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王曉明

王曉明
今年“魯迅文學周”期間,王曉明應邀出席了好幾場對談。有多少人是通過他的《魯迅傳》讀懂了大先生的,談魯迅,他是不二之選。
上周,作為該獎項最年輕的獲得者,王曉明獲得了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頒發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頒獎方肯定他敢于提問的勇氣、深入內心的誠實,以及在浮躁時代堅守定力的品格。白云蒼狗,距離寫《魯迅傳》,三十多年倏忽而過。他寫魯迅,卻不只是寫,而是沿著魯迅指出的路一步步摸索著走。魯迅說“橫站”,他便從自己擅長的文學研究里側身出去,直接回應現實;魯迅說“絕望的抗戰”,在世界面臨動蕩的當下,他呼吁人們就算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依然要堅守,要敢于談未來。他從魯迅身上繼承的理想主義不是“明天一定會更好”的樂觀,而是即使不確定未來,仍然選擇做那個不肯閉上眼睛、不肯彎腰、不肯停止奮斗的人。
今年的秋天來得晚,與王曉明約在梧桐茶室,風過聞到桂花香。
1 父親
2025年世界讀書日,王曉明向家鄉義烏捐贈了4000余冊父親王西彥的著作及藏書。王西彥,1933年在北平讀書時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抗戰年代輾轉各地辦刊物、教書,1953年調任上海作協,一生勤奮著述。和摯友巴金一樣,王西彥晚年做的不是遺忘,而是執著地寫回憶錄,從自己和死去的朋友身上解剖那段有些人不愿甚至不敢正視的歷史。王元化曾評價他:“不降志,不辱身。”
《第一塊基石——魯迅作品研究集》出版于1980年。對于王西彥那代左翼青年來說,書名本身就是一個最直接的隱喻。而這樣一位曾被打落過門牙、整整被關了十年“牛棚”的人,坐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記敘魯迅的品質和處世態度,這件事有著沉甸甸的分量。
但王西彥并不是把王曉明帶進魯迅世界的那個人。王曉明回憶,1966年,一夜之間,父親被關進了“牛棚”,那些“說不清楚”的事情滿街都是。書店里文學類作家只剩兩個人:魯迅和浩然。一個十歲的孩子翻開《魯迅全集》,最初是因為沒別的書可看,但很快他發現魯迅“好看”:百草園里會“放屁”的蟲子、嚇人的“美女蛇”;《社戲》里各種孩子氣的胡攪蠻纏和倒打一耙都讓他一個人捧著書邊看邊樂。很快,他又從書里讀到了共鳴,魯迅筆下的看客勢利,翻臉不認人,墻倒眾人推,昨天還笑著說話的人,今天就能換一副嘴臉。和魯迅一樣,王曉明“過早地體會到了人性的惡”。魯迅的文字就這樣陪伴著一個少年艱難地成長著,很多很深的東西在當時的年紀并不懂,但懵懵懂懂又覺得魯迅能“解釋”一些身邊正在發生的事。這種共鳴“隨著我年齡增長,一點一點往上走”,一個孩子和一個作家之間的關系,就這樣從“沒得選”變成了“離不開”。
1990年,王曉明開始動筆寫魯迅傳,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寫,回國后,每天一早帶著一摞卡片去復興西路家附近的徐匯區少兒圖書館寫,寫得酣暢淋漓。1992年《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出版,王西彥是1999年過世的。王曉明說,“我其實到現在也還沒有讀過《第一塊基石》,也不記得和父親聊過魯迅,他年輕時見過魯迅一次,但并無交往”。“十年動亂中”,王曉明作為家里的獨子,被分到工廠做工人,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只上過初中的他“糊里糊涂”地考上了華東師大中文系,讀了一年多,又“糊里糊涂”地考上了第一屆研究生,“和很多人比,我的基礎是很差的。中國的讀書人遇到困惑,都會去看古書。我也是后來才補課看了一陣子先秦諸子,直到有一天,覺得自己可以寫了……”想來,二十幾歲的“曉明哥”多少是有要擺脫名人父親的庇蔭,而要努力走自己的學術路,寫自己的《魯迅傳》的心情的吧。隔著歲月的長河,王曉明只是淡淡地說:“因為看到有作家的后人干預評論家研究的個案,我也是矯枉過正,父親的作品幾乎一本都沒有看過。”
上世紀90年代,多少青澀懵懂的大學生是通過王曉明的《魯迅傳》看到了那個真實的,悲觀的,甚至最后避而不談未來,卻依然“以這個糟糕為底色,仍然要斗爭”的魯迅。“我更想要向讀者顯示生活的復雜和艱難,不僅僅是魯迅,也是我們自己,不僅僅是過去,也是現在和將來。”三十多年過去了,在王西彥、王曉明們,以及眾多魯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代代人終于慢慢讀懂了,魯迅的偉大不在于他給出了什么答案,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種姿態:清醒地直面現實堅持“抗戰”——這種“以悲觀為底色”的理想主義,比任何樂觀的許諾都更硬氣,更純粹。
2 同道
寫作《魯迅傳》的那幾年,王曉明正好開始帶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華東師范大學文史樓,313教室,座下有雷啟立、羅崗、毛尖、倪偉等人,個個都是伶牙俐齒、思想活躍的人。在毛尖的回憶里,三十幾歲的老師在他們眼里更像是隨時能就某個觀點“圍而攻之”的“曉明哥”,一爭起來,誰也不讓誰。快速的思維跟不上嘴的時候,王曉明本來就有一點的口吃會加重,越急越說不利索,大家就一起笑。學生們至今還會模仿老師當年對他們生活的關照:早餐,簡,單點,黃油,兩片面包,煎個雞蛋。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被奉為好老師的王曉明卻說自己并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好老師”的定義:“一定要總結的話,作為老師,特別是到了AI時代,更重要的是能夠讓學生感受到生而為人的‘好’的那一面。”
