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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本孤直——物理學家束星北的光與晦
來源:澎湃新聞 | 張淑鏘  2026年10月30日15:23

1957年,李政道與楊振寧這兩位物理學家攜手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這樣的物理學天才人物,注定有著非凡的人生際遇。李政道與他的老師——同樣有著天才之譽的束星北之間的傳奇師生關系,正是他在物理學人生中起飛的機緣。只是兩人,一個是生前譽滿天下,一個是逝后聲動學林;一樣的才華橫溢,異樣的生命旅途。新中國以“乒乓外交”的超絕智慧打開國門后,闊別祖國多年的李政道,當著周恩來總理的面推薦他的恩師束星北,隨后有關部門雖然過問,師生最終無緣得見。為何不能相見?束星北又是一個怎樣的傳奇人物呢?

束星北塑像

一

束星北,字傳保,小名大林子,是江蘇揚州人,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都縣的一戶家境殷實的“開沙望族”。祖父束增煦,又名綸,曾在清末為官,是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的摯友。伯父束曰琯,字劭直,長期擔任張謇的秘書和助手,后來成為張謇三哥張詧的女婿。父親束曰璐與伯父一樣追隨張謇,在張謇家族的鹽墾實業中吃苦耐勞,勇于開拓,成績突出,深受張謇的器重。由于張謇的提攜,束曰璐的事業越做越大,到蘇北阜寧獨立創辦了合德墾殖公司,資本達到50萬元,墾殖面積6萬畝,后來又創辦了眾志墾殖公司,資本6000元,墾殖面積3000畝,成為當地有名的企業家。在狀元企業家張謇的提攜下,江都束家的經濟地位迅速確立,社會聲譽卓然。

殷實的家境,為天資聰慧的束星北在國內外的求學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條件。8歲入家鄉頭橋安貼念四圩私塾開蒙,10歲入大橋鎮小學,13歲入泰州明德中學。1924年,18歲的束星北考入辦在杭州的之江大學。這是一所享有盛譽的教會大學,只是學費高昂是所有私立學校的特點,之江大學也不例外。但這一點并不妨礙到束星北。第二年,他轉入山東濟南同樣是教會大學的齊魯大學,插班二年級。不到一年,再次轉學,于1926年2月(另有一說是4月份)轉入美國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系三年級。又是一年后,轉入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并于1927年7月開始,由美國舊金山經日本、朝鮮,過莫斯科、華沙到柏林、漢諾威等歐洲各地游歷。因為愛慕愛因斯坦,束星北攜所著兩篇關于相對論的報告,于1928年5月到愛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學當面討教,得到了愛因斯坦的贊賞。此后,束星北得到愛因斯坦的資助,在柏林大學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當了大約半年時間的研究助手,而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四維時空問題。

1929年上半年,束星北離開柏林大學后,轉到英國,于愛丁堡大學繼續求學,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惠特克(Whittaker)和達爾文(Darwine)。在他們的指導下,束星北打下了堅實的理論物理基礎。1930年2月,又入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天體物理學家愛丁頓。8月,受愛丁頓的推薦,束星北重新回到美國,入學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研究生,師從著名數學家斯特洛羅克。1931年5月,束星北完成碩士論文《超復數系統及其在幾何中應用的初步研究》,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他在論文中利用廣義超復數系,通過對黎曼空間度規的線性化,推導了黎曼幾何中類似的結果,并在四維時空情況下寫出了狄拉克方程,從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數學基礎和表現形式的進一步完善方面作了有意義的探索。

縱觀從1926年踏入美國,至1931年獲得碩士學位,束星北在海外輾轉留學,沒有家庭充足的經濟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在諸多歐美一流大學之間頻繁流轉,耗費了整整5年的寶貴時間,又可見其興趣之廣泛與選擇之率性。即使如此,束星北在物理學和數學領域的天賦仍然令人稱嘆,否則像惠特克、達爾文、愛丁頓、斯特洛羅克等這樣頂流科學家為何都能欣然接受呢?

