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人:“思想實驗”與“純文學”寫作的未來可能
近幾年來,國內文藝理論界不少學者開始將文學與“思想實驗”關聯起來討論。文學具有思想性,文學與哲學密切相關,這些論斷早已是文學常識,也是很古老的文藝理論話題。但近期學界討論的“思想實驗”,并非簡單地重新強調思想、哲學之于文學的意義。徐賁在其參與討論的文章《文學何以成為思想實驗》開頭就強調:“盡管虛構文學有時會與思想實驗結合,但它們通常是不同類型的思想表達形式。思想實驗以邏輯論證為核心,旨在探索理論或概念的可能性和結果;而虛構文學則以敘事為主,專注于講述故事和塑造角色。”①可見,當前學界關注的文學與思想實驗的關系,是在文學與哲學有差別、文學不等于思想實驗等認知基礎之上展開的探討。文學不能沒有思想,但文學又不等于直接的思想表達,辨析文學與思想實驗的關系,可讓我們重新認識文學的獨特價值。但就當前普遍存在著“思想貧血癥”的中國文學而言,我更愿意借助“思想實驗”的相關主張來重新強調文學創作所需要的思想性和探索精神。尤其對于當前與網絡文學、大眾文藝逐漸分流發展的“純文學”而言,“思想實驗”相關的精神特質更可彰顯文學虛構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一、何謂“思想實驗”?
“思想實驗”作為一個概念或思維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界有悠久、廣泛的討論,歷史上有“想象實驗”“假想實驗”“觀念實驗”等說法。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恩斯特·馬赫較早對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實驗”做出了闡述:“除有形實驗(physical experiment)(也有譯作“物理實驗”——引者注)外,還有在較高理智水平上使用的其他實驗,即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計劃者、空想家、小說家,社會烏托邦和技術烏托邦的作者都用思想作實驗……思想實驗可以說花費較少。正是這樣的小小的奇跡,使得思想實驗往往在有形實驗之先,并為其作好準備。”②馬赫認為思想實驗常常先于有形/物理實驗,思想層面的探究追問是物理層面實驗的一種準備,物理實驗可檢驗、驗證思想實驗。簡單而言,最初的思想實驗就類似于哲學意義上的分析論證,而物理實驗則指向科學實驗或應用實踐。二十世紀以來,諸多科技哲學領域的研究者特別關注“思想實驗”話題,如哈金就認為實驗可以不需要理論,可以有“自己的生命”,這與恩斯特·馬赫當年的“思想實驗”先于“物理實驗”相關觀念形成了差異。“實驗”未必就是服務于某種理論目的,“實驗”本身就是目的,甚至是“實驗”可以發現新的理論意義。“區別于傳統的‘理論優先’的科學哲學家,哈金反對那種認為實驗只具有服務于理論的‘仆從’地位的觀點。因為,從科學實踐的歷史來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的科學發現語境里,是實驗而非理論具有認識論上的優先性,理由是‘實驗’‘比通常認為的要更獨立于理論化過程’。”③庫恩也對“思想實驗”感興趣,他曾借助伽利略和皮亞杰的案例,表明“思想實驗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可以作為分析的手段,用來揭示我們既有的概念裝備中的不恰當之處,表明它們會導向含混或沖突的結果”④。
在哲學史上,具有“思想實驗”性質的命題或問題有很多,比如“帕斯卡的賭注”“笛卡爾的惡魔”“萊布尼茨的磨坊”,以及被諸多學科廣泛討論的“電車悖論”等等,都是通過虛構情境和假設來推想和論證闡述某些重要的哲學問題。帕斯卡在其《思想錄》中,為回應皮浪懷疑主義,提出一個是否應該相信上帝的假設,假設上帝存在,若真存在那你將贏得無限大的幸福,假若上帝不存在,你的收益也很小,最后也會變得一無所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人們應該相信上帝存在。笛卡爾在追問探尋一種絕對不可動搖的認識論根基時,提出一個極端化的懷疑論假設,即假如存在一個極其狡猾的、無所不能的惡魔,它用各種手段來欺騙世人,影響我們的感官、操控世界運作的邏輯,如此我們人之為人還能相信什么?這一假設本身并無意義,但它幫助笛卡爾推導論證出“我思故我在”等觀念。