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立波的創作論重審1950年代“方言文學”論爭
摘 要:1951年《文藝報》發起了討論“方言文學”這一口號,刊登了邢公畹、劉作驄、周立波等人的相關文章。本文一方面關注“方言文學”論爭的參與者作家周立波,他的作品由于使用方言詞匯,在1949年前后受到的批評方向有所區別,反映了在新中國成立后對文學創造要服務于建設“民族共同語”的要求之下,方言與文學語言之間的關系有所轉變。另一方面關注到周立波在1940年代創作《暴風驟雨》時的創作經驗,其中提到了如何學習東北農民的語言,這一經驗是延安文藝實踐的具體體現。最后本文探究“方言文學”口號,這一口號盡管有其歷史局限,但是卻能夠為文學革命、文風改造提供歷史經驗。在如何確立“言之有物”的文學語言這一問題上,本文認為應該在口語和書面語之間建立雙向的聯系。
關鍵詞:周立波 《暴風驟雨》 方言文學 《山鄉巨變》
1950年代初興起了一場關于“方言文學”的討論,這場討論最初是邢公畹在天津的《文藝學習》上發表了《談“方言文學”》。《文藝報》有意識地組織了這場爭論,在第三卷第十期上發表了劉作驄的《我對<談“方言文學”>的一點意見》,邢公畹的回應文章《關于“方言文學”的補充意見》,以及周立波的《談方言問題》。[1]《文藝報》在編者按中提到,開展“方言文學”的討論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學習群眾語言,更好地從群眾的語言中提煉并豐富文學的語言,使我們的作品得以更真實生動地反映人民的斗爭生活,在這一問題上是值得展開研究和討論的”。“方言文學”與“群眾的語言”有著天然的聯系,這里受到1940年代末思潮的影響。

《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社論
但是,“群眾的語言”這一說法很快被“祖國的語言”所取代。1951年6月6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社論明確“濫用土語”作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的對立面。語言的“純潔”問題緣起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演講文《爭取語文的純潔》[2],文中主要針對濫用行話和黑話,認為行話和黑話是盜賊的語言,不屬于人民的語言,應該在文學創作中禁止使用。另外,與社論同一期開始連載《語法修辭講話》的作者之一呂叔湘,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討論,但是《文藝報》有意將呂叔湘討論文法的文章[3]與其他人討論“方言文學”的文章放置在一起,可見,“方言文學”論爭是與建設“祖國的語言”以及倡導學習語法修辭問題息息相關的。同年7月《文藝報》刊登了一篇整理讀者來信意見的文章《關于方言問題的討論》,對這一階段的“方言文學”論爭做了一次小結。文章談到“濫用方言土語”時,提到了奧斯特洛夫斯基批評文學作品中濫用黑話行話和臟話的現象使得小說中充斥著“媽的”之類的表達。這一總結報告響應了《人民日報》社論批評當前語言混亂的精神,并提出維護祖國的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的基本論調。也就是說,這場“方言文學”論爭,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家重新界定方言與文學的關系、思考如何促進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這一問題的探索,也是將在文學作品中方言使用的規范看作維護“祖國的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的一部分,是文學語言中的規范化的要求。
一 “方言文學”論爭中的共識
有研究者也指出,邢公畹和周立波等人的爭論,是建立在維護漢民族共同語(即后來的“普通話”)的共識上的。[4]這場以“方言文學”為名的論爭,《文藝報》記者在報告中也指出,“很多同志都開始認為邢公畹同志和周立波同志的意見并無分歧之處,邢公畹同志所說的‘方言文學’是完全按照某一地區人民口語的錄音,這一點周立波同志也是不同意的”[5]。因此,“方言文學”這一口號并不能被論戰的某一方所接受,反而成為了一個尷尬的符號。周立波和劉作驄的文章,雖然站在反駁邢公畹的立場,最終結論落在在文學中運用方言語匯,可以促進民族共同語。這場論爭默認了文學創作要服務于發展民族共同語,爭議的是“要不要運用方言”,如果在文學創作中使用方言,是有益于民族共同語的發展還是阻礙了其發展。