研究生畢業后,束星北收到來自大洋彼岸的母親寄來的一封家書,希望游子歸國。此時束星北剛剛完成了學業,并在麻省理工學院有了一份助教的工作,在祖國與美國之間他選擇了祖國。1931年9月,日本軍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在此之前,束星北回到了祖國。事變發生后,國事蜩螗,束星北決定投筆從戎,為國效力。

1932年1月,由于親戚的介紹,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聘請束星北擔任物理教官。這是一所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軍事學校,其前身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創立的“黃埔軍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將黃埔軍校遷入南京,并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之名重新籌建,蔣介石依然擔任校長。入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對于束星北來講本是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九一八事變”中蔣介石實行“不抵抗”的政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導致東北國土大片淪喪;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盡管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卻又以國民黨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告終。束星北為國事之頹喪而憤慨,將國恥歸結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心中悲鳴難掩。一次蔣介石回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視察,接見少數教員談話,束星北作為海外歸來的優秀教員,被學校特意安排為參會人員。束星北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在與蔣介石的會面中毫無顧忌地沖撞起來,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與日本簽訂的“淞滬停戰協議”,是可恥的賣國行徑。當時的束星北年僅25歲,血氣方剛,且才氣橫溢,當著眾人的面向著蔣介石一頓“大炮”輸出,弄得蔣介石很是尷尬。蔣介石不能與一位年輕人爭執,只是說了句“你太年輕,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這大概是他的職業生涯中,從口中發出的第一顆炮彈吧,從此有了“束大炮”的名聲。只是這次炮彈一鳴驚人,轉眼間“轟飛”他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教職。

辭職后,束星北將目光投向近在鄰省的浙江大學。既然軍校不能容身,那就選擇普通高校。束星北將自己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引力與電磁合論》《愛因斯坦引力理論的非靜力場解》兩篇文章遞交給了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希望能夠謀取一份教職。時任文理學院院長邵裴子曾留學美國,是斯坦福大學的文學士,1909年歸國,曾任浙江大學校長;時任物理系主任張紹忠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哈佛大學的碩士,1927年歸國,是浙江大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邵裴子和張紹忠都受過美國先進的文學或科學的教育,感到人才難得,對束星北遞交的兩篇論文頗為欣賞,聘為物理系副教授。1932年9月,束星北正式入職浙江大學,開始他與浙江大學長達20年的奇妙緣分。

二

1937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在北平發動“盧溝橋事變”,緊接著又發動“八一三”事變,全面侵華戰爭使中華民族瞬間陷入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難。據統計,自“松滬會戰”開始的三個月內,杭州拉響警報在100次以上。杭州上空,日軍轟炸機編隊的穿梭與轟炸和中國空軍的迎敵與戰斗相互糾纏,杭州城亦可謂兇險。

西天目山位于杭州市西部,今屬臨安區境內,距杭州市區94公里,森林茂密,勝景卓絕,自古聞名。深山之中規模宏大的禪源寺,位于大山南麓昭明、旭日兩峰之下,掩映在青山綠林之中,是韋馱菩薩應跡道場,不僅是浙江名剎,更是日本佛教臨濟宗祖庭之一。時任浙大校長竺可楨經過考察得知,此寺“可住數百人”,決定在寺內成立國立浙江大學天目山分校。1937年9月,一年級新生250人遷入這亂世之中不可多得的一處“安靜”之地。在讀書聲和誦經聲之間,“天目山級”浙江大學新生開始了印記一生的西遷求學之路。

據9月30日的《國立浙江大學日刊》載:“本部全體教職員,……特開教職員觀摩專車一次,前赴該處者,凡教職員二十余人,計有:束星北、俞大綱、賀昌群、程耀椿、舒鴻、王以中、夏濟宇、齊學啟、章用、沈有乾、馮言安、錢寶琮、陳建功、黃翼、王淦昌、惲鴻昆、施昭仁、李世瑨、路季訥、許國容、杜循經、張雪梅、盧慶駿等諸先生。”這些教職員來自當時浙大文理學院、工學院和農學院及校級部門,名師云集,多有翹楚。

