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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文學”想象老年:平民化圖景與共同體困境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 黃家光 葉友恒  2026年11月02日09:11

重新理解老去

迷你劇《安妮機器人》(Ann Droid)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日常科幻故事:影片開頭,因為摔跤被送到醫院的老太太蘇正在等待兒子來接,墻上的電視播放著“安寧港”(Haven Comfort)公司的機器人護工廣告,蘇很欣慰自己有兒子照顧。然而回家之后兒子提出,42歲的他終于要搬出去住了,為此訂購了一臺二手老式機器人來照顧獨居的媽媽。

蘇希望兒子陪在身邊,認為自己并沒有索取額外照護;兒子則覺得有了機器人,媽媽就可以繼續獨立生活——科幻故事背后是老年照護的現實困境。機器人時代雖然尚未到來,但智能養老領域已經有了快速發展。比如,智慧聲紋監護系統就可以24小時監聽獨居老人家中的聲音環境,一旦檢測到風險信號,就會自動通知家庭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但老年并不僅僅是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更是一種需要重新理解的人生經驗。

我們常常在社交媒體上為“高精力”老人點贊,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優雅地老去。但理想老年生活背后的倫理困境很少被討論——當一個人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有用”,他是否仍然保有作為人的尊嚴?這正是陳明哲在《老去的尊嚴:工具性邏輯之外的脆弱性倫理》一文中反復追問的我們如何在工具性能力之外承認人的脆弱性,并重新理解老去的尊嚴。如果說陳明哲關注的是如何理解老去,那么黃家光、葉友恒在《以“文學”想象老年:平民化圖景與共同體困境》一文中,則通過文學敘事呈現了個體如何切身地經歷老去。在這些作品中,老年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帶著過往經歷,或幸福或遺憾的具體的人。

人不是準備好了才老去的,而是在老去的過程中才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有限、脆弱與依賴。

—— 主持人 陳琰嬌

以“文學”想象老年:平民化圖景與共同體困境

【導讀】張容南所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一書,反思老年問題,給出了中國方案。然而,文學可以提供一種特殊的關于老年經驗的知識,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互補——丁尼生的詩歌提供了一個理想老年圖景,雖失之精英主義;而現代小說更好地呈現了平民化老年生活的圖景。例如東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提醒我們,以“家”為軸心處理老年問題的方案可能遇到的困境。文學雖無法提供老年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提醒我們抽象之思所忽視的復雜性,因而有益于推進對此問題的思考。

【關鍵詞】老年想象 文學知識 家庭

01

不懼老去:從哲學倫理學轉向文學

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說:“回顧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年’是最近幾年才‘被發現’的,當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老人(他們自己也發現了)所代表的不是少數精英長者,而是一大群年老的人時,便需要重新定義老年。”[1]只有隨著醫療與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人壽命大幅提高之后,老年群體變得足夠大,老年或老齡化才成為問題。就老年問題而言,我們更習慣于以社會學(人口、經濟、政策等)方式去思考,其中尤其以實踐研究為主導。“成文的老年問題研究大都以實踐研究為主,而對老年問題進行反思尤其是基于哲學思辨高度予以探討的則很少。”[2]

實踐研究中,不論是把退休視為“老年”的標志,還是把60歲或65歲視為老年的標準,都是從外部視角去觀察老年,有整體而無個體,有心理而無情感。從哲學角度討論老年相對較少,代表性的如西塞羅(Cicero)、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特別是后者,關注到老年人第一人稱主體關于衰老的存在體驗。這一內部視角提供了對老年經驗的獨到分析,是對純外部視角的必要補益。對于老年問題系統的哲學研究在國內更是罕見,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3]可謂補缺。

