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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2026年第10期|周凌云:邊關風城
來源:《美文》2026年第10期 | 周凌云  2026年11月05日08:27

大風起兮

一到阿拉山口地界,我透過車窗望去,感覺阿拉套山自西綿延至此,已經收尾了。山上無灌木林叢,也無雜草荊棘,但是色彩斑斕。有的山坡溝槽如潑彩墨,從山帽子一直渲染至山腳,五顏六色,混混沌沌。多像油畫啊!大自然沒為它栽上樹木花草,卻給了它滄桑古拙之美。人們都稱它為“花山”。花山就是我眼前的阿拉套山。

與阿拉套山對峙的是另一座山——巴爾魯克山,塔城的山。兩山之間,是一道著名的風口,阿拉山口。這里也是邊關。我看見一座巍峨的國門在邊境聳立著。

阿拉山口是狹長的朗庫里谷地,北高南低,落差約一百四十米。地形走勢傾斜,呈外八字形狀,就像天地間架著一只大喇叭。西北邊比鄰哈薩克斯坦阿拉湖,東南接我國艾比湖,阿拉湖的海拔比艾比湖高,氣壓由高向低流動,狹長的谷地如一條管子,貫通阿拉山口,形成“狹管效應”。流線加密,風速增快,是阿拉山口多風的原因。

阿拉山口是我國四大風區之一。

風自西北來,刮向東南去,最大風力達到十六級。八級以上大風,全年有一百四十九天,甚至可達到一百八十八天。大風,如洪水沖來,常在傍晚前后刮起,一刮便是幾日。

曾經,人們稱這個山口為“黑風口”。

阿拉山口風,

從春刮到冬,

六級不算風,

八級是小風,

十級也普通,

十六是大風。

別處的風,刮過就刮過了,這是風的形式主義,留下一些風的痕跡和殘局。風走了,事情就了結了。誰會惦記一場風呢?

阿拉山口的風,可不是等閑之風啊!

天氣預報:大風將至。

阿拉山口人緊急忙碌起來,仿佛正在準備一場防御戰。趕緊收拾晾曬的衣物和高懸低掛的物什;儲備足夠的飲用水、糧食和蔬菜;喊家人速歸,千呼萬喚;高空作業立即停工;車子停泊到避風拐彎處,車頭一律朝向風來的方向;關好大小門窗。

人們蜷在家中,靜等風來。

大風起兮!

它吹起原始、粗糙的風笛,尖利的哨音響起。哨音就是一把尖刀,刺進人的心臟。天地間如巨獸在奔突逃竄。聽到這哨音,人們條件反射般不由打起寒戰。嗚——嗚——,嗚嗚——,嗚嗚——阿拉山口人最怕聽見“嗚嗚”之聲。也有膽大者,聽慣了怒吼咆哮之聲,索性放寬心,當作交響曲來欣賞。風該不會吹散地球吧。阿拉山口有一個特殊的“風休日”,狂風來,停工、停課,休假。有些年份竟長達幾十個“風休日”。

風起,黑云也起。滾滾煙塵,騰騰黑霧,遮天蔽日。世界不見了。黑風一股一股撞來。阿拉山口就是一道黑風口。

風還借助雨、雪和沙石,變成武器,一次又一次掃蕩。

假如沒有及時逃回家,風的折磨將痛不欲生。前進一步,倒退兩步。人就像一張破紙片,輕飄飄的,呼啦一下,瞬時將你推過去,呼啦一下,又把你搡過來。不論平日怎樣斯文的人,此時也手舞足蹈,舉止失態,甚至丑態百出。

如果被風緊緊黏貼在某處,得搶在風喘氣的一瞬馬上逃離,否則會被吹成干尸。不要相信風是柔軟的鬼話,看看它表現在車上的力量吧:風裹著沙石,第一股撒在黑色的車上,刮走一層黑漆,第二股又刮走一層,第三股刮來,黑漆沒了,暴出鋼鐵的底色,玻璃全擦成了“馬賽克”。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風吹積沙,埋沒鐵路,運輸常常中斷,火車也能被掀歪。石頭滿天飛,大風刮死牛,這不是夸張的修辭。我在阿拉山口讀到一首詩:

卷地狂飆一夜來,

阿拉山口起驚雷。

天公已透風消息,

鐵馬奔騰戰鼓催。

戰鼓擂響,是一場戰斗。

風刮過后,看不出曾來了一場風。公路上、街道上、房屋墻面上,一粒灰塵也沒留下。風好像沒有來過。世界好干凈啊!誰說風讓大地一片狼藉?