束星北心中牽掛寺中物理系的一年級學生,在物理實驗室與程開甲等物理系的同學們相見。他將同學們召集到身邊,用手擺動實驗桌上的天平,天平在左右搖蕩中逐漸穩定下來。大家不知道這束教授到底想干什么?正當大家像看把戲一樣看著束星北的表演時,他突然發問:“天平為什么會擺動?”同學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作答。束星北揭曉答案說:“很簡單,天平的重心在底下。”同學們恍然大悟,他又乘勝追擊,講起了學物理的要訣:“懂得道理,弄清原理。”如此教學場面,仿若春風拂面,同學們被束星北的精彩的教學藝術所折服。從這一天開始,物理學的深邃而迷人的天空就一直向著年輕學子程開甲開放,深深吸引著程開甲。在新生調查表中,“本人最感興趣的學科”一欄,程開甲填上了“物理”二字;“課外最喜歡閱讀何種書籍”一欄,程開甲填寫上了“物理、數學”兩門學科。物理成了程開甲畢生的摯愛與追求,并最終在物理學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松柏本孤直——物理學家束星北的光與晦

課堂上的束星北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國防建設的需要,程開甲在一紙調令下“消失”于公眾視野。為了中國核武器研究和核試驗事業,他忙碌在羅布泊——這個荒無人煙的“死亡之海”。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為新中國的國防鑄造了一面堅不可摧的和平盾牌,其中凝結了無數科學家的智慧、犧牲和功勛。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授予23位杰出科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程開甲名列其中。2013年,程開甲由于在我國核武器事業和國防高新技術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被授予201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當程開甲回憶他在浙江大學的求學成才之路時,他說:“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科學界是罕見的。”“我讀過束星北的四大力學,陳建功的復變數函數論以及蘇步青的微分幾何,甚至還中過豐子愷講的藝術修養。”“聽束先生的理論力學。他的講法令人感到物理現象和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學生們聽束先生講物理原理時,能會心的獲得書本上難以獲得的科學知識,真是有‘心有靈犀一點通’之感。”正是這些名師悉心傳授,使得程開甲等青年才俊在浙江大學期間經歷了“嚴格的數理學習訓練”,汲取了“許多鼓舞人心的物理見解和哲學思想”,從而受益無窮。

李政道和程開甲一樣,在束星北的課堂與交往中受益。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李政道逃離上海這個生養之地,在杭州城外乘小船渡過錢塘江,于1942年2月,抵達浙江常山,在常山臨時中學讀高中二年級。5月,繼續南下,就學于江西贛州聯合中學。1943年6月,李政道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后,西行入黔,向著浙江大學前行。為了避開敵占區,李政道從江西經廣東進入廣西,再從廣西轉入貴州。一路上,李政道有時步行,有時搭車,經過艱苦跋涉,到達貴州貴陽。7月,教育部組織了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李政道順利通過了考試,成為浙江大學1943級的一名新生。

從1941年到1943年,李政道用了3年時間,追尋他心中理想的浙江大學;但是他與浙江大學的相互成全,則幸賴入學之后的換系之舉。在貴陽備考期間,李政道認識了同是報考電機系的束慰增,他是束星北的侄子。暑假中,經束慰增的介紹,李政道拜訪了束星北,也因此認識了束星北的同事兼摯友王淦昌。在整個八月的暑假里,李政道在當時物理系所在的雙修寺,時常聽到束星北和王淦昌在激烈地交談與討論,感受到物理學思想碰撞產生的星光迸射,這些深深吸引了李政道這位年僅18歲的少年天才。他開始后悔自己的選擇,盡管所選電機系的錄取分數高于物理系,但是他的心已經被帶入了物理學的星空。開學以后,他向學校提出轉系的請求,得到了教務長張紹忠的批準。就這樣,李政道開啟了漫長物理人生的追逐之旅。

浙江大學在貴州辦學時期的理學院設于湄潭縣,一年級則在永興鎮,從湄潭到永興有30里的路程。每隔1或2個星期,束星北就會安排1天,從湄潭專程趕到永興,與李政道討論物理學問題。每次討論都是自由的,沒有任何預先的規定,也不在日常的課程中,而學生只有李政道1人。兩個天才型的師生,日復一日地一對一討論,這大概就是天才養成的一種極端路徑吧。李政道說:“在這樣一對一的師生密切教學的關系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我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他在浙江大學建校100周年校慶時,在賀信中說:“我在浙大讀書雖然只有一年,但追尋西遷的浙大卻用了三個年頭,青春歲月中的四個年頭我是與浙大緊密相連的,以此為起點,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李政道在物理學習與研究中所體驗到的快樂,毫無疑問被烙上了束星北的印記。

