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寫小故事 抒大精神
在當代文學史上,王愿堅是一位特別的作家。他立志“寫盡紅軍英雄志”,以其出色地描寫紅軍革命戰斗,尤其是紅軍長征的作品而被讀者銘記。《黨費》《七根火柴》《三人行》《足跡》《草》等經典篇目,成為長征題材小說的瑰寶,同時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瑰寶,歷久彌新。其中,《黨費》《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多次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這些以小見大的作品里,長征歷史得到了形神兼備的經典呈現,長征中的紅軍形象得到了濃墨重彩又恰如其分的藝術表現,長征精神也就此有了某種雕塑般的定格和放大效果,可觸可感又至高至偉,令人心潮澎湃。
從聽故事到寫故事
王愿堅1929年出生于山東諸城,1944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時年15歲。1945年1月參加八路軍,當過宣傳員,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軍人的身份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種少年參軍的經歷,在其日后對于革命斗爭生活的文學書寫中留下清晰印痕,也構成其結構小說的必要一環,乃至小說情感的基本底色。王愿堅始終不是專業作家身份,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期,他曾在報社編輯、記者的崗位上盡職盡責。1952年以后,王愿堅調到《解放軍文藝》做編輯。1956年到1966年,他參加了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的編輯工作。
王愿堅自述自幼就愛聽故事,“參加革命之后,只要有空,我總是纏住首長請他給我講故事”(《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作》)。1953年秋天,王愿堅到福建東山島采訪,更是有機會聽到親歷長征歲月的老同志們講述“1934—1937年間,他們在紅軍長征以后留在老根據地山林里苦苦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情形”(《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作》),而這成了他“文學生活的一個開端,一個轉折點”。那些借由采訪、編輯而“聽來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紅軍故事,那些難以想象的艱難斗爭和艱苦生活,極大地激蕩著王愿堅的心靈,一方面讓他迫切想要將這份革命前輩艱苦奮斗的實際情形呈現在年輕讀者面前,使他們在事實面前受到教益;另一方面讓他對紅軍戰士肅然起敬,也促使他拿起手中的筆,將這份崇敬傳達給更多的人。
1954年,王愿堅的短篇小說《黨費》在《解放軍文藝》12月號上發表,留守老根據地山林中苦苦堅持游擊戰的革命者和當地人們心連心的軍民魚水情,以令人心痛又充滿力量的方式得以呈現。敵后斗爭的艱辛力透紙背,革命者的意志與精神如在眼前。黃新英勇犧牲了,但她的黨費卻因她的犧牲和生前的種種閃亮作為而迸射出耀眼光芒,那無疑是一個共產黨員金子般的內心放射的光芒:“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么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么能夠計算呢?”憑借這篇小說王愿堅一舉成名。
然而,這時候,有一種質疑的聲音出現了。王愿堅的夫人翁亞尼曾回憶道,《黨費》等作品發表后,“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議論,說沒有參加過紅軍的同志寫不好長征的小說。這一論調對王愿堅產生了很大的壓力”(《王愿堅:立志“寫盡紅軍英雄志”》)。
