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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書畫的生生美學,在四季間流轉
來源:北京青年報 | 王建南  2026年10月29日08:18

北宋 趙佶 《楷書夏日詩帖》頁

南宋 陸游 《行草書懷成都十韻詩》卷(局部)

南宋 馬遠 《水圖》卷

故宮博物院文華殿展覽“典則:唐宋書畫展”第二期,展品由唐、五代書畫轉換為兩宋書畫。從唐至宋,中國書畫經由五代這個樞紐,完成了一次全新的創作與審美的轉換。與唐代書畫多以宮廷為服務目的不同,兩宋書畫更多地展現了“生生美學”的光輝。

春——故遣梅花特地開

“生生”一詞,出自《周易·系辭上傳》記說“生生之謂易”。《周易》位居群經之首,也是中國美學的源頭,其核心觀念就是“生生”。從語法結構看,“生生”一詞是動賓結構,前一個“生”是動詞,后一個“生”是名詞。因此,“生生”就是“生命的創生”。

《周易》所言的“易”,其內核便是生命的創生不已。自然界的晝夜交替、寒暑往來,《周易》認為是一陰一陽的推移。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正是循環往復的時間節律。古人將這種最常見的自然經驗,提升為宇宙的根本法則,表明創生就蘊藏在日用平常的現實經驗之中。“典則”第二期的兩宋作品集中體現了這一美學理念。

春天是生發的時節。展覽起首第四件展品《江山放牧圖》,傳為北宋時期江南人祁序存世唯一真跡。圖繪初春時節,牧童們在湖澤坡岸間牧牛的情景。近景為牧童騎牛放牧,中段水渚沙洲之上,水牛或飲水或吃草,其間有荷鋤歸家的農夫,左側遠處江岸曲折蜿蜒,雜樹叢生,傳遞出萬物復蘇的春之氣息。

梅花無疑最能傳遞出春消息。南宋文人畫家揚無咎應友人范端伯之請而作的《四梅花圖》,用墨筆畫梅花四段,分別為未開、欲開、盛開、將殘之態,畫面濃、淡、干、濕的墨色變化,有別于宮廷梅花的富麗精工。畫家對花苞與花朵的刻畫,濃縮了梅花在枝頭綻放的全過程。尤其是第四幅,老干新梅,早春的風兒吹過,一朵梅花散落成五瓣,悄然而逝。

梅花帶來早春氣息,這一點最難刻畫。南宋的馬遠在絹本設色的《梅石溪鳧圖》冊頁中呈現了精妙的構圖、筆觸與色韻。圖繪崖澗之中梅枝垂懸、野鴨游于溪水之景,契合蘇軾“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詩意。

夏——逕草鋪裀色更柔

春光飛逝,轉入夏季。宋徽宗攜一首七言律詩《夏日》登場。起句“清和節后綠枝稠,寂寞黃梅雨乍收”描寫了初夏雨后,傳遞出某種惆悵的心緒。而中間“池荷成蓋閑相倚,逕草鋪裀色更柔”可看出宮廷消夏的閑適。此帖以“瘦金體”寫成,用筆凌厲迅疾,點畫細勁挺拔,頓挫中鋒芒畢露。以清勁瘦硬之筆,寫初夏清和之景,將帝王審美、宮廷閑情凝于一紙。

平民的生活見于北宋王居正《紡車圖》上。此圖繪村中一個家庭中的兩名婦人合作紡線的情景。從所著單衣及畫中右上角露出的柳葉推測,這是一幅夏日紡線圖,安閑的場景寄托著畫家對家族繁盛和太平盛世的向往追求。

南宋李嵩《花籃圖》為一冊頁,圖中繪插滿時令花卉的藤編花籃一只,內插蜀葵、梔子花、石榴、萱花和夜合花。《花籃圖》原應有四幅,繪四季花卉,此為其中的夏季花卉。美術史學家經常將此作與十六世紀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果籃》相對比,可見中西繪畫在寫實上的異同。

秋——也無風雨也無晴

度過繁盛的夏日,進入最易引人幽思的秋季。文華殿走道盡頭兩幅并置的巨大絹本設色立軸即刻畫了秋景。

活躍于宋神宗年間的郭熙所作《窠石平遠圖》展現北方之秋。近景中溪水清淺,水落石出,石上雜樹一叢,枝干蟠曲,落葉紛紛。淡墨暈染遠景,寒煙蒼翠,荒原莽莽,群山橫列如屏障,天空清曠無塵,是一派深秋的景象。從構圖氣勢上,給人以肅穆、莊重、清癯之美。

旁邊南宋李迪的《楓鷹雉雞圖》尺幅更大,可能當初是一幅巨嶂屏風畫,破損后才被裝裱成立軸。畫面呈鮮明的對角線構圖,蒼鷹雙腳緊鉤樹干,立于左上角的古樹枝頭。它正扭轉脖頸,俯首下視,緊盯右下角向草叢中竄逃的雉雞。大片的楓葉填補了鷹與獵物之間的空間,襯托出“草枯鷹眼疾”的凌厲之勢,點出了秋天的肅殺之氣。