不僅如此,束星北還是李政道走出浙大、走向世界、走到頂流的引路人。1944年的抗戰形勢令人沮喪,從4月至12月,日軍通過豫湘桂戰役,全部打通大陸交通線。國軍遭到大潰敗,大片領土淪喪。7月,學校放假,李政道去陪都重慶探望母親。也許重慶這個戰時國家的最高統治中心,有著太多關于時局敗落的消息,李政道萌生了從軍殺敵的心思。李政道乘一輛裝滿了郵包貨物的郵政卡車回校,蜷曲在郵包和車頂篷之間。突然,卡車在婁山關七十二道拐山路上翻落山溝,幸有路過的國軍救助,帶到遵義治療。傷勢稍有好轉后,李政道回到湄潭休養。束星北囑王淦昌守護李政道,王淦昌也心疼李政道,將不能行動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養傷,臥床達數月之久。

9月,由于豫湘桂戰役繼續發展,戰局危緊,蔣介石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各大學紛紛出現知識青年從軍熱,漸趨恢復的李政道激于愛國義憤,決心報名參加青年軍。此時的束星北也即將加入軍事部門,借調到重慶軍令部技術研究室領導研制中國首部雷達,同時指導裝制特工發報機等軍用器材。束星北深知李政道在物理學方面才華橫溢,不希望他在生死難料的戰場上犧牲,決定將李政道帶走。他先是利用接眷車把李政道接到重慶,隨后又介紹李政道轉學西南聯合大學。1945年春,李政道來到昆明,找到西南聯大物理系吳大猷教授,請求接受從浙江大學轉學西南聯大。吳大猷接受了李政道的請求,但需要先隨班旁聽、考試合格。經過一個夏天的學習,李政道順利通過了試驗,得到校方的批準,到了暑假正式轉入西南聯大二年級。

就在1945年暑期之中,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彈原子彈,巨大的毀滅性的破壞力,迫使日本不得不接受戰敗的事實,終于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是中國人民做出巨大犧牲之后,在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并肩戰斗下,共同取得的巨大勝利,也是物理學大顯神威的一個高光時刻。國民政府也想研制原子彈,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與吳大猷、華羅庚商議派人到美國學習,最后決定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三位教授各帶兩名年輕助教到美國學習。吳大猷經過深思熟慮,擇定朱光亞、李政道二人。1946年9月,吳大猷帶上朱光亞、李政道乘郵輪去美國。兩人都入了芝加哥大學,參加研究生課程學習。由于在量子力學時考試成績突出,被美國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推薦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物理學大師恩利克·費米。隨后,李政道成為正式研究生,師從恩利克·費米。1950年6月,李政道以論文《白矮星中的氫含量》獲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一時有“神童博士”之譽。

由于國內國際形勢變化,李政道在取得博士學位后,決定留在美國從事物理學研究。從1950年到1956年間,李政道先后在芝加哥葉凱士天文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物理學系、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多家科研院所擔任教職或研究員。1954年,李政道建立了“李模型”,這是量子場論中少有的可解模型,對后來的場論和重正化研究有重大影響。1956年4月起,李政道和楊振寧合作,聯手攻關當時國際物理學界的焦點難題“θ–τ”之謎,沖破宇稱守恒普適性的理論束縛,并以將檢測量從二維標量改為三維贗標量為突破口,撰寫和發表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恒質疑》這篇經典文章。文章指出:“雖然在所有強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證據是強有力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證據卻一個也找不到,因此可以認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定律也許根本就不成立。”這一觀點被物理學界以“李-楊假說”命名。1957年4月,李楊二人憑借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獲愛因斯坦科學獎;并于同年10月30日,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松柏本孤直——物理學家束星北的光與晦

束北星和李政道

從祖國西南邊陲的貴、滇一路向學,一路克難,一路輝煌,這就是杰出英才李政道成長與發光的非凡之路。1938年11月,鑒于當時浙大西遷辦學艱難和為國育才之急迫,竺可楨校長為浙大立“求是”二字為校訓,就是希望浙大學子即使身處逆境,也要心向光明,要“以真理為依歸,以天下為己任”,“只問是非,不計利害”。回望這問鼎之路是如何展開時,李政道說:“一年‘求是’校訓的熏陶,發端了幾十年來我細推物理之樂。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淺。”實際上“求是校訓的熏陶”,正是來自束星北等德藝雙馨的學術大師的啟蒙、教誨與滋養。因此,李政道才會說:“我一生最重要的機遇,是在很年輕時能極幸運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束星北老師的啟蒙,吳大猷老師的教育及栽培和費米老師的正規專業鍛煉都直接地影響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

