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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與編輯的“緣” ——對話文學編輯談煒萍、王雨婷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陳香  2026年11月02日08:03

受訪者:

談煒萍(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兒童文學出版中心主任)

王雨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編輯)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與知名作家楊志軍的合作頗有些“傳奇”色彩。楊志軍初涉兒童文學寫作時,第一、二部兒童文學作品并沒有在二十一世紀社出版,然而,在注意到楊志軍兒童文學創作的獨特價值后,二十一世紀社的文學編輯給楊志軍寫了一封信,而這一封信打動了楊志軍,從而開啟了他與二十一世紀社的合作。對楊志軍而言,與二十一世紀社的合作,編輯們給與的專業意見,也讓他的兒童文學創作來到了自己的一個高點——《巴顏喀拉山的孩子》榮獲中國出版政府獎,《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入選年度“中國好書”、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最新一部、帶有他濃厚的個人情感印記的長篇兒童小說《月亮升起在扎阿曲》(暫名),現也進入了緊鑼密鼓的出版階段。

顯然,最穩固、最長遠的編輯與作家之間的關系,一定是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提升為前提。

出版業一直以來都有“內容為王”還是“渠道為王”的爭議。以筆者20年對出版界的觀察而言,內容行業還是以內容為核心和基礎。一家名社的影響力,基本是由名編輯撐起來的。如果名編輯退休或流失,沒有接班人,這家出版社的影響力就會下降。不是說營銷不重要,而是沒有內容的營銷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此外,對文字、文學的把握、判斷和表達的能力,經驗可以累積,而天賦是一道天塹。

中華讀書報:每一部優秀作品的誕生都是有故事在其中的,當然,其中不可或缺的,還有編輯的眼光判斷、專業水準和主觀能動性。我聽說,作家楊志軍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首次合作,即《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一書,是你們看到了楊志軍老師一篇三萬字的短篇小說,去了一封信,談及這部作品的特質和可以開掘的兒童小說的空間,打動了楊志軍,從而有了《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一書,也開啟了楊志軍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首次合作。之前,作家楊志軍的首部、第二部兒童長篇小說《駱駝》《海底隧道》,是在其他社出版的。

那么,什么原因讓你判斷這部作品可以拓展為一部長篇兒童小說?作家楊志軍作品中什么樣的特質,經過你的判斷,認為適宜于少年兒童閱讀?另外,在你看來,這封信打動楊志軍的原因是什么?

王雨婷:《巴顏喀拉山的孩子》是由楊老師一部三萬字的短篇《原野藏獒》改寫而成,這部作品刊登在《百花洲》。但是我并不是在雜志上讀到的,而是談老師(即談煒萍,下同)發給我的,讓我讀一讀,評估一下作品。我看到是楊志軍老師的作品,非常意外,因為我讀大學的時候讀過他的《藏獒》,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想這么優秀的作家,一定要把握住,得有一些更為厚重作品的合作。《原野藏獒》讀完后非常喜歡。雖然這是一部成人文學作品,但作品以八歲男孩喜饒的視角來展開,將一個藏族少年的童年生活、成長經歷、民俗風情寫得很有意思,這種異質色彩給我耳目一新的感覺,而且藏地是楊老師非常熟悉的,在寫作時所傾注的情感也是完全不同的。我覺得這篇作品很有改成兒童小說的潛力,就跟談老師說,如果楊老師能將這部作品改一改就好了。談老師很贊同和支持我的觀點,于是當時的我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寫了一篇審稿意見,詳細說明這篇文章應該怎么改,談老師就幫我發給了楊老師。我們以為這份審稿信會石沉大海,但是沒想到才兩三個月的時間,我的郵箱便收到了楊老師《巴顏喀拉山的孩子》的初稿。

談煒萍:這里雨婷還有一點沒談到。她當時看完楊老師的多部作品后,寫了一篇深度的分析,還對楊老師今后的創作進行了詳細的產品線規劃。產品線規劃發給楊老師的朋友后,楊老師的朋友將楊老師的聯系方式發給了我們,后面我們才收到《原野藏獒》的書稿。這部書稿我們讀完感覺非常驚喜,就寫了這篇修改意見。意見觸發了楊老師童年的一個記憶點,讓他有了創作的沖動,后來他幾個月的時間就發給我們《巴顏喀拉山的孩子》。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編輯做的工作是非常細致的。我們的編輯對作家的創作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們覺得楊老師在藏地書寫這一塊做得很好,也是目前兒童文學比較稀缺的主題;然后我們對楊老師的作品進行了深度的分析,也對他未來的創作進行了詳細的規劃。楊老師可能比較認可我們的規劃,然后就發來了他的作品,才有了后續的一些故事。

中華讀書報:這個規劃具體是什么?