假如有這么一個全能的惡魔,那么外在的世界、我們體驗感受到的一切都不可靠,為此也就只能從心靈世界尋求支撐。惡魔可以欺騙我的一切,但無法欺騙“我正在思考”這一事實本身,唯有“我思”可以確認“我在”,這是一個由假設而推證的過程,雖有循環論證的問題,但它也成為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留在了哲學史上。同樣,“萊布尼茨的磨坊”也是一個幫助萊布尼茨闡明自己哲學觀點的“思想實驗”。萊布尼茨在其名著《單子論》中,借助磨坊這一機器的運轉方式,以此說明傳統的機械論難以解釋人的知覺、思想和意識。他假設人是一臺磨坊機器,內部的結構可以產生思想、意識,但若我們進入到磨坊內部,只能看到各個零部件之間如何運轉,卻無法找到意識何在,無法理解知覺是怎么產生的,也就是說,物質、機械等物理意義的元素,并不能推導產生出知覺、意識等精神屬性內容。萊布尼茨這一假設,今天看來或許天真,但物理過程與精神感知之間到底是如何建立關系的,這一鴻溝至今都未能跨越,依然是困擾神經科學和人工智能科技的核心問題。再如“電車悖論”,更是一樁引發無數人參與辯論的“思想難題”。按英國哲學家菲利帕·富特1967年的版本,假設一輛失控的電車,有兩條軌道可選擇:若不作為、不刻意改變軌道,則會撞死前方五個人,若選擇改變軌道則會犧牲另一條軌道的一人。若你是司機,該如何選擇?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思想實驗”,它涉及犧牲少數拯救多數是否合理、主動傷害與被動傷害的差別等諸多倫理、法律問題,引發很多學者參與爭辯。“電車悖論”后來還衍生出各種版本,如擴展為“天橋難題”探討人類道德直覺的復雜性等。
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思想實驗”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有著廣泛的討論,哲學史上也有很多帶有“思想實驗”性質的經典命題。但是,作為概念來溯源,“思想實驗”可能會視作“一種認知程序古已有之,但古人將這種在思想中設問繼而進行邏輯推演的手段當作一種論證方式,而非近代的‘實驗’”⑤。真正讓“思想實驗”問題再度受到關注,且將其引入文學研究的人物是美國當代哲學家凱瑟琳·埃爾金(Catherine Z. Elgin)。作為分析哲學家古德曼的助手,埃爾金從古德曼、威廉斯、戴維森、蒯因等語言學家、分析哲學家的理論思想中獲得啟發,她借用分析哲學的思維方法,探究如何用不同于邏輯推理的方法,更為合理地推導論證理論意義上的真理問題,她對于“思想實驗”有一個很好的界定:“思想實驗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練習,旨在確定如果滿足某些條件會發生什么。想象力可以自由地接受它喜歡的任何想法。它沒有義務尊重概念上的聯系、身份、自然法則或常識的要求。……思想實驗闡明事實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靈活的、多變的,但仍然是約束的特點,是想象力加給他們的約束。通過施加這樣的限制并引出結果,想象力充當了思想的實驗室,一個可以設計、闡述和測試重新獲得的配置的場所。”⑥埃爾金對于“思想實驗”的闡述,不再與科學實驗、物理實驗對比,而是與傳統的邏輯推理型論證分析方法形成比較。為此,她的“思想實驗”觀特別強調想象力和虛構性情境。劉陽曾概括出埃爾金思想實驗學說的三個理論特點:首先是新的整體論立場,其次是區別于事實主義者的理解,再次是“對規范性基礎的重構”,“三點理論內涵歸結起來,指向了一種共同的合力,即在思想實驗中認知原先被遮蔽的意義時,整個過程呈現為一個無法被理論邏輯預料的事件”⑦。重視想象和情境,強調其與理論邏輯論證的差異,這種“思想實驗”與文學藝術有著內在的共通性。為此,埃爾金創作《理解:藝術與科學》《作為思想實驗的小說》等文章探討思想實驗與文學虛構、藝術想象的關聯。
二、文學與“思想實驗”的關系
“思想實驗”需要構建一種獨特的情境,以此推想論證某些觀點,這與小說創作通過虛構各種場景來講故事很是相近。但若從“情境設定”維度來討論文學與思想實驗的關系,所有的小說可能都會帶有“思想實驗”的成分。比如中國傳統的“四大名著”等等,都很直接地將人物、故事設定在某些特定的場景內部。《紅樓夢》最為典型,作者將賈寶玉與眾多姐妹放在大觀園里,講述這個樂園的興衰和人物的凋零,以此表達作家對于社會歷史、家庭倫理等諸多問題的省思,也是一種“情境設定”性質的文學虛構。但若將《紅樓夢》也視作“思想實驗”,肯定是不合適的,也將“思想實驗”泛化了。為此,我們需要對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的差異作更細致的辨析。