在自然氣象的促迫下,人類的心靈會為之觸動。陸游的行草書作品《懷成都十韻詩卷》是他手錄的舊作。這首七言古詩追憶其年屆五十、在成都任參議官時的生活景況。開頭兩句便以“放翁五十猶豪縱,錦城一覺繁華夢”直抒胸臆。宋淳熙五年秋冬,陸游暫歸故居,這首詩即作于這一時期,詩中有“歸來山舍萬事空”一句可證是年作者五十四歲。對古人來說,這個歲數已到人生的暮秋之時。陸游以“北窗風雨耿青燈,舊游欲說無人共”兩句結尾,表達了孤獨寂寞的心緒。悲秋之意,滲透在人書俱老的線條之中。

然而,中國美學一直在追求身心的安頓,力圖于困境中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悲歡離合。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即指在宇宙萬物的生滅變化中,人應保持平和的心境,既不因一時的得意而過度歡喜,也不因遭遇困境而恐懼,努力體悟生命的本質,從而獲得深層的生命慰藉。

因此,蘇軾才會在《定風波》結尾寫下:“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一切內心的轉變恰恰發生在他人生的最低谷——被貶謫黃州之時。1082年,蘇軾先后于夏秋兩個不同時間夜游赤壁,書寫了千古名篇。展廳中亦有南宋馬和之所作《后赤壁賦圖》,正是對照著蘇軾文中“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描寫而構圖,并集中筆墨刻畫“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的情境。

冬——轉憶同看雪后山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宋徽宗趙佶所作《雪江歸棹圖》將兩宋書畫所蘊含的“生生美學”帶入冬季。這件李成、郭熙一派的標志性作品,山體正面大面積留白為積雪,山腳以淡墨暈出積雪與土地相接的地方,區分雪層和山石,表現積雪厚重、層層堆積的體積感。山腳下的江邊繪有村野茅草屋,漁夫在交易江魚。江面上幾只歸舟點明畫題之“歸棹”。卷后權臣蔡京題跋:“天地四時之氣不同,萬物生天地間,隨氣所運,炎涼晦明,生息榮枯,飛走蠢動,變化無方,莫之能窮。”正是在表述《周易》中“生生”之義。

北宋梁師閔僅存的傳世真跡《蘆汀密雪圖》以更加具體而細膩的內容與筆墨透露出“生生”的本義。右起的汀洲之上立有礁石,旁邊長有一株枯樹和幾根翠竹。葉片盡落的枯樹襯托竹子的蒼翠挺拔,以一枯一榮、一墨一彩的強烈對比,在漫天雪景中點綴出一絲細微的生機。左右兩側的汀洲之上多覆蓋白雪,隨平緩的地勢起伏。畫家采用北宋雪景畫經典的借地為雪、暈染托雪法,全程不施白粉,只以絹本底色的留白表現積雪的潔白厚重。汀洲之間大片的湖水形成“一江兩岸”的平遠式構圖,增大了畫面空間,營造出空曠寂寥之感。一雄一雌兩只鸂鶒(xī chì)結伴游弋,泛起水波,表明湖面并未結冰,為寒冷肅殺的整體氛圍帶來生氣。左側蘆葦叢中兩只蜷縮在一起相互依偎的赤麻鴨,與鸂鶒一動一靜,相互呼應,為畫面增添了生機與趣味,更何況右側水邊還有一只小鳥探身覓食。

觀看了一幅幅借春夏秋冬寓意“生生”之意的作品之后,觀眾可聚焦在南宋劉松年的《四景山水圖》卷上,再次領略宋人對春夏秋冬的理解,以此作為小結。

劉松年在四幀畫幅中均安排了建筑和山水,場景有可能是今天杭州的郊區,或為士大夫和鄉紳在山野中修建的別墅。春景中的遠山裹著一層薄霧,霧氣橫向鋪開,拉開悠遠空間。右側一座懸山頂樓閣提振了整個庭院的氣勢。院門外一座小橋,溪水從橋下緩緩流過。近景一帶土堤,柳樹成蔭,兩人牽馬,邊走邊聊。夏景中歇山頂水榭探入湖中,臨湖而建的敞廳里一位雅士靜坐躺椅上,默然觀水。秋景以院落為主,庭樹茂密,院墻外近山堅實,遠山寥廓。冬景中幾株巨大松樹屹立畫面中央,大面積的墨綠色消減了冬日寒氣。房屋、小橋、樹石、遠山被大雪覆蓋。兩排木樁撐起庭院前門外的拱橋,橋上戴風帽的主人正冒雪騎驢出行。

春夏秋冬組成一年的輪轉,時空的變換顯示自然的運行規律。傳為馬遠的《水圖》卷,共十二段,專門畫水,表面上通過對水的不同姿態的刻畫,表現種種不同的意境,實際上是概括了一天之內和一年之中水況的變化,隱含著天地運行的興衰起落。

在《周易·系辭下傳》中,對這些自然現象有進一步的闡發:“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讓萬物得以生、得以長,之后有榮枯與減滅。這些建構起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宇宙觀:宇宙是一個生機盎然的整體,“生”既是宇宙的根本德行,也是其運行的根本規律。