張容南通過梳理西塞羅、先秦儒家、波伏娃對老年的討論,揭示老年問題中身體與德行、個人與社會、生物學與政治學、外在視角與內在視角等不同維度,使我們得以從哲學倫理學角度進入老年問題,并指出“將德性倫理學與關懷倫理學相結合,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思考老年問題最佳的理論框架”[3]37。從倫理學角度來把握老年問題,需深入理解“老年體驗”。通過分析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論”(心理學視角)和現象學—存在主義的老年體驗,張容南揭示了老年體驗中的模糊性和脆弱性,以及在敘事中將復雜而多樣的老年體驗綜合起來的可能性。

所謂模糊性,其核心是人類行動者身上主動性與被動性的并存,行動者不是絕對獨立自主的。脆弱性是對被動性的進一步揭示,說明人類身上的依賴性與有限性。張容南從關懷倫理學視角出發,認為這些特質并非單純消極,而是具有生長性。脆弱性通過揭示人的普遍的有限性,暴露了絕對自主性是康德主義式道德哲學的迷思,由此重建了人與人之間的內在依賴性。老年人的依賴性不應該被視為人類社會純然的負擔,而應該看作人類社會整體內在聯結的展示。“老年人的尊嚴首先體現為一種地位尊嚴。地位尊嚴不依賴于人的自主能力,而取決于人在其倫理共同體中的成員資格。”[3]120對老年的貶低是一種觀念上的誤認,這種觀念將老年簡化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生理機能衰老,或社會學上不再有效的工具。這種觀念并非天然合理,老年更是一個文化事實。“我們先有了衰老的觀念,才能將某些身體變化解釋為這種高度復雜的衰老過程的表現。”[3]24

當我們把人作為目的而非工具時,就個體而言,人的不同階段,從小孩到老年,是一個整體中各有其位置與價值的階段;作為人類整體,小孩、成人、老人也各有其位置與價值,不可厚此薄彼。這是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理論”所蘊含的倫理學邏輯后承。每一個階段也都有其限度:“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不論是個人的老年,還是群體的老年,都不再能被簡化為衰敗的身體、不夠好的工具、社會的負擔。

如何應對這種脆弱性與依賴性,并將之外化為一種社會機制?張容南給出了一個現代化的儒家方案:

儒家倫理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它將養老問題置于超越公私兩分的全社會的背景下,讓養老問題可以在以家庭為中心、依賴于社區組織、并受到國家制度和政策的引導,這樣一種涵蓋多層次力量的模式下得到解決。……儒家倫理應對養老的對策是分層級的,首先應由國家從制度層面對養老給予政策的規劃與資源的保障,通過向社會宣傳尊老敬老的倫理精神來提升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再由老年人所在的社區和家庭來給予他們細致入微的照護服務。在這種分層設計中,對老年人的關懷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抽象層面的制度關心是具體層面的關懷照料的前提。……具體實施關懷行為的主體是家庭或社區,但這種關懷的實施需要獲得制度層面的支持,即依賴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社區養老資源的支持。[3]106-107

這套方案極其依賴“家”,可謂其成敗的樞紐。如何重建“家”,是近年來中國哲學的一大熱點——張祥龍《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是其代表。[4]但問題在于,抽象的哲學思辨需要回應現實的問題:“隨著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和社會價值日趨多元化,家庭邊界的流動性不斷加強,關于家庭的認知也在明顯分化。……一些新興的家庭形態缺乏制度性承認,諸如非婚同居家庭、同性家庭、形婚家庭等非傳統家庭形態。”[5]家庭的內涵發生實質性改變之后,依托傳統基底的“家”能否承載現代的老年生活?“家”的形態總是具體的、歷史的,就和人的生命歷程一樣。另外,以哲學概念的方式展開思辨,容易因概念的抽象性而忽視生活的具體性。就此而言,哲學與社會學進路一樣,老人或被抽象為數字,或被理解為類型,或被抽象為衰老的無名身體(概念)。如何更具體可感地理解老年,文學別有助益。