王雨婷:當時主要是兩條產品線的規劃,一是“藏地少年”系列,像《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都屬于這個系列。一是“海洋三部曲”,像我們出過楊老師的一本《我們駛向大海》,就是這個系列中的作品。

中華讀書報:一個是藏地系列,一個是海洋系列,都帶有一種新鮮的異質的氣息。

談煒萍:楊老師這幾年成人文學創作的一個方向,包括《雪山大地》,其實認真讀來,跟我們出版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精神內核是一致的。他的成人文學作品也寫了青島的題材,像《海底隧道》其實也是海洋題材的,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條線上繼續深挖,一直在跟他保持溝通。但是《海底隧道》最早不是為孩子寫的,楊老師真正有意識地進行兒童文學創作,是從《巴顏喀拉山的孩子》開始的。

中華讀書報:確實,在讀到《海底隧道》時,楊老師的寫作功力在這,整個作品給讀者的沖擊和震撼是很強烈的。雖然作品是以一個兒童的視角展開的,但作品中出現了太多的死亡,我又隱隱感覺到對兒童的些微不適宜。就文學本質而言,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除了一般文學藝術規律外,讀者對象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點也決定了文學創作、接受和鑒賞的差異性。兒童文學作品還是要盡量減少死亡,或者隱晦地表達死亡,因為兒童在閱讀時,自覺不自覺,都會在書中尋找恒定的價值觀和安全感。

出版業是內容產業,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作為內容生產主要執行者的編輯,是出版業從業者中最重要的部分。獲得優質作者資源、優質作品版權的機會,除了看一家出版社的品牌,主要還是看編輯的誠意表達力、選題判斷力、策劃能力、運作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很多出版資源其實是流向編輯個人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一書出版后,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影響力,既收獲了評論界和業界的好評,也獲得了小讀者的喜愛。其編輯出版的過程中,我相信編輯和作家之間,有愉快且卓有成效的磨合與互動,這才促成了《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一書的合作。可否請你們談一談,在《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一書的編輯、出版、營銷的過程中,有哪些比較愉快的經歷?

王雨婷:我記得我是在2018年年中收到“巴顏喀拉”的書稿,當時我一收到書稿就打印出來三份,給當時分管我們部門的熊社長(即熊熾,當時的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副社長,現為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長)和談老師送去,我們三個人同時閱讀。書稿還沒讀完,我們就一致認為這會是一部經典的作品,它所流露出的宏大格局是一般的兒童小說無法媲美的。當時在領導的指導下,我們立刻組建了一個項目組,成員有文編、美編、印制、營銷和發行的同事等。同時,除了我們自己研讀作品外,還邀請了專家對作品進行審讀。當時,內文怎么修改,版式怎么設計,封面怎么繪制,營銷怎么進行,這些考慮也是在同步推進的。所以我認為,對一部書稿的把握,最初的判斷力非常重要;也是因為有了正確的判斷和認知,我們很多工作是做在前面的。

楊老師是一位很成熟的寫作者,他對于自己的文字是非常愛惜的。但他為了配合這部作品的打磨,也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地修改了十余次,小到個別字的修改,大到一些段落和情節的調整,只要我們能夠說出合理的修改理由,他是很愿意配合的。

當然楊老師也有自己的堅持。我記得在編輯“巴顏喀拉”一書的時候,有一個情節是媽媽去各姿各雅城找兒子德吉,發現他在高架上做工,她很擔心兒子會摔下來,所以阿媽總是“仰著頭,雙臂伸出去”。這里,“仰著頭,雙臂伸出去”在這段話中出現了好幾次,楊老師當時對我說,這是他有意為之,并不是啰嗦和重復,這種回環往復的敘述在書中很多,這是他的追求。

楊老師的提點也讓我意識到,一個成熟的寫作者,他每一段文字甚至每一個字都是有理由的;我作為一個編輯,尤其是一個年輕的編輯,一定要非常全面地去考量作者這樣寫的目的。我不能從所謂的編校角度,或者是所謂的語言規范的角度,或者我個人的喜好,對作者的文字做不負責任的修改。所以做楊老師的稿子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在文本編輯中,什么要改,什么不能改,什么地方該配合作家去堅守,什么地方不能退讓,我的收獲是很大的,也讓我和楊老師配合的過程中,覺得非常愉悅。

