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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反對“幽默”的錢鍾書
來源:文匯報 | 張治  2026年11月02日11:55

錢鍾書讀伏爾蓋特《美學體系》的筆記(1954)和《容安館札記》相關篇什

世人似乎認為文人雅量的含蓄微笑才配稱“幽默”,市井街巷里的開懷大笑則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插科打諢。然而在錢鍾書看來,笑的本質本就具有同源性,觸發笑點的核心均為不協調感所帶來的落差。此番辨析,不僅厘清了美學理論中的概念混淆,更戳穿了當時文壇在幽默劃分雅俗高低方面的矯飾。

有趣的是,常被人稱許文風幽默的錢鍾書,不喜歡“幽默”這個詞在現代中國的新用法和意涵。欒貴明《錢鍾書的圍城》一書記述聊天時用到“幽默”一詞,會被錢鍾書立即糾正:“不,應該是‘笑話’”。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時寫作的一篇隨筆,第一句就是“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笑和幽默原本并非一回事:笑是人類“最迅速、最流動的表情”,經不得思索、算計和尋味。而“經提倡而產生的幽默,一定是矯揉造作的幽默”,這樣“并不產生幽默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這樣直白的諷刺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錢鍾書對于林語堂的態度。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國語文學現代化設計里,早已假設了白話體或謂“言文合一”方式是更具有現實生活感的文學表達形式。最能檢驗文學形式是否具有鮮活表現力的領域,應當是體現于嬉笑怒罵之上的。錢鍾書引述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惟一能笑的動物”,以及格雷格(J.Y.T.Greig)《笑與喜劇的心理學》說漢字“笑”(hsiao)拼音包含了笑的三種聲音,嘻嘻(hsi-hsi)、哈哈(ha-ha)、呵呵(hoho),都是強調一種文學的生理性效果:真正的笑具有最為自然的人類感情直接反應,也許說明文學理論上的“修辭立其誠”,最簡單的誠意就是要認同人心,而不是板著臉壓抑甚或禁止發笑。

錢鍾書更喜歡“滑稽”一詞

“幽默”一詞早已有之,語出《九章·懷沙》:“眴兮杳杳,孔靜幽默”;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陳琳》:“哀哇動梁埃,急觴蕩幽默”;《魏書·房法壽傳》:“神道幽默,禍降未期”。近代人士也常用,魯迅在《域外小說集》中翻譯安特萊夫的《默》時就反復用之,如言“而此荒涼蕭瑟之家,則幽默主之矣”云云,這還只是深沉靜謐之意。1924年5月,林語堂在報端發文首次提倡英語里的“humour”一詞,似乎還沒想好到底譯作“幽默”還是“詼摹”(《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此后又有建議譯作“語妙”(李青崖)、“幽妙”(孟斯根)、“優罵”(章士釗)、“油滑”(陳望道)者。不過林語堂有一點想法是明確的:“以免生活太干燥無聊”的西洋式笑話,而并非“三河縣老媽”這類題目,才能算是“幽默”。按“三河縣老媽”是從前廊坊三河縣一帶大量涌入北平城的大腳女仆之代稱,性情剽悍,言語粗莽,其形象如今多體現于魯迅、梁實秋、老舍等人的筆下。實際上當時的民間曲藝里多有以此類人物做文章者,比如《老媽回家嘆十聲》或《老媽開嗙》(“嗙”即吹牛之意)以及由此展開的系列劇目,蓋謂鄉下人回家吹噓自己在城里所見之“世面”,內容原本多有些粗鄙淫穢言詞,為新文化人士所不喜。從積極參與頗具滑稽諷刺筆調的《語絲》派文風建設,到1932年9月創辦《論語》雜志,林語堂才算是進一步確定并鞏固了幽默小品文在中文世界的創作方向和基本面貌。

錢鍾書對于《論語》雜志并不陌生,1963年的讀書筆記里還摘錄過林語堂主持的“《論語》一年”即最早24期里的片段。甚或還可以說,他們之間其實有一些相似的趣味,就是對并非“矯揉造作的幽默”或更接近“滑稽”的欣賞。錢鍾書未必是反對“幽默”文學,只是看不慣文學家標榜的態度。

