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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論新時期以降小說文論建構的地方性軌轍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張超  2026年11月02日09:41

一

“地方”與“中國”的當代流脈

在中國當代小說研究中,“地方”與“中國”被視為文學想象的一體兩面,共同參與到民族話語重建和與世界對話的進程當中。小說文本所敘述和建構的“地方”可界定為“文學地方”,借由地方性知識且能夠呈現民族歷史及現代化進程的“中國故事”即為“地方中國”,二者可作為梳理小說文論建構地方性軌轍的關鍵概念。新時期以來的社會變革使每個地方都包含著中國社會歷史變革的現實依據,因此地方開始獲得解讀中國的主體性話語資源。文學批評在“文學地方”對中國之變所呈現的不同形態當中,進入中國社會的文化空間,也在變革的歷時性維度中著重考察地方性特質,在地方當中看見中國,形成“地方中國”的研究思路。自文學史進入“當代”的歷史時空,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建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獲得新的理論依據,文學研究著眼于“農村題材”表達新中國歷史與變革主題的時代正確性,將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推進到文學對中國地方的史詩性敘述當中。隨著宏大敘事的解體和日常生活的審美轉向,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來路與中國歸途被重新考量,引起各地方文學經驗的自主性生成,且差異巨大。地方與中國的雙向關系及其文學表達的理論建構,成為中國當代小說研究回應時代的理論命題。

從文學史研究的視域出發,連續的總體性建構使“文學地方”的現代性進程得以譜系化,“地方中國”在“文學地方”的自我闡釋中獲得現實的空間經驗,進而參與到雙向耦合的研究范式當中。關于現代性在地方空間的沉淀過程,錢理群等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指出,“現代都市與鄉土中國”的對峙與互滲生成于城與鄉、沿海與內地不平衡的現代化進程當中,“文學的現代化”則成為勘察文學史的基本尺標(1)。不同于現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方法,當代文學在經由“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對“普遍的空間”的規約后,新時期中國對接全球化的現代性思潮,中國經濟體制的全面轉型引起地方文化當中傳統因子的震蕩,當代文學研究進而在現代與前現代的發展脈絡中呈現中國文學的整體走向。福柯從文化權力的角度進入后現代與地方性的政治關系:“應該寫一部有關空間的歷史——這也就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住所的小策略。”(2)若將這一理論資源引入文學研究的場域當中,地方與中國就不僅是部分與整體的空間關系,而具體表現為“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的辯證統一。作家對地方的想象和感覺凝結在文本當中,文學研究更注重地方所引起的人的情感空間的變化,以此考察“地方中國”在某一地方的特定時期的精神訴求。由此,地理空間當中的民族品格成為文學批評的價值樞紐,留存于蠻荒與野地的“鄉土中國”被再次發現,成為文學史對中國社會“再認識”“再表達”的建構資源和情感指向。

二

尋根:重建“地方中國”的文化主體性

隨著左翼話語及其研究范式全面轉身,文化研究逐漸成為民族話語建構的新方法,“文學地方”從一體化的審美機制中脫離,作為認知裝置的“地方中國”由此生成。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將“尋根”以文學命題的形式提出并加以闡釋,也由此引發新時期以來相對完整的一次文藝理論建構活動。與會人員是韓少功、李陀、阿城、李慶西、季紅真等具有邊地鄉土生存經歷的知青作家或批評家。1980年代尋根文學的宣言性代表文章有韓少功《文學的“根”》《文學尋根與文化蘇醒》,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葛川江文化觀》,阿城《文化制約這人類》《又是一些話》,鄭萬隆《我的根》《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等(3)。尋根文學的理論建構將“根”解釋為“民族的總體文化”,將尋根創作視為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將審美的政治化引渡到民族歷史的審美化。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初期的理論建構當中,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以期實現民族自身的精神自救,是學界對根之所尋的方向性界定,“地方中國”的建構并非著眼于具體環境或風土人情對小說人物性格的決定作用,而在于作者獲得獨特生命體驗及民族認知的現實來源。黑龍江的廣袤無垠、商州的婚喪嫁娶、晉北的歷史記憶,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質被理論家們提煉出來,進而開掘本民族的文化巖層,并成為闡釋尋根文學的價值支撐,以此回應新時期的“開放”之意,即以文學的方式攜帶民族基因,與世界文學展開對話。這一現實訴求的外來參照便是同屬第三世界國家書寫家族傳奇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魔幻現實主義,以及因東方民族精神而贏得世界贊譽的川端康成《雪國》的“新感覺派”,民族文化的審美化讓理論家們看到民族的自我,“建構民族話語”則成為這一時期理論拓源的核心依據。阿城、韓少功、李杭育等作家的理論建構更加受到處于新時期“生活哲學”的指引,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孔孟之道和老莊哲學,進而以文學的方式結合古村古鎮的文化考古完成小說創作,形成作家的創作自覺和評論者的理論自覺。可見,1980年代的尋根文學建構在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維度當中,以外圍于城市人口區域的鄉土地方為地理坐標,以現代性東漸過程的歷史演進為時間坐標,將重返世界文學格局作為目標指向,在葆有中國傳統文化徽記和集體無意識的過程中,以民族文化和心理機制啟動文學研究,展開理論建構和觀念更迭(4)。