順風車

三月的阿拉山口,不知是不是刮風的季節。我來的這一日無風。去街上溜達,一切平靜。我有點失望。想感受阿拉山口的風。

道路寬闊,干凈整潔,不像常被風肆虐的街容市貌。除死死貼墻的店面招牌,空中再無懸掛之物,房屋外墻干干凈凈,街面上看不見垃圾桶。我跑了幾條街都沒尋到。哦,都埋于地下,鐵鑄的垃圾箱,小貨車盒子一樣大小,埋于街旁地面之下,為了便于辨識,被涂上綠漆。再大的風,地下鐵鑄的垃圾箱總刮不走吧。

街兩旁,樹,一律歪著脖子。三月,尚未發芽,樹干傾斜著,枝條像人的頭發,梳著倒向一邊。風的雕塑!

我來到妮娜商店。店主是樊井義。他是我要找的人。個矮,光頭,眉毛稀疏,胡須淺草叢生。取名妮娜商店,經營的卻是汽車配件,貨架上琳瑯滿目。

樊井義三十歲時去烏魯木齊學了一年俄語,然后來到阿拉山口開了這家店,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起初車輛少,生意寡淡,這座風城崛起后,生意才火爆起來。

我走進店里,看到來往的都是駕駛員,來自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白俄羅斯。我和樊井義聊天,時常被打斷。他說一陣俄語,賣幾件配件,抽空又轉頭和我聊幾句,兩頭呼應。

“順風車”由樊井義發起。一天早晨,正刮風,樊井義開車送兒子上學,正等紅綠燈,看見一位婦女騎著摩托車帶孩子也去學校,被風吹倒了。很內疚,他沒有去扶她。他不能闖紅綠燈。回家后,起了個念頭:開順風車。生活在風城,都會受到風的困擾,遇到難處,相互拉一把。他在車身上用漆噴上字“我是順風車,免費乘坐”。像廣告語。紅紅的幾個字,簡單,顯眼,溫暖灼熱。樊井義遇風就載人,見學生就停下,刮風的天氣,他要跑無數趟。他不怕車窗被刮成“馬賽克”。救人要緊。

有人效仿他,也開起“順風車”。第一個月,冒出十幾輛“順風車”,漸漸地,達到四十多輛。好心的人多了,車多了,有規模了,當然是好事。為安全考慮,樊井義又牽頭規范行為,每輛“順風車”都貼上車標,成員一律穿紅色馬甲,別上胸針,看起來是正規志愿者了。有時雨疏風驟,有時雪急風高,他們冒著風險上路。學生、市民看到車標,可隨時叫停。車標就是微笑,是風中的花蕾;“順風車”就是避風車,將人們載向平安。

開“順風車”的人都是開店的店主,經營酒店、超市、飯館,也有做花卉店、肉店這類小本生意的,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個民族。阿拉山口是邊境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城內的人大多沒有親戚,“順風車”卻讓民族間融融洽洽、和和睦睦。樊井義鄰居的幾個孩子上學、放學,一直乘坐他的“順風車”。

樊井義的店門口掛了一塊招牌,“順風車5號站”。他的店開在友誼苑小區,他負責這一片服務。每個成員都有一個服務站。一個電話,帶個口信,隨叫隨到。

阿拉山口曾是荒漠沙地,眼下卻堆積成“沃土”。這是文明的風吹來的。

測 風

阿拉山口的氣象資料,對博州、奎屯、石河子、烏魯木齊,甚至全新疆氣象預報都極有價值。這里雖是荒漠戈壁,但中蘇友誼鐵路從山口穿行,天氣預報對鐵路運輸也有重要意義。1956年,國家氣象局決定在阿拉山口建立氣候站,以填補這一地區氣象數據空白。