02

經由“文學”的普遍之思

文學關注具體可感之物,但并未由此而失去普遍性關懷,于普遍與特殊、具體與抽象之間取得中道。好的文學同樣有助于我們去思考普遍的問題:“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有哲學性、嚴肅性的藝術,因為詩表現帶普遍性的事。”[6]此處之“詩”,與現代的“文學”概念相近。文學似是寫具體時空中的事,實則寫可能世界中的事,因而并非新聞與時評,而是對人與世界的詩性思考。

文學家的虛構和對具體事物的觀照,非但沒有讓我們遠離普遍問題,反而讓我們在抽象(虛構)中,保留對事物思考的具體性和可感性。“故事以及文學想象和理性的爭論并不矛盾,相反它們能為理性的爭論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文學想象是公共理性的一個組成部分……除非人們有能力通過想象進入遙遠的他者的世界,并激起這種參與的情感,否則一種公正的尊重人類尊嚴的倫理將不會融入真實的人群中”。[7]正如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所言,文學想象并非可以取代客觀制度,但是制度的制定如果缺乏由想象而來的“同情”,那么這種不近人情的制度雖或出自公心,仍難以贏得人心。理論上正確的制度,未必是此時此地合理的制度。

在相近的語境中,羅蒂(Richard Rorty)更激進地提倡:“背棄理論,轉向敘述。”[8]他指出是文學藝術(小說、電影等)而非布道、說理是更好的道德進步的方式。我們不必將文學之功能限定在倫理向度上,文學還有認識價值等。[9]只需承認,文學亦有進行普遍性之思的能力。

文學與哲學之關鍵差異在于,理論化的追思無法替代文學藝術的呈現,老年體驗的細節紋路通過文學藝術得到更好的理解,這些枝節構成了理解老年經驗復雜性不可還原的部分。這些部分提供了一種關于老年經驗的特殊知識。當然,我們會看到,好的“老年”哲學會一再迂回于文學,讓文學與哲學對話。波伏娃的《論老年》就是這種風格的體現。

在討論老年經驗中的反思性經驗和對老年生活的敘事性反思時,張容南也在其論述中引入文藝作品。比如,電影《遺愿清單》(The Bucket List)、小說《長日留痕》(The Remain soft the Day),意在說明文學藝術作為敘事性和反思性工作展開的方式。但在此,本文與波伏娃、張容南在方法論立場上仍有差異。哲學本位的立場傾向于相信。哲學的理論分析需從例子中獲得更一般性的認識,文學藝術只是哲學理論的示例。我們更傾向于相信,文學描繪指向具體情境中不可還原的呈現。在此,我們獲得的是某種直觀性的親知。在這一語境中,理論只是把握經由文學所獲得知識的協助因素。

讓我們以如下故事來繼續我們的討論。19世紀英國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寫過一首著名的《尤利西斯》(Ulysses)。[10]我們更熟悉的是兩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Iliad)、《奧德賽》(Odysseia)中的奧德修斯,正當盛年的奧德修斯先是戮戰于特洛伊城下,后又在海上漂泊十年,歷經艱險,終于回到故鄉伊薩卡。丁尼生筆下的尤利西斯已是暮年,但功成名就的他無心于安享晚年,而是準備重新出海,回到命運的海洋:

那里是港口;我的船已鼓起了帆;

那里是黑沉沉的大海。我的水手

……你們和我都到了老年;但是老年

仍有其榮譽和操勞;死了結一切;

但在這終點前還可以有所作為,

創造些崇高業績,從而也配得上

我們這些同天神也爭斗過的人。

……因為我決心

要駛過日落的地方和西天眾星

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

……已經失去的固然多,剩下還不少;

如今的我們,力量雖比不上往昔,

不再能驚天動地;卻依然是故我;

盡管這性情依舊堅忍的英雄心

被時光和命運削弱,意志仍堅強,

要奮斗、探索、發現,決不會低頭。[11]