中華讀書報:那么,楊老師對于兒童文學的認知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雨婷:這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其實早在十多年前《藏獒》出版時,楊老師在簽售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孩子拿著這本書找他簽名,非常喜歡他這本書。他感到很意外。后來他寫了《駱駝》《海底隧道》,其實這兩本書最初也不是為孩子寫的,但也陰差陽錯在少兒社出版,成為了兒童讀物。這一系列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件讓楊老師意識到:是不是我的作品真的適合給孩子閱讀,是不是我的文字也有童真童趣的一面,有很純真的“童眸”?楊老師漸漸意識到,他的作品中所流露的純善和質樸,與孩子的心性是很契合的。而且他作品中所傳達的溫暖、大愛、情懷,也是孩子所能夠理解的。所以這一系列事情,引發楊老師開始進行創作的轉型。

當時楊老師正在進行一部成人文學作品的創作,其實沒有時間修改《原野藏獒》,但剛剛談老師提到,我們的審讀意見觸發了他的一個記憶點。其實,那是一段非常動人的故事。楊老師年輕的時候是《青海日報》的農牧記者,他需要在草原上奔跑,去采訪很多牧民。上世紀70年代,一個城市可能就那幾輛車,當時司機把楊老師送到玉樹的雜多縣去采訪牧民,那地方也是瀾滄江的源頭。司機說一個星期之后我會回來接你,但是司機太忙了,把楊老師給忘了,楊老師就一直在那里,待了一個多月。但是楊老師享受其中,因為他和一個藏族老媽媽一起生活,藏族老媽媽教他怎么擠奶、怎么放牧、怎么打糌粑,還教他說藏語,兩個人在相處的過程中建立起非常深厚的感情。

一個多月后,因為當時楊老師快要參加高考了,楊老師的父親就打電話到他的報社,一問才知道楊老師一直沒回來。司機這才想起來有這么一回事,趕緊去接他。他走的時候,藏族老媽媽很舍不得,她就想我得送你一點禮物,給他打包了很多糌粑和牛肉,希望他在路上可以吃。但她覺得還不夠,就送給楊老師十萬個嘛呢。念嘛呢就是要保佑今生的吉祥和幸福,還要保佑來世的吉祥和幸福。老媽媽就說我這輩子念了十萬個嘛呢,我要把這十萬嘛呢都送給你。當時楊老師就對著老媽媽跪下了,說以后還要回來看她;但是后來楊老師重新回到那一片土地上去找老媽媽,再也找不到了,因為牧民都是逐水草而居,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當時楊老師看到這封審讀意見后,他就想起了老媽媽的故事,他在車上寫,在飛機上寫,晚上不睡覺寫,無數次感動到落淚。所以我們看到《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中,非常動人的轉山奶奶、撒鹽奶奶,其實她的原型就是這位老媽媽。楊老師也更加堅定地要進行兒童文學的書寫,他希望把這些光輝的、無私的、胸懷大愛的人物,帶給我們的孩子。

中華讀書報:所以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一定是有著噴薄而出的情感的。作家之所以進行創作,必然是外在經歷與內心產生了共鳴,由此激發了創作沖動。社會固然有復雜的一面,人性固然有幽暗之處,但人世間還有很多大善大愛,它值得被記錄,值得被傾述。那么,《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這一選題是如何誕生的?作家楊志軍想創作一部怎樣的兒童小說,你們和作家之間怎樣的溝通,促成了這部作品的誕生?

談煒萍:其實我們在給楊老師的作品做規劃的時候,就想做楊老師的動物小說,他寫的《藏獒》讓人印象深刻。楊老師小時候在青海居住時,就養了各種各樣的藏地獨特的小動物,那些故事非常有趣。某種程度來說,楊老師是“三江源”中“小海”的原型,楊老師的父母是小海父母的原型。楊老師的父親是新中國最早的新聞工作者之一,他的母親是一位醫生。我們此前多次跟楊老師溝通,希望楊老師能寫一部動物小說,這些溝通可能就觸發了楊老師,讓他創作了這部以動物為主的故事。

我們很喜歡聽楊老師講他的童年故事和他小時候養動物的故事,聽完之后,會提出一些建議,比如這個故事可以怎么樣寫。無數次的這種積累,可能楊老師就覺得哪些點觸動了他。包括我們現在也是時不時和楊老師見見面,聊聊天。我覺得編輯和作家一定要見面聊天,有時候作家可能并沒有意識到,他記憶中的某個故事可以寫成作品,但編輯跟他聊天的過程也許就可以激發他。

中華讀書報:是的,最好的編輯和作家的關系,一是情感的聯動溝通,還有就是對彼此的尊重。編輯作為專業的閱讀者,在進行了某一領域的大量閱讀之后,在此一領域給與的專業意見,包括在整個作品的出版過程中,價值、信息的提煉,文本的打磨,作品的裝幀出版、營銷推廣意見——編輯的專業、敬業給作家所留下的印象,是作家把最好的作品交給編輯的前提。

那么,對于“三江源”這部作品的選題價值和出版價值,你們是如何判斷和分析的?