尋根文學的理論建構更加強調小說對社會生活的引領作用,打開讀者對中華民族再認識的思考空間。因而它不同于在地方的文化結構之中歸結社會生活問題的地方志研究,而是建構文化符號學意義上的“中國性”知識,在“文學地方”當中發現“民族的意蘊”。在《上海文學》《作家》《文藝報》等文學陣地中,韓少功期待以現代觀念的熱能重鑄自我;阿城論述民族文化對人類文明的制約;鄭萬隆對東方的文化巖層抱以懇切的期待……在這些理論式的文學宣言當中,“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述方法顯露無疑,也契合尋根文學本身的文化內核。以《爸爸爸》為例,李慶西在《說〈爸爸爸〉》當中提出問題:癡兒丙崽和雞頭寨究竟象征著什么?在人世喧嘩、名堂迭出的雞頭寨,丙崽的“知覺特征”始終如一,在環境與人物的錯位中,一個“永遠穿開襠褲的小老頭”的詭譎,使得一種強烈的“不可知性”升騰于文本之間。論者借助阿恩海姆的理論,結合山里的災害異變,將文本分析推向審美的范疇,從時空含義和美學精神的維度發現“《爸爸爸》敘述過程中的神秘感”既打破了小說的全知觀點,又造成背景的飄移與延伸,以此超越小說敘事本身。基亮在《嚴峻深沉的文化反思——淺談韓少功的中篇〈爸爸爸〉及當前的“文化熱”流》中,以《爸爸爸》為中心論及當時的“文化熱”現象,也是對“85方法年”的一次討論。論者采用福柯文化考古和盧卡奇的再現理論,將小說人物與環境所象征的“文化活化石”置于彼時歷史轉折時期,將其視作文化反思的重要現象,在現代理性文明與國民性的沖突當中把握當代中國的走向問題。進入新世紀后,孟繁華《啟蒙角色再定位——重讀尋根文學》、季紅真《尋根文學的歷史語境、文化背景與多重意義——三十年歷程的回望與隨想》、程光煒《在“尋根文學”周邊》等在對東方寓言神秘文化的分析基礎上,認同尋根文學對于文學地方的體驗式建構,認為其不僅是“文化熱”與“方法年”所帶來的“影響—接受”過程,更是對于“地方中國”的主體性書寫。