博樂到阿拉山口八十公里,沒有公路。這年6月,站長劉英和鄭文同接到任務,騎馬趕到阿拉山口。他們迎著風沙駐扎下來,憑借一個指北針選址,把氣候站建起來。風大,不能搭帳篷,只能挖地窩子住。地窩子就是辦公室,沒有辦公設施,晚上也住在里面,靠柴油燈照明。取暖,靠燒柴草加熱;喝水,從幾公里外拉回來苦咸水;糧食,從博樂帶來烙餅和干糧;建站材料,用馬車運。

7月1日,阿拉山口氣候站建立。只有簡單的觀測儀器,但已具有里程碑意義。山口能正式觀測氣象數據了,可以地面觀測和高空測風了,終于有一家單位在大風口上落戶了。只是單位只有三個人。

10月5日,地面上又建起一棟土坯房,辦公室由地窩子轉到地面。一張辦公桌,一臺報務機,仍然簡陋。

阿拉山口地處邊疆要塞,環境艱苦,生活物資靠自治區供應。冬季大雪封山,山下上不來,山上下不去,物資供應不上,基本生活難以保障,更缺醫少藥。有位職工有急事下山,騎馬,一不小心碰上馬蹬,手指劃破,得了破傷風,沒及時救治,不幸犧牲。

運輸困難,難以填飽肚子,站長和職工們絞盡腦汁想辦法。買來奶牛,買來羊、雞和豬,抽空排班,輪流放養。還一起開荒種地。可惜,一場大風將菜苗刮得一根不留。氣象人不氣餒,繼續耕耘。牲畜也越來越多,宰殺一頭,就足夠吃一個冬天。在風口惡劣的條件下,氣象人堅守了下來,隊伍不斷壯大。

天有不測風云。

原本晴朗的天,頃刻間狂風大作。

每當出現極大風速,觀測員便用粗繩捆住自己,另一頭系在值班室門上。有了繩子不怕被風吹遠。人站立不穩,便匍匐前行,千方百計采集數據。頂風觀測總會有人受傷。每來一場狂風,都是觀測員們的噩夢。

氣象人測風觀雨,挑戰風,也挑戰生命極限。

地面觀測,開百葉箱、溫度表讀數,手要緊緊攥住觀測記錄簿,以免被風刮走。高空測風時,氣球從制氫室挪出來,人要緊緊護住氣球,背靠大風,艱難地倒著走出去,將氣球送到測風場地,氣球狂飛亂竄,人也東倒西歪。

氣象職工特別怕在冬天里測風。大雪天,零下二十多攝氏度,有時達到零下三十多攝氏度,也要出去觀測。他們穿著毛氈靴子,腿腳仍被凍得麻木,耳朵僵硬,過幾天就褪掉一層皮,手和關節凍紫凍傷是常有的事。觀測溫度、濕度、氣壓,不能受任何環境因素影響,只要天不下刀子,小球測風照常進行。每小時都得觀測。人挺住一分鐘,已屬不易,大風中最長要讀一個來小時的數據。這是一場搏斗。人和風都不屈服。

人工觀測時,值深夜班,還常遇到危險。

天黑黑的,買斯旦木走出門都要握一根棍子,荒郊野外有狼出沒。對付風,還要對付狼。氫氣球在空中爆炸,對人沒有傷害,收回來爆炸了,卻有危險。有一天,買斯旦木測風剛收回氣球,氣球就炸了。氫氣燃燒,買斯旦木的衣服頃刻間著了火。所幸是冬天,衣服厚,她趕緊脫掉外套,才避免了一場災難。

買斯旦木是唯一沒申請調走的女職工。她那時已經懷孕八個月了,仍要值大夜班。凌晨三點至上午十點,這段時間人最困倦,但買斯旦木工作三十年,沒有失誤過一次。

夏天的某個雙休日,買斯旦木休假,我去博樂市區拜訪她。買斯旦木兩眸炯炯,鼻梁高挺,年輕時肯定是個漂亮姑娘,一個喜氣洋洋的人。丈夫努爾買買提端出奶茶、馕餅和馓子讓我品嘗。他是兵團第五師八十六團的教師,愛寫詩。他說,詩人的世界是一粒眼淚,一杯告別酒,是海上的流浪船。夫妻一直分居兩地,努爾買買提心中滿是離愁。