王雨婷:首先撇開文學性、思想性、趣味性不說,作品的時代性和主題性也是非常強的。我們拿到初稿的那一年,我國正式成立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這些年,生態文明建設也被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這個作品實質上書寫的是關于三江源的生態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主題非常契合。尤其是楊老師在作品里,這種經由文學的方式介入對社會和精神、自然與生態、歷史與現實的思考,讓《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在藝術性、文學性、思想性上超越了一般的兒童文學作品。

談煒萍:楊老師對寫作兒童文學尤其謹慎,《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出版已經好幾年了,他還在構思,還在想找什么樣的角度,不重復自己。他經常說:我在寫兒童文學的時候,感覺身邊有一雙兒童的眼睛在看著自己。所以,他在創作兒童文學時,是完全要把自己放在一種非常純粹的狀態中的。楊老師對創作的嚴謹態度,是值得年輕的寫作者學習的。

中華讀書報:這讓我想起了一段往事。我曾經和一位知名的哲學學者聊天,他說我們的著作不是以社會評價為鵠的,要以不負自己為鵠的。剛開始我不太理解,我說社會評價難道不重要嗎?現在我理解了。作為一位確實學有所長的學者、評論家或作家,他如果稍微地糊弄自己,拿出來的作品,其實也是好東西,也會獲得一定的社會反響或評價;但是他如果把自己逼到絕境上,必須要拿出自己覺得是最好的作品,這才是真正的“不負自己”。當然,這種強“逼”,一定是以思想和身體的快速燃燒為代價的。

作為一名出版過多部有影響力的兒童文學作品的編輯,你如何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就是說,你認為什么是好書?

談煒萍:“好書”的定義其實還是非常個性化的,每個編輯、每個專業讀者或者大眾讀者,對閱讀的題材、語言的風格,都有自己喜好的方向;但我覺得真正優秀的經典文本,它首先肯定在語言方面能做到流暢愉悅,讀者的閱讀過程是歡快的,不會讓讀者覺得閱讀起來很生硬、不舒服。

其次就是主題內核方面。給孩子的閱讀,不能太淺了,還是要讓孩子稍微踮個腳去夠一夠,不能完全去迎合孩子的閱讀趣味。好的作品中,內容、主題、思想一定有啟示意義。讀過一部作品之后,能給孩子留下些什么?哪怕閱讀的當下,因為孩子的人生經歷有限,也許啟發沒那么大;但是在他后面漫長的人生成長經歷中,某一個關鍵時刻,或許就會有啟示作用。

其他的包括題材、主題等都是因人而異。只要寫作者真的是為藝術而創作,都會成為一個優秀的文本。這是我理解的“好書”的狀態。

中華讀書報:任何優秀的文化作品,一定有推動和提升的作用。當下部分類型化的小故事,是迎合小讀者的閱讀趣味的——節奏很快,故事性強,快速的行動與對話,還有流行的段子夾雜其中,孩子們可以哈哈一樂很快看完了。但看完之后呢,給孩子們留下了什么?豐富和建構了孩子的精神世界了嗎?快速的消費,快速的遺忘。以吸引快速消費為目的的寫作,肯定不是我們文學藝術最高的追求。那么對于《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出版之后所收獲的好評和影響,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樣的?

王雨婷:“三江源”出版后,獲得了一些重要榮譽,每次我把好消息分享給楊老師的時候,他都在祝賀我們。他覺得我們付出這么多心血在他的書稿上,很希望他的作品能讓我們有所收獲。他總是會站在我們的角度,去考量很多問題。這也觸發了我們要更好地去把優質作品做好,不辜負作家的信任,也不辜負我們的付出。

談煒萍:有一次我們說要提高版稅,楊老師一直回絕。他覺得我們為了把作品做好,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不希望給我們太大的壓力。

中華讀書報:互相考慮,互相成全。兩位都是年輕的編輯,但你們在少兒圖書的編輯領域取得了讓人欽佩的成績。以編輯的個人成長來說,剛剛畢業來到出版社從事圖書編輯的工作,可能最迫切也最為關鍵的一步是,如何從零開始,建立和聚攏優質的作者資源、版權資源。這座編輯生涯的大山,你們是如何翻越的呢?