尋根文學在新時期的創作實踐和文學批評已積累較為豐厚的成果,為“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的理論關系的歷史化建構提供基礎。陳思和《民間的還原》,賀仲明《“歸去來”的困惑與彷徨》,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吳俊《關于“尋根文學”的再思考》,曠新年《“尋根文學”的指向》,李慶西《尋根文學再思考》等文論意識到尋根文學理論建構的不徹底及與創作實踐的悖論關系。其癥結在于,理論界通過“楚文化”“秦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邊疆文化”等多元概念的生產對“中心”進行祛魅,但以前現代和邊緣化的特質游離于“歷史合目的性”的現代秩序。尋根文學的具體實踐雖然同為對民間和邊地文化的激賞,但其中既有汪曾祺、張承志從地方中開掘精神資源,為新時期國民性生成尋找心靈支柱,又有高密東北鄉的血腥、小鮑莊的愚昧、鄂倫春山林的仇怨糾葛、陜南商州的閉塞貧瘠……即便是在批判國民性的整體框架下,這些并非是新時期思想主潮所認同的文化范疇。對于“四個現代化”的動態認識作為可通約的時代共識,“地方中國”的主體性重建成為彼時文學理論融入現代性思潮的最終方向。“‘文化’是虛晃一槍,只是為了確立一個價值中立的話語方式。”(5)李慶西指出尋根文學的關鍵在于“尋”而不在于“根”,因而對于地方文化的理論建構就成為“去政治化”的文學策略和價值選擇。他以阿城的《棋王》為例,認為其并沒有展示明確的歷史或地域的文化維度,卻也是理論界認定的典型的尋根作品,以儒、釋、道為依托的傳統文化便在抽象的地方當中被強調。“地方中國”成為尋根文學的理論基礎,將時間維度的期待注入地方空間的反思與探尋當中,對于現代性的認知則以蠻荒的形式表現,由此形成新一輪“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這雖存在一定悖論,卻共同指向可供通約的文化信念,作為尋根文學及其理論建構的根本目的,作家便在“地方中國”的呼喚當中獲得價值認同。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1980年代小說理論所建構的“文學地方”是“觀念的地方”和“民族的地方”,其文化資源雖指向地方與民間,但話語空間并沒有糾結于冷峻的劣根性批判或純粹的人民性神話,而是深入小說創作的感知結構,在中華文明的整體觀念之下闡釋其文化意義,將“文學地方”當中的題材和原型作為重建“地方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手段。學界研究以尋根文學當中抽象化的地方敘述為切口,在被強化的地域范疇當中呈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客觀存在。陳思和通過考察小鮑莊祖先、洪水、撈渣之間在歷史困局中的結構性關系,解讀《小鮑莊》所蘊藉的“原罪—救贖”的神話模式(6)。論者并沒有將小說當中的地方特性當作驅動小說故事的力量來源,而是在自然主義的讓渡和歷史主義的推進過程中解決地方之于中國的神話寓言意義。李潔非、張陵在《“小鮑莊”與我們的“理論”》中,正是以“典型化原則”為理論參照,發現小說對于傳統文學理論的顛覆之處在于小鮑莊這一地方的歷史、民風、心理意識等方面的客觀化敘述。論者通過“文學地方”考證文學進程與人性認識進程間的同步關系,進而突出“地方中國”的主體性價值及文學意義。沿此思路,歷史化的尋根文學研究在對文化價值進行客觀化處理的過程中,抽離啟蒙的批判與革命的敘事,關注小說當中不斷被強化和聚焦的地方性,在中國故事的研究框架當中將其上升至文化人類學的價值高度,以此對接作家的創作初衷,從理論的層面助推中國文學與當代世界文學的對話關系。

三

路徑策略:作為研究方法的“文學地方”

中國當代小說研究在1980年代憑借“地方中國”的理論話語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進而在1990年代參與到由全球資本主義進程所引發的大眾文化浪潮中。然而“表達特定意義與價值的特定生活方式”成為文化的新生內涵及多元構成,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空間形態并存于中國大地之上,觀念層面的“地方中國”難以全面覆蓋文學書寫對不同區域的認知差異,由此成為小說研究路徑轉向的文化動因。區域生活有了更廣闊的呈現空間,“文學地方”的豐富性使理論界無法以“一種思潮”或是“一種方法”對其進行界定,“千座高原”與“眾聲喧嘩”促使學界進行新的思考。因而“文學地方”作為研究方法的價值則在于對接“地方中國”內部的諸要素構成,在特定的空間范疇理解歷史的走向和生活的結構。不同于尋根文學在民族性的先驗視野中觀照地方,進而在一個長歷史語境中提煉“地方中國”的文學思路,區域文學的蓬勃興起則給學界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題,即建構從地方文學進入中國文學的研究理路,著重考察“文學地方”的文化成因,將地方文學以主體間性的關系并置在中國文學的版圖當中,重繪“地方中國”。嚴家炎在1990年代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匯集吳福輝、朱曉進、費振鐘、彭曉豐、舒建華、李怡、李繼凱、逢增玉、魏建、賈振勇、劉洪濤、馬麗華等學者作品,從地域文化角度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版圖。該叢書在厘清20世紀“文學地方”的同時,采用文化研究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深入各區域文學腹地,將研究目標指向現實的區域版塊,不在于觀念性的彌合,而是透過區域的中間環節考察文學(7)。此外,該叢書還將文學研究的思路從尋根時期以民族文學的視角考察“地方中國”,調整為由“文學地方”進入中國文化的現實路徑。對此何西來認為,該叢書對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是對中國傳統地域文化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發展與活用,論者同樣發現區域文學的研究是對尋根時期理論資源的延展,進一步加強了文化研究對理論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助推作用(8)。

