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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言志,算法言何?——AI介入文學創作的得失之辯
來源:文匯報 | 楊青泉   2026年11月01日21:25

隨著大語言模型迭代升級,網絡文學、類型小說創作與數字內容生產已被AI深度介入,文學場域的創作生態由之發生根本位移。AI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是以“準主體”身份進入生產與分配機制。網絡平臺上,單一賬號已能實現日更十萬字文章、月更百本電子書的驚人產能。無論其同質化率幾何,這一現實都已將技術化文字生產與文學創作的本質區別,放大為一場無法回避的結構性危機。當創作不再關乎“志”的承載,而簡化成提示詞優化和生成結果的匹配,文學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進而滑向空洞的能指狂歡。與此同時,文學還可能受到“技術至上”理念的裹挾,遭遇前所未有的存在論意義上的降格。這一變化不僅挑戰了“作者”概念的合法性,也迫使我們在算法時代重新反思文學的核心價值。

中國文論自《尚書·堯典》起便確立了“詩言志”的傳統,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又將其進一步闡發。這意味著,文學從來不是符號的隨機拼合,而是創作者生命經驗、道德理想與情感結構的意向性外化。由此反觀算法,一個尖銳的問題自然浮現:詩言志,算法言何?

算法之“言”,目前看來,言說的是數據集合中概率分布的“最大公約數”,是剝離了具體生命情境的“情感模擬物”。事實上,文學創作從來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文字生產,二者不僅在技術需求與依賴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更在“獨創性”上判然分別。AI介入文學創作,并非全然“得心應手”,其得失漸趨分明:一方面,依托海量語料的拼接重組,AI能夠生成華麗精巧的篇章,甚至對特定作家風格的模仿可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另一方面,它卻失去了文學最珍貴的質地——源自生命體驗的切膚之感、直面存在困境的幽獨沉思,以及語言在極限處的冒險與突圍。有鑒于此,重返“詩言志”的傳統,以中國古典文論“情志”與“文辭”之辨為鏡,重新審察AI介入文學創作的功能邊界,就顯得尤為必要。

AI介入文學創作之“得”

《文心雕龍·神思》言:“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所謂“積學”,即廣儲知識以厚養文思,這是創作構思生發的根基,也是創作主體必備的修養。AI以算法之力將這一過程推向了極致:它可瞬間掃描古今文本,將人類積累的高質量文本化為即時可調用的寫作資源。就此而言,AI仿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的數字化重生,而且是一部可主動編寫、按需生成的“超級類書”:既能分類匯輯,又能按指定風格將文辭、典故重新編綴成篇。

AI尤擅語言擬仿。它能精準捕捉作家的句法肌理與節奏氣韻,乃至在平仄格律間復刻古典詩文聲口。于是,文學經典中那些“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靈光”成為可拆解、可重組、可復制的技術參數,文字背后的生命質感亦隨之消解。除此之外,AI還有構思助力之功,它有如一位不知疲倦的筆友,能在文思困頓處提供線索、意象,或搭建結構、潤色語句,或即時回應“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難摹”(蘇軾語)的靈感焦慮。不過上述種種,大抵皆屬“器之巧”。

文學本源,在于主體之情志。故《毛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文心雕龍·原道》亦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二論共同揭示了中國古典文論的一個重要命題:文辭不過是情志的“外顯”。傳世名篇,無一不是情志發于中、文辭形于外的產物。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沉郁呼號,若非親歷秋風破屋、長夜沾濕之痛,何來推己及人、憂念蒼生之懷?AI能“言”能“文”,是寫作的利器,是文辭的巧匠,是博學的書童,它盡可模仿杜詩的格律句法,拼合“秋風”“寒士”“廣廈”諸意象,產出形制完備的擬作,卻尚未成為“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文心雕龍·神思》)的創作主體,因為它獨缺那個作為本源的“心”。沒有親歷的生命困頓,沒有由衷的情志涌動,所有看似深沉的感慨,終究只是語詞層面的重組與模擬,而非發自本心的生命抒懷。但也正因“無心”,或者說作為“器”的純粹性,AI反倒成為一面鏡子:當技術接管了“文辭”的編織,“情志”的內核便愈發清晰,照見了文學創作不可移易的本質根基。

AI介入文學創作之“失”

中國傳統文論以情志為根本、神思為樞機,以氣韻、風骨、意境為文學品質的高格,首重價值并不系于辭章技法。AI介入文學創作的根本局限,恰恰集中于這一深層維度,呈現為“文心”本體的系統性缺席。

其一,情感之虛,AI寫作易陷入生命體驗的空場。鐘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AI不具備真實的生命感知與情感體驗,自無“搖蕩性情”的內在動因,其筆下的喜怒哀樂,不過是既有文本中情感符號的機械拼貼。它能摹出余光中《鄉愁》的章法與語調,卻無游子半生漂泊、生死隔絕的切膚之痛;能復刻艾青《我愛這土地》的深沉筆意,卻無國土淪喪、泣血椎心的生命重量。這種“情”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徒具情感的形態,卻全無情感的質地與溫度。