陶東風在《如何理解文學是一種思想實驗?》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埃爾金對于思想實驗與文學關系的觀點。埃爾金肯定了虛構性小說的認知價值,“認為讀者的認知能力特別是認知小說外的世界的能力,會通過閱讀小說而得到提升,因為‘虛構/小說作品就是思想實驗’”,但“作為思想實驗的文學特別擅長提供對復雜的、通常無法通過直接經驗檢測的社會或人生難題的認識論入口,而不是像一般實驗那樣指向明確單一的對和錯、真和假”,“這是虛構文學在認知方面的獨特優勢”,為此虛構的文學不是簡陋的思想實驗,而是“擴展的、復雜的思想實驗”⑧。陶東風在埃爾金的觀點基礎上繼續追問文學與思想實驗的差異,他借助伊娃-瑪麗亞·康拉德的觀點,認為“思想實驗”有三個最重要的標準:一是借助想象力來開展,二是具有論證功能,三是具有反事實結構。這三個標準,對于虛構性的小說創作而言,只有第一個是一致的,論證功能和反事實結構則是部分特定類型的小說敘事才具有的特征。康拉德認為只有“反事實文學”才能滿足“思想實驗”的三個標準,其所謂“反事實文學”,指向的是類似于菲利普·羅斯《反美陰謀》這樣的歷史小說,包括反烏托邦小說和部分科幻文學,“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觀念色彩較強,為強化某一主題或傳達一種警示而故意設置了人物活動、情節展開的非常規情境”⑨。但對于很多觀念色彩強的作品,其藝術性、文學價值卻也是廣受質疑的。對此,陶東風強調文學的“思想實驗”特質,不應是重復某種既有的陳詞濫調,而是“一種探索未知的手段或工具”,“其使命是提供關于世界的新知”。由此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真正的相近之處,應是“實驗”,而不是“思想”。強調“實驗性”,對于文學創作而言,是一種探索性,相當于“先鋒性”。二十世紀以來的諸多經典作品中,卡夫卡《城堡》《審判》、加繆《局外人》《鼠疫》、戈爾丁《蠅王》等,都是具有思想實驗特質的先鋒小說。這些作品不是簡單地演繹某些既有的思想觀念,而是通過虛構特定的故事情境,借助豐富的細節想象來講故事,為此它們塑造的人物是豐滿的,同時表現的思想也是前衛的、具有探索性的,為此它們可以作為文學經典給人精神啟迪,同時也可以作為“思想實驗”給哲學等學科提供思想啟示。陶東風還通過分析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等作品,以此強調細節描寫對于文學思想實驗的重要性。細節是小說的肉身,思想最多是骨架。沒有骨架,純肉身的身體無法立起來。只有骨架的身體,很可能就是一具干尸。哲學領域探討的“思想實驗”,側重邏輯的清晰和觀點的前沿,不需要太多的細節。但文學意義上的思想實驗,不僅需要清奇的骨骼,也需要鮮活的肉身。“文學思想實驗通過設定、控制極端情境剝離日常經驗的遮蔽,卻又以細節的豐盈抵抗抽象概念的簡化。……科學思想實驗的論證邏輯要求清晰、單義與工具性,而文學虛構的審美邏輯則依托開放性、多義性與情感沉浸。”⑩
其他參與探討文學與“思想實驗”問題的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比較了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比如徐賁認為小說的虛構敘事和哲學的“思想實驗”是通往不同知識領域的途徑,思想實驗主要用于探索哲學、科學或概念問題,“關注命題知識(即‘知道’)和邏輯推理”,“主要是在‘知道什么’的領域內發揮作用”,而虛構敘事則是在“‘知道什么’方面取得認知上的成功,幫助我們提升能力”。但小說也可以成為思想實驗的形式,這意味著“文學作品通過敘事、角色和想象的虛構情境,探索假設的情況、倫理困境或哲學問題,以‘就像是’(類似于)思想實驗的方式引發深刻的反思和理解”?。還如林云柯指出“‘極端境遇’式的思想實驗與文學性之間具有顯著的聯系”,“電車悖論”等這類極端境遇式的思想實驗,都是具有文學性的境遇。?其他還有很多學者結合科幻文學的虛構敘事探討思想實驗,認為科幻小說家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實驗的專業制造者”?;科幻小說與思想實驗,都是對于可能性的探討,但思想實驗更強調思想的閉合,科幻創作應有更廣闊的想象空間。?
