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慧、王新曉:中國科幻文學中后人類身體景觀的流變
中國科幻文學以立足時代特色的審美價值觀與方法論,通過對人類未來的生存狀態,以及地球之外的生命形式的探索性書寫,構建了科幻文藝生命政治學的理論話語體系。后人類身體景觀是科幻現實主義敘事倫理的實踐,充滿批判力量與話語張力。它打破人類中心主義和身心二元論,通過反映、干預和改造人類自身及人與社會的關系,折射出倫理困惑與道德悖論,并由此引發當代科幻文藝在生命倫理與審美范式上的雙重變革。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而迅速崛起的后人類理論,將“身與心、物質與精神、文化與自然都作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1)加以觀照,這為平等看待人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因而,技術進步對人類身體的異化成為科幻作家創作的生長點。林有光在《賽博格與后人類主義》的導論中表明:“成為后人類時代的來臨并非贊成人、人性、身體的消弭,而是要在后人類時代重新定義‘人’,重新找回‘人’的意義。”(2)早在19世紀,馬克思便已關注到技術對人類身體及社會關系的異化:“勞動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產品中,這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還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異己東西不依賴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著,并成為與他相對立的獨立力量。”(3)科幻文學中的身體形態是技術異化人類的表征,也是后人類學者探討有機體與無機體關系的重要切入口。對此,凱瑟琳·海勒指出:“后人類主體是個混合體,是混雜成分的集合、物質—信息的實體,持續不斷地建構并且重建自己的邊界。”(4)因此,以不同時期的中國科幻小說為藍本,探討后人類身體的時代性演變,已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中國科幻文學中的身體書寫經歷了從鏡像呈現、隱喻表達到賽博融合、數字孿生的演進,這一過程可視為身體文化景觀的時代性轉變。在后人類視域下重新審視科幻文學中的身體表達,或許有助于形成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系統化認知,同時也將對正在生成中的后人類身體展開多元開放的理性審視。
一
東方幻想中的鏡像身體
如何挖掘東方的想象力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科幻文學創作的核心命題之一。科幻小說與神話存在某種天然的親緣關系,二者有著深層次的主題呼應,都以無限想象力呈現出對生命樣態和宇宙邊界的探索。先秦以來,古人逐漸在文學作品中建立起對身體形態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想象性表達。人獸同型或神獸同型的形象,折射出遠古宇宙觀中人與自然關系的連續性。從女媧造人補天、盤古開天辟地等創世神話,到《山海經》中人獸合體的怪誕物象、《搜神記》中的神靈怪象、《聊齋志異》中的人妖幻化都極具幻想性。古人以身體為圖式展開神話書寫,凸顯了民族想象傳統的特質。這種身體敘事特征,為在科幻視角下重述中華民族發展史提供了可能性,也使該題材的科幻小說煥發出東方幻想的色彩。作為想象力的產物,神話傳說在科幻文學的孕育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其注入了眾多奇幻元素,在人類溯源、技術發展與身體異化等現實問題的闡釋上,開辟出獨特的思考路徑。這種幻想性闡釋超越了肉眼所見與日常體驗,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質。就此而言,科幻小說不可避免地要趨近神話并反思神話。從中西科幻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科幻文學自誕生之初就具有神話敘事的傳統。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中強調:“不要錯誤地認為,在知識演進史中,神話與科學是兩個階段或時期,因為兩種方法都是同樣正當的。”(5)在探討身體的存在形式這一問題上,神話的幻想性與科幻的科學性作為兩種不同的闡釋路徑,卻有著相同的旨歸,即通過身體的再現建構后人類主體間性,生成新的思維范式。在某種意義上,神話傳說可視為古代文化語境下探討人類身體起源的科幻敘事,而科幻小說則是現代技術語境下思考人類未來存在形式的新型神話。