月夜里 我焦灼

渴望見你 熠熠生輝的容顏

你是遙遠天邊的仙子

我愿變十六級狂風

一路狂飆 飛舞到你的身邊

然后再吹一陣輕柔的風

遞送我愛的尺素

千萬別讓我 獨自熬過這漫長的月夜

阿拉山口條件差,兩地分居苦,買斯旦木卻一直被愛情滋潤,心里甜蜜。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買斯旦木怎么沒困難呢?生下孩子僅六個月便毅然斷奶,回阿拉山口上班了。一個嬰兒是多么需要母親啊!孩子常生病,三更半夜送醫院,她顧不上;孩子上了學,學習的事、生活的事也管不了,沒有參加過一次家長會;努爾買買提早出晚歸,中午根本顧不過來,孩子午餐只好啃點馕餅了事。好幾次,孩子忘帶鑰匙,中午進不了家門,就坐在門口打一會兒盹,餓著肚子又去上學。買斯旦木聽了后只能默默流淚。公公婆婆病了,她沒時間回家探望;丈夫做腫瘤切除手術,也不能陪伴。作為母親、兒媳、妻子,她沒有盡到職責。然而邊關口岸,又是風災頻繁的地方,氣象觀測是多么要緊。這一點,她很清醒。做了氣象人,一旦事業與家庭沖突,她心中的天平還是傾向了阿拉山口。

買斯旦木過幾年就退休了,錦瑟年華,全獻給了風城。她說,離開氣象崗位,心中總是有些不舍,眼下更珍惜手中的工作。她找出一張照片,是參加全國氣象工會的會議照片,座位前放著她的名字。買斯旦木穿著民族服裝,微笑的模樣很美麗。

時光匆匆,三十多年已過去,站長換了一任又一任,職工也換了一撥又一撥,氣象站搬遷四次,六次更名,現在是氣象局了。

我去阿拉山口氣象局,眼前所見除了辦公樓,還有宿舍區、職工活動室、食堂、車庫、籃球場。條件今非昔比。氣象數據觀測和測風儀器實現了自動化。有了雷達,測風更精準,氣象人不用再頂風冒險了。昔日在大風中匍匐前行的身影已成為氣象人永久的記憶。

無 風

巍峨的國門站在晴朗的天空下,耀眼生輝。它是國家主權的象征,戰士們守衛的,就是中國的形象。我瞻仰良久后,徑直去了阿拉山口邊防八連哨所。

哨所在山上。我走過山下的籃球場,深藍色的塑膠地面四周都壓著石頭。不知這些石頭能否壓住風。在阿拉山口,處處有風,處處也有對付風的手段。

我沿著石級朝上走。就是這樣一段不到二百米長的石級路,兩邊都栽上了堅固的鋼鐵護欄,如果大風來襲,戰士們走上去困難,就可以握著護欄挪步爬行。以前沒有護欄時,都是老戰士將背包繩一頭系在自己腰間,另一頭系在新來的戰士腰間,在狂風中將他們送上哨樓。

我走上最后一級臺階,感覺風大起來。轉身回望,對面遠近都是烏黑的砂礫丘岡,可能是因大風吹拂常年堆積而成。最近處的砂礫丘岡上有四個白色大字,“祖國萬歲”。我心中一顫。這不是用布條拉著的標語,而是用戰士們從山上撿來的白石頭鋪就和鑲嵌而成。“祖國萬歲”潔白無瑕。三月的砂礫丘岡,無一點綠意,大風一直吹刮不斷,這樣的背景倒將四個字襯得格外醒目,戰士們站哨、巡邏隨時都能瞧見。祖國在眼前,在心間,更在肩上。“祖國萬歲”,風吹不走,雪蓋不住。大雪覆蓋了山,戰士們將雪刨開,四個大字也像雪光一樣閃亮。

幾十步外是哨樓,我走過去,來到哨樓下。這里是風口前端,也是祖國的最前沿。十二級,甚至十四級大風隨時會瘋狂襲來。但是有戰士們的堅強意志,哨樓就是一座堡壘,永遠屹立。站在哨樓下,風比山下大多了。沒有樹葉飄飛,也沒有鳥兒歌唱,只有風在吼叫,嗚嗚嗚嗚——

我居高望遠,心潮難平,想起《大風歌》中的兩句:

大風起兮云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豪邁的詩句,仿佛寫的就是這里。此情此景,正適合在這里昂首舉臂,歌以詠志。