概括而言,作為文學的虛構敘事與作為哲學的思想實驗,它們在情境想象、探索未知以及更新認知方面有著共通性,但思想實驗更強調邏輯論證和知識探討,文學虛構則更重視細節想象和問題反思。無論是相似性還是差異性,我們都可以找出很多文學案例。比如前述提及的“笛卡爾的惡魔”,笛卡爾對于全能惡魔的假想,完全是為了導向其“我思故我在”的哲學觀點。而二十世紀以來的科幻文學,也有諸多作品想象未來人類被外星生命或覺醒了意識的機器人控制之后的故事。比如1998年上映的電影《楚門的世界》,故事中楚門·伯班克這個人物,從出生就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攝影棚里,他的人生就是一場24小時全球直播的真人秀。導演似乎想要讓全球人觀察楚門如何成長,長大后會不會發現自身的處境,又將如何走出這個攝影棚。這個電影的場景設置、情景安排等,都是典型的“思想實驗”,但其作為文藝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是表現楚門如何一步一步發現自己生活在虛假的場景中,以及如何逃離攝影棚這一過程,至于他是否逃出去了這一最后的結局,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非重心。電影最后,當楚門即將撞上“天空”逃出攝影棚找到通往外界的階梯時,“空中”傳來了這部“真人秀”節目的導演的聲音,告訴楚門外面的世界同樣充滿虛假和欺騙,這里面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最安全最舒適的地方,這就給出了兩個可能性:楚門會遲疑嗎?會退縮嗎?還是會勇敢地闖出去?這種可能性的選擇,是“思想實驗”性質的探討,但電影讓楚門毫不猶豫地、頭也不回地走進了未知的真實世界,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作為藝術作品的選擇,而不是作為“思想實驗”的選擇。作為藝術作品,它要通過人物來表現一種拒絕虛假和欺騙的生存勇氣,同時也借此引發觀眾對于自身生存狀態的警醒,帶有清晰的批判色彩;但若只是“思想實驗”,“實驗者”更關心的或許是每種選擇所能推導出來的思想問題。還如王威廉的短篇小說《模糊的赭紅色》,也是想象未來人工智能機器系統獲得了自主意識之后,它們通過戰爭統治了地球,控制了大多數人類,將人類作為奴仆,剩下一些不愿屈服的人類逃亡到地穴或荒蠻雨林,過上了原始部落式的生活。智能機器統治地球,這是一個大的假想,類似于笛卡爾設想的那個全能的惡魔。以這個假想為基礎,王威廉小說重點講述的是人機大戰后那些被遺棄在火星上的地球移民的情況。人機大戰爆發之前,智能機器就切斷了地球人類與火星人類的聯系,控制地球后,智能機器就將火星當做一座巨大的監獄,也是一個實驗室,用來觀察、研究人類。“火星基地是一個巨大而完美的人類實驗室,人類在這里的一切細節都在他們的監控之下,為他們源源不斷提供關于生命活動的各種數據。”?小說中的智能機器將火星上的人類當做實驗對象,作家創造這個小說,也是通過構建這樣一個場景,以此想象這個“火星實驗室”里的人物如何發現自己的處境以及如何為人類世界尋求新的曙光。如果只是一個思想實驗,我們或許只會去探討這種極端處境中人類的命運走向問題,或者如笛卡爾一般借此假想推導出一個結論。但作為小說,作家王威廉著重描繪的并非人物知曉真相后如何逃離火星監獄,而是講述“我”和妻子麥苗之間的情感變化及其最后的人生選擇。
要闡明文學虛構敘事與哲學思想實驗的共通性和差異性,就當代中國的科幻作品而言,最好的案例當屬劉慈欣《三體》。《三體》第二部“黑暗森林”,是很典型的“文明實驗室”想象,它實際上是在追問“在倫理學失效的條件下,文明如何存在”?。或許,對于哲學研究者而言,追問“如何存在”并得出自己的結論最重要,但對于文學讀者而言,“如何存在”這一結論并不重要,“尋找答案的過程更激動人心”?。
三、“純文學思想實驗”的未來可能