幽默所源自的英語里的humor或humour一詞,更早的含義就是西方古代醫學里“體液”這個概念。楊絳曾自言為翻譯小說時加一個注釋,把希波克拉底《古醫學》(Ancient Medicine)全書讀完,指的是《吉爾·布拉斯》第四卷第三章中關于津液(humeur)與醫療原理的討論,楊絳注中先介紹了西方古代醫學把人身津液分成四種的基本知識,隨后指出“醫藥的目的只是推動和幫助這個融洽作用”,謂出自希波克拉底《古醫學》第十八節,又言人物爭論要點則可能出自其《格言》。她引的這兩部文獻,用的都是“洛布古典叢書”的原文與英譯對照本。錢鍾書也讀過“洛布”本希波克拉底著作集,筆記中特別記錄了希波克拉底關于四種體液或所謂“津液”的分類,最初見于《人之性質》一篇。古希臘醫學的知識后來對于注釋《堂吉訶德》也有用處,見第二部第四十八章,楊絳譯注:“據西方古代醫學,人體內有四種液汁:血、痰、黃膽汁、黑膽汁”云云即是。由此也算是從一個側面可印證錢鍾書對于“幽默”概念的來源也是知根知底的。

錢鍾書更喜歡“滑稽”一詞,并有自己的理解。《管錐編》完全不用《滑稽列傳》司馬貞《索隱》所言“流酒器”之說,而是著墨于各家所引鄒誕的解釋,謂“滑、亂也,稽、同也。……謂能亂同異也”。《漢書》顏師古注謂“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意思也大體一致。錢鍾書認為,此解屬于“望文生義”,未必得當,但是很能切中事理:

夫異而不同,則區而有隔,礙而不通;淆而亂之,則界泯障除,為無町畦矣。

舉擅長齊物論的莊子被目為“滑稽亂俗”和晏嬰所稱“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為例,都是形容消泯界障使萬物齊同的觀察和表達能力,也就是“即異見同,以支離歸于易簡,非智力高卓不能,而融會貫通之終事每發自混淆變亂之始事”,這正是中西古今好言俳諧者修辭設譬的勝場。在錢鍾書看來,滑稽文學里最淺近的雙關語(pun)打諢方式,都存在與哲學思辨相通之處。如云:

哲人說理,亦每作雙關語,如黑格爾之“意見者,己見也”(Eine Meinung ist mein),畢熙納(L.Büchner)及費爾巴哈之“人嗜何,即是何”(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狡猶可喜,膾炙眾口……就是取德語里的“意見”(Meinung)與“我的”(mein,此處可譯作“己見”)以及“是”(ist)與“吃”(isst,此處譯作“嗜”)這類異義同音的例子。

被錢鍾書丟棄的“流酒器”一解,實是對于《楚辭·卜居》里“突梯滑稽”一句的解釋,出自北魏崔浩之說。錢鍾書讀《魏書》就記此人厭惡老莊之書卻嗜好服食之術,應該印象不佳。《管錐編》論《卜居》“滑稽”一詞時也完全不提崔解以及洪興祖補注里的“酒器也”云云。他認可文廷式將“突梯滑稽”視為一對雙聲疊韻之詞的看法,但又不止于變文疊韻,而且還有“互文同意”的特點:

“突”、破也,“梯”、階也,去級泯等猶“滑稽”之“亂礙”除障,均化異為同,所謂“諧合”也。

“滑稽”一詞還有更早出處,《莊子·徐無鬼》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宇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后車”,是謂“七圣”,錢鍾書讀郭慶藩《莊子集釋》時就留意過這個段落。看起來這只是一個虛構的人名,但姜亮夫就將之與顏師古注《漢書·游俠列傳》里說的“滑稽,圓轉縱舍無窮之狀”聯系起來:“至滑稽一詞,與混冥比而觀之,義或相反,或相近,或相成,而又與車能相協者,則無過圜轉縱捨者矣。圜轉縱捨所表意象為圓熟、黠詐,與混冥實相對”(《滑稽考》)。這是主要就“技巧”之意而言,則“圓熟”難免有些貶義。錢鍾書論董仲舒《士不遇賦》的“莫隨世而輪轉”一語時,拈出“輪轉”二字,謂亦寓《楚辭·卜居》“突梯滑稽”的“隨俗”之意,董賦喻為人圓滑,處世便佞,乃貶詞;但也存在“以圓轉形容天運、道心之周流靈活”的正面意思。