三

然而,這樣一束照亮李政道追逐與翱翔在物理學浩瀚星空之中的“啟蒙之光”并不能照亮束星北自己在人生下半場的夜幕與困頓。當1932年束星北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為了國步方蹇而向蔣介石發出第一聲“炮響”之后,“束大炮”的外號成為束縛束星北一生的寫照,并深深地影響著他77歲的人生。1935年,他為物理系的實驗設備專款而掀翻了校長郭任遠的宴桌;1942年,他為物理系的科研實驗材料而痛揍總務處長杜樂道;1947年,他為學生領袖于子三慘遭當局殺害拍案而起,號召全體教授罷課;1950年,他為“東方幾何第一人”、杰出學者蘇步青被誣貪污而出手,掌摑主事人;他也曾為自己受誣倒賣糧食而公然約架,對手膽怯不見。這一系列的“重炮”,從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口中投射出來,將他的率直無畏、俠義任性的性格展現畢露。如果從1932年開始算起,到1952年院系調整離開,束星北在浙江大學整整20年。他的性格與才華有目共睹,學校和同事欣賞他的才華,也在總體上包容了他的任性。

歷史的車輪滾動向前,在1952年新中國高等教育布局調整的大勢之下,束星北離開浙江大學,北上山東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可是,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束星北的品性沒變。這年年底,著名的熱力學家王竹溪被請到山東大學做重要學術報告。大禮堂中座無虛席,山東大學物理系、數學系的教師、教授們大都到場了,校長華崗和一些校領導也參加了報告會。王竹溪曾留學英國,師從劍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福勒,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被西南聯大聘為教授,年僅27歲,可謂一時才俊,英姿勃發。王竹溪在大禮堂上侃侃而談,在經過將近50分鐘的報告之后仍然興致盎然,沒想到這次進行的報告卻成了束星北難捱的煎熬。正當王竹溪還想繼續進行報告時,身材高大、一身藍袍的束星北突然走上講臺,在聽眾疑惑的目光里,雙手撐在講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王竹溪是熱力學的著名教授,束星北卻當眾說他不懂熱力學的本質,令全場愕然。束星北捏起粉筆,在王竹溪寫滿公式和概念的黑板上,幾乎處處打叉,又處處解釋;束星北一口氣講了大約有40分鐘,也就對王竹溪的報告“清算”近40分鐘。杵在講臺上的王竹溪極度尷尬,不知是留,還是走。事后,學校領導專門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卻說:“有些東西他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大學都是這么做的。”(關于束星北發難情節,學界似亦有持疑論者,究竟如何,有待反面證據的出現。)

束星北對領導也同樣不留顏面。當他還在西遷辦學中的浙江大學時,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束星北與所有浙大師生一樣隨校遷家,但是他找到校長竺可楨說,他是舉債遷家,要求校方補助。竺可楨沒有同意,束星北即當面責怪校長“無政治手腕”。調入山東大學后,校長華崗對束星北極為關照,將束星北一家安排魚山路36號教授別墅大院,這是只有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資格入住的頂級宅舍。山東大學發給束星北的工資也極為豐厚,金額之高甚至要請示高教部定奪。從住宿到薪資,束星北都享受了一流的待遇,體現了山東大學和校長對束星北的尊重和倚重。然而,束星北大概認為這是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待遇吧,并不值得感恩戴德,不值得以委曲他人來求全自己,更不值得以犧牲品格作為回報。也許如此,他與校長華崗的首次見面竟成了一場不期而遇的激烈交鋒。

華崗是一位老革命,中共早期職業革命家、編輯家、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家,也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家和社會科學家,具有深厚的黨的理論功底。1951年底開始,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束星北調入山東大學物理系后,在物理系主任劉洪賓的引薦下,束星北登門拜訪了華崗校長。