作為該叢書作者之一的李怡延續《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以來的區域文學、地方文學研究基礎上提出“地方性路徑”研究方法,以定位“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二者間新的理論方向。論者在《“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代中國”》當中認為,現代性文化的形成方向并非全然“自上而下”,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是由無數條地方路徑和持續生成的地方經驗所構成,由此在方法論上形成“地方體驗—文學表達—中國經驗”的建構軌轍(9)。同樣在《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等文章中,論者通過李劼人在巴蜀的空間行走佐證地方經驗的叢聚轉移對文學現代性的生成作用,指出地方的文化生命力使得“文學地方”成為一個個不可替代的“中國”(10)。在“文學地方”作為研究方法的范式轉向中,李怡、李永東等學者提出“地方路徑”的理論貢獻在于對“中國范式”的突出強調并為學界所實踐。例如《當代文壇》從2020年第1期開始,開設“地方路徑與文學中國”專欄,以“地方路徑”為方法建構“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的對話關系。李永東將以往“租界空間與文學書寫”的個案研究推向現代文學史的方法論建構,反撥傳統文學史研究“及物”卻“不及地”的時間主線,以“地方經驗的叢聚性”為核心展開作家研究,暫時擱置“中心—邊緣”的空間等級,在地方互動與作家跨地選擇中理解流派生成,以地方差異為核心問題解讀文本中現代觀念在地化過程的協商與嬗變(11)。延此思路則不僅關注西方單向的“均質沖擊”,而是將“文學地方”作為認知裝置,理解“地方中國”現代性發生過程的多元面貌。楊慶祥則聚焦于當下地方性寫作的理論建構,面對201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對時空觀念的認知轉折,主張將問題意識牢牢把握在新世紀以來的短歷史語境中,將新一輪地方性寫作的本質界定為“應激性的文化實踐”(12)。同時,文章通過對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寫作和新東北寫作的具體分析,使“地方性”從小說的內容屬性變成了一套可以貫通普遍性離析、可能性想象、當下性再造三層梯度的批評方法。

在地方逐漸被發現的研究過程中,早在2008年,蔡翔就在革命敘事語境當中探討“文學地方”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復雜關系(13),梳理學界對革命文學的理論建構。地方的被發現,文學對地方的想象,現代中國脫域與在地的轉變過程……其根源在于地方性知識進入國家意志的歷史過程,同時更伴隨著國家權力、價值訴求在地方當中的植入。鑒于此復雜的交互關系,蔡翔的方法并非將地方視作單向度自足的文化空間,而是在國家意志與地方形態的沖突、調和與妥協的動態關系當中,進入宏大的中國革命敘事。在李怡和蔡翔的比較當中可以發現,二者同為從“文學地方”當中進入“地方中國”的研究思路,以文學研究的“在地性”建構新的理論空間;不同之處在于,李怡所提出的地方路徑立足于中國現代性生成的地方基礎,通過現象學的方法,結合文化考古等發現中國現代性形成總體趨勢之前,閃現于前現代地方當中的現代性文學現象,以此拉長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長度。同時,橫向觀察同一作家在不同狀態的現代性空間當中所獲得的人生體驗,以此拓寬地方資源改變中國歷史路徑的研究維度。蔡翔的研究勘察文本當中地方與國家在文化治理和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對話關系,發現國家與地方在各自主體性起伏消長的矛盾共同體中,實現當代性演進過程。論者在地方的文化治理與社會變遷中解讀地方的被發現,在國家知識的地方性構成中搭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地方通道。這一對立統一的研究邏輯也延伸至其后來著作《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對“革命中國”及其相關的文學表述研究當中(14)。