“詼諧不必為嘲諷”

由此可見,文學引人發笑的功能,既包括從俗、隨俗處的黠詐、逢迎,也有深通事理從而洞悉哲學真知之處。在20世紀精神分析學家來看,“幽默”所代表擅于編造笑話令人發噱的“詼諧”(wit),還是一種成熟的心理防衛機制。錢鍾書讀過弗洛伊德《機智與無意識的關系》(1905),1945年發表的《小說識小》里就把笑話集或戲曲里所造的“大窮寶殿”、“大雌寶殿”二語視為“弗羅依特《論俳諧》所謂‘代換’(substitutive formation)一原則者”。這是弗洛伊德從海涅意大利游記《盧卡浴場》第八章里一個用字得到的靈感,出于一位擅于挑雞眼的彩票經銷人之口,他想用自嘲的口氣來夸耀自己受一位富有男爵的器重,說對方待他如“familionar”,即“famili?r”與“Million?r”二字組成的“綜合結構”。幾種《盧卡浴場》的中譯本里,只有章國鋒譯文表現出對這個特別用語的注意,譯作“百萬富翁一家人”并加注說明其“帶有雙關和諷刺的含義”。

清人提出“有意俗而詞不俗者,并有詞亦俗而不厭其俗,一似無傷雅道者”。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里面,這種“度”的判斷也很微妙。小說《圍城》里,李梅亭用劇臺上的低聲問方鴻漸看過《文章游戲》么,里面有篇“扶小娘兒過橋”的八股文,妙得很。“扶小娘兒過橋”是清代浙東俗語,以此題作八股文,揭示其獨自過橋原因,以及過橋時男女心理云云。相由心生,可知李梅亭的猥瑣嘴臉。而納入正典范圍的,就不會這么惡俗。《全唐詩》里的“諧謔”門共四卷,歷來論者不多,錢鍾書筆記里抄錄過些許內容。其中包賀的殘句“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出自《北夢瑣言》卷七,已算是刻意破壞“詩意”的“奇語”:“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瑣事物,高遠者狎言之,洪大者纖言之(the diminishing or domesticating metaphor)”。正如古希臘喜劇家阿里斯托芬《云》中,阿提卡農民聽聞雷聲便以屁答之,以雨為宙斯自篩眼中小便;或是黑格爾《自然哲學》里“謂繁星麗天有若人膚患癬或群蠅嘬聚”。雖然有些煞風景,卻不失其造語設喻的獨特構思,更顯生氣活現。

喜劇感的文學語言往往顯得比其他正經嚴肅的話語更為瑣屑,但也就因此更具有個性,難于摹仿和評價,且“詼諧不必為嘲諷”,意義也就難以總結,卻可能最接近語言智慧的本質。后世整理中國古代笑話者(參王利器《歷代笑話集·前言》),更從現實諷刺或道德訓誡的角度提升諧謔修辭上的文學價值。任二北《優語集》嚴其分野的“低級者取笑而已,無馀義;精者鉤事密,興象微,含刺深”,錢鍾書則不太以為然,他看重言辭上的新警和生動之處,也會強調在揭露人性本質方面的犀利效果。本質上看,“滑稽”古義在于“能亂同異”,“變亂無留礙也”,后轉而為“俳諧義”;錢鍾書以為,“即異見同,以支離歸于易簡,非智力高卓不能”,而正如西人所說,想要融會貫通,先要長于混淆變亂——滑稽俳諧的詩文正如此運思命筆。有一種滑稽詩體,被他戲稱為“權龍襄詩派”,最早見于《太平廣記》卷二五八《權龍襄》(出《朝野僉載》),是武周時一位武將的發明。權將軍用壓縮省削的方式把意思平常的詩句變得費解,秋日述懷曰:“檐前飛七百,雪白后園強。飽食房里側,家糞集野蜋”,意思其實是“屋檐下有鷂子飛過,價值七百文;洗了的衣衫掛在后園,干白如雪。吃飽飯就在房里側臥;在家如廁,會造成野地里的蜣螂蜂擁云集”。這種滑稽效果,主要并不體現在實際意思上的荒唐無聊,言辭更無新警獨創之處,而在于由省削不當而造成費解,這混淆就變亂了原來的日常語法規范。