至于當時會談的情形,劉洪賓憶述:“剛坐下來,氣氛還是友好親切的,華崗先問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況,束先生也很客氣地問及華校長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談到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談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狹義相對論,華崗也談到了自己的歷史,談到在香港期間打過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客客氣氣的開場白之后,祥和的氣氛尚未消去,沖突的意味竟已浮現。作為黨的理論家,華崗很快就將話題引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強調辯證唯物論的科學性,“是一切科學的科學”,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不料,束星北全然表示質疑,他說:“他不否認哲學和科學有一定關系,但是哲學是哲學,科學是科學。兩者完全是兩回事。”“不管誰的理論,都屬于哲學,哲學是抽象的東西,不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真理只有一個,就是發現和證明。”華崗見束星北執迷不悟,不斷正本清源;束星北見華崗堅持理論一統,不斷質疑挑戰。

劉洪賓說,“兩人越爭越兇,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誰大誰小’較起真來。”兩個在各自領域都極具聲望的學者,全然忘記了這本是一次增進共識的會面,相反成了一次暴露分歧的交鋒。劉洪賓說,“兩人簡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鬧得不歡而散。”“沒想到兩個人就此結下疙瘩,從此戰火不斷,到最后,學術爭論演變為政治斗爭。”顯然,這次的初見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完全違背了劉洪賓引薦的初衷,并且悲劇性地為束星北在山東大學厄運的來臨埋下了一支伏筆。

華束初見之后,二人在思想領域的分歧日益公開。華崗認為像束星北這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囿于封建殘余,難免認識糊涂,并且當時束星北的思想意識顯然不是孤立的,華崗認為有必要糾正這些舊社會過渡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因此在大課堂上常將束星北的一些典型言論作為靶子講解,甚至后來專門以《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為題,從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系、現代物理學的新發現及其哲學意義、批判物理學中的唯心論、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五個方面系統地進行了分析,以此來證明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的真理”。束星北沒有華崗的那樣的大課堂,就以書信的方式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和信念。劉洪賓說,束星北連續給華崗寫了兩封長信,“加強闡述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針尖對麥芒,毫不相讓。”這就在校內思想領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亂。1954年下半年,山東大學決定對束星北展開公開批判。

經歷半生淋漓任性之后的束星北,很快陷入了人生至暗的漫漫長夜。在華束爭論日益嚴重之后,束星北被迫離開物理系的教學工作,轉到當時物理系下的氣象組,開始研究氣象,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氣象學學術領域。他在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里,發表了多篇論文,引起了氣象學界的不小反響。然而,1955年8月,在理科各系教職員生大會上,束星北被當眾宣布“停職反省”。一個良好開端的氣象研究事業遭受中止。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知曉此事后,施以援手,并最終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嚴加督促下,束星北才得以擺脫窘境。校方派人登門平反,束星北開始得理不饒人,要求校方公開平反。校方依了束星北的要求,在一定范圍內召開了公開平反會議,宣讀了文件。束星北又有了新的意見,要求將文件印刷200份,廣為發放。對于束星北的這個要求,校方無法接受,但也沒有拒絕,最后是校方默許束星北自費印刷,自行發放。

然而,時政風云變幻,隨后的1957到1965年,束星北再次陷入困境,被迫離開教學和科研工作,參與建設月子口水庫,扛過泥、抬過石,還扒過農地里的地瓜;轉入青島醫學院后,掃過廁所,修過腦電圖機。一代名學者,吃盡世間苦。

四

月子口水庫工程結束后,束星北面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山東大學是回不去了,幸有青島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張立文惜才,堅決要求組織將束星北安排到青島醫學院。束星北拄著拐杖去青島醫學院上班了。在為人民服務的新崗位上,束星北收起了以往全部的自大和自尊,甘心做著艱苦和卑賤的活。他負責打掃教學樓的廁所和清洗實驗室、化驗室的玻璃器皿,經他打掃的走廊房間一塵不染,沒人愿意打理的尸體標本他干得津津有味,一絲不茍。