邢公畹(1914-2004)
對于1950年代的“方言文學”論爭的研究,應該回到1947至1948年的“方言文學”討論。其中邢公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邢公畹在1951年發出了“方言文學”論爭中最刺耳的聲音:“‘方言文學’這個口號不是引導我們向前看,而是引導我們向后看的東西;不是引導我們走向統一,而是引導我們走向分裂的東西”[6]。正是這一論斷引起了劉作驄等人的反對。不過,有研究者關注到了邢公畹在1940年代末到建國初期的觀點的微妙轉變,即從一個親近拉丁化運動的青年變成激烈批評“方言文學”口號的語言學家。[7]邢公畹在1940年代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讀研究生,成為了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等人的學生。在1948年以后,邢公畹的政治立場開始左轉,在對待語言問題、特別是在關于標準語與方言的問題上深受拉丁化運動影響。雖然并沒有直接參與華南地區的方言文學運動,邢公畹在1940年代與國統區的左翼知識分子、拉丁化運動有著許多直接的聯系,可見他并不是1950年以后突然對“方言文學”的口號發難。他的文章《歐化與大眾化》一文中引用了茅盾《再談“方言文學”》[8]的內容,可以證實他了解到“方言文學”這一口號。1948年,邢公畹為南開大學的文學院做了《歐化與大眾化》[9]的演講,以及應南開大學學生會所寫的《重提拉丁化運動》一文。邢公畹一面批評以北京話作為國語,認為這種做法的“自然成分”很少,一面又強調“(漢字)不能被工人和農民熟練地使用,就使這所謂‘白話文’終于成為‘新文言’了”[10],這一時期的邢公畹主要是拉丁化運動的話語和問題意識,他還對漢字進行拉丁化提出了具體建議,如漢語拼音文字要定型化,同時要適當的標注聲調等等。

邢公畹(楚均)《歐化與大眾化》
方言問題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方言作為“人民(群眾)的語言”;一個是方言的地方性。方言在三十年代以后受到左翼知識分子的青睞,首先是因為方言是自然存在的語言,而非人造的或者行政的語言。它的對立面是在當時由國民黨主導下的國語教育。邢公畹《歐化與大眾化》就重復了這一觀點,即以北京話為標準音的國語并不是自然的。這一觀點可以追溯到瞿秋白和魯迅,特別是瞿秋白所要建立的“現代中國的普通話”是一種自然形成而非政策規定的語言,這種語言由各地人民的方言在工廠車間和大都市的特殊環境中匯合而成。其次,從大眾語的討論開始[11],一直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藝創作的對象或者說文學的讀者逐漸從知識分子轉變為工農兵。而到了1947年的華南方言文學運動,邵荃麟和馮乃超甚至明確提出了“我們的對象無疑是大多數文化水平低的工農兵,并不是以知識分子作對象”[12]。可以說,“方言文學”的主張是這一脈絡的極端化嘗試,使用方言進行創作,最終是要用方言土語來寫可以朗誦、讓人民聽懂的作品,甚至讓人民群眾掌握書寫工具,確立起新的主體性。這種嘗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適應了華南地區的方言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更加明確了方言文學只是服務于一定地區的人民群眾,放棄了作品在全國通行的需求。
二 “群眾的語言”遭遇“別處人”
周立波盡管未能參與1940年代末的華南地區的方言文學運動,但周立波個人作品的轉變以及圍繞這些作品的創作論、批評文章的變化,能夠打開“方言”問題與民族革命的關系的不同面向。在《談方言問題》一文中,周立波說:“就我所知,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學’的口號,也沒有人把這口號‘作為對反動統治階級斗爭的策略之一’而提出”[13]。于是他直接把話題從“方言文學”轉移到“方言能否進入文學”上。事實上最初“方言文學”口號的提出正是一種“斗爭的策略”,或許由于地理位置較遠和戰爭期間,當時的周立波沒有關注到。據鐘敬文回憶,華南的方言文學運動是1946年從廣東的進步知識分子進入香港開始的,當時成立了一個“廣東方言文藝創作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主要負責研究用方言創作的問題,同時從事使用方言來創作。在1947年開始就開始了一場圍繞方言寫作的論爭,這場論爭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方主張在國語(普通話)的基礎上進行寫作,在必要時增加一些方言;另一方則主張必須用方言寫作,反對前一種雜糅的方式。[14]顯然,第二種傾向是更為激進的實踐,但也將自己的讀者限制到一定的地域內。這一傾向盡管是更有關注度的聲音,但放到更大的區域中則被不同程度否定了。