強調文學與思想實驗的差異,這固然很重要,可幫助我們更清晰地把握文學之為文學的獨特性。但對于這種獨特性的強調,也不能成為文學界論證文學自足性的充足理由。文學的虛構敘事與思想實驗的關系,無論是共性還是差異,都是相對而言,并非定論。文學史上也有很多作品是將虛構敘事當做思想論證,更有一些哲學意味濃重的小說只為演繹某些思想理念。當然還有更多的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毫無關系。可以說,文學的可能性,遠大于“思想實驗”的可能性。或許,相比于辨析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的異同,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其實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應強調的文學特性也有不同;面對不同類型的文學文本,可彰顯的文學品質也會有差異。比如革命年代,諸多具有思想實驗特質的作品,主要目標就是“圖解”“宣揚”革命思想,這類寫作也并非一無是處;即便如1980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也是強調思想性和先鋒性,哪怕佶屈聱牙也有其難得的探索精神。就文學類型而言,注重歷史敘事和日常生活呈現的現實主義作品,當然不會強調“思想實驗”;在意閱讀快感、傳播效果以及商業轉化的網絡文學,更不會刻意去冒險玩哲學意義上的“思想實驗”;而像先鋒小說、科幻文學等,就天然地需要“思想實驗”所推崇的探索精神和哲思品格。那么,對于當前階段的中國文學而言,該如何兼容“思想實驗”思維?
新世紀以來,中國網絡文學迅速崛起,如今已經與傳統的純文學寫作形成了并行發展的狀況。當前探討文學問題時,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們討論的是何種類型的“文學”。比如討論AI時代文學的衰亡這一話題時,這里的“文學”明顯是指傳統意義上的嚴肅寫作/“純文學”,而非具有龐大寫作群體和讀者數量的網絡文學。為此,我們探討文學的虛構敘事與思想實驗的關系,這里面的“文學”很大情況下也指向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寫作。今天的“純文學”寫作面臨著諸多問題,它在故事的可讀性、影視轉化以及經濟效益等方面無法與網絡文學相比,在經驗的鮮活性、故事的現實感等方面又難以和新出現的“新大眾文藝”相比,只剩下思想性、批判性可能是傳統“純文學”寫作最擅長也最可張揚的品格。為此,當前的“純文學”創造者,若想與網絡文學和“新大眾文藝”同臺競爭,就得找到自身的獨特性,開辟出獨屬于自己的道路和未來。對此,就“純文學”性質的小說創作而言,我以為可以從文學虛構敘事與哲學“思想實驗”的關系中獲得啟示。概括而言,這“啟示”可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與“思想實驗”一樣注重于構想“極端境遇”,挖掘表現現實生活難以抵達的生命經驗;二是知曉文學敘事與“思想實驗”的差異,構想獨特情境時更要強化細節想象;三是汲取“思想實驗”的探索實驗精神,以先鋒姿態推進文學虛構,彰顯文學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對于“極端境遇”的想象,這是十九世紀以來諸多文學經典的共同特征,也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中諸多重要小說的基本屬性。但近些年來,除開科幻文學之外,傳統的純文學寫作者已經不太愿意通過構想極端境遇來開展小說創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構想一個殺人取財的極端境遇,以此拷問拉斯柯爾尼科夫內心的罪感,我們借此境遇也看到了一個簡單的殺人事件背后深藏著的人性之深淵。加繆的《局外人》,將人物默爾索置入一些極端境遇,讓其失手犯下了殺人罪,讓其在法庭上受審時感受這個世界的荒誕。當然小說中,莫言、余華很多小說都會通過構想極端境遇來講故事。如莫言的《檀香刑》,描述劊子手如何沉浸于自己的殺人技藝,這也是對于極端邪惡場景和心理世界的想象;而《生死疲勞》則想象人死后轉世為驢、牛、豬、狗、猴等牲畜的境遇,以此表現時代的荒唐與可悲。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讓人物許三觀遭遇各種困境,使其陷入一種靠賣血才能維持生活的極端境遇,以此表達人生的絕望與時代的荒誕;《第七天》則講述人死后七天內的亡靈見聞,也是一類極端境遇。