大立,能小破則小破,能小立則小立。我請李卓到汨羅楚雄中學講座,聽課者為各初級中學語文骨干教師,他講課題目別具一格《叢林穿越與小徑分岔》,娓娓道來,口才是早練出來的,在文學的大森林里穿越自如又另辟一徑,滿堂笑聲掌聲可見效果。他主編了一百多期的《麥芒》,我見上面的學生習作,少有學校作文那種腔調、那種慣用詞、那種假模假式,清新可喜,敦敏可見,本性的、人文的、益智的、多元的種子播下,少兒之花便盡可能順著天性綻放,在麥田格盛開不敗。

看來,麥田格里的李卓不是在打一場游擊戰,而是陣地戰,他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自己成長、創作、創業的多種心法,陣地越加鞏固,口碑越來越好。他又是兩線作戰,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上,一手散文之劍,一手小說之矛,近年來斬獲頗豐。最近讀到他獲得第六屆中南教師文學獎年度大獎的短篇小說《鐵皮夏》,感覺盛夏酷暑并非苦不堪言,避之而唯恐不及的,其時也,荷花滿目,蓮蓬待采,適宜發呆,神思飄起,自往妙處,那便是鄉下孩子各自的暑假樂園——如今只在中老年的回憶里和夢境中,卻被李卓的妙手挪了回來,沿途多看點,一路笑語喧,一步步推向高潮,渲染出“南塘英雄大會”,少年版的“華山論劍”,勝矮子、志飯桶、賽黑皮、牛馬大王等一眾少年英雄紛紛登場,他們哪是小說中的小人兒,分明就是當年的我和我的玩伴們,那神秘、熱鬧、刺激的南塘像是一面能重現往日時光的魔鏡,中年老年的我們可照見遙遠的自己、內心的斑駁、不滅的善念。當然,那里也是李卓偏好描寫的“少年江湖”,他的俠客夢在他的散文小說里、在他的麥田格、也在他的三觀之中。這,對于小說家而言,幼稚嗎?我的看法剛好相反,你不能說《堂吉訶德》幼稚,也不能說《鹿鼎記》幼稚吧,玩深沉的套路,李卓也會的,可他偏不來這套,面向少兒們,他就來少兒思維、寫少兒喜樂、助少兒成長,可又不降低自己的小說品格,卻非少年老成那種,比少兒視角高那么一丟丟,將自己成年人的思與悟藏得剛剛好。我是將《鐵皮夏》當作“成年人的童話”來讀的,說它是這個夏天最治愈我的小說,也非因友情而煽情,每個人有他選讀作品的內視鏡和作出評判的游標卡尺,是以毋欺為前提。要我給這小說取標題,我會選“鐵皮船”,可李卓選了“鐵皮夏”,我揣測,除了有別于杜拉斯的《鐵皮鼓》,這個他新造的詞,質感,俏皮,氛圍感拉滿,敲之,似能聽到少年敲出的金屬般的鼓點聲,這就是李卓想要的小說中的節奏感吧。我還將《鐵皮夏》和他《麥田月光》散文集中的開篇之作《他叫李德勝》一起來讀,又能讀出另一番況味來,仿佛由聽《歡樂頌》轉而聽《悲愴奏鳴曲》。

在汨羅江畔,我輩60年代的已漸老,紹東等70年代生人亦有寫不動的跡象,李卓代表80年代,手持雙斧,能破心中賊,能砍攔路鬼,未來可期,就不是一個虛頭巴腦的詞。

當李卓揮舞雙斧累了想憩一憩時,我樂意陪他一起摜蛋,地點可任意選,只一處地方除外,韓老師留給大家的梓園,那里,從來沒打過牌,哈哈,我們也不能破例。

【舒文治,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著有小說集《永生策劃師》,評論集《遠游的開始》,曾獲毛澤東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