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灶臺到書桌,李文麗新作《地里的洋芋開花了》出版
10月31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從作家出版社獲悉:甘肅隴東走出來的家政女工、素人作家李文麗繼紀實散文《我在北京做家政》之后,推出另一部非虛構新作《地里的洋芋開花了》,這是當下“新大眾文藝”浪潮中,又一份長在田間地頭、浸著煙火人間的鮮活寫作樣本。

與《我在北京做家政》聚焦城市家政工人生存狀態(tài)不同,李文麗這部約二十萬字的《地里的洋芋開花了》新作,將目光投向隴東故鄉(xiāng)的溝壑梁峁與親人日常,收錄了她近年在手機屏幕上敲下的數(shù)十篇散文隨筆,分為“屋檐之下”“血脈之間”“故園風物”“大千世界”“紙上春秋”“四時流轉”六輯。新作在泥土氣息中勾勒出一位農村女性從“圍著灶臺轉”到“走進《人民文學》”的精神覺醒軌跡。讓一個曾經沉默的群體在文字中看見自己、讀懂生活,也證明:洋芋開花,不是為了被人觀賞,而是為了在看不見的泥土深處結出果實。
洋芋花開的隱喻:被看見的底層女性
在西北,洋芋是土豆的別稱。其花朵為白色小瓣,黃色花蕊,開在西北廣袤田野里,毫不起眼。李文麗在書中寫道:“這朵花像極了普通農村婦女的人生底色:毫不起眼、不為人知,樸素堅韌、耐受力強,自有倔強的生命力。”這一意象構成了全書的核心隱喻——它不僅指向作者本人,更指向她筆下那群長期沉默的農村女性。

書中《一個壞女人出走以后》一節(jié)尤為觸目。同村女性米花長期遭受丈夫家暴,被逼迫、被羞辱,最終逃離村莊進城打工,多年后開著奔馳車回鄉(xiāng)參加兒子婚禮,卻仍被村里人指指點點。李文麗沒有停留在道德評判,而是以悲憫之筆追問:“那些年她在外面漂泊不定,活著的時候一直都在逃離這個家,不知道她這次是心甘情愿回來,被葬在那個打她罵她的人身邊的嗎?”
在《她也變成了插足者》中,童年伙伴巧巧從正義少女淪為他人婚姻的介入者,李文麗以“哀其不幸”的目光審視其命運轉折,拒絕簡單的道德審判。而在《逃離養(yǎng)老院》里,家政姐妹面對雇主老人的騷擾,周圍人卻以“哄哄他就行了”輕描淡寫,李文麗以“逃離”完成了一次沉默的反抗。
李文麗的寫作之所以動人,正在于她不是以啟蒙者姿態(tài)俯視底層女性,而是以“她們中的一員”的身份,將那些“說不出的苦楚和煎熬”一一打撈出來。書中那位在養(yǎng)老院被胖老頭騷擾后遭姐妹嘲笑的“她”,那位被丈夫誣賴“大白天找嫖客”而打暈在門口的米花,那位被母親以三十萬彩禮相逼最終裸婚的陽陽——這些女性群像共同構成了一幅農村女性生存狀態(tài)的粗糲長卷。
“誰他媽”到“我自己”:一條自我命名之路
全書的覺醒敘事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嵌入具體生活細節(jié)中的緩慢蛻變。李文麗在《你像禮物一樣出現(xiàn)在我的生命里》中坦承,以前她的身份是“誰他女兒”“誰他媳婦”“誰他媽”,而文學讓她“終于擁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尊嚴”。這一轉變的代價與過程,書中毫不諱言:在雇主家忙完一天,等孩子睡下,她才像小學生一樣“去安心做我的作業(yè)”;休息日別人刷短視頻、打瞌睡,她趴在雇主家的餐桌上、灶臺旁寫日記;因為太累在公交車上寫東西而經常下錯站。
更值得關注的是,李文麗的覺醒并非單向度的“逃離農村”。她寫婆婆獨自留守家園、侍弄菜園“一個人活得熱氣騰騰”,寫母親晚年患阿爾茨海默病卻拿著女兒的書“挺直腰桿自豪地夸耀”,寫三哥一生忍辱負重支撐家庭最終猝然離世。
在《母親去了福利院》中,李文麗直面自己作為女兒“照顧了別人大半輩子,卻沒有照顧過一次生我養(yǎng)我拉扯我長大的親生母親”的愧疚。這種對故土親人的回望與審視,構成了她覺醒敘事的另一面——不是與鄉(xiāng)土決裂,而是在鄉(xiāng)土中重新辨認自我。
書中亦收錄了《在吉祥大戲院的表演》《你相信嗎,我上“春晚”了》《走進〈人民文學〉》等篇目,記錄了她作為家政工代表參與法國編舞家杰羅姆·貝爾作品《盛會》演出、登上縣級春晚舞臺、走進中國作協(xié)“作家活動周”的經歷。從灶臺到舞臺,從保姆間到《人民文學》雜志社,這些“高光時刻”在書中被反復書寫,卻始終伴隨著一種清醒的自省:“我竟然也通過藝術家老師們的幫助,在798藝術區(qū)舉辦了個人畫展。這一切,哪里是一個五十八歲當了奶奶、沒有多少文化程度的農村女人,該擁有的人生啊?”
“新大眾文藝”:讓每一個聲音被聽到
李文麗的寫作被納入近年“新大眾文藝”的討論視野。書中《文學“縣”場的地道文學》一篇記錄了她在遼寧康平參加中國作協(xié)“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活動”的經歷,她與范雨素、陳年喜等“素人寫作者”同臺,在改稿會上聽編輯逐句點評。她寫道:“像我這樣一個從小到大都沒有被認可和尊重的人,到了文學小組以后出現(xiàn)在我身邊的每一個人,對我的幫助引導和扶持,都讓我體會到了溫暖。”
這本書還有一處特別的設計——文字與畫作的對話。李文麗在寫作的同時畫了幾百幅畫,她畫第一次坐地鐵時的慌張,畫舞臺上的自己,畫帶過的孩子,畫家政姐妹第一次登臺跳舞的模樣。在這部書里,這些畫被收入書中作插畫,且技法有了明顯進步:畫面里女性的背影,不再是困在黑色中的沉浮,而是朝向一條通向遠方的鄉(xiāng)間道路,或是越過黑暗后開滿鮮花的光明所在。文字無法抵達的地方,色彩替她抵達;語言說不清的瞬間,線條替她說清。圖文并置,讓這本書不再只是“閱讀”,而成了一場沉浸式的“看見”。
在創(chuàng)作手法方面,作為極具代表性的新大眾文藝作品,全書采用質樸直白的口語化敘事,摒棄精致的文學修辭與刻意的煽情手法,將打工女性的隱忍委屈、向陽而生的堅韌,以及對平凡煙火幸福的赤誠渴望娓娓道來。當文學的聚光燈打向最平凡的勞動者,那些長期被忽略的生命,終于以“李文麗”之名,被看見,被記住。
在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家》雜志社主編李云雷看來,新大眾文藝就是要“我手寫我心,我手寫我口”,讓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真正的文學現(xiàn)場在廣闊的煙火人間與基層一線。素人寫作者作為時代親歷者,其文字自帶直擊人心的生活質感,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敘事,都是新時代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