雖然王愿堅并沒有親身經歷過長征,但他對長征故事興趣濃厚。1953年起,借助擔任相關文章和書籍編輯的機會,尤其是在由《星火燎原》而展開的采訪、編輯工作中,王愿堅抓住每一個機會,盡可能接觸更多的老一輩革命家和老戰士,訪問了許多元帥、將軍和無數的紅軍老戰士、老赤衛隊員,先后多次到老革命根據地、革命博物館參觀訪問,盡可能搜羅閱讀更多有關革命斗爭歷史的史料。后來,更是“先后登上了向往已久的井岡山,去了反‘圍剿’的戰地,兩次走上紅軍長征的道路……走過老一輩軍人艱苦跋涉的雪山草地”,獲得了不少第一手的長征資料,進一步增強了對長征歷史的了解與感知。王愿堅認為自己雖然沒有紅軍時代的生活經歷,但在部隊里度過的童年和青年時代,卻給了他很多“直接的生活感受、體驗和積累”,通過這些,他就可以在經驗融合的意義上進入紅軍時代的生活。
長征題材成了王愿堅的創作“根據地”。在這個領域,1956年,王愿堅發表《老媽媽》《糧食的故事》《三張紙條》《趕隊》,1957年發表《后代》《媽媽》《親人》,1958年則迎來一個小爆發,在這一年發表了《村野的火星》《三人行》《七根火柴》《普通勞動者》《休息》《支隊政委》。1962年發表《征途上》,1963年發表《理財》。短短的幾年間,王愿堅已經從一個文學新人,變成一個長征題材小說家,為人矚目。
盡管只是“聽來的”長征故事,但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卻十分注重將“聽來的”長征故事與自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乃至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時期的親身經驗與感受融合起來,從而將“聽來的”故事變成自己的故事。他常說自己的寫作是被腦海里積累的人和事、體驗和感受“逼”著才開始動筆。“創作,就是積累之后的噴吐,是積薪之后的燃燒。”(《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作》)這種頗有點“發憤著書”的創作體會,似乎正是解開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魅力和魔力的一把鑰匙。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許多都有生活中的原型。《黨費》中的黃新的原型是盧春蘭烈士。在村里堅持斗爭的青年婦女盧春蘭組織村民腌咸菜送上山,給山上的游擊隊救急。事情暴露后,為了挽救全村人,盧春蘭英勇地站了出來。將咸菜與黨費關聯起來的構思,則來自王愿堅1946年在解放戰爭的一次戰斗中收殮烈士遺體時的所見。《標準》依托的則是長征過草地時朱總司令號召紅軍戰士們向“發明”煮牛皮鞋底吃法的戰士學習的往事。至于《七根火柴》中無名士兵高擎的手,既是小說的創作突破口,又是無數聽來的和自身戰斗經歷的某種匯總。“為革命而寫作”的自覺使命擔當,促使王愿堅總是能從高處著眼,從中國革命、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福祉的立場出發給“聽來的”長征故事確立基調,從而也就使得其長征題材小說,哪怕只是寫一只高擎的手,一張普通的黨證,一點簡單的咸菜……也能從中顯露中國革命的底色和長征精神的閃光。王愿堅無愧為短篇小說高手,他的長征題材小說總是能夠“讓思想照亮了生活的行囊”,給人深刻的思想啟迪與靈魂沖擊。
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很注重故事性的營構,很多作品還保留著傳統說故事的方式,這使其作品具有強烈的親民風格,適合閱讀,更適合傳播。他總是能將一個故事講得十分精彩,耐人尋味,吸引人跟著他的筆觸閱讀下去,而到了小說結尾,他也總能將整個故事完美收束。
崇高壯美的長征畫卷
讓王愿堅在長征題材小說領域美名遠揚的《七根火柴》和《三人行》這兩篇小說都創作于1958年1月,前后只隔3天。后來,《三人行》發表于《新港》1958年2-3月號,《七根火柴》發表于《人民文學》1958年6月號。與成名作《黨費》書寫留守敵后軍民的戰斗生活不同,《七根火柴》和《三人行》均正面書寫長征征途上的艱辛,寫作面貌也因之一變,一定程度上去除了以往“聽故事”“說故事”的痕跡,開始向著更加純粹的小說藝術高地進發。《七根火柴》以紅軍士兵盧進勇的視角展開敘述,凄風苦雨之中,掉隊了的盧進勇正在拼命追趕主力部隊,正在這時他看到了一個同樣掉隊但已經生命垂危的無名士兵。無名士兵將自己用生命珍藏的七根火柴交給了盧進勇,用手指了指紅軍主力前進的北方,沒把話說完就斷氣了。在《七根火柴》發表的那期《人民文學》上,茅盾就給予這篇小說高度評價:“《七根火柴》約二千字,可是生動而有力地描寫了草地行軍的艱苦,刻畫了忠心耿耿的戰士在將要斷氣的一瞬間還專心致志地要把所保存的七根火柴連同黨證交托同志轉呈上級。……也許作者不是有意識地要把那個無名的將要斷氣的戰士作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讀者的眼中,無名戰士的形象卻比盧進勇的要大得多……”