中國文學有悠久的科學幻想傳統,記載有機器人的古籍達32種,這些機器人的功能主要以殺傷敵人、捕捉野獸,以及歌舞表演等服務型用途為主(6)。中國古籍中的機器人被叫作人偶、木偶或傀儡,是木作技藝與機關設置技術發展下古人自身的鏡像表達,成為古人觀照自我、探討起源與思考未來的特殊對象。最早的機器人題材文學作品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御寇所著《列子·湯問》中。偃師以“歌舞藝人”獻周穆王,其能歌善舞,甚者以眉目傳情,而“歌舞藝人”是由各種木質器具組成的機器人,身形、動作及神態足可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再有西晉傅玄所著的《傅子》中能擊鼓吹簫、耍劍騎馬、翻滾倒立的“百戲”機器人,唐代張鴛所著的《朝野全載》中“歌唱吹笙”的木質機器人,以及《明實錄》中所載的按時自動擊鼓的木偶人。這類作品反映出古人對能工巧匠助人解放雙手、擺脫疾苦的期盼,對身體的鏡像呈現體現了先賢的身體認知與自我審視,是對身體的功能空間和審美視野的一次樸素拓展。西方哲學家拉康提出鏡像身體理論,認為主體先通過鏡像獲得想象性認知,進而建立起自我意識與身體結構的完整性概念,然后通過與鏡像他者的互動產生主體身份認同。他者的存在與互動是建構起主體意識的重要維度。因此,作為鏡像中他者的木偶式機器人,是古人建立起普遍性主體認知的反映,對他者存在的肯定,強化了人的自我認同。《墨子·非攻》中亦有“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7)的說法,意指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完善自我,進而建立主體認知。換言之,“鏡于人”也意味著他者與主體的認知轉換,人的心理被視為外在世界的鏡子,進而形成展現自我的“心鏡”。莊子在《應帝王第七》中也提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8),以主體的主觀感受性為主,摒棄外物完全敞開自我,在極致無為的狀態下,呈現主體的自由自主。“心鏡”體現出的思辨藝術與美學境界熔鑄在中國文學創作中,成為中國早期機器人題材作品的元話語,深刻影響著中國人對自身存在與外在世界關系的觀照。在關于鏡與像的關系探討中,西方的“鏡像”與中國的“心鏡”互相映照。早期的機器人文本折射出古人逐步建立起來的樸素身體觀,彰顯中國科幻發展前期所蘊含的東方智慧。與西方的身心二元論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以身體為出發點,將其作為感知世界、認識自我的基準,故《易·系辭下》曰“安其身而后動”,孟子謂“守身為大”(《孟子·離婁上》),《孝經·開宗明義》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體是承載宗法制度和倫理觀念的載體。正如中國古籍中的機器人,乃至古代幻想小說中的妖魔鬼怪,常以人的身體為原型,或鏡像模仿或異化變形,創作者還會以人類的善惡標準對其施以道德評價。可見,中國早期幻想文學賡續了中華文明特有的倫理觀念、價值體系與審美維度。雖然科幻小說興起于工業革命時期,但中國古代幻想文學亦不乏科幻想象力,承載著對人與自身、主體與他者關系的定位思考,以超越現代科學認知的普遍性話語彰顯中國智慧。
二
民族復興語境中的身體隱喻
不同于中國古代身體為先的理念,精神拯救與思想啟蒙成為近代民族復興背景下科幻文學創作的核心追求。這一階段的身體描寫延續了神話志怪的奇幻想象,承載著歷史與現實的隱喻功能,國家意識形態與國民精神成為身體隱喻的核心所指。自晚清以來,我國科幻文學創作追求與技術進步觀念的契合,表達了強烈的技術強國愿望,并將技術發展與建設新國家、塑造新人緊密結合。1908年,彭俞創作《雙靈魂》,講述一個華人意外兼具中外雙重靈魂的故事。如果要拯救其肉體和靈魂,唯有強化其中國精神、驅除外來意識,摒棄崇洋媚外的心理。顯然,救亡圖存與弘揚民族精神是敘事的主旋律,精神救贖也超越肉體成為救世濟人的關鍵。身體作為國民性的隱喻,成為國民精神覺醒的表現載體。再有,1932年老舍創作的《貓城記》,以他者視角審視近代中國,揭露其社會黑暗現實。貓人的形象既是老舍對地外文明與非人生命體的開創性想象,也是對精神頹廢、身體孱弱的國民的寓言式諷刺。可見,身體的隱喻性成為理解民族復興背景下科幻文學的獨特視角。因為,“民族國家要建立強健的個人身體,反過來,個人身體也是民族國家身體強健的隱喻”(9)。正是通過改變一元化的身體經驗再現方式,書寫多元化的生命新范式,作家賦予身體以豐富內涵,進而揭示救國救民的時代需求。晚清以來,醫治精神與醫治肉體之間已形成特定的思維關聯,身體成為國民性隱喻的具體載體。身心一體的觀念古已有之,人的身體不僅是血肉骨架組成的軀體形式,也是“載營魄抱一”(《老子·第十章》)的完整性存在,即軀體肉身與魂魄精神合一的主體。《管子·心術》稱“心之在體”,心是身體的部分組成,而身體則代表生命的整體。社會性與審美性的抽象精神,以及關于主體存在與生命價值的理論思辨,往往以身體為載體傳達出來,身體也由此帶有隱喻性的文化內涵。