除地方性路徑之外,以黃平為代表的對于“新東北作家群”的研究,從歷史美學的維度探尋“文學地方”之于“地方中國”的審美意義。他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等“新東北作家群”為研究對象,總結“新東北作家群”以父子代際書寫為情節驅動,為東北地區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情緒價值之后,更是挪動了“東北想象”在技術現代性社會中的位置和文學場中“東北文學”的位置(15)。其論著《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暗含了從東北出發,超越東北的“脫域性”研究思路:以東北為樣本,回應轉型時代的平民命運與技術現代性,在新一輪的“算法治理”下指向結構性棄民的問題意識(16)。論著的主體部分“進入地方”深耕“新東北作家群”典型樣本,附錄則“走出地方”,收錄關于南方作家王占黑和微軟小冰的研究文章,向南延伸到江南市井平民,向未來延伸到算法時代的文明困境,最終讓“文學地方”真正通向對“地方中國”乃至時代走向的理解。與此同時,黃平將“新東北作家群”創作和尋根文學進行比較,力圖說明“文學地方”書寫范式的時代新質,認為“新東北作家群”的美學原則從在地性歷史經驗出發,卻不再糾結于東北地方的改革陣痛,而是回到總體現實。具體表現為打破“東北式國民性”的因果歸結,使敘述從特征回到結構,從丙崽、撈渣等怪誕的人回到普通的人,寫作“地方中國”的人性尊嚴。值得商榷的是,尋根文學的起點是對民族文化的反思,進而走出現代文明,走向野地。因而,尋根文學之地方更是“原點的轉喻”,“將地方‘地方化’的趨勢”(17)更多存在于突顯社會問題和階級困境的研究路徑,并非尋根文學的全部內涵。而包括新南方寫作在內的理論建構都在與尋根文學進行對話,重新確立以區域地方為起點的問題意識,以文學的思維方式考察從地方開始的文化生成與位移,區域地緣間的嵌合、臨界、流動則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18)。

四

文論擴容:“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的學科融通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國經驗”成為文學書寫的時代話題。在民族文化自信的驅動下,對于本土文化的激活成為新的時代訴求,由此推動文論關注焦點的轉移。陳曉明《南北分野的文學地理學與審美的文化記憶》回到中國歷史語境,梳理南北分野從政治地理概念向審美風格學轉化的過程,“地方中國”的南北范式印證了“文學地方”基于“地理—審美”深層文化記憶的獨特發展道路(19)。可見,作為研究方法的“文學地方”需進一步挖掘以往被遮蔽的文化元素,重新厘清民族精神的地方發生,以及區域歷史中的國人情感及文化主體的空間向度,在對歷史的核心現場和審美現代性有著清晰認知的前提下,引導“地方中國”的文學敘事。與此同時,數字人文的時代浪潮使有關地方和中國的文論研究發生轉向,跨學科協作導向下的地理空間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知識圖譜建構等信息處理方式高效智能,提出問題的能力和想象力逐漸上升為核心要素,學科融通則成為當代小說地方性理論建構的新一輪推動力。對于當代文學史研究而言,時間距離的短暫和現象的懸置都使得諸多文學問題未能得到歷史化的沉淀,因而伴生以空間形態的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促使文學理論向外兼容。文化人類學、文學地理學、區域國別研究、數字人文等相關理論學科大規模進入小說的敘事研究當中,共同參與學科融通的理論研究過程。地方所承載的文學敘事和現實歷史則為這一過程提供融通的空間,上述新興交叉學科也只有在地方的意義上實現交匯,才有進入中國文學研究的可能。

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視野當中,以普適的生命觀照勾連中原與邊地、世俗日常與原始形態、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現代都市與傳統鄉村之間的文化演進與文化落差,為地方與中國的文學書寫提供人文精神的情感溫度。葉舒憲在《“地方性知識”》當中論述普遍主義與歷史特殊主義對地方概念的逆向把握,強調社會科學應去發現個人和族群的獨有精神品性,這是與自然科學普遍化結論的本質區別(20)。正如吉爾茲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識”,這對于傳統的一元化知識觀和科學觀具有潛在的解構和顛覆作用。論者在《文學與人類學》當中強調全球化語境中,文學與人類學的合力作用,亦可視為中國文學在“后文學時代”獲得主體性的新世紀方法(21)。林惠祥在《文化人類學》中通過“經濟的適應”解釋原始物質文化“大類共通、細節分殊”的分布特征(22)。這也正是當代文化“全球化與在地性并存”的底層邏輯:普適的技術、符號、商品可以全球流通,但深層的文化模式、社會心理始終配適本地土壤。互聯網、算法、人工智能等技術,正在打破傳統的地域文化邊界,催生新的文化形態與區域格局,這也正是黃平將“人工智能寫作”與“新東北作家群”并置討論的深層邏輯,二者都是技術迭代下文化主體命運的不同階段呈現。同理而言,從珠三角到大灣區是經濟社會層面的“地方再造”,新南方寫作同樣不把“南方”限定為固定的區域空間,而是文學層面的重新指認。文論建構的南北分野基于學科融通得以實現,共同指向了以地方性方法重構中國現代性體驗的時代命題。在文學與地方的雙向互構中,方法論實現從風格考證到文化批判的升華。鄒建軍、周亞芬在《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當中以關鍵詞的形式總結文學地理學的批評維度(23),鄒建軍的著作《江山之助》則以比較文學的方法,通過艾略特、易卜生等西方作家的個案分析對比研究毛澤東詩詞、車延高華山詩、閻志長詩等詩學現象,建構作為批評方法的文學地理學實踐。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圍繞文學生產、文學創作、文學接受與消費等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論述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文學的地理分布和地區的文學擴散是其研究的主要著眼點(24)。梅新林《文學地理學原理》基于中西互觀的全球視野提出“新文學地理學”的命名,圍繞“還原—重構—超越—回歸”四大環節重構學術體系,為文學研究提供版圖復原、場景還原、精神探原的理論方法(25)。綜上可見,文學對于區域間關系路徑的再現吸引相關學科交叉參與,學科建設與人文地方的動態演進得以交匯,進而在“文學地方”和“地方中國”之間搭建空間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溝通橋梁。

