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仁高娃創作論:城鄉互動與故事的新講法
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致力于民族生活的現實書寫,近年創作非常活躍。她的小說聚焦內蒙古西部沙地,呈現出這樣一些創作特征:忠實于情感體驗,注重地域性經驗之上的精神書寫;從生態視角切入觀照現實,正視游牧生活與城市化現實的沖突與融合;積極探索如何將民族故事有效提升為中國故事,為民族作家表現多維現實提供可供借鑒的新路徑。
地域經驗與精神書寫
娜仁高娃的創作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質,生動描繪了沙漠腹地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生活場景。其小說描寫了給馬群打印、擠駝奶、薅醉馬草等勞作細節,這些與農耕傳統和現代都市迥異的場景充滿陌生化的吸引力,為多民族文學書寫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與藝術資源。難得的是,作家并未對這些場景進行“狂歡化”展示,而是以自然舒緩的筆觸還原沙窩地日常,將精神追求與價值體悟寄寓其中,彰顯出沙窩地人的生命意識和生存哲學。
娜仁高娃注重內心表達與精神寫作,草原萬物有靈的文化基調賦予其作品獨特的審美特質。作家巧用擬人、夸張、通感等修辭重塑沙地自然意象,如將流云喻為“有人在天上抽煙”,將久旱視為“蒼天在打盹兒”。這套依托心靈感知的語言體系使其小說具有了詩歌的空靈質感,形象傳遞出沙窩地人敬畏生命、與自然共生的生命意識。作家還擅長運用馬、駱駝、石頭、風等特殊視角來拓展生命思考的維度。這些敘事主體看似受限,卻憑借漫長的生命跨度沉淀出對世界的沉靜、厚重的感悟,賦予文本濃厚的哲學意味。
干旱苦寒的半荒漠環境造就了沙窩地人堅韌英勇的品行,也催生了他們對生命的渴望和珍視。沙窩地人的生命觀兼具樂生與敬死雙重內涵,形成了寬厚通透的生命哲學。小說集《馱著魂靈的馬》完成了對死亡的多樣化呈現,同名小說接連寫羔羊、愛馬、妻子、眾人與“我”的死亡,卻摒棄濃烈悲愴的情緒渲染,反而表現出對生命的溫柔追憶與直面死亡的從容。在樸素的民間認知中,死亡并非終點,而是精神升華與靈魂救贖的契機。《野地歌》中的老馬薩熱泰在雷雨中護主而亡,傳承了游牧民族的忠勇風骨,完成了對先祖的致敬;《鷹舞》中的主人公困于誤傷友人的負罪感,最終通過死亡消解內心枷鎖,實現靈魂的解脫;《醉陽》中的老人在公羊莫七身上感知到了亡人的魂靈,以此消解離別之苦;《一條狹長地帶》中的主人妥善安置老駝王遺骸,期盼生靈再度降臨故土。
死亡并非終結,它指向重生與希望,世俗傷痛被消解,人與萬物締結微妙的聯系。草原的生死觀進而成為沙窩地人豐富厚重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娜仁高娃深刻體察到沙窩地人的雙向精神特質:一面認真勞作、不負此生,一面平靜坦然面對生命,自由而充滿尊嚴。沙窩地人看似粗糲實則細膩,看似漠然實則溫情,彰顯出深層的人文價值和文學內核。
生態寫作與生存思考
草原游牧文化深植于娜仁高娃的血脈之中,草甸、沙灣等獨特地理景觀,逐水而居、趕牧牛馬等日常圖景,蒙醫療病、婚喪祭祀等民俗儀式,共同構筑了沙窩地的風土人情。這些民族特質并不是小說的裝飾性外包裝,而是作家審視現代化轉型、反思文明發展的切入點。
娜仁高娃首先關注到了生態危機與家園失落。《背石頭的女人》《瑪楠河禮物》《神的水槽》等多篇小說反復寫到沙地連年無雨、草場貧瘠、牲畜饑亡的生存困境。而相比自然天災,人為無序的開發帶來的生態破壞更加觸目驚心:《乳山》中的城里人炸毀圣山乳山,《石獸》中的采石隊留下深坑瘡疤,《天邊的肩胛骨》中的煤礦遺址滋生詭異災象……作家運用魔幻筆法渲染場景,直觀呈現人類掠奪式開發招致的反噬。作家更以生育危機來隱喻生態的衰敗,生育危機與生態危機相呼應,表達了作者敬畏自然、守護鄉土的創作立場。
草原上的“圍欄”則將作家的憂患意識指向更深層次。圍欄分割了草場的物理空間,也瓦解了草原人的和諧生態和文化精神。圍欄“圍起的不僅僅是牧場空間,更構造出一個政治、競爭、貪婪、自私的社會空間”。在《門》中,圍欄導致孩童天然樂園的喪失;在《離天堂最近的蝴蝶》中,父親因草場權屬糾紛傷人致死;在《送親歌》中,圍欄圈定老井,烏尼爾一家取水困難;在《蒼青色長角羊》中,草場邊界糾紛加劇了親人間的隔閡。農耕與工業文明持續向草原延伸,原生態游牧生活成為漸行漸遠的浪漫想象,其間表現出作者的文化焦慮。