丁尼生筆下的尤利西斯是筆者想象中最好的迎接老年與死亡的形象。在世俗的意義上,他是一國之君,富有而高尚,兼具智慧與力量,并將之轉化為功勛。他還有忠貞的妻子和優秀的兒子,家庭十分美滿。即使人到暮年,他也沒有陷入過多的疾病與昏聵,而是在衰老中依舊保持健康和清醒。但他不居于此,而是繼續在探索自我與世界的過程中,走向最終的死亡。在此,他無意于回憶過往,而是把自我更深地投射到未來中去。于此,暮年所具有的脆弱性、偶然性都被一種絕對性的意志所克服。這雖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之外化,但仍有一股古希臘的蓬勃旺盛之力。

尤利西斯式英雄主義的老年,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圖景,而更多人的暮年完全是另一副樣子。中國當代作家東君的小說《美人姓董,先生姓楊》[12]1-20中,則典范性地展現了一幅平民化的老年圖景。已到退休年齡的主人公“我”,退而難休:為了給孩子治病,“我”賣了城里的房子,已經耗盡家產,還欠了不少的錢。為有地方落腳,“我”五年內搬了六次家。“我”對生活的期待不是尤利西斯式的:通過思想和行動,將主體積極而主動地投射到未來;而是消極內斂的:“年紀大了,苦日子過慣了,也就不覺著有什么苦。再說,兒子好歹保住了一條命,我們也都安心了。有時我想,我們的余生不會太長,只要眼前的飯桌上方有一盞燈,對面坐著一個人,比什么都好。”[12]10

“余生不會太長”竟然成了一種“祝福”。“我”本來設想,“我們已經積攢了七萬塊錢,加上退休金,以后可以一邊還債,一邊湊合著過日子了”[12]11。不承想,“我的老伴”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此后不久,租住小區拆遷,“我”不得不再次搬家。為安頓妻子,“我”在老城區租房,認識了90多歲的房東董老太太。在不長的相處中,于往事、謊言與包容里,董老太太安靜地走向生命終點。此后半年,“我的老伴”也辭世了,剩下的將是“我”獨自一人面對余生。“再過半年,老伴也走了。她走得很安詳,臉上還帶著微笑。我獨自一人守著這座老房子。房子會一天天舊下去,我也會一天天老掉。”[12]20“我”為數不多的有意義的事,就是和朋友老許喝酒,聽他講故事,“老許講的都是過去的事”[12]20。這里的董老太太、“我”、“我的老伴”,還有老許,共同構成了一幅日常而充滿風暴的老年生活圖景。

無人送終的董老太太以前有過一段戀情,對方是一個軍官,死于抗戰;多年后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無兒無女。同輩親屬也在時代中風流云散,了無音信,而她守著老房子孤獨終老。“我”和“我的老伴”有過一份普通工作,終身勞碌,近乎世俗意義上的一無所成。老伴在阿爾茨海默病之后,于失憶中歸于死亡;“我”的兒子治病尚要父母賣房幫助,無力替二老養老,大概自己生存就已用盡全力。

小說中沒有交代老許太多背景,只寫到“我”與老許經常喝酒。他大概是一個上了年紀的退休人員,不愁日常開銷,愛講故事:別人的往事。就此而言,他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我”也是一個老人,但“我”退休之后還要繼續工作補貼家用,照顧生病的妻子;妻子死后,“我”最后也將獨自面對死亡,兒子實際上是缺席的。這一幅圖畫給我們很多關于平凡老年的特殊啟示。