構想“極端境遇”講故事,這很考驗一個作家的想象力。所謂極端,意味著這類境遇不太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但它有可能發生在心理層面,或者不同程度地發生在不同人物、不同情境中。作家需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深挖下去,讓現實生活中的不可能性變成文學敘事上的可能性。當然,這種極端經驗的構想與呈現,并非為了滿足人的獵奇心和自虐感,而是像《罪與罰》《局外人》《許三觀賣血記》等小說一般,指向深層次的精神探察和社會批判。
細節是傳統“純文學”的安身立命之本。“純文學”注重的細節呈現,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性:一是與網絡文學形成差異,獲得其獨特的審美價值;二是與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實驗”形成區別,避免將小說的虛構敘事淪為哲學性的觀念圖解;第三還能與人工智能時代的AI寫作形成差別,突顯“手搓”文學的“活人感”與真實性。AI文學缺少真實的生活細節,由這個層面最容易理解細節之于傳統寫作的重要性。網絡文學重在故事架構,在細節方面往往相對粗糙,過多的細節還會影響讀者的閱讀快感。“純文學”創作應反其道而行之,突出細節審美的魅力和價值。比如我們看《紅樓夢》,初看可能感興趣于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情感故事,但重讀時則會被小說中各種各樣的細節所吸引,光就小說如何寫賈府的物、大觀園的布局,以及黛玉葬花這類具體的場景等等,都值得有心人去細細品味。也正因為其豐富的細節,《紅樓夢》在不同的人讀來收獲也會不同,在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闡釋空間。細節也是文學敘事區別于哲學“思想實驗”的核心所在,沒有足夠的細節鋪墊,只為圖解或演繹某些思想理念,很容易淪為直白的意識形態敘事,這在前面探討文學虛構與思想實驗的差異時已經提及,這里可再舉一例補充說明。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里寫拉斯柯爾尼科夫進入老太婆房間準備作案時,很細致地寫他如何沒能像之前預想的那般順暢,以此表現他的內心世界的猶豫。恐懼與矛盾。“‘您好,阿遼娜·伊凡諾芙娜,’他盡量用隨隨便便的口氣開口說,可是他的聲音不聽他的指揮,斷斷續續而且發顫,‘我給您……帶來一件東西……不過我們最好到這邊來……到亮光里來……’”?包括后面寫他的手在發抖等等,都是突顯人物作案過程中的內心搏斗。呈現這些細節,完全超出了一個“思想實驗”所需要的內容,但正因這些細節,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人物才能成立,小說才可能成為文學經典,而不僅僅是一個探詢上帝死后殺壞人劫富濟貧是否有罪的“思想實驗”。
第三個方面是向“思想實驗”學習探索實驗精神,發揚“純文學”寫作的先鋒性,這不是什么新觀點。但綜合哲學“思想實驗”所推崇的探索實驗精神,或可賦予“純文學”寫作的“先鋒精神”新的內涵。在中國當代文學語境內討論“先鋒精神”,經常會關聯1980年代余華、蘇童、格非等人的先鋒文學,更強調形式實驗,甚至直接就是借鑒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作家的現代、后現代主義文學技巧。但“思想實驗”意義上的“先鋒精神”,主要是為了探索新知、拓展認知,甚至是直接以虛構故事和假托獨特情境來解構某些宏大理念或生活常識。這方面,當前中國科幻作家著力推進的科幻現實主義小說已有所表現。陳楸帆曾強調,“科幻在當下,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理想意義上的科幻現實主義寫作,需要借助科技化的未來想象,以此表達作家對于當代科技以及社會現實的反思與批判。如其小說《荒潮》,想象一座堆滿電子垃圾的島嶼,虛構一個被迫害的垃圾少女形象,讓我們看到當前世界科學技術高歌猛進的背景下,那些邊緣的地域和被遺棄的群體承受著怎樣的殘酷遭遇。科幻作家的“思想實驗”和批判精神,應該引起傳統“純文學”創作者的重視。王威廉曾提出“純文學科幻”概念,希望融合傳統“純文學”的現實感和科幻文學的想象力,“借助科學知識,推演一種思想的實驗,創造一種出自科學精神又落腳在人文情懷上的世界觀,從而讓文學成為一種在浩瀚星空中發現、觀測和認領我們自己的藝術”?。“純文學科幻”是借助科技知識開展的“思想實驗”,推而言之,“純文學”還可以融合各種的知識進行“思想實驗”,以此開拓出各種類型的“純文學‘思想實驗’”寫作。
