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樂》:蠟燭未吹滅 童年已結束

一場八歲孩童的生日派對、一段不到24小時的心靈羈絆,揭開了“你我之間,兩個世界”的真相。正在院線熱映的埃及電影《生日快樂》,借由女孩托哈一天的悲喜經歷,窺見現實社會的殘酷——無論她多么努力、多么堅強,終究難以打破那道階層壁壘。
喜怒哀樂都指向階層壁壘
對于孩子來說,過生日當然是快樂的,哪怕是好友的生日,參與者也能從中獲得分享的喜悅。但在這部《生日快樂》中,“生日”是肯定的,“快樂”后面則要打個大大的問號。八歲的女孩托哈在開羅一戶富人家當女傭,同齡的富家女奈莉要辦生日派對,托哈忙里忙外,比自己過生日還上心。然而,她的傭人身份注定了她最終只能被送回貧窮的家中,哪怕私自跑回派對,也只能在短暫的“快樂”后再度落回現實。早已根深蒂固的階層觀念,毫不留情地擊碎了她的幻想,彩妝的“面具”只能遮擋一時,“刀舞”則暴露了真實身份,托哈終將明白:她不會同奈莉成為朋友。
這是埃及裔女導演薩拉·戈赫爾的首部長片,在美國接受教育并已打入好萊塢的她,在電影語言上已相當嫻熟、精準、沉穩,其手法讓人想到美國獨立電影導演肖恩·貝克。這部《生日快樂》節奏始終統一,不刻意煽情,情緒爆發時的處理也較為克制。鏡頭跟隨托哈的視角,在短短一天里記錄下孩子的心情變化。所有這些喜怒哀樂背后都是無法擺脫的階層標簽,因為導演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呈現所謂“眾生平等的童話世界”。
影片前半部色調明亮、溫馨,寬敞整潔的別墅、現代化的商場,托哈仿佛置身于西方發達國家;到了后半段,隨著托哈不得不回到陰暗、破敗、逼仄的貧民區,影片色調也轉為灰暗、陰郁。這樣的對比在視覺上足夠強烈,也折射出托哈心態上的微妙處——她無時無刻不想著回到富人街區的大宅里,表面上嚷嚷著“要給奈莉過生日”,內心何嘗不是想擺脫貧窮、實現階層跨越。其實,這種自我身份的認知矛盾,古今都有,《紅樓夢》里的丫鬟不也寧愿在賈府伺候老爺太太們,也不愿回自己家嗎?
窮人和富人都不“非黑即白”
對于一個沒受過教育、連字都不識的小女孩,導演無意批判她的“嫌貧愛富”,并且在影片的下半程中漸漸展露出“原生家庭”的真正價值。看似粗暴嚴厲的母親,“霸占”花裙子的妹妹,其實才是最珍愛托哈的人,尼羅河水中的擁抱、那句“我一直記著你打工的地址”,閃現出貧苦人家的溫暖底色,人物也因這些細節變得更加豐滿、立體。
同樣,奈莉一家也并非全然的勢利、惡毒。剛有階層意識的富家女會嫉妒,也會和好;奈莉的母親也會護著遭店員歧視的托哈,怕她摔倒受傷;就連看似兇狠的外祖母,也會把吃剩的生日蛋糕送給托哈。然而,在奈莉一家看來,雖然埃及法律不允許雇傭童工,但客觀上他們是在幫助托哈一家,是在做“善事”。這種根深蒂固的階層優越感和身份意識,何嘗不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傲慢?
“缺席的父親”是電影中常見的設計,本該在傳統家庭中發揮主心骨作用的父親,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消失了,女性因此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擔。《生日快樂》里亦是如此:奈莉的父母已經分居,從奈莉母親的狀況看,她已無力負擔奢侈的生活,但仍要給孩子體面的快樂;托哈的父親則早已離世,一家人只能靠母親帶著孩子在尼羅河捕魚為生。以此觀之,托哈的母親才是生活的強者,她已成為全家的頂梁柱。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在托哈家體現得真切,女孩們不論大小都要出去賺錢,同時也失去受教育的機會。這樣一來,她們這輩子似乎就只能當傭人、捕魚人或者早早嫁人。至于父女關系,影片僅以有限的細節為觀眾提供想象空間:奈莉父親特意回來參加女兒的生日派對,還準備了手機作為大禮;托哈在最孤獨、失落時,捧著父親的舊衣摩挲。這些來自父親的溫情為影片注入了一絲暖意。
當然也并非所有的男性都“缺席”,片中最溫暖的男性角色就是幫助托哈的鄰家小哥。他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站出來,開著小三輪穿梭于開羅的街頭,用圍墻后的托舉,把托哈送到她魂牽夢繞的“夢幻樂園”之中。這是影片中最浪漫的一幕,霓虹光影配上電子樂,身穿粉紅裙的托哈,就像是坐上南瓜馬車的灰姑娘,至少在這個瞬間,她真的以為愿望在向自己招手了。
提早到來的成人禮
飾演托哈的小演員名叫朵哈,她在片中的表演近乎完美。外形并不出眾的她,眼神中帶著天生的倔強和堅韌,與角色相似的家境讓她迅速把握住人物性格。托哈從一出場就麻利地做家務、換煤氣罐、戴頭巾……她其實早已被自己的社會定位“馴化”了,甚至讓人不禁思考她是不是“太過懂事了”,越是努力,越遭“反噬”,更令人同情。
托哈在這一天里經歷了多次悲喜反轉,直到最后才流下眼淚——她打開蛋糕盒,點燃蠟燭卻不吹滅,若有所思,流下眼淚。那滴眼淚并非因為自己被趕出了派對,而是意識到她這樣的人不僅沒有生日,就連愿望也是“虛妄”的。這種幻滅感結結實實地砸在一個八歲女孩身上,完成了一個殘酷的、提早到來的成人禮。
托哈的故事,源自戈赫爾本人的童年經歷,她真的曾在外婆家遇見過一個小女傭,這在埃及是存在卻不公開的現象。戈赫爾把她寫入自己的首部作品,但她也不確認,這個故事能否代表如今的埃及。畢竟戈赫爾已移民美國多年,其創作風格帶有明顯的西方電影教育的印記,與約瑟夫·夏因等埃及本土的影壇前輩并無淵源。
幸運的是,這部影片被埃及官方選送參加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角逐,斬獲翠貝卡電影節最佳國際敘事長片獎,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也大獲好評,這說明埃及本土和海外觀眾都理解主創的視角與思考。富人和窮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城市里,地理距離并不遙遠,但他們之間卻存在難以逾越的“結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