中國人講究師承,王曉明繼承的是許杰、錢谷融——華東師大中文系最耀眼的那一代。許杰上課,教研室給老先生搬了個帶扶手的藤椅在教室里,老先生一邊海闊天空地發表宏論,一邊把腳踩在課桌上,坐在藤椅里蕩來蕩去,看得學生們心驚膽戰。2000年王曉明去吉隆坡講學,與當地華文報紙編輯、學校老師座談,有一位六十多歲、姓張的華人領袖回憶許杰先生抗戰時跑到南洋,在華人報館做記者,白天跑新聞,晚上喝多了酒就睡在馬路石凳上,早上直接去報館的往事,言語里滿是神往。這樣一個瀟灑任為的老師,留給王曉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拘一格,在他眼里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能碰的,沒有那么多禁忌”。另一位先生錢谷融講學術,講“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說“求學問就像腦子里跑馬,要讓最好的馬在你腦子里跑”。這兩樣東西合在一起,也成了“曉明哥”后來帶學生的方式:什么都可以爭,什么都可以碰,但爭完了碰完了,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
再說到什么是生而為人“好”的那一面,王曉明解釋什么是人性:“人性的大部分其實是從動物性來的——自私、貪婪、爭斗、弱肉強食。人克服、超越動物性的那一部分,才是人性。”好老師,就是能讓學生看見這種克服與超越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是什么樣子。不是端坐在講臺上做一個道德標本,而是讓學生在日常的相處里,看見一個人面對世界時的態度。
雷啟立、羅崗、毛尖那一批學生,后來寫文章、做學問,身上多多少少都帶著那種“什么都可以碰”的勁頭,更難得的是另一面,他們也不負所望長成了王門子弟的模樣,用毛尖的話說:“即便沒有繼承王老師的清朗正直,也絕不會甜言蜜語哄人哄己。”
3 學人
雷啟立稱王曉明是“最‘魯迅’的王老師”。
《魯迅傳》出版一年后,1993年,王曉明、陳思和等人在《上海文學》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討論的核心是市場經濟迅速推進下,反思人文價值和精神文化被邊緣化的危機,這也成為了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之一。從寫魯迅的“絕望的抗戰”到發起這場討論,王曉明關心的始終是同一件事:人如何在時代浪潮中堅守精神價值。2001年,王曉明又一次“中年變法”,在上海大學創辦文化研究中心,直接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當年那個借魯迅的酒杯澆自己塊壘的青年學者,終于耐不住直接追問:支配文化生產的市場機制是什么,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結構”正在被什么力量重塑。
有人說王曉明的這次學術轉向是“揚短避長”,有人說他向來“幼稚”,所有的推動邏輯依然在《魯迅傳》中王曉明的自況里:“我不是一個能關上窗戶、靜心考據的人,雖然我知道,人有時候必須關上窗戶,才能想清楚外面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是一個容易相信‘現在不錯了嘛’的人,盡管我現在開始常常說,‘會好起來的’。”
去年,王曉明在榮休儀式上正式以《如何“幼稚”,怎樣“大學”》的主題演講回顧了自己的學術歷程。在他看來,從那個時代走出來的文學青年普遍有一種桀驁不馴、慷慨激昂的氣概。也正是這種看似“幼稚”的氣質,實際上幫助了他們在時代壓力下,保持著對理想和社會的敏銳感知,避免變得過于世故和“認命”。在經歷了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時代之后,全球正置身于動蕩不安的歷史時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而這也是王曉明呼吁當下年輕人更要敢于談未來,并為自己理想中的未來奮斗的原因。
對于普通人而言,日常怎樣抵御虛無,保持對“好”的敏感,王曉明的方法很樸素:看書,聽音樂,旅游。“你總要看到這個世界上的好,覺得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值得的。”
王曉明說,要多接近好的人、正派的人、可愛的人。朋友之外,哪怕看到新聞里那些敢于挺身而出、匡扶正義的人,都會讓人心生喜悅。其次,要多看前人留下的東西:好的建筑、好的音樂、好的文學、好的繪畫。還有,要接近大自然、山川河流,見天地而后見眾生,不斷去體會,就會改變心境,放大人的格局。“如果你能不斷跟那些好的東西有共鳴,它就會讓你一點一點往好的方向走。”
剃著板寸,花白的頭發一根根很神氣地立著,說到“好的東西”時,王曉明高度近視的眼睛依然亮晶晶的。世界上就是有一類人,他們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