莊子將道化思想內化于身心思辨中,指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莊子·知北游》)。精神生發于道中,形體塑造于精氣中,萬事萬物借形體而誕生,即道為萬物本源,身體為其載體,既是有形的、物化的,也是精神的、靈魂的。可見,古代先哲重視身體的精神維度。近代徐念慈的小說《新法螺先生譚》描寫了身心分離則遨游宇宙、身心合一則發明腦電,將靈魂出竅的設定與現代科學知識相結合,寄托了以精神力量改造國民身體、喚醒國民靈魂的美好愿望。在社會動蕩的時代背景下,身心分離與救人救國的敘事設定,成為科學幻想與政治啟蒙的雙重表達。英國社會學家布萊恩·特納稱“身體既是自然現象,又是社會產物”(10),身體因此成為一個兼顧自然與社會雙重屬性的符號,用以承載豐富的社會價值與政治意義,形成了身體與國家之間的隱喻關聯。中國近代科幻作品中的身體隱喻,出現了對人工生命及多元生命形態的想象性建構,并以此來描摹科技發軔期的社會圖景,探索生命實踐的未來方向。1923年,徐卓呆的《人造人種》塑造了一類無需飲食報酬、不用休息的“人造人”,以此解決勞動力的缺乏,后來“人造人”獲得了意識與情感,開始反抗人類的奴役,但“人造人”因沒有繁殖能力而最終被消滅。故事設定源自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的科幻劇《羅素姆萬能機器人》(11),徐卓呆據其日語譯本,結合中國社會現實語境,對“造人”想象進行了改寫,融入勞資矛盾與人機沖突,流露出對科技救國與民主政治的失望,以及對民族危機的憂慮。作品隱含的是科技快速發展與遲滯社會現狀之間的錯位,而這一錯位所帶來的正是社會轉型期的陣痛。身體成為社會的隱喻呈現。民族危亡的社會語境,塑造了分裂掙扎、矛盾而隱晦的身體特質。科幻文學作品以救亡圖存為價值取向,以科學技術為創作依托,既呈現出契合社會發展現狀的身體圖景,也為辨析科技與人類的關系開辟了廣闊的闡釋空間。晚清科幻小說憑借對高科技的想象,以技術發展推想未來可能的社會與人文景觀,并在對技術進步論的批判中書寫思想啟蒙等主題,展現晚清文人志士科學圖強、實業興國的愿望。晚清科幻小說家在想象未來世界可能出現的“科技物”時,并非以能否實現為預想標準。然而,這些被寄予厚望的科技發明,實則承載了更深層的國民性思考。魯迅在翻譯《月界旅行》時曾指出,科學小說的譯介在于能“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12)。近代科幻小說將科學知識作為敘事的核心要素,以發揮其破除迷信、改良思想的作用。但值得深思的是,科幻本意在于推翻神壇舊權威,樹立科學權威,卻在無形中樹立起科學的神話。大部分原創科幻小說皆以傳統“魂魄離體—靈魂歸位”為書寫根基,穿插太空旅行、治病救人等奇幻情節。東海覺我的《新法螺先生譚》便以主人公法螺先生靈肉分離后,在世界各地及外太空諸星球的見聞展開。“魂魄離體”的情節架構中,身體都在試圖突破傳統人類的身體界限,讓身體擺脫病痛與缺陷的牢籠,突破性別與種族的藩籬,甚至擺脫生死的束縛。這種科玄交織的敘事范式具有鮮明的政治寓言色彩,蘊含著中國式的倫理敏感意識,并承載著復興中華的宏觀構想。它向他者敞開,不斷生成,成為超越束縛的自由敘事空間。但小說缺乏對身體與意識、人類與科技兩對關系的深入理性思考,也難以對身心二分作出合理的哲學解釋,小說的寫法實際上又將科學推向了另一座神壇。馬爾庫塞曾提到:“科學通過消除中世紀的神話起步,但現在,科學迫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意識到,它不過是建立了另一種不同的神話而已。”(13)此時的中國科幻創作迫切地想以科學知識啟蒙民眾,并未深究科玄之間的辯證關系,但就科幻創作中身體、靈魂與世界之間的多重互動而言,構建未來新世界的意識正在形成,這也埋下了后人類時代多元異質的種子。與身體相關聯的傳統身份特征,如性別、性取向、民族、種族等,在后人類身體的多種可能性面前,其不穩定性愈發凸顯。
三
生理異化視角下的賽博身體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追求與科技提升國力的訴求,為中國科幻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契機。科幻創作所秉承的科技啟蒙意識向人類的身體領域拓展,賽博格成為科幻小說中技術化身體的重要載體,技術與身體的互動成為后人類理論的基石。賽博格不是被制造出來的類人創造物,而是人類利用科技在自然身體中植入物件,通常會在較大程度上延展和提升身體能力,也會伴隨嚴重的身體危機和尖銳的身體政治(14)。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身體入侵和意識入侵主題一再復現,技術對身體的重構已較為普遍。其中一種類型為人機結合型。鄭文光的《泅渡東海》講述了一位游泳運動員更換鉑合金制大腦后,獲得了超凡的運動能力,并成功渡過東海。