哨樓不遠處,崚嶒,有一大石頭臥立,一噸來重,像戰士們匍匐迎風的姿勢。班長告訴我這是“頂風石”,第一代哨所官兵壓帳篷的石頭,戰士們從山下抬上山來的。六十多年來,大風吹走了一切,卻吹不走石頭,吹不走堅守。

頂風石,我對它肅然起敬。風讓石頭不朽,風讓信念堅定。石頭在,哨樓在;石頭在,戰士在。

石頭上鐫刻著戰士們的誓言,用紅漆涂得鮮艷奪目,依稀能見到紅漆多次描紅覆蓋的痕跡。

大風吹不動。

誘惑打不動。

強敵撼不動。

耳邊雖然呼嘯,但是心中無風,則巋然不動。

哨樓背后是英雄山。我隨班長沿步道而行,一路矗立著十幾位英雄雕像。山頭上的一座是吳光勝。他儼然一副巡邏時的神情,炯炯的目光一直盯在邊防線上。莊重肅穆的雕像背后,活著一個忠誠的靈魂。風在雕像前呼嘯而過,卻不能撼動英雄!

吳光勝是抗美援朝戰斗英雄、阿拉山口邊防站首任站長。1962年8月,他率領16名戰士,牽著三峰駱駝,馱上生活必需品,帶著一張地圖、一頂帳篷,背一口行軍鍋,從博樂出發,步行兩晝夜來到阿拉山口,在荒無人煙的戈壁上,挖地窩子住進去,從此扎下根來,開始了艱苦的戍邊生活。他用七年時間鍛造了一支英雄的邊防隊伍。1984年吳光勝退休,回到老家揚州。身雖在揚州,卻心系阿拉山口,時時關注英雄連隊。每年他來一次,看看戰士們,在哨樓旁讓風吹一陣,在巡邏路線上走一趟。跑不動了,就委托留在博樂的女兒去阿拉山口看看連隊的變化,再講給他聽。這里是他魂牽夢縈的地方。2001年底,他在彌留之際叮囑家人:“將骨灰撒到我巡邏過的邊防路上!”當年12月26日,愛人從揚州趕往阿拉山口,同邊防連官兵一起完成了他的遺愿。吳光勝,魂歸邊關了!

我走進邊防八連,看到的已是現代營房。操場中間,國旗下,矗立著一尊巨石,正面鐫刻兩個大字:無風。背面刻的是《無風賦》:

阿拉谷地,自古風口。狂風恣肆,斗石飄移。逆風如推山,順風如奔馬。聽呼嘯之披靡,聞山動于心谷。烈日如蒸籠,嚴寒如冰窖。頂暑天地,臥雪山林。巍巍雄關,將士守鎮,倚天長劍,丹心護佑。身在邊關外,一片固國心。故曰山口有風,席天卷地,我心無風,巋然不動。

好一個“我心無風,巋然不動”!戰士們心中無風,才不怕風。英雄山在,則無風。

塑 風

阿拉山口栽一棵樹不易,要讓一棵樹存活更難。荒漠砂石上,栽樹挖窩子,鐵鍬鏟不動,只能用十字鎬挖,用鐵釬鉆。挖成四十厘米寬、四十厘米深的窩子,一個人得花幾個小時。地面先挖到十厘米還算容易,再往下挖,就如同鑿石,在石頭上鑿窩,鐵釬能冒出火花。一個人一整天只能挖兩個窩,栽兩棵樹。

阿拉山口適合栽兩種樹:榆樹、沙棗。它們耐旱、抗堿。但要讓樹活下去,一天必須澆一次水,連續澆三天,然后每隔一周澆一次。樹栽下窩里,全靠水養。一周不澆水,樹葉黃兮兮,再過一周,樹枝就蔫了,樹干也枯了。樹就是成活了,還得不停地澆水。即便及時澆水,栽下去的裸苗存活率也只占兩到三成。栽帶土的苗子,存活率才高一些。后來挖長溝,從六十公里外拖來黏土填進去,再栽上樹,成活率更高了,苗子也長得快一點。三千多畝城市綠化帶全部換土栽樹,海棠、梨樹、松樹和二十多種景觀樹都能生長,不限榆樹和沙棗樹了,也能種上十五種花草,已達到城市綠化標準。夏天花草樹木雖是綠綠的,但付出的代價高昂。水,是樹木生存之源。長了三十年的樹,如果一個月不澆水,也會死掉。在阿拉山口養一棵樹,得精細呵護,就像養一個人,人不死,就得每天吃喝。樹也是一樣,要吃要喝,要營養。栽一棵樹,苗子只需五元錢,但養一棵樹,讓它活下去,花費卻是無底洞。