《七根火柴》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可謂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的代表作。在談論短篇小說寫作經驗時,王愿堅數次拿《七根火柴》舉例說明其寫作過程,足見他本人對這個作品的喜歡。《七根火柴》寫長征,最典型地體現了以小見大的藝術特征,通過行軍途中被一名士兵豁出性命保管的七根火柴,無限放大了革命軍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操,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微妙地詮釋了中國工農紅軍為什么能夠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真諦,自然也就成為對中國革命精神和長征精神的無聲禮贊。而這名豁出自己性命保管了七根火柴的士兵,甚至都沒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七根火柴》追問的是這樣的問題:“這樣特殊的艱苦環境中,要求紅軍戰士有更大的毅力和堅忍的力量。這種力量從何而來?”(《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作》)這篇小說短小卻不短淺,十分深刻地刻畫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的軍魂和長征精神的精髓,那種為了集體的事業、黨的事業和國家的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奉獻精神,那種在饑餓和困難面前不低頭,始終保持革命“火種”的大無畏精神,似乎都因這名無名士兵的一舉一動而活了起來。七根火柴被無名士兵有心地保存在自己的黨證里,“揭開黨證,里面并排著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紅紅的火柴頭簇集在一起,正壓在那朱紅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能夠如此直率又真實地將黨證“點亮”,又給人直接強烈的情感沖擊和靈魂震動,是很考驗小說家的藝術才華的,而這里其實正是王愿堅所謂“小說的黃金點”。在這個意義上,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即便放到整個中國當代文學里,也是書寫長征題材的佼佼者。這篇小說跟同一時期創作的《三人行》一樣,可謂短篇小說里的“苦吟”之作,不僅煉字煉句,而且都有十分精到的意象,如兩座雕塑一樣,雄偉地矗立著,讓人不能不為長征精神之壯美崇高深深折服。
描寫留守紅軍在蘇區的艱苦斗爭,也是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的重要構成。在某種意義上,是王愿堅發掘了這一題材,從另一個側面豐富了長征精神的完整表達。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注重表現長征路上的掉隊者或長征途中的留守者,他們要么像《趕隊》中的“我”一樣辛苦趕上大部隊,要么像《村野的火星》里的彭紹明一樣,在確認已經無法趕上隊伍時,轉而投入蘇區開展游擊戰或帶領蘇區村民開展敵后斗爭。后者在其作品中的占比還比較大。長征是人類史上的偉大奇跡,留守紅軍的敵后斗爭也有其難以言喻的艱辛。對長征征途的正面敘寫與對留守紅軍的敵后斗爭的敘寫,都是紅軍長征故事的重要構成,二者共同構成了王愿堅筆下崇高壯美的長征畫卷。
正是在《村野的火星》《糧食的故事》《支隊政委》《黨費》《老媽媽》《三張紙條》《媽媽》《后代》《休息》《理財》等小說中,我們才發現,原來長征故事還有另外一面,在那些此前被認為如同漫漫黑夜一般的敵后區,因各種原因留守下來的士兵和當地人民緊密團結在一起,克服著極端困難的自然條件和生存條件,堅持進行著英勇的敵后斗爭,更重要的是始終保有對革命前景的樂觀信念。糧食問題幾乎成了敵后斗爭能否繼續進行下去的關鍵問題,擺在每一個留守紅軍的面前。圍繞“糧食”,王愿堅寫下了不少艱苦卓絕的斗爭故事。為了糧食問題而九死一生的敵后斗爭故事,怎能不讓人對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工農紅軍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肅然起敬呢?