盡管與華南方言文學運動沒有直接聯系,但是對于方言的重視是當時進步文藝創作的共識,周立波的創作及其創作談是與當時的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關的,而講話中提出了學習群眾的語言,正是華南方言文學運動的發起動機。在小說《暴風驟雨》中,周立波運用了大量方言詞語,而且無論是人物對話還是心理描寫,甚至是敘事部分,隨處可見方言詞匯和特定表達的運用。在1948年開展的“《暴風驟雨》座談會”中,專家對該書認真學習農民語言的做法普遍都是比較認可的,比如舒群夸贊周立波在語言上下了很多功夫。而周潔夫的批評意見則是“還殘留著一些歐化語法,讀到那些地方,感到不甚協調”。[15]此時關于語言的批評傾向是,認可學習農民工人的語言,否定歐化語法和洋八股。到了1952年,《文藝報》上刊登的陳涌撰寫的《暴風驟雨》批評文章就不是這樣的角度,而是將采用“不必要的方言”看作語言方面的缺點,這里隱含了讀者是“別處人”的預設:
但是,在語言方面,作者在吸收群眾語言時,也采用了一些使別處人難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如意思相當于“蹲”的“貓”字(如“貓在那里”),相當于“骯臟”的“埋汰”,相當于“冷不丁”的“冷丁”以及其他等等,都是有很大的地方的局限性,很少可能成為大家都采用的民族的共同語言的。過多地使用這類方言,勢必使讀者對于作品的理解受到限制或發生誤解,這是《暴風驟雨》在語言方面的一個缺點。[16]

《暴風驟雨》書影
因此,從1949年前后兩個時間對于《暴風驟雨》語言風格的批評方向發生了轉變,可以窺見文學創作中使用“方言”是從歡迎到謹慎的態度轉變。1959年林藍將《暴風驟雨》改編為電影劇本,隨后1961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了這部革命題材的影片,劇本中刪減了大量的方言詞匯,只有少量出現人物對話中。[17]在對于周立波運用方言詞匯的批評,還將延續到他在1950年代所創作的《山鄉巨變》。王西彥提出了在運用方言土語時,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對群眾語言的提煉選擇,二是方言在整個作品中的協調統一。他委婉地提出,《山鄉巨變》對方言土語的提煉選擇有所不足:
如果不是湖南湖北一帶的,也不象我這樣在湖南農村里住過的讀者,恐怕也難免會感到礙眼,減少對作品的興趣吧?例如象“流水”(常常)和“詒試”(騙)這樣的字眼,是作者加了注釋的;可是,象“墨水”(姿色)和“揮子”(條子,標語)這樣的字眼,既沒有注釋,也是不易理解的;再象“俗樣子”和“出俗相”,這個“俗”字是“丑”的意思,聲音也和“通俗”或“風俗”的“俗”不一樣,我很擔心別處的讀者會產生誤解;還有,象“分得自己沒將閑事探”這樣的句子,就是和上下文連在一起,也仍然會使別處的讀者感到有些礙眼的吧?也許我所舉的例子,并不十分確當;我的意思只是說,作者在對方言土語的提煉選擇上,似乎還有可以努力的地方。[18]
王西彥并不是要求作家將方言土語拒絕在文學之外,而是認為提出了作家有“提煉群眾語言的責任”。他在反對過于生僻難解的方言土語進入文學的同時,也贊同作家注意提煉方言,以化解歐化的語法和知識分子的腔調??梢哉f是在建國前后的兩種批評傾向——批評歐化語法和批評過于生僻的方言——中間找到了平衡。與陳涌提出的“別處人”類似,王西彥的觀點中,生僻的方言之所以成為問題,是由于此時出現了“別處的讀者”:作家不再為一個地區的讀者寫作,而是要面對全國各地的讀者,這就要求盡量使用普通話來維護一種共同的寫作。從《山鄉巨變》來看,方言詞匯主要出現在了人物的對話中,有湖南益陽當地的名物名詞、當地特色的一些說法,也有類似于諢號的詞語(面胡、咬筋),還有一些俗語和諺語,這些形式主要用于表現當地的生活氣息,也造就了作者語言風格化的效果。這些方言俗語,大多與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有關,如“沒有你這只狗虱,怕撐不起被窩”[19],就是用了比喻的手法,用來指一個人在事情中不講作用。這些俗語雖然不至于是粗話,但是也常常帶有調侃、嘲諷的甚至是罵人的[20],因此不能單純地記錄,而是要進行適當地“雅化”:使“言”入“文”,并且對于“不雅訓”之“言”的刪改。