大笑、狂笑、微笑的“粗渾”“精致”之分

然而莊嚴肅穆的圣賢乃至神明或許不會發笑,因為滑稽或是幽默看起來與之是不相容的。西方文學自4世紀的君士坦丁堡教父“金口”約翰(Jo hannes Chrysostomus)至當代意大利小說家埃科,都曾認為耶穌是從來不笑的,錢鍾書引愛默生語,謂耶穌缺乏幽默的原因在于其“專認一理”;歌德在《浮士德》開篇的“天堂序劇”就讓魔鬼對上帝說:“我的激昂(Pathos)定讓你開懷大笑,倘若你還沒把笑戒掉”。經過錢鍾書的觀察總結,英國國教的高層人士倒是普遍相信上帝是會發笑的,有人還寫了“笑的神學”。英倫作家們在螃蟹、猴子、鸚鵡、奶牛身上找到了幽默感,甚至山魈、河馬和臭鼬們的鬼樣子簡直就是上帝的玩笑杰作,“我們自身物種里有些成員也如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哥爾主教(Bish op Gore)不禁悲嘆:“動物園會粉碎我對仁慈造物主的信念”;而人類文明中所創造的經典喜劇文學,不論阿里斯托芬還是莎士比亞,豈不也就是展現上帝給人類這個物種所開玩笑的動物園嗎?

1954年,錢鍾書讀德國哲學家伏爾蓋特(Johannes Immanuel Volkelt)三卷本巨著《美學體系》(1905),將心得寫成兩篇札記。其中一處,言及盡管康德、叔本華、費舍爾等哲人都認為“突然性”(das Pl?tzliche)是喜劇的本質,但只有放聲大笑的“粗渾喜劇”(das Derbkomische)才會以此為前提;“精致喜劇”(das Feinkomische)則不然,只會引起莞爾微笑。霍布斯《利維坦》中所稱“驟發的自榮”,類似魯迅筆下“優勝記略”所形容的,就是突然看到別人的缺陷產生優越感而發笑,錢鍾書以為這倒并不重要:也許粗渾喜劇里的不協調感更突出,從崇高意義倒向虛無的落差感更劇烈,鄙俗的玩笑要比精巧的詼諧產生更辛辣的對比,但兩者并無本質差別。他用英語作了一個非常別致的譬喻:峭壁和門階雖不相同,但傾斜程度是一樣的,同樣意味著水平面的驟然落差。錢鍾書批評伏爾蓋特完全混淆了詼諧感被觸發、頓悟笑點時的那種突然性和放聲爆笑的那種突然性,至于大笑和微笑本沒有本質區別。這里引及兩書,一是英國心理學家詹姆斯·薩利(James Sully)所著《笑的研究》(1902),該書第二章從語言心理學維度,論證人們本來就把大笑與微笑當成是同一行為;一是美國文學評論家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所著《詼諧感》(1921),其注釋中列述達爾文、弗洛伊德及其他一眾不同領域的學者,都認為大笑、狂笑、微笑都是天生的,并無分別,只有“何時不該笑”是后天學習到的。如此種種,因此伏爾蓋特只看到社交沙龍的端莊矜持和吸煙室的喧鬧放縱這種膚表之別,有些人偏好微笑而克制大笑(斯威夫特、蒲伯等),有些人不屑于淺量的莞爾而只想要縱情大笑(威廉·布萊克),舉止的迥異無非緣于社會地位,并非對詼諧滑稽的感知上有什么分別。斯威夫特終身不笑,筆下卻全是粗鄙的戲謔格調。

此番辨析,不僅厘清了美學理論中的概念混淆,更戳穿了當時文壇在幽默劃分雅俗高低方面的矯飾。世人談及幽默,往往先為其賦予階層屬性:似乎文人雅量的含蓄微笑才配稱“幽默”,市井街巷里的開懷大笑則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插科打諢。然而在錢鍾書看來,笑的本質本就具有同源性,觸發笑點的核心均為不協調感所帶來的落差,笑得奔放抑或內斂,不過是社交規范所塑造的差異,與幽默本身的品質并無關聯。另一處,錢鍾書想起讓·保爾說“崇高的死敵乃是滑稽”,他發揮說這就是朗吉努斯書中論“浮夸”時所謂追求“崇高”而往往適得其反,如拿破侖所言,“崇高與滑稽之間僅一步之遙”。皆不啻為提倡幽默的林語堂而發。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