在區域國別研究的推動下,“傳統的地區、地方、民族主義國家、大陸等同質性研究單位轉化為新區域,構成全球性研究單位”(26)。基于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不斷加強,區域知識生產更加關注生產主體和生產方式多樣性,扭轉以往“東方學”的內在邏輯。區域國別研究將“區域構成的世界”作為方法引入歷史敘事,進而回應全球化的話語沖擊。延此思路,王德威融匯國內外視野,將“東北”作為地理與歷史的交匯點,基于文學敘事對現實歷史事件的敞開而提出“東北學”概念(27)。其理論框架由三個方面進行支撐:一是包容獨特的社會人文與自然生態的地理所在,二是啟動關內與關外各種關系運作的流動的文化、族群、政經脈絡,三是投射、建構有關東北的想象、言說、論述、演繹的“時空坐標”。由此可以發現,文學研究意義上的“東北學”不同于以某一城市或區域命名的地方學,而是將東北作為“核心現場”,在東北地方激烈的歷史震蕩中輻射中國現代經驗。東北文學可以是進入東北經驗的開端,也可以是講好“中國故事”的起點。“東北學”的提出基于海外漢學研究,在世界史和東亞史的脈絡中強調東北對于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超越單一主題和斷代方法,以反思歷史的態度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與困境。對于這一理論,“邊地史詩”《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作者遲子建認為:“東北學”的研究要梳理和鉤沉漫長深沉的東北歷史,在其褶皺中尋找可能被遺漏的文學與文化現象。作為“新東北作家群”的一員,班宇認為文學有自己的敘事秩序,面對當下對1990年代東北的言說,需要生成一種語言來適配閱讀方式的轉變,精確還原地域生活。可見“東北學”對于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擴建在于打通地理與歷史的壁壘,“地理就是歷史”,以此賦予東北更為廣義的內涵,在兼容文學外部研究的各類方法的同時,聚焦東北故事的“核心現場”,在最大程度上打開文學研究的理論空間。不同于現代文學階段“文學地方”對現代性生成、民族危亡、人民革命等歷史命題的讓渡,“地方中國”相對被動地參與到文論建構的過程。話語主體間日趨復雜的國際對話使學界更主動地通過地方視野來進行理論建構,在后現代語境和數字虛擬化映照的當下,地方逐漸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空間尺度,以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地方為焦點,融通新興交叉學科,將文論建構的地方性軌轍向前推進。