與利用拉丁字母拼寫方言不同,由于漢字與方言之間是不透明的關系,漢字寫方言始終有一個轉化的過程,接近于劉作驄所說的態度:“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必有所增益,這就是新形式的出現”[21]?!渡洁l巨變》有一個例子,注者鄒理指出,小說中“叫花子照火,只往自己懷里扒”的俗語,這個益陽話原來的版本是“叫花子炙火,只往胯里扒”[22]。作者將“胯”改為了“懷”之后寫入小說,便屬于雅化的處理。人物對話里出現的少量方言詞匯和俗語等,最后并沒有太大地影響“別處人”的閱讀,畢竟讀者可以通過小說的內容大致猜測方言俗語的意思。魯迅在《門外文談》也曾指出利用在大眾語文學創作中,“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人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對話里,卻不必用于作者的敘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一樣能懂”,重視敘事的共通性,只在對話里使用方言土語。在回答讀者關于《山鄉巨變》的語言問題時,周立波提出了他如何處理方言土語:
使用方言土語時,為了使讀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種辦法:一是節約使用國語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不懂的字眼時,就加注解;三是反復運用,使得讀者一回生,兩回熟,進面幾次,就理解了。方言土語是廣泛流傳于群眾口頭的活的語言,如果完全擯棄它不用,會使表現生活的文學作品收到蠻大的損失。[23]
這里周立波之所以要處理,考慮的正是作品所使用方言所在地之外的“別處人”,也就是以全國各地的人作為讀者的那個中國文學領域。但他并沒有為了“別處人”而放棄使用方言詞匯,而是為了使“別處人”都懂得,他可以為此在作品中突兀地反復使用,甚至是為方言土語增加注釋。
三 “方言文學”口號的潛能與困境
李陀在研究現代漢語的文學語言時,提出一種觀點,認為1949年以后當代文學的文學語言陷入一種話語體制之中,最終失去了活力,這種話語體制他命名為“毛文體”。他將這種“毛文體”追溯到了三十年代的大眾語運動,這一系列運動體現了借助語言透明化原則來塑造新的人民主體性的烏托邦理想。當然,李陀并沒有注意到,1949年以后的文學語言對于口語、方言土語并沒有過多的強調,反而將其置于書面語的規范之下。這一點,上文分析“方言文學”口號在1950年代的受冷落處境、周立波作品中運用方言詞匯受到批評,便可見一斑。在1950年代,以方言為本位的所謂“語言烏托邦”實際上是失去了話語空間的。反而在李陀的文學圖景中,1980年代的汪曾祺從“民間語言”中汲取營養,突破了這一話語體制,一方面自然是文學自律性的回歸,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方言對于文學語言的革新作用。當然,重要的不是重提“方言文學”的口號,進行一場文藝實驗,而是通過討論“方言文學”這一口號的迂回之舉,重新思考何為“人民的語言”,如何書寫“人民的語言”。

《中國現代語法》書影
語言學家王力在《中國現代語法》的“自序”中就明確區分了“語法和文法、話法”,認為文法是屬于書面語言的“結構方式”,話法是屬于口語的規律,而語法則是包含了口語和書面語的規律綜合。[24]在1951年《人民日報》上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語法、修辭講話》,“文法”這一說法基本上被“語法”所取代?!罢Z法”一詞所指涉的內容就兼及了口語和文語的規律。實際上王力所說的“話法”研究,即研究口語的規律,并沒有得到發展。“話法”的理論構建并沒有真正完成,但是歷史上有一些實踐的經驗可以歸入“話法”這一范疇。比如在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文羅列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其中第四條“語言無味,像個癟三”[25]直接談到文章的腔調、語言問題,毛澤東號召革命的“宣傳家”(包括教師,新聞記者,文藝作者,軍事指揮員等等)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而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座》中明確了要以工農兵和干部為文藝工作的對象,要了解和熟悉工農兵,首先出現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的是“語言不懂”的問題:
