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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克制的紅彼得 無法隱身的觀者
來源:北京青年報 | 張巖  2026年10月29日08:29

近年來,法國舞臺上不乏對卡夫卡《致某科學院的報告》的重新演繹。法國導演喬治·拉沃當的版本于2023年6月在蒙彼利埃的“演員之春”戲劇節首演,此后在維勒班國家人民劇院、塞納-圣但尼93省文化之家等劇院演出。如今來到2026北京人藝國際戲劇邀請展,與中國觀眾見面。演出前夕,在與北青藝評的對談中,喬治·拉沃當闡釋了改編卡夫卡作品的創作方法。

喬治·拉沃當是當代法國劇壇舉足輕重的導演,成長于二戰后法國民眾戲劇與戲劇去中心化的傳統之中。他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投身戲劇,1968年進入格勒諾布爾的“帕蒂桑劇團”,后來成為這個劇團的核心人物。1986年,他接替帕特里斯·謝侯,與羅杰·普朗雄一道領導維勒班國家人民劇院;1996年出任巴黎奧德翁歐洲劇院藝術總監;2007年離開公立劇院體系,創辦LG劇團,作品在多國上演。2016年,拉沃當獲得法國文化部頒發的藝術與文學最高級勛章。近60年的創作生涯里,他執導舞臺作品逾80部,涵蓋話劇、歌劇和馬戲等,并常親自擔任燈光設計。2015年,他曾參與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御碑亭》的創作,擔任總燈光設計。

拉沃當對卡夫卡及其作品并不陌生:1976年的《腦中宮殿》是拉沃當早期的重要作品,由皮埃爾·布爾吉阿德構作的文本拼貼而成,卡夫卡的片段即在其中;2003年,他又在巴塞羅那排演了取自卡夫卡日記與筆記的《無盡的開端》。

《致某科學院的報告》由演員馬努埃爾·勒·利埃弗爾獨自完成,呈現了一種以演員表演為中心的簡潔表達,拉沃當為這場宣言式的表演加上了巧妙的戲劇框架。拉沃當讓紅彼得的講述保持克制與冷靜:他并不逗人發笑,也不借控訴博取同情,更像是站在臺上審視自身經歷的講述者,小說的寓言性由此在舞臺上得到表達。可以說,這部小說從一開始就預設了某種與讀者的對話方式,而這種方式在拉沃當的舞臺處理中具有了雙重性。在小說中,紅彼得所面對的目光來自科學院的專家,他被當作一個可供研究和改造的樣品。讀者在這一關系中是隱形的:在紅彼得帶有反思性的語言里,讀者既不會把自己歸入觀察者一方,又無法完全認同那個始終強調自己與人類不同的紅彼得。而在拉沃當的舞臺上,這一接受關系變得復雜:觀眾成為紅彼得的說話對象,無法像閱讀文字時那樣隱身,而被迫承擔起對話者角色。這似乎是一個頗具雙重性的設計:觀眾并不想為紅彼得的遭遇承擔責任,但又不斷地對紅彼得的遭遇產生情感認同。拉沃當的處理似乎意識到了這種觀看與認同中的糾結。

演出結尾打開的大門,使本劇與卡夫卡的另外一篇小說《在法的門前》形成了對照。《在法的門前》的鄉下人窮盡一生未能越過守衛,而紅彼得則通過學習人類規范,由此通過了那道門檻。然而拉開的大門并未給紅彼得帶來獲得接納和歸宿的感覺。薩特在《布萊希特與古典主義戲劇家》一文中寫道:“劇作家讓我們看到我們是什么: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謀。布萊希特的劇本感動人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我們的感動很特殊,這是一種恒久的不適感。”這樣一種布萊希特式的、足以喚起現實經驗反思的“不適感”,與拉沃當對卡夫卡小說的處理效果有著一定相似性。紅彼得說自己既不抱怨,也不滿意,聲明不要任何人的評判,只是在匯報。或許與布萊希特不同的是,卡夫卡和拉沃當都沒有為這一情感糾結提供現成的解決方案,而將反思和詮釋的可能性交給觀眾。

對話喬治·拉沃當:以一種樸素的方式來排演,是致敬卡夫卡的最好方式

北青藝評:卡夫卡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只猴子向科學院匯報自己怎樣變成“人”。您為什么選擇這個文本?