西塞羅在《論老年》中曾歷數老年人生活不幸的理由:“第一,老年使人退出了事業;第二,老年使人身體朽弱;第三,老年使人失去感官娛樂;第四,老年離死期不遠。”[13]這四條,董老太太、“我的老伴”全部符合。老許還有飲酒之樂。“我”對此并無太大興趣,販魚只為糊口,難言事業;至于死期,也許明天,也許還有些年月。老年人困境的諸多面向,通過幾個人構成的群像,清晰地呈現出來。西塞羅認為,通過德行的修養,智慧與品德的提升,可以讓我們獲得良好的老年。這一建議與前文所述丁尼的觀點存在同樣的問題,即過于精英化,而且用德行去思考老年,同樣是一種倫理化的偏狹。更重要的是,在西塞羅觀念中,老年人的處境似乎可以依賴個人德行而得到解決,這忽視了他人和社會性的維度。波伏娃則認識到了老年的社會性,老年處境是一個與個體、社會及二者關系都密切相關的問題。

03

家庭:脆弱的共同體或風暴中心

家是老年社會性的基本維度。文學可以更具體而微地把握“家”與老年的復雜糾葛。回到東君的小說,我們很難講東君小說中的人物是“幸福”的,亦難言“悲慘”。他們只是艱難度過有情的一生,這是客觀抽象的醫學、社會學和哲學視角所難以刻畫,而需要文學描述加以呈現的真理。他們不太可能符合西塞羅所要求的德行:“我”為了能租到免費的房子,冒認董老太太的親戚,這在道德上是欺騙;而董老太太對此心知肚明,卻并未揭穿,直到死前不久,還把老房子留給了“我”。老太太對此的考量是個人的“情”,而非道德。

老許則是另一個面向,他飲酒為樂,沉浸于往事的回憶中,不再把目光投向未來,而是不斷地回首和重構過往,且不是自己的過往,而是他人的過往,其實是逸事,甚至與事實或客觀真相無甚關系。他的生活方式沉湎于過往與閑談,幾乎不關心自身。這些在傳統哲學視角中,無一可稱為善。更不必說,早已喪失自主性的“我的老伴”了。但是董老太太和“我的老伴”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安詳離世。此處,東君暗示了一種殘缺的臨時的老年互助共同體。我們不能期待所有人成為古典意義上的道德完人,才能夠安度晚年;更一般地講,我們無法把所有好的條件都集齊,不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物質的或精神的,然后以逸待勞,迎接衰老與死亡,我們總是倉促應戰。

東君小說中的“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這個家庭由“我”、患阿爾茨海默病的老伴、劫后余生的兒子構成。老伴的養老與后代無關,都是“我”在照料,也由“我”送終。兒子與“我”的老年生活,除了制造了一場災難和一些念想,似乎并無更多關聯。董老太太很年輕就離婚了,也沒有其他親人在身邊,獨自生活,最后也由“我”這個外人送終。老許的家人一直缺席,他很可能是一個空巢老人。那么,誰為“我”送終?

當依賴“我”的人離開之后,“我”依賴誰?這是依賴性的另一面,不僅某人依賴于“我”,也在于“我”可以是某些人的依賴。這構成了老年之“我”的價值根系。我可以成為別人之依賴,是我所能依賴的有價值的生活的根系:由此相互支持而成為“殘缺的臨時的老年互助共同體”。其中隱含著一種溫柔的力量,這個共同體的力量并不在于正確而強大的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在于幾個同樣有缺陷的人之間的相互扶持。

盡管這個共同體很長一段時間維系在謊言之上,后來逐漸走向瓦解,卻為董老太太和“我的老伴”的晚年提供了一個可以承受的結局。在老許與“我”的飲酒與講故事中,這個脆弱的共同體在變形中得以存續,“我”得以通過這個臨時的共同體繼續承受“我”的余生。這個在一定程度上自發形成的脆弱的臨時共同體,支撐了作為核心家庭的“我”的一家。這種脆弱的共同體難以概念化,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文學尤其是小說對于想象這種脆弱的共同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在安東尼奧·阿爾塔里巴(Antonio Altarriba)和金(Kim)合作的圖像小說《飛翔的藝術》[14]中,我們得以深化對家與臨時的脆弱共同體的認識。老安東尼奧與妻子感情疏離,孩子們各奔東西,晚年的他住進了養老院。書中有一段描述他在養老院中與室友兼病友相處的經歷,構成了一個臨時的脆弱的共同體。只是這個共同體沒有支撐他走到最后,亦可見此種共同體之脆弱:他們的成員能力之脆弱、關聯之脆弱、支撐力之脆弱。就老安東尼奧而言,他更大的困境來自別處。這也提醒我們注意老年脆弱性的絕對性,對此不可作過分樂觀的估計。