數字人文研究范式的介入使“文學地方”研究中的空間位移、地方史志、文化原型、區域價值等相關要素,轉化為可供算法模型讀取和分析的數字樣本。關于數字人文與歷史地理的學術史梳理,陳剛《“數字人文”與歷史地理信息化研究》考察由地理信息技術驅動的“空間綜合人文社會科學”對歷史地理研究在方法范式上帶來的轉變,認為其關鍵在于以基礎地理信息系統為支撐,推進歷史研究的空間轉向(28)。由此遷移至文學研究領域,AI模型將小說詞頻風格分析延伸到與空間相關的情感分析領域,情緒與時空的關聯結合不同歷史問題和區域地理,對“文學地方”中的抽象概念或意境化表達進行定量分析。基于數字人文對空間局限的突破,王寧《作為一種人文學術范式的數字人文》列舉遠讀方法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的有效應用(29)。對于“文學地方”而言,遠距離的世界視野與文本細讀相結合,可以基于遠讀的問題導向對世界文學相關文本進行數字化與結構化處理,以此考察同一區域歷史在不同國別敘事當中的差異,對其中的話語邏輯進行解構分析。地方記憶與文學書寫是當下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數字地方”的基礎建設對碎片式的文化記憶進行數據建模,數字人文在情感計算、情感極性分析、情感弧線提取等方面為“地方中國”情感建構提供算法支撐,人物情節的地方路徑有了可視化的圖譜依據。在高校自主建設的數字人文平臺中,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記憶”項目團隊對北京獨特的歷史文化風貌進行專題化資源整合,在空間數據適用性轉化的知識環境中,重構并再現符合老北京城市記憶特征的資源體系。由上海圖書館長期建設的“上海文化總庫”項目在“上海記憶”的各種專題庫建設的成果中通往“地方中國”,借由上海觀照中國近代百余年來的滄桑變遷,在“辛亥革命在上海”“抗戰圖片庫”“上海與世博”等數字人文平臺開發中對接中國整體的歷史邏輯,梳理現代化線索。由此,小說文論在“地方中國”的研究中可以借由數字人文平臺獲得更為堅實的數據支撐,使影視、圖片、錄音、文本等多重證據彼此互鑒,在多學科融通對話中參與到“文學地方”的研究中。

結 語

在小說文論的建構過程中,“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彼此發現,形成內在結構的自主性調適。尋根時期,以重建“地方中國”的文化主體性為研究訴求,將地方的文學書寫作為中國觀念的地方下沉;1990年代以來,“文學地方”作為被發現的路徑策略,為研究區域文學崛起提供理論方法;經由理論的原始積累,新興交叉學科在地方的文學維度中匯聚,突破時空壁壘,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動力。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在“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的張力空間中形成垂直于文學史研究的理論軌轍,進而解決新時代語境下的理論困境。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建構歷程,將民族化理論逐漸向詩學話語體系推進,已成為理論自覺的應有之意。理論空間的擴容是體系化建構的前提,“文學地方”與“地方中國”不僅是民族地理加中國文學的概念整合,而是在審美轉向的大環境下保持中國文學的自主性,通過理論建構使得文學中的地方經驗、地方話語,以及存在于各地方的中國故事、中國方式,在兼具歷史和當下的文學活動中獲得自在的發展空間。

注釋:

(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前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法〕米歇爾·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第129頁,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21。

(3)見程光煒主編、謝尚發編:《尋根文學研究資料》,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

(4)見周引莉:《尋根文學的發展與影響》,第1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5)李慶西:《尋根文學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6)見陳思和:《雙重迭影·深層象征——談〈小鮑莊〉里的神話模式》,《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1期。

(7)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理論與創作》1995年第1期。

(8)何西來:《關于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想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9)李怡:《“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代中國”》,《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10)李怡:《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11)見李永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地方路徑》,《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12)楊慶祥:《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再談地方性寫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6期。

(13)見蔡翔:《國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沖突、調和與妥協》,《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2期。

(14)見蔡翔:《導論》,《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第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15)見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16)(17)見黃平:《出東北記——從東北書寫到算法時代的文學》,第217、6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18)見楊慶祥:《地緣、氣質和離心——四論“新南方寫作”》,《江南》2023年第5期。

(19)見陳曉明:《南北分野的文學地理學與審美的文化記憶》,《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20)見葉舒憲:《“地方性知識”》,《讀書》2001年第5期。

(21)葉舒憲:《文學與人類學》,第2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8。

(22)林惠祥:《文化人類學》,第66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23)關鍵詞:文學的地理基礎、文學的地理批評、文學的地理性、文學作品中的自然意象與人文意象、文學的地理空間、文學的宇宙空間、文學的環境批評、文學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文學地理空間的限定域與擴展域、文學地理批評的人類中心與自然中心。見鄒建軍、周亞芬:《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24)見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第18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25)見梅新林、葛永海:《導論》,《文學地理學原理》(上),第1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26)夏繼果:《區域國別學與區域史、全球史的內在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0期。

(27)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

(28)陳剛:《“數字人文”與歷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29)王寧:《作為一種人文學術范式的數字人文》,《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2期。

本文刊發于《當代作家評論》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