……什么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而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26]
這個問題后來被歸納為“普及和提高”的問題,“普及”的前提正是解決“語言不懂”。由于大部分群眾并不識字,實際上“語言”可以進一步分為文字書寫和非文字的形式,其中文字書寫是以識字以后的工農兵和干部為目標。什么是群眾的語言?在陜甘寧邊區,主要是陜北和甘肅、寧夏的方言,而在別的地區則是其他方言。也就是說,群眾的語言常常是地方性的、多樣的、缺少規范的。而群眾的語言的對立面是“生造出來的”“不三不四的詞句”,在當時主要是指學生腔,這種強調從文言文和外國文中吸收大量的詞匯和語法,是目治而不能耳治的歐化文——瞿秋白曾經批評這種歐化文“非驢非馬”。如何在文學創作時體現群眾的語言,就觸及到了方言與文學的關系,在1940年代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試驗:有的作家僅僅是文學創作加入大量方言詞匯,有的更是嘗試利用方言來寫作,正如前文提到的“方言文學”的兩種傾向。周立波在創作的《暴風驟雨》時,除了大量使用方言詞匯,還嘗試去歸納農民語言乃至說話的規律:
……帶著從生產知識里頭提煉出來的新鮮活潑的形象,是農民語言的頭一個特點。
農民語言的第二個特點是簡練,對稱,有節奏,有韻腳,音節鏗鏘?!?/span>
農民也好用古典。典故都從歷史、小說和傳說里學來,……
有些農民,也說俏皮嗑,……但好莊稼人是說的不多的。
東北語言,外來語不少。在某些縣區,流行山東話。拉林一帶叫翻地為哈瑪地,我想大概是在旗的人的話。[27]
周立波對于東北農民的說話規律的歸納,接近王力所說的“話法”。這也是一種“地方知識”。這種“話法”并沒有固定的規范,只是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的說話方式,比如“初到東北的城市聽到一些人說‘協和語’,以為偽滿統治十四年,把東北人民的語言也給破壞了。一到鄉下,就知道東北語言還是由農民完整地保存著,依然帶著濃厚的中國傳統的氣派和泥土的氣息”[28]。這種說話的方式自然會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而發生改變。可見,“群眾的語言”不能僅僅理解為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即語音、語法和詞匯的結合體,還應該包含慣用語、語言的應用、語言相關的藝術形式等等,群眾有豐富的詞匯和不固定的語法,需要文藝工作者在實踐中解決,而不能僅僅寄托于方言調查工作。

周立波和農民在一起
到了1951年《人民日報》社論中,這種雜多的、流動的、地方性的群眾語言不再成為學習的對象。粗糙又自然的“話法”就不再有可能成為一種需要總結和學習的知識。為了“祖國語言”的規范,學習的對象不再是口頭語,而是書面語:從古代的文學到當代的魯迅、毛澤東的語言。其中還特別強調明清白話小說在人民群眾中間的影響。[29]同時專門強調學習語法課程的重要性,將語法問題(語言混亂現象)看作是語言問題的中心,而不再將思想的問題、工作方法問題看作文風問題的根本。這里“語法”不再是一種描述性的語法,更多發揮了一種規范的功能。它并不重視活生生的語言的規律,相反,它是從文章和文學作品中確定語法規范,從新聞報道、公文以及其他出版物中尋找反面教材,最終又通過報紙、公文以及廣播等媒介將語法規范傳播出去。1956年《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曾指出書面語言“語法混亂”的現象:“語言中的某些不統一和不合乎語法的現象不但存在于口頭上,也存在于書面上。在書面語言中,甚至在出版物中,詞匯上和語法上的混亂還相當嚴重?!盵30]“語法”并不是嚴格意義的語法,而是夾雜了修辭的“文法”,是針對出版物、書面語和書寫的規范。
四 結語
今天回顧“方言文學”論爭以及周立波的創作實踐,不由得發出疑問:如果方言或者大眾語進入文學中,就能形成新的文學語言嗎?在“大眾語”的口號提出以后,對于大眾語的存在,胡適、林語堂和黎錦熙等人都表示過懷疑。他們的基本觀點就是將大眾語看作是白話文的一部分,而不是另起爐灶。比如,胡適認為“大眾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31],強調大眾語只是關于語言講得簡單明了、讓老百姓能聽懂的技術問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顯然是想要踢開白話文和“文”,以一種語音中心主義的方式重建新的文學語言。