王愿堅寫敵后斗爭的極端艱苦,并非只為表現艱苦本身,目的仍在于將黨的形象大寫出來,這才真正抓住了長征故事的關鍵。對“黨的兒女”“黨的人”的形象塑造,也就成為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的一個重要文學貢獻。王愿堅的書寫令人信服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之于中國革命和中國長征的決定性作用和領導地位。如此質樸的書寫,自有擲地有聲的不絕回響。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1972年,王愿堅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工作。他與陸柱國共同執筆,將李心田的小說《閃閃的紅星》改編成電影劇本。影片《閃閃的紅星》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成為影史經典和紅色電影的標桿之作。王愿堅對長征的熱情在這一時期參與創作的《四渡赤水》等電影劇本中得以延續,并在“文革”結束后,又迎來一個長征題材小說創作的噴薄期。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7月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王愿堅寫出了10篇以塑造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統帥光輝形象為主要追求的長征題材小說,再度將過去的長征歲月推至時代的前臺。
《夜》《足跡》《肩膀》《草》《食糧》《標準》《啟示》《路標》《歌》《“同志……”》,這就是王愿堅在新時期伊始集中寫出的長征題材小說。1977年12月,在為1978年版《普通勞動者》所寫后記中,王愿堅如此描述自己的寫作心情:“編在后面的一部分,是最近寫的。在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的時候,我懷著激動的感情,寫了一組以長征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這些很小的、小得幾乎幾句話就可以講完的故事,是關于幾位偉大的人的……”盡管《黨費》《七根火柴》《三人行》《村野的火星》《糧食的故事》等作品已經描畫出了小說家王愿堅的清晰面目,這新寫出的10篇小說,仍再度刷新了人們對王愿堅的認識,因為這些作品在長征題材的處理和書寫上,大幅度刷新了此前的文學印象。《足跡》《標準》一同發表于1977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立刻引起了廣泛反響,《足跡》旋即獲得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夜》《肩膀》獲兒童文學榮譽獎。《足跡》寫于1976年12月20日,開篇很有些《三人行》的意味,指導員曾昭良面對的情況和《三人行》里指導員王吉文一樣:自己就要用盡最后的力量了,被扶助著前進的病號還是快要不行了。同時還有第三個病號——一個小司號員需要扶助。《三人行》里發出“背上他”這一命令的師長,在這里自己伸出了援手:“像是回答他的問話似的,一只手伸了過來,挽住了小司號員的另一只胳膊。……兩人一起用力,把小司號員攙了起來。”在茫茫雪山上,這個向小司號員,也向曾昭良伸出援手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敬愛的周副主席。當曾昭良偶然間得知這一消息時,盡管仍在冰雪之中,他的整個身心卻徹底溫暖了,千年積雪的雪山也就立刻變得渺小了。《足跡》能見出王愿堅在小說道路上的成長,他是如此出色地將長征的艱辛、紅軍戰士的集體主義精神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平易近人、與紅軍將士心連心的光輝形象和崇高品格融匯在一起,從而寫出了具有情感和思想復合沖擊力的精湛之作。
