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考文 編年述史——陳文新的中國文學史研究
無論是在同行、同事還是學生眼中,陳文新都是一個“簡單”的學者。他幾十年如一日,除了上課、看書、做研究,就是堅持不懈鍛煉身體。簡單而規律的生活,帶來的是高效的學術產出。近20年來,他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他不是那種將視野限定在某個狹小領域的學者,而是廣涉中國古代文學的各個方面,在古典小說、明清詩文、明代詩學、科舉與文學關系研究等領域都有所收獲。
紅學家、文史專家馮其庸曾評價,陳文新主編的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無論從時間跨度上,還是從其歷史意義來看,都可謂文學史界的萬里長城”。40多年來,陳文新一直在用不斷豐富、深入的研究,為筑成中國文學史的“萬里長城”而努力。
學脈與傳承
陳文新從小就喜歡看書,父親戲稱他為“書懶”。這個貫穿一生的愛好,使他養成了甘于寂寞、專注學術的性格。
1978年3月,懷揣著作家夢的陳文新步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成為恢復高考之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的時候,他因為學術演講得了全年級第一而被留在中文系任教,從此告別作家夢,開啟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歷程。
小說作為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文類,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發展過程中受到很大關注,出現了魯迅、鄭振鐸、阿英、孫楷第等諸多小說研究名家。初入學界,陳文新就把目光對準了古典小說研究。1985年,他跟隨宋元明清文學專家吳志達先生讀研究生。吳志達是文學史家程千帆先生在武漢大學指導的第一屆研究生,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方面成績卓著。出于自己的學術興趣,又受到老師的影響,陳文新早期發表的學術論文大多與中國古代小說有關。1988年,他獲得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聊齋志異〉的抒情精神》。
1993年,陳文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國文言小說流派研究》。書不厚,但頗受學界關注,其中關于文言小說流派的概括,后來成為研究者的共識。文言小說的文體特征介于子、史之間,同時又有部分集部文學的特點。陳文新的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研究注重辨體,對與各體相關的核心概念也頗為關注,發表的論文大多體現出建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和嘗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專著《中國筆記小說史》《中國傳奇小說史》,受到學界廣泛肯定。
陳文新一邊研究文言小說,一邊以獨特的視角關注著古典長篇小說。例如,對于《三國演義》,他用“歷史的三國”“民間的三國”和“掌故的三國”加以概括?!皻v史的三國”主要取材于《三國志》及注,以曹操為主,以董卓、袁紹、袁術等為輔,其中對官渡之戰的描寫尤為典型?!度龂萘x》對劉、關、張和諸葛亮的描寫,大多來自民間故事,其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滿足,在明確區分“好人”“壞人”的基礎上,又熱衷于賦予“好人”的“謀”“勇”以傳奇意味、超人色彩,其中對赤壁之戰的描寫尤為典型。這是“民間的三國”。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修訂《三國演義》,他們有意在小說中增加了大量筆記片段,以貫穿全書的掌故風味和隱逸情調來消解“英雄”的意義,另具一種超越世事和感慨世變的情懷,洋溢著中國傳統知識階層的人生趣味。這是“掌故的三國”。1995年這一看法甫一提出,就得到張錦池、陳遼等前輩學者的喝彩。如今30多年過去,“多維三國”的概括依然是眾多讀者解讀《三國演義》的重要參考。
21世紀以來,昔日熱鬧的小說研究有遭到冷落的趨勢,陳文新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第一,古代小說相對遇冷,不是其文學史地位降低了,而是因為以往的研究過于集中于這一板塊,研究力量需要做適當調整;第二,比起20世紀80年代以前,當下的古代小說研究者數量其實是有所增加的,學術質量也有所提升;第三,當下古代小說研究者的知識結構,較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學者,完善了不少?;谝陨先c,陳文新認為,對于古代小說不再處于古代文學研究聚光燈下的情形,應當以平常心來看待,不必焦慮。近些年來,他將小說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域外,與韓國學者閔寬東等合作編纂《韓國所見中國古代小說史料》《韓國所藏中國文言小說版本目錄》《韓國所藏中國通俗小說版本目錄》等。這些書籍為小說研究的持續開拓提供了“他山之石”。
第一次學術轉向
從1987年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第一篇小說研究論文,到20世紀末連續出版多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著作,陳文新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頗具影響的專家。然而令學界同仁感到意外的是,2000年,陳文新出版了一本“跨界”著作——《明代詩學》。這是學界第一部關于明代詩學的專著,被同行認為“深入而又細密地辨析明代詩學范疇……將明代詩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不僅描繪了明代詩學的基本面貌,概括了這一時期主要的理論建樹,而且建構了明代詩學的理論體系,從而提高了明代詩學研究的理論層次”。
陳文新在學術上由古典小說轉向明代詩學,與他在明清文學研究方面的自覺意識以及所承擔的學術任務有關。從1995年起,以明代詩學及相關理論問題為核心,他先后發表了諸多頗具理論意識和自主知識建構特點的文章。