藝術創作者的責任就是以作品形象地闡釋生生之義,將宇宙運行的奧義最終落實到人生的美學。正是在此意義上,由《周易》所謂“天地化生萬物”之“生生之德”,轉化為“生生之美”,形成中國傳統的生命哲學和生命美學。

見證生生之美的印跡

由此可觀,生生之美貫穿于古今審美的實踐之中。書法藝術是最能夠直觀呈現中國藝術生命氣質的藝術形態。書法講筆勢,講筋、血、骨、肉,字里行間皆是生命的跡化,而中國畫在物的追摹與塑造中,貫注了氣與韻,在一筆之中見陰陽開合,是為生動。

一件古代的書畫作品得以傳世,經過了許多人與機構的保存與流轉,而這些過手的記錄都會在作品上留下印跡。其中,宋徽宗趙佶起到了開創收藏時代審美的引領作用。而從明代中期吳門畫派的文人繪畫開始,畫上鈐印,才成為一件書畫作品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成為一種傳統。畫家在創作時已將印章的位置考慮進去。印章可以彌補畫中不夠緊湊的地方,也可以充實顯得空蕩的地方,印文的內容更可以顯露創作者的心境。

兩期“典則”展上的書畫作品屬于唐代、五代和兩宋,創作者在作品上鈐印并沒有成為一種流行的作法,更沒有成為一種范式。所以,觀眾主要看到的是歷代藏家的印章。其中,有三位藏家的鈐印構成了一場持續七百余年的鈐印套裝接力。

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趙佶將內府書畫收藏提升至相當高度。宣和內府對入藏的書畫按特別規格定式重新裝裱,宋徽宗親自題簽,世稱“宣和裝”,成為中國書畫史上最經典的裝裱樣式,并在特定位置鈐蓋蜜印色朱紅印章,防止仿制,世稱“宣和七璽”,在梁師閔的《蘆汀密雪圖》卷上可見。

“御書”葫蘆印,鈐在綾天頭與前隔水接縫中;題簽處鈐“雙龍”印,有方、圓之別:繪畫卷多用方印,押墨題之首,書法卷多用圓印,鈐于題簽下方;“宣和”連珠印,鈐蓋在前隔水與畫作接縫處下方;“政和”長方印位于本幅與后隔水的接縫上方;“宣和”長方印,位于同一接縫的下方;“政和”長方連珠印,鈐蓋在后隔水與尾紙的接縫處,居中;九疊篆大方印“內府圖書之印”壓陣,鈐于尾紙中部。有人統計,現今所見鈐蓋位置均符合規格且可靠的“宣和七璽”書畫作品不超過五件。難怪有些觀眾會在《蘆汀密雪圖》前逡巡良久。

金朝的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顏璟自幼接受漢文化教育,受儒家經典影響頗深。他設立書畫院,命人為他鑒定內府書畫。金章宗顯然是宋徽宗的粉絲,徽宗有的,他都要同款。“宣和七璽”的形制是趙佶在收藏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確定下來的,所以他的早年收藏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宣和裝的形制。而金章宗在收藏之初就見識了宋徽宗成熟的“宣和七璽”,因此他的“明昌七璽”形制十分規整。這七枚印分別是秘府葫蘆印、明昌印、明昌寶玩印、御府寶繪印、內殿珍玩印、群玉中秘印、明昌御覽印。本展中祁序的《江山放牧圖》上不但有金章宗在前隔水的題簽,還有完整的一套七枚鑒藏印。

永遠追求十全十美的乾隆皇帝自然不會落后。他創制的“乾隆五璽”分別為“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形成了鈐蓋在清內府頂級藏品上的一組固定鑒藏印組合,是清宮書畫經過御覽、官方定級的皇家標識,也成為后世鑒定古書畫真偽的一大關鍵依據。其中的三希堂精鑒璽為朱文長方印,與寓意皇家珍品可世代傳承的白文方印“宜子孫”固定配對出現,且必須上下連鈐,前者在上。

當然,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大收藏家項元汴和明末清初的梁清標也不可或缺。這兩位的鈐印幾乎出現在每一件優秀的書畫作品上。本展中最為典型的是揚無咎的《四梅花圖》卷,上面集中了項元汴的多方鑒藏印,以至筑起“四堵墻”,將本來呈起承轉合狀態的四梅隔開了。這些藝術品的收藏者或經眼者,都不約而同地想通過這些印痕顯示自己或曾經擁有或曾經見證過美好的事物。

中國人見草木萌發而心生喜悅,睹枯木逢春而感嘆造化。從《詩經》中那些質樸生動的詩句中,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中國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緊密聯系。這種對生命創生的肯定與欣賞,正是“生生之美”最樸素的形態。

本次故宮博物院推出的兩期典則展引發了又一次排隊觀展的熱潮,正是因為每一位走進文華殿展廳的觀眾都能從展品中品味到這種生生之美。而這些美好藝術品的創造者、那些古代優秀的藝術家們以各自的作品有力地說明:人不是自然的旁觀者,而是天地化育的參與者與成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