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沉重的玫瑰之名

意大利學者翁貝托·艾柯的名著《玫瑰之名》寫了中世紀宗教異端斗爭背景下的一樁懸案。但比這個充滿爭議性的案件爭論更大的是書中的金句——“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或許可以這樣理解,作為符號學家的艾柯說的是,符號是由能指(符號的聲音或書寫形式)和所指(它代表的概念或意義)構成的,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是任意性(社會性)的,玫瑰這個能指包含了各種可能性的所指,但今人只執著于某個唯一的、確定的真理。這是一種狂熱,而很多悲劇因此而起。
玫瑰(Rose)用于人名的時候,實際上也有各種“所指”,但人們慣性地認為那就該是“嬌艷”的、“女性化”的。當然這不過是一種“他者化”(指將某些主體在特定情境中建構為相對于“自我”的“他者”的過程,通常伴隨權力不平等和邊緣化)的思路而已。近日,在長三角國際青年電影周展映的電影《羅斯》(Rose)就說明了這一點。該片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大放異彩,不僅入圍了主競賽單元,主演桑德拉·惠勒還憑此片奪得了銀熊獎最佳主角獎。
懸置對女性情義的浪漫化想象
《羅斯》講的是一個冒名頂替的故事,有多種歷史原型。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紀法國“馬丁·蓋爾歸來”的公案,但公案的主人公是男性,相關著作和衍生電影都已有不少。此外,幾個中世紀著名的女扮男裝案,尤其是18世紀初普魯士女性卡塔琳娜·林克的真實案例也是電影故事的主要來源。
影片設定在德意志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之后。在孤兒院長大的羅斯從戰場歸來。她隱藏自己的女性身份、冒名頂替死去的戰友來到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繼承了一座荒廢已久的農場。她憑借多年的閱歷游刃有余地打理農事、經營農莊;她開槍打跑棕熊,救下被熊攻擊的村民;她教村里人識字,讓他們能夠閱讀合同從而不被欺騙……由此,她以受人尊重的“先生”身份融入了這個相對封閉的鄉村。
時光流轉,為了擴大農場經營,她“被迫”娶了一個名叫蘇珊娜的女子為妻,婚后還要時刻保守自己的秘密。終究紙包不住火,真相敗露后,村民好像突然發現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似的聚眾到“先生”家門口,要求當場驗明正身,并將其舉報給了市政官。她最終被判處斬首,更荒謬的是,她在被四個男人“驗明正身”后有了身孕,所以要等無辜的孩子出生后,再被送上斷頭臺。
我們當然有理由將這部影片和男女平權聯系起來,影片有明顯的引發這一時代共鳴的情節,但前提是需要認識到,被處死的是兩名女性——羅斯被斬首,而蘇珊娜被沉潭。洞悉兩個女性彼此的關系對理解影片至關重要。我們不僅認識到她們互助合作,最后一起逃亡(令人想到《末路狂花》),還需要將當下流行的對于女性情誼的浪漫化想象“懸置”起來,發現她們在互相欺騙。而究其原因,羅斯與蘇珊娜處在同一種社會經濟結構中,在這種環境下,女性為了擁有向往的獨立經濟生活,就不得不采取欺騙的手段。
羅斯欺騙了蘇珊娜,她當然知道婚姻對于女人意味著什么,但她還是這么做了,因為她的“貪心”——即對擴張產業的渴望。需要看到的是,這份“貪心”是一種隨著大航海、殖民擴張、世界市場擴大,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個人的積極欲望。其實,蘇珊娜也有類似的朦朧欲望,她為羅斯保密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求學習寫字,這使得她能夠被羅斯啟蒙,進而成為二人同盟能夠締結的關鍵。要保障這個欲望,就必須對羅斯這個“玫瑰之名”守口如瓶,因此直到二人同盟徹底失敗,羅斯才將自己的名字對蘇珊娜和盤托出。與此同時,蘇珊娜也欺騙了羅斯,她被父親嫁給羅斯時已經有了幾個星期的身孕,羅斯是被當作“接盤俠”了,在這件事上,蘇珊娜和父權是一種同謀。