當時青島醫學院有一臺從丹麥引進的腦電圖機,是60年代最為尖端的醫療器械高科技產品,當時整個山東省僅有兩臺。但是因為操作不當,沒用幾次就出了毛病,沒人能修。張立文將這個修理腦電圖機的立功機會交給了束星北,鼓勵他樹立信心。束星北立馬就進了腦電圖室,經過摸索,果斷將機器來了個大拆卸,裸露的電子管、電阻、電容、真空管和電線全拆出來。這可是貴重的國家設備,如果不能修復,那就是損壞國有貴重設備,后果不堪設想。好心的人暗暗為他捏把汗。沒想到幾天后,束星北真的修好了腦電圖機。這在整個青島醫學界引起了轟動。此后,青島的各大醫院都慕名而來,請束星北幫助修理各種設備,那些設備經束星北的修理,多是起死回生。束星北一時名聲大振。束星北的足跡幾乎踏遍山東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隊大中型醫院,有50多家,所修復的儀器涉及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儀、同位素掃描儀、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醉儀、胃鏡、比色計等,至于修復的臺數,無法統計。許多單位要給他修理設備的報酬,他一概謝絕,只要一份修理設備的證明信。證明信要寫三個方面內容,一是要寫明來往時間,二要有儀器修復后的驗收報告,三要寫明他在工作期間的表現。由于束星北修理技術高,服務態度好,各家單位的證明信都寫成了表揚信。他太需要表揚了,尤其是需要來自人民的肯定和表揚了!

束星北的表現越來越好,不想在蹉跎的歲月中蹉跎了人生,想方設法回歸人民的隊伍。1964年8月,他向黨組織寫信,建議為應付核戰爭而研制核武器,并主動舉薦人員,“過去有過很好感情的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做核物理實驗研究的,另外兩個是做核物理理論研究的。……如果黨同意的話,我想我可以協助黨動員他們回國。”研制核武器,這是何等絕密的工作,束星北提出這樣的建議,可見科學的雄心和立功之心切。可他哪里知道,組織早就啟動了核武器的研制工程,甚至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也已經進入倒計時。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舉世震動,全國人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只有束星北一個人號啕大哭,他是為祖國科研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而灑下熱淚,更有為自己空有滿腹經綸,卻不能參與核武器研制而悲泣。

胸懷報國的滿腔熱忱,他一次次向組織申請,希望卻一次次落空。1971年,他又向組織寫信:“我今年已64歲,改造了十幾年還沒有改造好。歲月蹉跎,心中焦急……今后該怎么辦,才能得到黨和人民的寬恕、諒解和容納?……(讓我)回到人民內部,盡自己的力量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但是,音訊全無。

可是一個國際體育交流的事件,卻最終影響到束星北個人的命運轉折,這事誰能料及?1971年3月,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國和美國都有代表團參加比賽。參賽的美國乒乓球隊主動與中國隊接觸,表示愿意訪華,中國乒乓球隊迅速將注意情況報告給了國內。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的前史,當時中美之間可謂死敵,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關系國策,誰也不敢擅自決定。4月,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同意美國乒乓球隊來華訪問交流,并由中國方面正式向美國乒乓球隊發出了邀請。“乒乓外交”的成功,使得中美兩國關系迅速向著正常化方向發展。也就在4月份,當時已入美國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忽然從美國報紙上得知,美國政府取消了對華管制,決定歸國探親,得到中國政府的積極支持。7月,楊振寧由法國巴黎登上了飛往上海的飛機,開始中美學術界開展國際交流的破冰之旅,取得巨大成功。1972年9月,李政道攜夫人踏上訪華之路。10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政道,希望他能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斷層”的問題,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來講學。李政道回答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和教師,只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從這一刻開始,束星北的命運才有了新的轉機。

從楊振寧到李政道的相繼訪華,國內科學界的空氣在悄悄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李政道舉薦他的教師束星北后,周恩來派國務院有關官員到青島專程了解束星北的情況,并準備安排師生會面。但是,此時的束星北正在北鎮青島醫學院分院里接受嚴密監控,認真勞動改造,充當保潔員打掃衛生掃廁所,并時時寫檢查匯報。并且,束星北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臥室不過是個兩尺寬的壁櫥,被子粘著電工膠布,家里破爛不堪。以此情形,有礙觀瞻,根本無法接待李政道來訪。最后,就只好以束星北身體不適為由,無法安排李政道與束星北師生相見。李政道對此,不無遺憾,在后來的憶述中指出:“那時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見他一面,可是最終未能如愿。”