一棵樹栽下去,要它一直挺立起來也難。西北風一來被刮倒,又得重新挖坑,讓樹再站立,特別在第一年、第二年,樹還沒站穩腳跟,要么折斷,要么歪倒。每棵樹只要生存下來,都是“堅強樹”。

夏天的某一日,無風。我去阿拉山口市林草局拜訪沙來江·阿不都克熱。一位普通干部,五十多歲,身材不高,長相英俊,待人和藹。他一直在林草局工作。大學畢業剛來阿拉山口時,這里眼前只有兩條短街:天山街、博爾塔拉街。他形容短街:一個馕餅丟過去,滾的路也比街長。極目遠眺,便是荒漠無邊。夏天,太陽一曬,氣溫像彈簧一樣一下便跳將起來,冬天,又忽地降下去。視野里,沒有一棵樹。

他的工作是養樹。養樹,就是栽下去的樹,要讓它活下去。

植樹,是阿拉山口的大事。每年春秋兩季,公路上拉土拖水的車絡繹不絕。樹栽下去后,就是沙來江·阿不都克熱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了。

沙來江·阿不都克熱最怕接到這樣的電話:

“我們栽的樹怎么枯黃了啊?”

“怎么死了幾棵樹?”

“樹怎么歪倒了?”

每棵樹都有人掛念,期待它能成長,長不成大樹長成小樹,或者能活下去就行。接到這樣的電話,他會火速趕到現場核實,要么扶正,要么補苗重栽。

大風刮來,樹大片大片倒伏,場面慘烈,沙來江·阿不都克熱很無奈。他再次一棵一棵扶起來,培土,四面拉線將樹固定,然后每天不停地澆水。用小水車拉水灌苗。拉一次水走兩個鐘頭。砂石地上沒有平路,特別磕腳,腳磨出血泡,拉著水車,手也震得生疼。中午不回家、不回單位,在野外吃一個馕餅,喝上幾口水了事。一個人一天要澆四百棵樹的水才能完工,第二天、第三天又接著澆。大伙兒只有一個信念:栽下去的樹,一定要讓它活。六月到八月,別的事都停下,只做一件事:給樹澆水。后來打了地下井,就近取水,澆灌方便多了。現已全部用上滴灌技術,人輕松了,只需查查管道,扭扭開關。

沙來江·阿不都克熱曾調出過林草局,走了一個月,又回來了。是樹在召喚他。近兩萬畝防護林,他最清楚滴灌的布局,水管在哪兒,開關在哪兒,哪片樹是哪個單位栽的,哪棵是自己補的苗。樹離不開他。看到一棵樹,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死掉的樹也有。每死去一棵,他便悲憫良久。這是他夭折的孩子啊!

阿拉山口的樹實在長得太慢,三十年的樹最高的只有四米,粗也不足三十厘米,一個年輪長不到一厘米。但是每一棵樹都堅強,沿著風的方向生長。它們彎著腰,永遠不會倒。

“進口風,愛國樹。”沙來江·阿不都克熱對我說。風從西北的哈薩克斯坦襲來,吹向東南,這是祖國的方向。樹永遠只朝著這個方向生長。

經沙來江·阿不都克熱介紹,我認識了一位護林員。

他叫郭安平,長得人高馬大,管護一千八百畝林地,大約九萬棵樹。

護林員要干的事兒挺多。澆水,打藥,剪枝,補栽。郭安平來時,地里還是樹苗,剛栽下去,也就一米來高。風,有時大,有時小。十二級風來,樹都吹趴下了。風刮過,有些樹又站起來,也有的被折斷,有的被連根拔起,吹得無影無蹤。郭安平騎著摩托車轉一圈,在林地里查看一遍,究竟倒了多少樹。凡空缺了,都得補栽。有一年,他補栽了三千八百棵。年輕時,他有用不完的勁,天天去林地補苗栽樹。