《足跡》等10篇新作延續了王愿堅以往長征題材小說的特點,比如對嚴酷自然環境的傳神描寫,對長征征途上難以想象的艱辛和困苦的白描,以及對革命將士堅韌革命意志和崇高革命情懷的高揚,同時在長征書寫上有了全新的開拓,在以小見大方面更見爐火純青之外,更開啟了聚焦長征路上的革命統帥、表現革命統帥的崇高人格和領導魄力的全新書寫路徑。小說從各個側面寫出了長征路上,在最艱辛的自然環境條件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等是如何帶領紅軍士兵硬生生走到光明里去的。在這里,革命統帥的光輝人格和崇高精神與中國革命、萬里長征的精神內涵自然獲得統一,中國人與中國共產黨的血肉聯系也最大程度地得以彰顯。在“文革”后百廢待興的特定歷史階段,王愿堅的這些小說再一次提請人們深思長征精神,尤其是深思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的血肉聯系,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過去了的,并不只屬于過去”
“過去了的,并不只屬于過去,它還屬于現在和將來。”這句話是理解王愿堅長征題材小說的又一把鑰匙。
翁亞尼曾記下王愿堅進行文學創作的初心:“……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認為應該堅持寫革命斗爭歷史這一題材,而且是能夠寫好的。因為這些含血帶淚的故事對于在新中國出生的年輕一代太有教育意義了。……王愿堅認為作為一個黨的宣傳員,他有責任把這些故事寫出來。”(《王愿堅:立志“寫盡紅軍英雄志”》)在這個意義上,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是對長征故事的當下重述。過去了的長征故事,并沒有真的過去,它必然要以種種形式繼續生長在當代人的心靈沃土之上,也就必然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王愿堅重述長征故事的努力,也就有了勾連過去與當下,并將意義再指向未來的傳承價值。也是在這種重述的過程中,長征故事得以永遠鮮活,長征精神得以繼續閃耀,繼續成為當代生活的重要滋養。
王愿堅的許多長征題材小說都有意讓敘事穿梭在雙重時空里,形成了一種今昔對比。王愿堅早期小說有著說書人痕跡,往往能借助敘述人“我”引入一個全新的敘述人,這種敘述之中嵌套敘述、故事之中嵌套故事的做法,自然也就引入了雙重時空。他后來的寫作,也有意通過雙重時空的引入,讓敘事不斷回到1934—1936年的長征歲月。“1934年”“1935年”等年份標記幾乎存在于王愿堅每一篇長征題材小說之中。更為明顯的雙重時空構造,可以從《普通勞動者》《親人》《媽媽》《休息》《理財》等作品中清晰看出。《普通勞動者》中的林將軍,在十三陵水庫的建設現場,想起的卻是當年長征時的崢嶸歲月;《親人》中曾司令員將錯就錯認的父親,正是在長征途中死了兒子的另一個父親;《休息》中范副司令員在海濱療養時想起的是近三十年的戰斗生活,跟任局長回憶的是1935年鎖蛟嶺的戰斗往事;《理財》中的胡行長在和平年代里憶及的也是1935年圍繞賬本而發生的往事……長征過去了,但又一直綿延在當下,通過王愿堅的小說書寫,那些長征故事和長征歲月,再度回到眼前。
葉圣陶注意到了1958年發表于《北京文藝》8月號的《普通勞動者》中對過去的長征故事和當前的水庫建設之間關聯的描寫,認為“這叫人體會到,革命戰爭和建設事業雖然是兩回事,實際上是一回事。沒有革命戰爭,哪來建設事業?進行戰爭就為的進行建設”,可謂抓住了這篇小說的要害。王愿堅自己也在戰爭年代的忠勇戰士和建設事業的普通勞動者之間畫了等號,進一步說:“這些人,從井岡山到瑞金,從長征路到延安,直接進了北京城。黨成了執政黨,這些黨的骨干,地位變了,然而,他們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沒有變。”這就是王愿堅的文學升華法,在“講述故事的年代”里,他通過持續不斷的時空穿梭,讓長征故事永流傳,讓長征精神持續綻放在當代生活里,永遠芬芳。
“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前輩,不但用生命和鮮血為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鋪平了道路,而且給我們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藝海蕩槳:王愿堅談短篇小說創作》)王愿堅的長征題材小說無疑對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做了新的傳揚,進而成為中國文學永恒的經典。長征歲月、長征故事、長征歷史、長征精神,也就此在他的小說中進一步閃光,永遠輝耀。
(作者:龔自強,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