《飛翔的藝術》的故事背景,從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內戰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老安東尼奧跳樓去世結束。他的諸多行動與悲劇,包括老年的處境,無法離開具體的歷史事件去把握。這也是董老太太悲劇的重要來源。她的初戀死于抗戰,她的婚姻悲劇也與特定的歷史語境相關。歷史偶然性造成了個人生命的必然性處境。歷史的偶然性是具體的,無法通過偶然性這個概念窮盡我們對于具體的偶然性的體驗,以及由此而來的每一代人的老年體驗的差異。這種偶然性還表現為歷史形成的文化建制所帶來的性別、種族、財富、教育程度等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老年生命質量、長度的不同。

特蕾莎·吉拉爾杜奇(Teresa Ghilarducci)在《老而無休:新經濟時代美國人退休的不確定性》中,通過考察美國養老金制度變革帶來的影響,讓我們看到了不同因素與老年生命質量、長度的相關性。比如,“富裕人群退休時間更長”“女性退休時間更長但更不健康”“黑人退休時間短”等。[15]這都提醒我們,老年不是一個抽象的處境、一具不斷衰老的孤立的肉身,而是身處在具體歷史與社會文化中的人格。而對這種偶然性的呈現與傳達,文學藝術是更好的選擇。

另一個關于家庭作用限度的認知,我們可以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來把握,這是一個極端案例。老卡拉馬佐夫是一個德行有虧之人:“其特點是不僅品性惡劣,道德敗壞,而且冥頑不化”[16]。他是一個酗酒好色、縱欲無度的人,雖然其精于理財、斂財。老卡拉馬佐夫對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長子德米特里生而未養,在財產上有爭端,并且同時追求同一個女人。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得兩人有很深的嫌隙和矛盾。

對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次子伊萬、三子阿遼沙,老卡拉馬佐夫同樣生而未養。因為觀念、欲望與利益的沖突,老卡拉馬佐夫與長子德米特里爆發了激烈沖突。他的私生子斯乜爾加科夫借老卡拉馬佐夫與德米特里的沖突,謀殺了老卡拉馬佐夫。斯乜爾加科夫如此扭曲的心境,與次子伊萬虛無主義觀念的影響密不可分。老卡拉馬佐夫一生乃至晚年,仍在各種欲望的作用下,肆意妄為,最終死于非命。他有過兩段婚姻,家庭富有,身體健康,育有四子,三子阿遼沙富有仁愛之心,但這些仍然不能使之安然度過老年。

雖然對于普通家庭而言,走向謀殺的結局終究過于戲劇化,但在時代轉型和觀念更迭中,兩代人的沖突仍然十分普遍。我們在構想老年應當如何時,我們設想的是德行高尚的人,或者至少是德行沒有大虧的人。而對于缺乏德行的人——“老而不死是為賊”的人——該怎么辦?在此,“家”又處在何種位置上?一種可能的方案是區分地位尊嚴和成就尊嚴:“它要求政府承認每一個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并基于這一道德地位而給予其相應的對待。享有同等的地位尊嚴并不排斥每個人基于德行的修煉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尊嚴。”[3]122我們可以提倡成就尊嚴,但更大的問題是,很多人并無此成就,甚至有道德負債。對此,后代為何要“以德報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道德綁架。建立在道德綁架上的依賴與幫扶,不僅是脆弱的,而且是危險的。這是老卡拉馬佐夫處境向我們提出的問題。