栽樹,再累也不怕,就是多出些汗,躺一晚,第二天又有勁了。他最怕打藥水,那么多樹,打一次藥水,得花好幾個星期。五月,樹容易犯蟲害。若是病蟲來了,得趕緊打,千萬不能讓其蔓延。打一場藥水,過后就頭暈,皮膚過敏,如害一場病。

十二三級大風來了,郭安平感到恐懼。走逆風,費勁。腳邁不動,只能側面斜著身子,像纖夫拉船一樣挪步。挪一步就要像釘子一樣扎進地里,才能穩住。千萬不要走順風。風推著你跑,腳不沾地,會把人吹飄。

郭安平做了幾十年護林員。剛來時,郭安平站在住處,一千八百畝地,一眼能望出頭,樹苗間的砂石看得清楚。小苗苗長大了,成碗粗的樹,只能看到叢林了。遠處看,天邊也是樹。在阿拉山口,碗粗的樹已經是大樹。不毛之地上,那些看不見的風隨時會飛來爭奪樹的生死。活下來已是不易,長成碗粗更是奇跡。郭安平也是個大漢,從前這些樹只齊郭安平腰間,眼下都高過這個大漢。九萬棵樹,九萬個孩子。有時候,他看著這些長大的樹,成大片的叢林,會情不自禁落淚珠子。快六十歲了,他生怕有一天,九萬個孩子會拋棄他。

樹木成林后,飛禽走獸多起來,叢林成了它們的天堂。盡是黃羊、豬獾、狐貍、野兔,偶爾還聽到狼的叫聲。曾經是戈壁荒漠時,看不見它們蹤影。郭安平在叢林中走,常和它們打照面,彼此不驚慌,無敵意。郭安平看見一只狐貍跑過,攆了幾步,又停下來,狐貍也跑幾步,停下來。跑一跑,停一停,停下來時,狐貍回頭望幾眼郭安平。這情景像父子倆走在路上去串親戚一般。有一年,有一條石油管道從林中挖過去,三米多高的溝槽,一對黃羊掉進去了,郭安平請工人們將它們托起來,放回到林子里。過了三天,這對黃羊跑到郭安平住處,搖著尾巴,蹦蹦跳跳,一股高興勁兒,又繞他的房子轉了好幾圈,才跑了。郭安平心里好溫暖,這是它們來感恩呢。

這片廣大的叢林地,郭安平孤零零一個人走,不論到哪兒都不害怕,即使是黑夜。每一塊地,他都來補過苗,澆過水,打過藥,剪過枝,每一棵樹他都撫摸過。幾十年前,狂風刮來,他為每一棵樹揪心,現在風來了,這些樹卻為他擋風遮沙。風從樹梢掃過去,從郭安平的頭上飛過去,像波浪沉浮飄動。風打不著郭安平的頭、臉和身子了。

樹,重新塑造了風的形象;風,在樹的面前不堪一擊。

未來勁風

凱旋門酒店、嵐汀辭國際大酒店和友誼酒店,都是簡從遠經營的。他是四川人,現已落戶阿拉山口市。我很好奇,一個外地人,在邊關風城怎樣創下了這些基業。

簡從遠坐在茶幾前,微笑著和我寒暄。我以為他體格強健,是飽經風霜的粗糲面容,沒想到眼前這個人一副潔白圓潤的臉龐,衣著整潔,短發如針,眼睛靈動,說話流暢得像博爾塔拉河。這哪像是在風城中拼打過來的硬漢呢?

簡從遠喜歡闖蕩。父母在老家開了間飯館,一家人衣食無憂,但他向往新疆這片土地,義無反顧地從四川跑到奎屯,當了幾年學徒。聽說阿拉山口是口岸,商機多,他又跑到阿拉山口。當年眼前看到的,除了火車站、汽車站、海關、鐵路酒店及幾家單位外,都是茫茫荒漠。山口會開車的人少,他買了輛舊車,跑博樂市,跑奎屯,拖貨拉蔬菜,回山口后,再賣給商家和飯館。后來讓媳婦支了個菜攤,他去烏魯木齊拉蔬菜,一次拉兩噸。雖然來回要兩天,但是能賺錢,幾天就賣完了。

山口人逐漸多起來后,生意更好做了。他用賺來的錢買了翻斗車,跑到伊犁拖回一車煤,卸下煤又馬上去烏魯木齊拉蔬菜。來來回回總在公路上跑。如果還有空,便去打短工,幫別人拉砂石料。他是發動機,一直在轉動。