由于他們將文字看作純粹記錄口語的工具,因而常常批評使用新文字去翻譯漢字,或者新文字去書寫書面語的做法。如《新文字周刊》上發表的《新文字一定要寫人民的語言》[32],就提到用新文字寫下chengguizhe(拯救者),工人農民讀了之后“不大好懂”,因此作者建議將這個詞改為“救命恩人”或者“搭救全人類的人”。這種偏書面語,甚至生造的詞語,作者看來是“知識分子的文章語言”,是不適合用新文字來寫的。盡管強調要讓民眾去書寫,即“由大眾來創大眾語文學”(曹聚仁)或是“把文字交給一切人”(魯迅),但是最終卻沒能很好地利用漢字和文章傳統,導致了拉丁化新文字雖然易于掌握,卻沒有獲得全國的共通性,只能用來簡單地書寫字條和信件,也就無法形成文學語言。作為漢語的記錄工具,漢字可以直接被替代成別的文字形式;但是,作為文學語言的書寫工具,漢字卻很難在短時間內被替換。塑造一門全新的書寫語言,這是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工作。以意大利書面語言的發展來看,這需要幾個世紀:
14世紀沒有為意大利創造出一個共同的書面散文語言,這一任務留給了16世紀。16世紀完全沒有廢除拉丁文在文學和學術方面的發展,而是在緩慢的進程中明確的向前推進,這個緩慢的進程從14世紀延伸到了19世紀,它引導著意大利書面散文語言從在托斯卡納悄然的開始,直到今天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民族文明獨一無二的語言媒介。[33]
一般論述中,意大利書面語言是在但丁運用托斯卡納方言寫作時就出現,似乎此時就完全取代了拉丁文。實際上,意大利書面語言和拉丁文此消彼長的過程,從14世紀到19世紀一直“緩慢地”發展。而這個過程,書寫的重點并不是創造,而是“翻譯”:
創造各國標準語的過程,與其說是把方言寫出來,不如說是在用方言來翻譯拉丁文等世界語言?!?/span>
無論哪里的現代國家,都通過把漢文、拉丁文這樣通用的、知識性的語言翻譯為方言的方面,創造出了全新的書面語言。在日本,明治時代的人們不得不基于方言(口語)來重新發明書面語言。這一被稱作“言文一致”的過程,是由小說家推動實現的。剛才說到作為感性與理性的中介,想象力成了“美學”上的關鍵因素,而在這語言的層面上也是成立的。所謂言文一致,就是要把感性的、情感的、具體的東西與知識的、抽象的概念連接起來。[34]

倪海曙(1918-1988)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并不是歐洲的俗語革命,白話文并不是但丁所說的“俗語”。反而是拉丁化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一場自下層運動的俗語革命。從結果來看,這是一場失敗的俗語革命,因為方言拉丁化失去了合法性之后,就不可能通過文學創作、翻譯以及制定文法、編寫辭典等方式來塑造一種新的文學語言。而從晚清開始,白話文作為一種新的文學語言,從小說創作領域出發,一直到語文教育、私人信函、公開演講、行政公文、新聞社論、電報電文、廣播等等領域,逐漸創造出新的形式和文體并占據了主導的地位。白話文不是用方言來翻譯文言文,而是用一種通俗的語體來翻譯文言文,同時還用來翻譯日本的和西方的知識。這就導致了這種語體在表現感情的、情感的、具體的東西時,并不是那么地自然,反而會外在于個體的經驗。因此,要建立現代漢語的文學語言,一方面需要擴大白話文的使用范圍和使用人群,使其更加“言之有物”、貼近于日常口語,這樣實現其自然化和大眾化,另一方面卻無法踢開“文”的傳統、在語音的基礎上重建一種通行全國的文學語言。胡適提出“須言之有物”,是批評文言文發展到了形式主義、空洞無物的八股文階段。延安時期毛澤東寫《反對黨八股》提出的黨八股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和胡適的說法有了某些契合處。這里既有涉及到文體(長文或短文),也重提了一種“傳統”:以“有內容的文章”對抗形式主義的八股。但五四文學革命的“言之有物”包含了以“言”來對抗“文”的內涵,也就是“言文一致”的訴求。1949年,倪海曙向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提出了一個提案《中國語文走向正確的方向》[35]。這一提案盡管是以漢語的拼音化為目標的,但其中考慮到了不識字的人群以及中國文學要面對文盲占了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現實,要求“作品必須用最普通、最簡易的漢字來寫;必須丟開一切非口頭化的成分,必須能朗誦”,“應該不用一切難的、古的、生僻的漢字應該肅清各種聽不懂的文言文字眼和文言句法”。