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向何處安放——《詩與物:中國古典詩歌的物質性背景》序
2019年的春天,謝思煒先生為其高足李成晴《唐集體例箋證》一書作序云:“比起其他任何事情,學術事業都更像是積薪,真正是后來者居上。你可以謾言后來者資歷尚淺,也可以指責他們積累不足、學問還有欠缺,但卻不能否認他們做的工作正在超越你我。與本書討論相關,成晴正在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對“后來者居上”之說,我深表贊同,近年來不少博士生都有在本專業頂刊發表的經歷,確有后浪“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之感;而成晴在攻讀博士階段即能完成“集部之學”的初步建構(他將集部之學分為考證事實、評談藝文、明其體例三個方面,其中“體例”為本位),并拈出具有方法論意義的“例校法”,解決了一系列集部文獻學上的疑難問題,其學術成績實遠超我在那個階段時的表現。
對成晴的“下一步的計劃”,雖然我從其《唐集體例箋證·引言》中要“從人、事、例維度走向更廣闊的唐集生成的書寫現場、歷史情境”“將考察范圍推廣到寫卷、版刻、抄本、墓志、詩碑、詩板、瓷器等多重的物質性文本載體”等語中略有猜度,但是當他將這部近500頁的書稿《詩與物:中國古典詩歌的物質性背景》示我,并命作序時,我還是非常震撼。“詩板”“詩竹”“詩筒”“詩扇”“詩屏”“詩窗”“試筆”“壁帖”“覽記”“寄題”“句圖”“藏寺”,每章標題既新穎動人,又緊扣物質性背景的話題,或研究具體物質性載體與詩歌的關聯機制,或關注詩歌產生、傳播和收藏的歷史現場,化平面靜態的整理性文本為立體動態的情境式文本,并且致力探究其成因及時代背景,挖掘其背后的物質文明和文化傳統,呈現出宏大的學術氣象。當然,震撼的不僅是這種氣象,還有成晴的精進高效。全書十二章,除《詩竹》一章系新作首刊外,其他也都是近幾年寫成并發表的,而且每章皆要翻閱大量文獻,無法速成,他是如何做到這些的?我能想到的解釋是成晴屬于那種既聰明又勤奮,原創能力強又能以道自任的學者,再加上身體足夠魁碩,才能在這個越來越卷的時代顯得游刃有余吧。
讓人欣慰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兩古(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專業八零后教師隊伍中,類于成晴者不止一位。他們都能從文獻的原始情境出發,生發出全新的問題意識,甚至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文獻學”的理念——相信他們皆會成為未來數十年學術界的中流砥柱。
于我而言,平生所愛,書和酒為兩大宗。書因不斷擠占人的物理空間而不得不屢出之,酒亦因年長體衰而困之,每吟放翁“量減愁逢舊酒徒”之句而粲然有所會心。蘇東兄曾作《何有于我齋記》,勉我“長安此困中”。今見成晴等學術日新月異,我雖瓠落無成,亦安之若素,不僅安之,且又喜之,油然心生一句“才疏樂看新人杰”,不知放翁和蘇東兄以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