王晉康的《亞當回歸》講述了宇航員王亞當在大腦植入電腦芯片后,成為新智人的故事。倪匡的《換頭記》中的換頭術,以及《后備》中的基因復制與生物移植技術,都屬于替換型賽博格。這一類賽博格打破了傳統的肉身結構,增強了身體機能,既具有高度仿真性,又充滿陌生化的機械感,形成了獨特的賽博身體美學。另一類是基因雜合型,依賴基因編輯技術改良身體或直接探索技術造人。從臺灣科幻作家張系國的小說《豈有此理》以生物技術創造生命,到紀大偉的《膜》描繪生化技術與人類記憶組合后的新生命體,再到香港作家杜漸的《基因再造計劃》、張君默的《異人》,基因雜合型賽博格穿梭于人類的情感領域,顛覆著固有的生理認知和道德觀念,由此引發關于身體邊界與主體身份的諸多思考。賽博格作為人機混合的異化實體,在本質上是由智能技術與媒介文化所生成的一種身體景觀。正如馬克思所言:“勞動的對象化、生產以及對象即勞動者的產品在這種對象化中的異化、喪失。”(15)馬克思從創造者和創造物的雙重異化來闡釋勞動異化。賽博身體是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具體體現。在人類與科技的二元對立場域中,人類創造科技、利用科技,延伸感知能力并改善身體機能,強化了身體的感知與行動能力。但人也為科技所異化,成為技術化的存在。機器從有機身體的假肢式延伸,逐漸發展到與人類的神經系統對接,人類的身體被技術異化為有機體與無機物雜合的反饋系統。正如維納所說的:“在這些比較高級形式的能夠進行通信的有機體中,作為個體過去經驗的環境是能夠把個體的行為模式改變得在某種意義上更加有效地來對付其未來環境的。”(16)可見,生命體并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依據實際情況在新的環境中尋找某種平衡。賽博格作為具備異質通信功能的人機結合體,是技術與身體耦合的新型模式,而且這種模式時刻處在變化中。唐娜·哈拉維進一步解釋身體的流動性,稱其“不再是一種穩定的規范化功能的空間地圖,而是以一種高度可變的策略差異領域出現”(17)。賽博格作為人類、技術與世界交互的產物,在常規的身體條件中嵌入適應新環境的技術元素,建立具有異質性、個性化特征的生存優勢,拓展了身體的功能界限,更引發了人類對身體本質的深入反思。傳統的人類身體強調自身的完整性、身心的統一性及自我認同的閉環性,因而具有封閉性特征;而賽博格則展現出后人類的開放性,由此催生出一種開放的身體觀念。必須承認,人類主體的合法性和中心地位正面臨著嚴峻挑戰。賽博格是現代技術對身體的深度介入,這不僅意味著人類生理素質的改善與生命價值的拓展,也昭示著人類的技術焦慮,以及對主體地位喪失的恐懼,甚至可視為科技力量與人類主體性之間爭奪身體控制權的主要場域。這既改變了我們對人類自身的認知,也重塑了我們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技術的異化拓展了身體功能,同時打破了人類作為有機體存在的定律,進而對傳統主體性概念造成沖擊,使“人”的定義處于動態流變中。人機結合的賽博格被視為當下人類的存在狀態。值得深思的是,應如何界定技術異化下賽博格的主體性?如果將這一問題延伸至20世紀晚期的文學創作,賽博格的設定已從服務型轉向陪伴型。例如,柳文楊的小說《閃光的生命》中,主人公劉洋不敢向心上人雷冰表白,便復制出一個自己,復制人在半小時的有限生命中完成了表白;潘海天的《偃師傳說》講述了人與機器相戀的凄美愛情故事;魏雅華的小說《溫柔之鄉的夢》則將背景設定在人機成婚的時代,機器人妻子因服從服務于人類的設定,未能及時制止人類丈夫醉酒后的荒唐行為,最終導致科研成果被付之一炬。可見,科幻作家預想了人機共存的和諧畫面,但潛在的不平等意識和人本主義思想使這種美好圖景陷入困境。這種困境的背后,是人與技術之間差異性所引發的主體性混亂。人類身體持續異化與變形,固有的生命界限已經被突破,主體性問題應被重新審視并賦予新的內涵。因此,賽博格需要配備普遍認同的社會身份,以承擔社會職責并應對人類倫理等一系列問題。賽博格身體在現實與科幻雙重領域中的強勢出現,代表著人類對身體極限的突破性想象,以“信息方式”替代“實在方式”來詮釋存在問題,也昭示著后人類語境下的身體意識已初步萌芽。在某種程度上,賽博格的出現重塑了人類對身體與技術關系的認知。基于控制論的人機融合模式,身體的物理存在是人類與技術爭奪的首要身體權,而意識則是賽博格主體建構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這種異質性、技術性與開放性的身體,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科幻創作中成為焦點。然而由于技術的限制,賽博格暫時無法自主具備人類自我意識,與鮮活的人類生命之間始終隔著一道鴻溝。但賽博格身體作為高科技機械存在物,為類人意識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場域,這預示著人類對身體及其可能性的認知正在深化。
四
虛擬網絡空間中的數字孿生