其二,神思之匱,AI寫作存在創造性想象的缺失。陸機在《文賦》中將文學構思描述為:“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終乃“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神思”可突破現實邏輯的束縛,于虛空中造境,于常境中出奇,這是藝術創造力的重要源泉。馬爾克斯將印第安神話、殖民記憶與個人想象熔鑄為魔幻現實主義,劉慈欣以費米悖論、博弈論為基推導出“黑暗森林”法則,二者皆非已有元素的簡單重組,而是主體精神對經驗材料的創造性轉化。AI神思之匱,正在于此,它能組合各種文學意象,卻無法像馬爾克斯、劉慈欣那樣,完成從“已有”到“全新”的創作精神歷險。有研究者對比發現,人類作者能從人物命運中生發出獨特的道德困境與敘事反轉,AI故事卻常落入“過錯—救贖”的固定套路,結尾強行導向溫情和解。AI的文本生成依賴數據統計與概率推演,始終囿于已有語料的邊界,本質還是對現有元素的重組與混搭。

其三,風骨之弱,AI寫作顯現精神品格的缺位。風骨是文學作品的精神骨骼,也是創作主體人格力量與價值立場的文字外化。所謂“文如其人”,有風骨的作品,自有一股撼動人心的精神力量。AI雖能模仿魯迅的冷峭句式,堆砌“百草園”“社戲”等鄉土意象,卻無法復刻文字背后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和對苦難民眾的悲憫情懷,也能寫出慷慨激昂的愛國辭章,卻沒有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忠貞氣節,更沒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的凜然擔當。究其根本,在于AI不具備獨立的自我意識與人格,也沒有穩定的價值立場和道德判斷,因而難以為文字注入真正的精神筋骨。此種根植于主體人格的風骨,正是AI最難模仿的精神內核。

概言之,AI介入文學創作最大的“失”,不是寫得不夠好,而是根本沒有“文心”。它可以組裝文字,卻不能生成精神;可以模仿風格,卻不能建立主體。也正因為如此,真正重要的不是爭論AI能否介入文學創作,而是思考如何以“文心”統攝“機心”,讓技術歸位,讓文學重新成為文學。

以“文心”統攝“機心”

面對AI寫作的迅速擴張,簡單接受或盲目拒絕都不可取,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在算法深度參與文本生成的時代,文學如何守護自身的主體性、價值尺度與生產方向。換言之,我們既不能將AI神化為新的“作者”,也不能僅把傳統文論當作事后的評判標準;而應讓“文心”成為統攝“機心”的根本原則,使技術重新嵌入文學的價值結構之中。具體而言,這一轉向至少包含三個層面。

(一)從“創作主體”到“責任主體”:AI寫作推動“作者”概念由創作者轉向簽署者。以“文心”統攝“機心”,首先意味著在AI參與寫作的條件下,重新確立人的主體位置與責任位置。數字時代關于“作者”身份的重新定位,已在司法裁判與文學創作實踐中得到雙重印證。司法層面,我國在AI生成內容著作權糾紛中逐步形成清晰邏輯:人工智能不具備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立作者資格,唯有自然人在選題立意、內容取舍、價值導向等環節作出實質性智力投入,并對最終成果承擔完整責任,相關作品才可能獲得著作權保護。這一邏輯實際上已將“作者”從逐字逐句的“全流程寫作者”,明確為掌握創作主導權、承擔終局責任的“最終簽署者”。

在文學創作實踐中,這一定位也正成為前沿共識。科幻作家陳楸帆與AI協作完成的短篇小說《出神狀態》,AI雖參與生成部分幻覺囈語,但作品的核心立意、敘事架構、人物精神底色與整體價值取向,均由作者全程主導并審定。他還以特定字體標注人機創作邊界,拒絕讓機器文本混入人類敘事,體現出對作品文學品質與精神表達的完整負責。人機協創實驗項目《共生紀》同樣如此:AI僅承擔意象生成、段落擴寫、初稿草擬等輔助性工作,而主題內核、情節走向與情感深度始終由作家主導,署名權與文責也完全歸于人類創作者。可見,在AI參與寫作的條件下,“作者”并未消失,而是發生了重心轉移:署名不再意味著“我寫出了全部文字”,而是意味著“我為這部作品的思想、價值與公共影響承擔最終責任”。這種從“直接寫作者”到“最終簽署者”的轉變,正是“文心”統攝“機心”的第一重含義:機器可以進入寫作流程,卻不能取代人的主導、判斷與擔當。唯有將“作者”理解為責任主體,AI寫作才不會滑向責任真空,文學也才能在技術協作中守住倫理與精神的重心。