談煒萍:跟兄弟出版社比,其實我們做原創兒童文學的時間是比較晚的。從2018年開始,我們才真正意義上重新整合兒童文學編輯部。當時我們部門只有六個人,除了我和雨婷,大部分編輯都是很年輕的,其實那時候雨婷也是剛畢業入職沒多久。我之前主要是做引進版的圖畫書,也沒做過兒童文學。部門剛成立的時候,我們還是比較焦慮的,后來在我們劉社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原社長劉凱軍)、閔社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社長閔蓉)的指導下,慢慢有了起色。同時,社里也給我們資源的傾斜,在成本上大大降低我們的壓力和負擔,考核機制上也給我們比較大的彈性空間。為了加大對原創作品的扶持,社里專門成立了原創出版基金,相當于一筆專項資金,資助我們社精品圖書前期的投入。其中,兒童文學是重點。另外,在利潤考核方面,當時社里給兒童文學編輯部設定得比較低。

中華讀書報:原創兒童文學精品做起來之后,對整個出版社的美譽度、影響力和品牌認知度,對吸引優質作者資源和版權資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談煒萍:所以我們首先要把品牌立起來,要抓重點的作家和重點的作品。比如最開始我們是做董老師(即董宏猷)的《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后來又做了他的《鬼娃子》《虎伢子》;然后陸續做了舒輝波老師的《逐光的孩子》《大河》,還有楊老師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再到吳洲星的作品《碗燈》《紫云英合唱團》《虎仔的燈塔》等,我們一部一部作品打磨下來,有重點,有聚焦。把這些作品做出影響力之后,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聚集了一批比較契合的作家。編輯和作家之間其實有一種很微妙的氣場,文學觀、創作觀、三觀都契合,才能聊得來。這種微妙的東西很難去解釋。我對合作的作家還是比較有信心的,我們之間關系緊密、互相信任,他們有好的作品會優先考慮到我們。

王雨婷:但是我們不會說你們只能跟我們合作,因為如果有好幾家出版社同時去推他的作品,影響力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也經常鼓勵作家選擇兩三家比較專業、權威的出版社,選擇用心打磨文本的編輯來合作,大家共同發力,讓好的作品被更多讀者看見。我覺得比較理想的一種作家和編輯的關系,就是在我們在扶持他們創作的過程當中,同樣也能夠完成我們對出版理想的踐行。

談煒萍:我們希望作家有無限的可能性和發揮空間。包括他們跟別的社合作的作品,也會發給我們看,我們會提出修改意見。就像剛才說的,共同成長,互相成就。

王雨婷:作為年輕的編輯,大家可能跟我一樣,有一些困惑。比如,這些名家、大家與你素昧平生,為什么會放心把作品交給你?我就一直用一種方法,那就是“做最全的準備,做最差的打算”,膽大心細,一定會有意外之喜。在約稿之前,我會好好閱讀作家此前的作品,了解他的創作特長,去寫產品的規劃,讓作家能看到我們的誠意,明白我們的合作不是短期的,而是有長線規劃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失敗的約稿經歷,但是后來慢慢心理就強大了很多。而且我們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平臺給了我極大的底氣,我們社這么多年在行業內所形成的權威性和知名度,讓我有足夠的信心去跟任何作家約稿。

我覺得,編輯跟作家的關系,如果是短暫的合作,那一定是脆弱的;長期的合作,一定是心與心的交流、情與情的維系。所以很多作家,在我看來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合作伙伴,他們也是朋友、是親人,我們真心實意地想為他們的創作發展之路盡一份力。出于這樣一種真誠的情感,我覺得作家是能體會到的,他們也會愿意信任、支持我。

談煒萍:我們社很多年輕編輯,我一直和他們說,前期一定要有大量的積累,包括縱向的閱讀、橫向的比較,做好了足夠的積累,有底氣了,你跟作家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才是平等的。現在很多編輯反映說,跟名家交流沒有底氣,我想首先可能是自身的準備沒有做得足夠好。大部分作家都是情感非常細膩的,編輯對作家的態度,真不真誠,作家是感受得到的。如果編輯如此真情實意地對我,那我的回報必定也是最好的作品。這之間的互動是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