那時,陳文新正在承擔《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明文學部二”的編纂工作。從明代文學的整體來看,小說、戲曲雖然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占據主要地位,但其時文學的主流仍是詩文創作,無論群體規模還是作品數量,都十分龐大,居于文人文學活動的中心位置。明代的詩文創作雖遭到后世批評,但各體文學的理論建樹具有很高水平。這樣的認識,在郭紹虞、朱東潤、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學者的論述中都有所論及??傮w而言,現代以后出版的各種文學批評史著作,對于明代各體文學理論雖多有論述,但大多是基于每一理論家的思想作具體分析和闡釋,而較少對明代文學理論的思想體系進行系統論述。這一研究思路及其所呈現的成果形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對明清時期文學理論成績和特點的認識。
陳文新對明代詩學和文學理論的研究,以考察個體理論家的思想形態為基礎,進而就主要理論問題及其知識特征作體系化建構。這樣的意識,在《明代詩學》中已有所呈現。在200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以及2003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導論》中,這種建構中國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意識更進一步凸顯。
從20世紀學術演進的歷程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研究可歸結為兩種路數:一是以時間先后為序,以文學理論家為線索進行批評史研究;二是打破時空界限,以具體問題為核心建構文學理論體系。前者如各類文學批評史著作,后者如葉維廉的《中國詩學》、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等。陳文新認為,以往這兩種路數之間缺少必要的呼應,就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歷史狀貌的重繪而言,歷史線索的梳理和理論體系的建構二者并非對立而是互補的關系?!睹鞔妼W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以此為基礎對兩種研究路數進行有益綜合,一方面從時代精神的角度溝通明代哲學與詩學演進的歷史進程,使讀者能夠清晰地把握時代變遷中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以及這一進程與明代歷史文化之間的內在統一性;另一方面,以主要理論問題為重點,建構明代詩學的理論體系,在準確把握明代詩學時代性格的基礎上,由大勢而及全貌,達成對明代詩學理論體系的全面把握。
梳理中國文學整體脈絡
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來說,無論是小說,還是明代詩學、文學理論,都只是其中的某些側面。隨著學術研究的拓展,以及學術影響的不斷擴大,一個更大的學術任務和挑戰擺在了陳文新的面前——梳理中國幾千年文學演進的歷史,編纂一部上起先秦下至當代的中國文學編年史著作。從提出動議,到最終出版,前后經歷了六年時間,其間甘苦,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有所體會。
對陳文新來說,組織編纂學術叢書并不是頭一遭,但主持《中國文學編年史》這樣規模宏大、彼此接續的多卷本叢書,不僅需要在體例設計上翔實周全,還需要具備超強的學術組織和協調能力。
文學史作為一種源于西方的著述方式,在中國學術現代轉型過程中占據重要位置。在中國百余年的現代學術發展歷程中,學界產生了數以千計、形形色色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體制各異,蔚為大觀。編年體文學史按年代順序呈現歷史時期的文學演進,由此而成為文學史書寫園地中的一員,是近二三十年之事,且多數是以斷代為限。到目前為止,只有陳文新主編的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在時間上縱貫古今,系統地呈現了中國歷代文學演進、作家創作、思潮流變等相關問題,在編纂理念和方式上兼采以往文學史著述的長處,兼顧文學歷史敘述方式和呈現文學史世界兩方面內容。
文學編年史的優勢在于對各種文學史事實的客觀呈現,《中國文學編年史》自然也不例外。正如文學史家霍松林所說:“編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視,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它以中國文學為本位,以史料為基礎,便于完整地呈現其真實面貌。編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觀念對中國文學事實的簡單閹割?!弊鳛橐徊俊耙允聦嵳f明問題”的文學史著作,《中國文學編年史》立足于年代順序梳理文學史事實,在采用編年體敘述中國文學歷程的同時,借助紀事本末體、紀傳體等中國傳統史體的長處,從而使之成為一種立體式、多維性的年代史文學敘述。
除了按年編錄文學史事實之外,《中國文學編年史》體現歷史整體性觀照的另一個重要做法是,在各代卷首單列《緒論》,又根據時段劃分,將各代文學分作幾章,以此見出文學史發展的段落,各代、各章之下均收錄歷代有關該時期文學整體性觀照的重要評述。這些批評材料,如有關文學史經典作家的確立,對各不同時期文學史總體風尚的描述,對諸多流派構成及其理論主張、創作趣味的概括等等,是文學史意識建立的重要思想基礎。這些材料雖然尚處于“原始狀態”,要演化為文學史敘述還有待各種材料的參佐,需要在不同的史料之間彼此建立聯系,然而就確立明晰的歷史意識而言,《中國文學編年史》的這一做法,無疑拉近了敘述性文學史與傳統文學編年史兩者之間的距離,而具有一定的居間性質,為探索新的文學史書寫方式提供了實踐經驗。
《中國文學編年史》完成之后,陳文新又陸續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古代詩歌與散文》《中國文學史經典精讀》,并和山東大學教授袁世碩共同主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隨著文學史編纂經驗的增加,陳文新的學術研究開始轉向中國文學史書寫問題的探討。文學史著作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重要著述方式,在過去多被視作“教材”;在近些年的學術研究中,文學史著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學者們對其生成、建構的歷史邏輯、制度淵源和文學史觀念等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探討。陳文新基于自身的文學史編纂實踐,對百余年來的文學史書寫進行反思,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叢刊”“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叢刊”等著作,為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歷史提供了諸多具有啟發性的學術觀點。