(二)傳統文論不應退居“裁判”位置,而應轉化為規訓算法的“算法”。以“文心”統攝“機心”,不僅意味著重申人的責任主體地位,更意味著將文學價值前移到技術生成過程之中,使傳統文論由事后評判轉為事前規范。面對AI寫作,若僅在文本生成之后以“是否有情志”“是否有意境”進行衡量,傳統文論便只能充當外部裁判,既滯后于技術迭代,也難以真正介入生產過程。更具建設性的路徑,是將“詩言志”“氣脈貫通”“意境生成”等古典文論原則,反向嵌入提示詞設計、模型訓練與數據治理之中,使其成為規訓人工智能工具的內在尺度。如此一來,傳統文論便不再只是靜態的批評標準,而會成為組織生成邏輯、校正模型偏向、提升文本精神密度的“算法”。

這一思路已在創作實踐與技術研發中初顯成效。在提示詞層面,越來越多的創作者不再滿足于“寫一首山水詩”這類淺層指令,而是將“以羈旅愁思為志”“氣脈沖淡悠遠”“營造空靈意境”等傳統文論表述寫入提示詞,從情志內核、氣脈節奏到審美境界層層限定,生成作品的文學質感往往明顯高于常規指令的生成。這本質上正是以古典文論的價值邏輯,反向規訓算法的生成路徑。在模型訓練層面,國內已有自然語言處理團隊在古典詩詞生成模型中,摒棄單一的“通順度”“風格相似度”指標,引入“意境評分”“風骨指數”等基于傳統文論的評價維度,并將其納入模型損失函數,使算法在訓練階段便向文學審美標準靠攏。由此可見,傳統文論并非只能作為外部標準對AI寫作進行事后評判,而完全可以進入技術內部,成為校準生成方向、提升文本精神密度的價值機制。這也正是“文心”統攝“機心”的第二重含義:不是以古典標準簡單否定AI,而是通過價值前置,讓文學傳統真正參與技術生成過程,成為塑造算法機制的規范力量。

(三)AI寫作的真正危機,并不只是“靈光消散”,而是公共文學生產的結構重組。以“文心”統攝“機心”,最終還要回到文學生產方式的現實變化中來理解。單篇AI作品的“無心”固然值得警惕,真正更值得重視的,是AI正在推動公共文學生產的結構性重組:當海量標準化、缺乏精神內核的文本被批量推入公共空間,整個文學生態的運行邏輯都可能被改寫。過去,文學生產雖也受到市場、媒介與出版機制的影響,但創作主體、傳播路徑與評價標準之間仍保持相對清晰的邊界。而在算法參與之后,寫作、分發、反饋與再生產被壓縮進同一套數據化流程,文學越來越容易被納入平臺邏輯、流量邏輯與效率邏輯之中。此時,文學所面對的不只是“寫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誰在組織寫作”“為何而寫”“寫作者是否還擁有自主性”等問題。

這一結構性變化,已在網絡文學與公共內容領域初現端倪。如部分平臺依托AI批量生成類型化小說,以超大規模的文本產出能力和極低的生產成本迅速占領流量市場,使堅持人工原創的作者面臨更新速度與流量收益的雙重擠壓,“原創寫不過AI”正從行業焦慮變為現實困境。在更廣泛的公共閱讀領域,AI生成的書評、詩文解讀與文化類自媒體內容批量涌現,這類內容高度適配算法推薦邏輯,卻普遍缺乏個體洞見與精神深度,并在流量機制助推下不斷擠占公共閱讀空間,形成“內容通脹”與“價值稀釋”的雙重效應:公共傳播領域中的文字越來越多,那些有較高質量的文學作品卻越來越邊緣化。由此可見,AI寫作的真正挑戰,從來不是機器能否寫出更優美的句子,而是它正在重構文學生產的成本結構與流量邏輯,可能將整個公共文學活動拖入同質化的內卷之中。正因如此,討論AI寫作不能只停留在“是否取代作者”的層面,而應進一步追問:算法正在怎樣重組文學的生產關系?平臺正在怎樣重塑寫作的目的與標準?在這一結構性變化中,文學是否還能為個體經驗、批判意識與創造性表達保留空間?這正是“文心”必須統攝“機心”的現實原因。

歸根結底,“詩言志”在算法時代的新解,不在于證明人比機器“更像作者”,而在于確認文學始終是一項為人民抒情、為時代立心、為民族鑄魂的事業。算法可以擬合風格、拼貼意象、提速生產,卻無法替代作家深入生活、觸碰真實生命,也無法替代作家對時代精神的深層體認,更無法替代作家作為文本最終簽署者所應承擔的倫理責任與精神引領之責。在技術重塑文學的當下,AI寫作的合理方向,絕不是讓機器取代人去“言志”,而是讓人與技術共處,把中華美學精神寫進更具時代氣魄的文本之中。詩言志,算法言何?最后仍要回到那個最樸素也最根本的判斷:心在場,文學才在場。

(作者系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人文藝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