21世紀以來,虛擬現實技術與生成式人工智重塑了人類生存的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這為科幻創作者提供了新的創作導向。數字身體的科幻景觀也逐漸在中國科幻文學中顯現,并體現在數字孿生人的塑造上。概言之,數字孿生人是真實人的數字鏡像或者虛擬分身,依靠真人的感知系統和媒介技術編碼,實現現實世界的幻想性還原,進而完成現實物理世界與虛擬數字空間的感官交互。早在30多年前,劉慈欣便在小說《中國2185》中構建了意識上傳與計算機模擬再生的虛擬網絡世界。此后,遲卉的《千面城堡》借“永生堆棧”存儲原型拷貝的記憶數據實現數字永生;劉宇昆的《奇點遺民》則描繪了虛擬數據掌控的未來世界,人的主體意識由算法模擬與機械操控,神經元由硅和石墨烯替代,身體成為虛擬世界中的影像化存在。科幻文學中的數字孿生體,是由二進制數字代碼與算法生成的仿真對象,其生命認知體驗是現實人意識活動的網絡映射與數字鏡像,通過數字接口技術實現物理現實與虛擬世界之間的超域感知。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推動了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的融合。信息的生成基于計算機中“0”與“1”的二進制編碼,計算機系統依據任務指令生成模型,再將其轉換為人們普遍熟悉的形貌。互聯網時代的人們被這些符碼生成的擬像所包圍,越來越沉浸于虛擬形象之中。算法技術進一步以個性偏好為導向,建構出一個符合大眾心理的數字烏托邦,并與權力資本、知識媒介等后人類體系相結合,形成穩定結構,逐漸模糊乃至消弭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邊界。數字身體景觀建構于影像世界之中,是對人類身體及其社會身份的鏡像投射。視聽感官系統與虛擬現實技術的無縫銜接,使現實與虛擬的界線模糊,進而趨于消弭。虛擬空間對真實世界的精細復刻,以及對人們潛在情感與欲望的強大包容性,逐漸淡化了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本真感受。數字化身體由此激發出人類生命進化的無限潛能,并在虛擬世界中發揮著新型主體的作用。“因為一種新的特性已經開始需要一種新的感知,而新的感知則要求一個新的感知器官,因此最終就要求一種新的身體。”(18)數字孿生體實現了人類的數字化生存,也挑戰著人類文明的道德法則與倫理機制,人的主體特性與人格屬性正日益陷入存在危機,人在利用科技的同時也被其所牽制。劉慈欣在《時間移民》的“無形時代”中,表達了對未來社會的憂慮:永生技術成全了人類生命不滅的迷夢,但人卻在永生的快感中迷失了自我。再如,《洪荒世界》中的虛擬空間是實體世界的數字化同質體,頭戴式接入媒介充當起連通兩個世界的橋梁,通過刺激人腦生化反應,使人沉浸于虛擬世界,最終導致肉體枯萎。這種多重自我意識引發自我認知的困惑,人徘徊于真實與虛擬之間,失去自我。虛擬世界剝奪了人的時間,也逐漸侵蝕人的身體,洪荒世界的預演直指人類的虛無與自我主體性的消解。在寶樹的《人人都愛查爾斯》中,主體將腦橋芯片與感覺系統相鏈接,接收來自他者的感官直播,依靠意識與電磁波的對接,實現異質主體間的共感體驗。資本則通過感官直播搭建起數字時代的精神偶像,以自由的主體意志與日常生活實踐,篡奪受眾對身體與意識的控制權。以劉慈欣為代表的當代科幻作家,通過技術與人共生的存在模式,探究技術之于人類的本質意義。新的身體顛覆并取代了傳統肉身,肉身在物理世界逐漸消亡,新的身體在虛擬世界重生。物理肉身與數字孿生體究竟何者為真正的自我?這一問題的答案,實際上還未進入科學技術實施的環節。誠然,真實與虛擬界線的模糊,顛覆了人類原有的自我認知框架與存在秩序,但對于數字孿生人來說,純粹自主意識的生成也是難以突破的技術壁壘。身體的現實價值日益消解,虛擬世界中行動者受意識的支配,所獲得的生命認知體驗也是現實人意識活動的產物。可見,在身心關系中,身體與媒介的無縫結合導致其本體作用逐漸虛化,而意識成為人類與數字孿生人爭奪的關鍵地帶。也正因人類意識難以被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模仿甚至超越,所以科幻文學作品中具有自主意識的超級智能尚未進入現實科學技術的實踐階段。隨著技術發展,我們應對未知的倫理道德風險和人類主體存在危機保持高度警惕。
結 語