他想干點像樣的事,于是大著膽子承包了一個小工程,是修建單位的圍墻。幾千塊錢的活兒,他當大事來做。山口風大,他生怕圍墻被風吹倒,實際五噸水泥足夠的活兒,他買了二十噸,幾乎是用水泥筑成了一座銅墻鐵壁。圍墻筑成了,簡從遠的信譽也立起來了。工程,源源不斷。

說到阿拉山口的風,簡從遠唏噓不已。每個人都是斗士,和風較量過。一到冬天,風舞銀蛇,吹起雪,堆得比人還高,街道上找不到路,租住的平房,雪將門堵死,常常破窗而出,再將雪鏟走。開車拉蔬菜,風將車刮得歪來倒去,跑不動,玻璃被荒漠上的砂石多次打碎,他的車被大風也掀翻過。有人說,風口哪是住人的地方?它是風的天堂,又是風的地獄。

和簡從遠一同來打工的老鄉,待不多久就逃走了。好多年過去,那些半路走掉的人再回到阿拉山口時,發現城市變了,人也變了,他們已融不進來。只有一起與風斗爭過的兄弟,心靈才會相通。誰都明白,掙來的每一分錢,都有風劃過的痕跡!

第二次來阿拉山口,我結識了簡從遠的女兒簡娜。

剛剛而立之年,簡娜就挑起了打理三家酒店的擔子。她說,父親是阿拉山口第一代人,她是第二代。父親創業,她來守業。創業難,守業也難啊!

我想聽聽她與風城的故事。

童年的故事,曾經吹過的風,都刻在記憶里。她滔滔不絕。

爸爸開了砂料場,砂料堆得高高尖尖,七八個工人在場上篩砂,大風刮來,瞬時鋪天蓋地,看不見天空,望不到遠處。砂子吹起來,打在臉上生疼生疼。一摸頭,全是砂子,臉上也灰撲撲的。

簡娜不怕風。風一來,她就在沙塵中瘋跑,砂料場成了炫目的舞臺。直到有次看到建筑物高架上一個人被風吹飄了墜地而亡,她才感到恐懼,對風有了敬畏之心。從此后,只要風一來,簡娜就躲進家里,靜聽室外狂飆怒吼,風擂窗戶。

小學畢業后,簡娜轉到外地去讀書。去烏魯木齊。去成都。去英國。她遠離了風口,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人離開了阿拉山口,風聲不僅沒有模糊,反倒更清晰。風聲就在耳旁,在呼喚。

阿拉山口人說,風吹過阿拉山口,吹散的是思念,吹不散的是堅守。簡娜感覺不是這樣,她的思念沒有被吹散,臉上還有被阿拉山口的風打疼的記憶。從英國回來后,她在北京待了兩年,人變得浮躁不堪,又去成都,干啥啥不順。眼看人生的黃金歲月就要遠去,簡娜陷入迷茫。

阿拉山口國際貿易多起來后,中歐班列往來如梭,公路運輸絡繹不絕,旅游火了,賓館生意熱鬧了。艱苦的創業進入收獲季。打理三家酒店,父母肩上的擔子太沉重,簡娜決定回到阿拉山口。

山口的風似乎沒那么猛了,不知是心境變了,還是環境變了。街道都是水泥地面,建筑物也多起來,樹已成片,長高長粗了。我說,過去的風是魑魅魍魎,眼下的風是文明的風了。簡娜哈哈大笑。她問,那么未來的風呢?

未來的風?

我想象未來的風仍然會像車輪一樣轉動,滾過條條大道,滾過縱橫街面,只是再也揚不起半點沙塵。

我想象未來的風以國門為界,火車向西北而去,轟轟隆隆,風被呼嘯而過的車體剪成兩面旗幟,在天空下飄揚舒展。風,是凱旋的頌歌。

“一帶一路”吹動的勁風,是一座邊城崛起的號角!

【周凌云,中國作協會員。作品見于《文藝報》《長江文藝》《草原》《朔方》等報刊。出版散文集五部,合著散文集、隨筆集兩部。曾獲湖北文學獎、屈原文藝獎、首屆中國汨羅江文學獎“離騷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