結語
當前時代,經常被界定為AI時代、短視頻時代,甚至是網絡文學的時代,已經沒有人敢說會是“純文學”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還有怎樣的生存空間和未來可能?徐賁在探討AI時代的閱讀問題時強調說:“文學一直是探索人類經驗、社會結構和哲學探究的沃土。文學實現這種深度探索的最深刻方法之一就是思想實驗。”?“純文學”的出路不在于和AI文學比效率,也不可能與短視頻比傳播面,更不必與大多數只求流量的網絡文學比拼經濟效益,唯一的出路或許就是“思想實驗”。但文學虛構的“思想實驗”也不能太像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思想實驗”,“純文學思想實驗”應該是有先鋒精神、重細節想象、能提升人們對于外在現實以及內心世界認知能力的思想探索和藝術實驗。時代在變,文學也在變,“純文學”的變不是變成其他類型的文學,而是明確文學之為文學的“自身之本”,以此“根本”為基礎融入更多的知識,在動態的探索實驗中守護人文的底線。
注釋:
①?徐賁:《文學何以成為思想實驗》,《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3期。
②[奧]恩斯特·馬赫:《認識與謬誤:探究心理學論綱》,李醒民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04頁。
③④劉小濤:《思想實驗的獨立生命》,《哲學動態》2024年第10期。
⑤苗思萌:《從假如(if)到必須(must):文學作為思想實驗的知識論“用法”》,《中國圖書評論》2025年第7期。
⑥J.Gibson,W.Huemer,L.Pocci.A Sense of the World:Essays on Fiction, Narrative,and Knowledge.Routledge, 2007,p.47.本語段轉引自劉陽:《埃爾金、思想實驗與文學的認識論重構》,《文藝爭鳴》2025年第11期。
⑦劉陽:《埃爾金、思想實驗與文學的認識論重構》,《文藝爭鳴》2025年第11期。
⑧⑨⑩陶東風:《如何理解文學是一種思想實驗?》,《文藝研究》2025年第7期。
?林云柯:《思想實驗與虛構悖論》,《中國圖書評論》2025年第7期。
?[美]托馬斯·斯科提亞:《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小說》,陳芳譯,《科學文化評論》2008年第5期。
??陳舒劼:《知識普及、意義斗爭與思想實驗——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的科普敘述》,《東南學術》2020年第6期。
?王威廉:《模糊的赭紅色》,《山花》2023年第12期。
?趙汀陽:《最壞可能世界與“安全聲明”問題》,《哲學動態》2019年第3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汝龍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頁。
?陳楸帆:《對“科幻現實主義”的再思考》,《名作欣賞》2013年第28期。
?王威廉:《一種“純文學科幻”——從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談起》,《文學報》2021年8月26日。
?徐賁:《AI時代的閱讀——當今時代呼喚文學的思想實驗和人文認知》,《書城》2025年4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