能否“說出口”、“聽入耳”,意味著能否讓文盲聽得懂,是不是好的文風,最終正是以“朗誦”這種形式來考量的。倪海曙還提出了“應該用各地人民的口頭語言——方言,來寫朗誦給各地人民聽的文藝作品”。以歷史的后來者視角來看,這種帶有發展方言傾向的觀點自然不會得到廣泛認同。這里的問題是,倪海曙等拉丁化運動的提倡者面對的是不識字的人民,他們沒能掌握漢字,無法閱讀和書寫,因此亟需解決“普及”的問題。可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識字運動之后,人民的語言真的只是純粹“口語”的嗎?上文所說的“拯救者”這樣的書面語,能否通過時間推移而被人民所接受?也就是說,人民在識字之后,告別了只有“言”而沒有“文”的階段。歷史也證明了人民可以通過學校掌握唐詩宋詞和成語典故。因此,問題就不在于以“言”來革新“文”,而是在言與文之間保留一個雙向流動的通道,畢竟沒有“言”的“文”可能會變成形式主義的“說空話”,而沒有“文”的“言”則會失去穩定性和規范。方言雖然是歷史范疇,但是它將會在很長一段時期保留下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雖然我們不應該拔高方言的地位,刻意地發展方言,使其獲得獨立的“文學語言”的地位,從而動搖民族共同語的地位,但是并不妨礙從方言中吸收有活力的成分進入普通話,而文藝創作發揮著這一轉化功能。文學創作提供了語言的實驗室,并通過印刷、廣播、電視等媒介賦予一部分方言俗語以共通性。
(作者單位:寧夏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 釋:
[1] 討論在《文藝報》和其他報紙期刊上延續,如《文藝報》第四卷第五期刊登了:吳士勛的《我對“方言問題”的看法》,楊堤的《關于方言文學的幾個問題——并以此文與邢公畹同志商榷》。呂叔湘的《關于口語和文章里的新詞新語》。文懷沙《大眾語言與文法》
[2] [蘇聯]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爭取語文的純潔(響應高爾基關于文藝著作的語文問題的言說——一九三四年六月)》,光膺譯,《文藝報》第三卷第十二期。
[3] 呂叔湘:《跋》,《文藝報》第三卷第十二期,第26頁。呂叔湘:《關于口語和文章里的新詞新語》,《文藝報》第四卷第五期,第33頁。從《文藝報》發起這一話題討論是在1951年3月(第三卷第十期),而在第三卷第十二期(4月10日)發表邢公畹《文藝家是民族共同語的促進者》一文,同一欄目之下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演講文以及文懷沙寫的《大眾語言與文法——響應〈請大家注意文法〉的號召》。而這篇呂叔湘所寫的《請大家注意文法》正是推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的一個緣起。
[4] 康凌:《方言如何成為問題——方言文學討論中的地方、國家與階級(1950-1961)》,《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2期,第30-41頁。
[5] 記者:《關于方言問題的討論》,《文藝報》第四卷第七期,第19頁。
[6] 邢公畹:《關于“方言文學”的補充意見》,《文藝報》一九五〇年第三卷第十期,第14頁。
[7] 田淼:《四五十年代轉折中的邢公畹與“方言文學”論爭(1947—1951)》,《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2期,第84-91頁。
[8] “(《談“方言文學”》)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指出他自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在天津的一個紀念‘五四’的文藝晚會的講話中,曾經提到了關于‘方言文學’的問題,那時他復述了茅盾同志在當時所發表的對于‘方言文學’的意見……”編輯部的話,《文藝報》1951年第3卷第10期,第14頁。
[9] 邢公畹(邢楚均),《歐化與大眾化》,《大公報(天津)》1948年5月30日。
[10] 邢公畹:《重提拉丁化運動》,杜子勁編:《一九四九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大眾書店,1950年,第29頁。