超出了狹義的女性議題
但重點在于“玫瑰之名”被吐露之后,為什么這兩個必死之人如此會心一笑,沒有任何對“審判”的恐懼呢?這顯然不是精神勝利法,這里面有類似“為自己而活”這種非常現代的思想。
這種想法源于經濟和歷史兩方面的原因。“三十年戰爭”的設定并非偶然,它既是一種歐洲地緣政治的重組,也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戰爭。如果我們贊同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基本觀點,可能對我們理解女主人公為什么這么熱衷“搞事業”很有幫助。新教為理性資本主義提供了正當性的基礎,而理性主義的“鐵律”和宗教的世俗化也與此有關。羅斯臨刑前說:“也許我們并不是上帝造出來的,我們只是自己想出了自己,創造了自己。想到這里我反而平靜了,我已經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這已經完全是現代人的想法。
這部影片的電影語言讓人想起兩位電影前輩的作品,即德萊葉的《圣女貞德蒙難記》和布列松的《圣女貞德的審判》,尤其能看出后者的影響。導演馬庫斯·施萊澤簡練的調度使該片與好萊塢電影中常見的女扮男裝影片區別開來,他不致力于戲劇化地去表現主人公靈魂的磨礪,而是從法官和人犯在審判席上的交鋒上做文章。但《羅斯》的交鋒不是信仰層面的,而是“社群”與“他者”的交鋒,在理性主義的絕對統治下,他者被排除,被物理消滅,最后挫骨揚灰。由此,《羅斯》已經遠遠超出了那種狹義的女性議題。
羅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他者”,不過,“他”通過互酬與交換的方法,通過結婚、生子,才被允許留在社群內部,甚至開始融入了,但融入得越深,其女性身份就越成為社群的巨大威脅,因為這是一個偶然性的、充滿變數的“他者”。實際上,對社群而言,最大的威脅是這種偶然性對于現實的、必然性的威脅。但對此,羅斯只說了這么一句話:“我想我也許可以這樣活。”
法官對此斬釘截鐵的駁斥是:“這么說你是自己創造了自己,社群只有在規則之下才能存在,而規則由事實(現實)決定……不可能的事可以想,卻不能做出來,被告卻偏要活出一種不可能的人生,就是選擇了對抗現實,對抗必然性。對被告而言,這種必然性就是遵從身體的既定安排,被告讓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可正是法律才使社群成為可能。而如果被告對抗現實,對抗必然性,對抗法律,被告也就站到了社群的對立面,這就是被告自己的選擇,被告選擇的那種活的可能,是擅自為自己取得的自由,被告一點罪責感都沒有嗎?一個對社群負罪的人,便不再是社群的一部分,必須把他移除。”
是時候重新思考關于他者的問題了
桑德拉·惠勒演過不少與審判相關的戲,例如《墜落的審判》。但《羅斯》里的審判是更為壓抑的,是不容任何辯解的理性鐵律將“異端”碾壓為齏粉。歷史上的“三十年戰爭”使得神圣羅馬帝國境內諸侯國各自為政,實際上是分裂了,日耳曼的經濟倒退了200年,回到了封建農奴時代。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導演并不致力于再現某一段歷史,影片更是對歐陸(歐洲大陸)亂象的擔憂。
二戰之后,歐陸思想界深受戰爭殘酷之影響,思想家檢視近現代以來的思潮,普遍認為啟蒙理性原本意欲擺脫神話,可一旦它退化為簡單的工具理性,就會走向異化,使社會倒退到野蠻狀態,甚至導致大屠殺的發生。封閉社群注定要將他者的“他異性”與偶然性排除在外。從列維納斯、阿倫特到哈貝馬斯、德里達,思想家們普遍認為發現社群之外的他者對于這個世界的和平穩定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他者”,學界卻一直爭論不休,始終沒能達成共識。
近十幾年來,隨著世界再次進入“大變局”,保守浪潮重來,這種重視他者的論調被厭倦、厭煩、討伐,甚至詛咒了,而近年來歐洲大大小小的動蕩又都與他者有擺脫不了的干系,有滑向更大的危險、進入“歷史的反復”的可能性,所以是時候重新思考關于他者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