娜仁高娃真切體察著鄉土、民族和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困惑和失落,也在思考草原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存續現狀與傳承路徑。去留問題成為盤旋于沙窩地兩代人心中的核心問題。在《離天堂最近的蝴蝶》《瑪楠河禮物》等小說中,年輕一代奔赴城市,謀求新生活;在《沙窩地》和《醉陽》中,老一輩堅守草原,拒絕遷居;也有人外出漂泊多年,晚年重返故土,如《戈壁》中的卡車司機和《裸露的山體》中的游子。娜仁高娃正視游牧傳統與都市現代的沖突與融合,既共情老牧民被現代化所裹挾的失落,也體諒新一代在都市中的彷徨,在“出走/留守”的對照書寫中,完成對草原生存的現代性反思。
三種不同的主題模式
娜仁高娃依托沙窩地的地方性知識,扎根民間現實,打破空間壁壘,打通了民族敘事與中國故事的內在關聯,彰顯了中國本土故事的張力,也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敘事領域。城市化、現代化浪潮持續沖擊并重塑著傳統生活方式,娜仁高娃聚焦時代變遷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著力刻畫人物在不同時空中的內在心理變化,通過獨特的情感、經驗和故事,形成了三種不同的主題模式。
一是精神困境的呈現與突圍。娜仁高娃的寫作并不注重情節沖突和故事反轉,而是專注于表現現代人的精神掙扎:或困于愧疚(《鷹舞》),或困于欲望(《瑪楠河禮物》),或困于愛的匱乏(《石獸》),或困于性別枷鎖(《送親歌》《草地女人》)。這些其實是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普遍性困境。作者更積極探尋突圍之徑,她筆下的人物執著于尋找,或尋找如阿如戈、化石之類的具體器物,或尋找力、善與美等形而上意義,從而獲得精神救贖。
二是以血緣溫情化解代際沖突。經濟轉型和文化變遷激化了代際矛盾,娜仁高娃筆下的代際對立并非源于不可調和的價值觀對立,而是緣起于具體事件,如童年經歷、家庭丑聞等。這些事件使父子之間產生隔膜或對抗性。但是血緣親情最終促成代際和解:在《離天堂最近的蝴蝶》中,父親離世,兒子延請喇嘛為其超度釋懷;在《裸露的山體》中,薩拉意識到自己與父親越來越相似,由此完成自我和解;在《地下瓶子》中,新生命的降臨消解了代際隔閡。娜仁高娃的代際書寫跳出對立模式,注重源自血緣、穩于倫理的情感召喚,體現出溫情和凝聚性。
三是以文化視角書寫城鄉互動。新時期以來有一些城鄉題材小說割裂城市與鄉村,塑造“物質/城市”“精神/鄉土”的二元對立形象,娜仁高娃則側重書寫城鄉文化的交融互通。在《離天堂最近的蝴蝶》中,主人公定居城鎮,卻心系故鄉,他以在城中古董店售賣馬鞍、馬燈、氈靴等鄉間舊物來連接城鄉記憶。在《戈壁》中,闥布德父女極力平衡城市生活與鄉土精神,父親以傳統早餐消解城市的陌生感,女兒以特殊文身承載家族記憶。娜仁高娃通過城鄉共存互通來探尋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承續問題,以文化視角充盈現實寫作。
娜仁高娃的小說中還穿插著大量的《江格爾》史詩、草原動物傳說、鄉間民俗故事等,這些民族文化記憶將現實、心靈、歷史、想象并置,形成當下與傳統、真實與想象的互文對照。作家對文化和精神的觀照由此上升為集體心理與民族精神體系,貴智尚勇、敬畏天地、堅韌向善的草原品格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核高度契合,拓展了民族經驗所連接的精神世界。
總體來說,娜仁高娃以精神書寫深化地域經驗、以生態反思直面生存現實、以民族敘事對接中國故事,建構了多維度的文學世界。她的創作實踐表明,民族文學只有以開放姿態擁抱現實,在表現鄉情人心、守護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映照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而復雜的現實世界,才能實現從民族故事到中國經驗的跨越。這為新時代中國多民族文學書寫現實、表達時代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
[作者系濟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新時期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敘事研究”(項目編號:22CZWJ02)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