[11] 討論大眾語和文藝大眾化時,葉籟士提出在大眾語形成以前,當下的任務是要給最大多少的各地文盲“一種簡明容易的各別的‘土話文學’(以土話為標準的書寫文字)。” 葉籟士:《大眾語·土話·拉丁化》,《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資料》,第271頁。和瞿秋白的主張有些類似,都是基于“漢字與廣大的民眾無關”的論點,希望通過拉丁文字為方言創造文字,進而鼓勵民眾寫作方言文學,發展方言土語,最終因為各地民眾交流加深,方言土語又形成一種更大范圍的大眾語??梢哉f,這種觀點在參與大眾語運動的左翼知識分子群體中間達成了共識。
[12] 邵荃麟、馮乃超:《方言文學問題論爭總結》,《邵荃麟評論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25頁。
[13] 周立波:《談方言問題》,《文藝報》第三卷第十期,第16頁。
[14] 鐘敬文:《華南的方言文學運動》,《鐘敬文全集》第13卷《報刊文章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頁。鐘敬文還以靜聞為筆名寫作了幾篇相關文章。靜聞:《華南方言文學運動的現狀和意義》,《大公報(香港)》1949年5月4日,第二版。靜聞:《方言文學試論》,《文藝生活》(總三十八期),第56-62頁。
[15] 《<暴風驟雨>座談會記錄摘要》,《周立波研究資料》,第299頁。這個摘要原載于1948年6月22日的《東北日報》。
[16] 陳涌:《<暴風驟雨>》,《文藝報》一九五二年十一、十二號,第37頁。另外見李華盛、胡光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0頁。
[17] 林藍:《林藍作品選集》,湖南文藝出版社,第186-257頁。電影上映后,還出版了根據影片改寫的電影劇本。周立波原著、林藍謝鐵驪改編《暴風驟雨(電影文學劇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18] 王西彥:《讀<山鄉巨變>》,《周立波研究資料》,第396頁。
[19] 周立波著、鄒理注釋:《山鄉巨變(方言注釋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第266頁。
[20] 罵人的俗語,如“遭紅炮子穿的,剁魯刀子的”就是詛咒對方會被槍打死、被刀砍死。同上,第172頁。
[21] 劉作驄:《我對〈談“方言文學”的一點意見〉》,《文藝報》1951年第3卷第10期,第13頁。
[22] 周立波著、鄒理注釋:《山鄉巨變(方言注釋版)》,第13頁。
[23] 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周立波研究資料》,第384頁。
[24] 王力:《中國現代語法》,第4頁“自序”。
[25]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澤東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頁。
[2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0-851頁。
[27] 周立波:《<暴風驟雨>是怎樣寫的》,《周立波文藝講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頁。
[28] 同上。
[29]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
[30] 《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國語文》1956年第1期。
[31] 胡適:《大眾語在哪兒》,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 語言文字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第326頁。
[32] Linxi(鄭林曦):《新文字一定要寫人民的語言》,《新文字周刊》第15期,第1頁。
[33] [美]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邵宏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144頁。
[34] [日]柄谷行人:《現代文學的終結》,《思想的地震:柄谷行人演講集 1995-2015》,吉琛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第27頁。
[35] 《中國語文走向正確的方向》,《新文字周刊》第1期,第6頁。提案人為倪海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