束李雖然沒有見上面,但是束星北的處境悄然發生變化。單位的一些老領導們突然走訪了束星北,作了一些例行公事的檢查。不久,束星北被凍結的工資就開始發還了,還專門分配了一間小屋,改善了住宅條件,并且幫他代運了越冬的烤火煤。這一切就如嚴冬遇上暖陽,使長期飽受炎涼的束星北感到異常的激動。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訪華期間,又相繼受到周恩來、毛澤東的會見。5月24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政道,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也在場,還有郭沫若、吳有訓、嚴濟慈、周培源、周光召等著名科學家。這次會見,李政道著重談了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性。5月30日,毛主席召李政道在中南海會見,與李政道開始探討對稱、平衡、電子、粒子等相關物理學方面的知識;并同意了李政道提出的培養科技人才的主張。由于科學空氣的變化,及束星北與李政道特殊的師生關系,地方上大概感覺到束星北的平反問題再也不能耽擱了。1979年,束星北終于得到徹底的平反。

1978年4月,束星北在鞭炮、鑼鼓、彩旗和歡呼聲中,來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職,人生重啟。5月,受聘為研究員;11月,開辦“動力海洋學進修班”;1979年5月,以一己之力準確演算導彈發射后彈頭落入海洋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靜的時間。但渾身是病,就像是剛從急診室里跑出來的急癥病人:氧氣袋、腎上腺素氣霧劑和各種各樣的小藥袋裝備在身上。他就好像是知道時日不長,全心思撲科研和教學上,就連那久違了的火爆脾氣也就像是要死灰復燃,仿佛是要抓緊時間彌補那失去的本該是自由與獨立的22年時光。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失去的時光,幾乎是難以彌補的。束星北倔強剛直的性格,注定是一位不能洞察時局的人;或者是太過于堅守心中的明鏡而不愿使之蒙塵,所以遲遲不能俯身融入到如洪水般激進的時代洪流。而等這洶涌的激流退去時,留給束星北的,早已只是為數不多的倒計時的余生和脆弱不堪、難以為繼的殘軀。帶著太多未了的遺憾,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享年77歲。

在他去世之后,關于他一生的經歷與貢獻的爭議紛起。記者劉海軍耗費巨大心血,將寫作當成了生活,用了15年時間撰寫《束星北檔案》,將束星北稱譽為“一個天才物理學家”。有研究者指出本書“存在嚴重的浮夸:浮者指內容不實,夸者指評價過度。”在他看來,束星北甚至連“二流物理學家”是否夠也是個問題。束星北的學生許良英更是率先站了出來,在紀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之際,專門給紀念文集編輯組寄去引經據典的書信,質疑束星北在愛因斯坦身邊擔任助手的真實性。生前備受損辱,身后飽受異議,這是何等可悲?

但是,作為“一流物理學家”,束星北是名符其實的。1937年5月,世界物理學權威、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波爾來浙江大學交流,與浙大束星北、王淦昌等物理系名師展開熱烈的討論,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學術水平給波爾留下了深刻印象。歸國以后,他時常給中國學生回信:“中國有束星北、王淦昌這么好的物理學家,你們為什么還要跑到國外去學習物理呢?”1946年6月,束星北在《nature》雜志發表《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對性轉換關系》一文,王淦昌認為該文“至少是一個很重要的創舉”。尤其是1972年歸國的李政道,將自己一生的物理學成就,歸功于當年浙大求學束星北為他照亮的“啟蒙光源”,他向周恩來總理當面推薦束星北,足見他心中對束星北的學術水平之景仰。

只是束星北的性格過于棱角分明,行動比較任性率直,留給世人的警示也異常深刻。當社會變革來臨時,尤其是劃時代的變革降臨,身處其中的人們如果不能適應時代的變遷,大概是注定要付出代價的,有時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束星北的一生,雖然經歷了太多磨難,但是終究有貴人相助,尤其是李政道這樣光芒不可直視的世界級權威學者,給了他挽回公道、回歸社會、重建常態的最后機會。只是這機會來得太遲,正常的生活早已摧毀,搶回的余生來不及成就塑造理想的人生。

為什么作為一位才華橫溢、剛強率直的學者,其學術人生會如此曲折?束星北以一生的光與晦,給中國科學界、教育界、思想界,留下一道值得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