走向中國古代知識世界
在古代中國,“文學”并不是一個專門的門類,“文學家”也不像今天一樣是比較單一的身份。中國古代的文學家,大多身兼各種角色,可能是史學家、哲學家,也可能是政治家、書法家,其著述也并不都在“文學”的范圍之內,而是兼及各種知識。這樣的情形,就要求學者在關注中國古代的“文學”和“文學家”時,應當放寬視野,將其作為中國古代知識和思想世界的一端,放在與其他知識相互關聯的位置去加以研究和理解。陳文新在這方面有著很強的自覺意識。他將研究的觸角從文學伸向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即是出于這種對中國古代文學、文體的深刻理解。
在陳文新看來,科舉制度雖然不以培養文學家為宗旨,但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至少有三個層面:其一,科舉制度下涌現出了一個新的階層——“寒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在科舉制度下大量發生的事例,為中唐以降的中國古代社會培養了數以萬計出身平民家庭的詩文作者。其二,科舉制度下“耕讀傳家”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種新的觀察生活的立場。新的立場,意味著新的寫作角度、新的表達方式。其三,科舉制度為古代中國城市帶來了一個龐大的文藝消費群體,為戲曲、曲藝開拓出巨大市場,促進了戲曲、曲藝的興盛。在明代,一邊是“正經”的陽明心學,一邊是“不正經”的戲曲、小說。無論是“正經”,還是“不正經”,都與這個消費群體有關,顯示了消費需求的不同側面?;谶@樣的認識,陳文新認為,“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學”是一個具有廣闊前景的學術領域。
陳文新對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及其與文學之間關系的探討,使他很快就躋身于科舉學專家的行列。2009年,他主編的“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在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叢刊”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反映科舉制度沿革、影響及歷代登科情形的文獻,二是與歷代考試文體相關的教材、試卷、程文及論著等。在陳文新看來,整理與研究歷代科舉文獻,一方面是為了保護這份豐厚的遺產,傳承文化,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為今用,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文獻資源。
以科舉文獻編纂為起點,陳文新在“科舉與文學”領域進行了深入開拓。他和何坤翁、趙伯陶合作的《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在吸取《中國文學編年史》編纂經驗的基礎上,將科舉與文學結合研究,被認為開創了一種新的交叉研究方式。此外,他還與王同舟合編了《明代八股文編年史》。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體現了陳文新對于“科舉與文學”論題更為深刻的思考,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生產、閱讀、傳播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該書的英文版由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做中國文化研究的傳燈人
陳文新扎根珞珈山,立志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文化研究的名山事業。他在學術上由小說、詩文到文學史、科舉制度,不斷拓寬研究版圖,打通各類知識之間的壁壘?;仡?0多年來的學術歷程,他概括說:“我的學術研究以明代文學為中心,從橫的方面,由明代小說拓展到明代詩學,進而延伸到‘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從縱的方面,上至先秦,下至清末,凡是和小說、詩學、科舉有關的問題,無不留意。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以通史眼光立體地把握明代文學……讓學術和人生的視野更為廣闊。”從“專家”到“通人”,在學術的道路上,陳文新以他“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精神,向著一座又一座山峰攀登,也把做學問的方法傳授給一代代學子。
學問的傳承,既體現在學術理路的接續上,也體現在老師對弟子學術興趣的影響上。陳文新關注科舉制度與文學的關系,這直接啟發了學生們的研究思路,比如王同舟從事明清八股文研究,魯小俊從事中國古代書院與文學關系研究,白金杰研究科舉影響下的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郭皓政、周勇、江俊偉等以科舉與文學關系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
陳文新不僅傳授為學之道,也是學生們為師、為人的榜樣。第一次給老師遞交論文的情形,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時候,我剛從江西的一所學??既胛錆h大學,在學術研究上完全是個門外漢,尚未摸到一點學術的門道。當我表達想跟隨文新師讀書的意愿后,他讓我兩個月內交一篇習作,看看我的水平如何再做決定。兩個月后,我誠惶誠恐地交上自己的“作業”,之后就像等待審判一樣寢食難安。當老師把我叫去,看到滿是紅色修改筆跡的稿子,我既羞愧又難過,覺得自己大概不能如愿了。然而,結果讓我意外,老師認為我在學術研究上雖然稚嫩,但也算有想法,能思考,可資“改造”。直到多年以后,我也成為人師,才體會到其中深意。那份滿布紅色筆跡的修改稿里,有一位學者的一絲不茍,也不乏一位長者的寬厚仁愛,今天仍在激勵我追隨老師的腳步不斷精進。
(作者:余來明,系武漢大學弘毅特聘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臺灣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