后人類身體景觀的流變是當代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的核心命題,也是觸摸和理解后人類文化的重要路徑。后人類是具身化和嵌入式的關系項。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早已蘊含對技術身體的幻想,人們對自我的鏡像描摹與拓展,彰顯著靈性力量與東方智慧。清末民初時期的科幻小說肩負起民族復興的使命,隱喻性身體成為民族寓言的書寫范式。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科幻小說順應社會主義建設的召喚,以人機混合式的賽博身體,表達人們對科技快速發展的訴求,以及由技術焦慮引發的恐怖情結。21世紀以來,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信息技術呈現集群蓬勃發展態勢,這為科幻文學中的數字身體提供了強有力的現實技術支撐。后人類身體的演變伴隨著科技與人文的融合、理性與感性的交織,是特定時代人們共同擘畫的發展藍圖。縱使“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19),技術與人類的糾纏結合成為不可避免的演變趨勢,但若將其置于后人類身體演變中考察,我們更應以理性的態度積極看待生命形態的演進,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后人類境況會敦促我們在生成過程中批判地、創造性地思考我們究竟是誰,我們具體做些什么。”(20)
注釋:
(1)詹玲:《近年來中國科幻小說中人與技術關系的新圖景——以“新人”想象為分析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5期。
(2)林建光、李育霖:《賽博格與后人類主義》,第5頁,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
(3)(15)〔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45、45頁,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第4-5頁,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5)〔法〕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第27頁,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見陸敬嚴:《中國古代機器人》,《同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7)梁奇譯注:《〈墨子〉譯注》,第146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8)郭慶藩撰:《莊子集釋》第一冊,第307頁,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
(9)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第3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10)〔英〕布萊恩·特納:《身體與社會》,第326-327頁,馬海良、趙國新譯,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
(11)朱夢夢:《人造人的中國之旅及其“感覺結構”的變遷——從R.U.R.到“人造人種”》,《中國比較文學》2023年第3期。
(12)魯迅:《月界旅行·辨言》,《魯迅全集》第10卷,第16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3)〔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第132頁,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14)王建元:《文化后人類:從人機復合到數位生活》,第44頁,臺北,書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16)〔美〕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第41頁,陳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7)〔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第446頁,陳靜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18)〔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第164頁,吳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19)〔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第392頁,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20)〔意大利〕羅西·布拉伊多蒂:《后人類》,第17頁,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