家庭可能是一個人的港灣,也可能是風暴的源頭。比如在很多家庭中,父輩重男輕女,已經對女兒造成實質傷害,很多女兒因此選擇遠離原生家庭;就算未能遠離,關系也往往惡劣。對此,我們能夠以何種理由要求作為受害者的女兒原諒,并為父輩養老送終?強行將老人與子女綁定,可能導致一種“老卡拉馬佐夫”式的困境:四個長期不在身邊的孩子突然聚集到父親家中,帶來的不是天倫之樂,而是一場謀殺。國家制度層面所能提供的,更多是物質層面的最低保障;那些本應由家庭與社區具體實施的關懷,卻很可能缺席。這幾乎是一種無解的困境。認識到脆弱性和有限性,并非都是為了解決它,有時只是為了理解和承受它,承認人的無能為力。這不僅是老人的功課,也是與老人相關的其他年齡階段的人的功課。

04

結語

經由文學思考老年問題,可以補社會學、哲學一般化的普遍思考之不足,而展開一種感性化、具體化的普遍之思。經由文學,我們得以更直觀而深刻地認識到,以往作為老年問題之方案的德行進路,存在精英主義之弊,而家庭進路可能是港灣,也可能是風暴中心。作為一個可能方案的“臨時的脆弱的共同體”,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然選擇,不可忽視,亦不可高估。而老年的處境是具體的、歷史的,不能為抽象化的老去之思所遮蔽。文學之思區別于哲學之思,在于其更多時候是提示具體的處境,而非給出完整系統的回答。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局限。

老年時,人類的脆弱性更直觀、更無情地表露出來。對此,很多問題并無答案。我們要與我們的脆弱性相伴而生。最后,我想以杜甫的一首詩《贈衛八處士》[17]作結: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這是我能想到的對待晚年最好的態度:意識到命運的無常與人生的有限,卻并未由此走向絕望與恐懼的深淵,也沒有走向太上忘情的超越之境,而是在承認生活中所有經歷之合理性的同時,抱有一份“憂思”。這是“有情之思”:承認自己經歷艱辛的失敗與平凡,也承認生命的偉大,“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馮至語)。這是我們大多數人需要習得的一種老年的藝術。

本文注釋

[1][美]愛利克·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完成式[M].廣梅芳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27.

[2]吳遵民,姜宇輝,蔣貴友.論老年教育的本質——基于世界圖景演變視角的分析[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22,34(1):11-20+39.

[3]張容南.不懼老去——哲學倫理學視角下的老年關切[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

[4]關于近年來儒家“家”哲學的探究現狀,參見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張祥龍.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孟慶楠.生生與仁愛:21世紀以來儒家家庭倫理研究述評[J].中國社會科學,2026(6):183-203,208.

[5]胡湛.“何以為家”與“家以何為”——理解家庭研究的中國特色與時代特質[J].中國人口科學,2026,40(2):3-16.

[6][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91.

[7][美]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M].丁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4-7.

[8][美]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M].徐文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8.

[9]黃家光.文學知識論是否可能?——從彼得·拉馬克出發[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25(3):72-79.

[10]奧德修斯(希臘語:,轉寫:Odysseus)也作“尤利西斯”(拉丁語:Ulixes,轉寫:Ulysses)。

[11][英]丁尼生.丁尼生詩選[M].黃杲炘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149-151.

[12]東君.美人姓董,先生姓楊[A].東君.無雨燒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13][古羅馬]西塞羅.論老年論友誼[M].王煥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3.

[14][西]安東尼奧·阿爾塔里巴,[西]金.飛翔的藝術[M].羅蓮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25.

[15][美]特蕾莎·吉拉爾杜奇.老而無休:新經濟時代美國人退休的不確定性[M].風君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6:120-126.

[1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M].榮如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3.

[17]杜甫.杜詩詳注[M].仇兆鰲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427-429.

[本文為2024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省市合作”課題“唐湜長篇敘事詩與溫州地方文學傳統的建構”(24SSHZ080YB)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