喬治·拉沃當:我選擇卡夫卡的這篇短篇小說,一方面是因為我非常喜歡弗朗茨·卡夫卡,他常常出現在我的一些演出中;另一方面因為看到演員馬努埃爾·勒·利埃弗爾時,我覺得他有能力扮演這個難度很大的角色——一只想要變成人的猴子。

北青藝評:馬努埃爾·勒·利埃弗爾先生的表演生動而克制,沒有把猴子當奇觀來處理。您和他是怎樣找到這種創作方法的?

喬治·拉沃當:確實,有多種方式可以表現它,每位導演都有自己的選擇。我看過一些演出,猴子被表現得更加形體化,動作要多得多,還做鬼臉等。但我認為重要的是要理解:此刻它已經徹底處在一種“兩者之間”的狀態,即它不再是猴子,卻還不是人。所以我們必須把這種曖昧留給觀眾,讓他們感覺到:有時候它可以是一個人,人不會過度夸張,不會爬樹,不會為了抓跳蚤而撓癢等;但它身上仍然留有一點猴子的本性,真實存在著。因此,我選擇了一種比較克制的方式。另一個原因是,卡夫卡的文字完全不是一種讓人疲勞的寫作——既不是史詩式的,也不是戲劇化的,而是非常簡潔、非常貼近詞語本身的寫作。因此我認為,致敬卡夫卡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一種樸素的方式來排演。

北青藝評:在最后一場戲,觀眾在科學院大門外看到了墓地、雪和卡夫卡的帽子。這一場您是怎么構思的?

喬治·拉沃當:總體上,我很喜歡戲劇中令人驚奇的畫面。在表現完這只猴子之后,我確實想做一個轉換,表明卡夫卡并不遙遠。所以,這個畫面最初的來源其實是布拉格的墓地,在卡夫卡的故鄉。實際上,那是猶太墓地。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含蓄的暗示,觀眾并不一定非得知道或看懂。在法國,很多觀眾并不確切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他們只是意識到那是一座墓地,但不一定知道是布拉格的猶太墓地。

北青藝評:那您為什么選擇這個場景?

喬治·拉沃當:因為卡夫卡有時會去墓地散步,所以這可以說是一種致敬。對我來說,戲劇常常關乎“獻禮”。我們把一個角色獻給演員,把一個當代文本的構想獻給觀眾。這是我為卡夫卡所做的小小獻禮。

北青藝評:您從1968年就開始戲劇創作,持續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喬治·拉沃當:我認為必須始終保留的主要感受是驚奇。就是讓自己也感到驚奇,避免陷入慣性,始終要告訴自己:要做一件新的、自己還不了解的事。說來奇怪,隨著經驗越來越豐富,這反而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什么都做過了,卻仍想嘗試做新的,而有時藝術上的感受力會有點枯竭。你會覺得自己在重復已經會做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原初的想法就是保持這種驚奇的力量。尤其是要做詩意的戲劇,而不是政治性的。保持驚奇,可以幫助我完成詩意劇場的創作。

北青藝評:前幾天,您談到了您創作受到啟發的來源并非是戲劇。

喬治·拉沃當:是的,更多是非戲劇的來源,比如爵士樂,邁爾斯·戴維斯、約翰·科爾特蘭;繪畫,安迪·沃霍爾及其他超寫實主義畫家;舞蹈,皮娜·鮑什、默爾斯·坎寧漢等;還有書籍。剛入行時,我覺得戲劇是一門非常古舊的藝術,我不理解戲劇的理念。我是在實踐中才理解它的。

北青藝評:您也進行戲劇文本創作,并且已經出版了三個作品。

喬治·拉沃當:我出版的是劇本,但那些并不真正是劇本,實際上更接近文學。只是幾部僅為我自己、為我的劇團而寫的劇本,不能供其他導演使用。不過,我深受文學的影響。比如,我常常不是去找已經在寫劇本的劇作家,而是去找小說家寫劇本。我找過當代作家、詩人讓-克里斯托夫·巴伊和皮埃爾·布爾吉阿德。還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讓-馬里·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我記得他一度在中國任教。他是小說家,我曾請他為我寫了一個劇本。

北青藝評:您此前參加過中國的梨園戲的演出創作,擔任燈光設計。梨園戲有自己代代相傳的表演程式,和當代戲劇的創作方法很不同。您是怎樣進入該創作傳統的?

喬治·拉沃當:我努力去觀察、去理解演出中發生的事情。我此前對它一無所知,后來看的劇目多了,就逐漸進入了這種文化、這種非常古老的文化。因為我不是以導演身份介入,只是做燈光,還不太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