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簸騰,此情不變——夏衍致柯靈信札13封

傅聰、夏衍、王炳南、胡思升1982年末攝于北京飯店貴賓廳。如今,四人都已作古,再見已在天國。

20世紀80年代,夏衍與桑弧(左)、柯靈(右)合影
1995年2月,春節前后的這段日子,對于生活在祖父夏衍身邊的人,是悲痛欲絕的——眼看著他一點點地離我們而去,無力回天。
他的戰友們的悲傷,各有不同。病中的于伶同志聽到噩耗,“痛失良師,痛失知友;欲哭無淚,欲語無言……”體力不支的他寫不下去了。
而柯靈先生的心情是潮濕的,就像南方冬季的陰雨,冰冷、刺骨。他一直在寫,一刻不停地寫。2月17日,他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了《送別夏公》。五天后,2月22日的《文匯報》上,他又發表了《送夏公返錢塘》。前文中說“六十年來,世局簸騰,天翻地覆,而此情不變”。在后一篇文中,柯靈先生專門用一個段落提到:“‘文革’變起……彼此音訊隔絕,長達十年。1977年夏,雨過天晴,我試投一箋,探問情況,很快就得到回信。”
季琳同志:
驟接手書,喜慰交集,往事如麻,不知從何說起。……
前天,一位在廣州的朋友寫信給我,寄來了幾顆紅豆,并且在信中引用了“正道直行,而罹讒賊”這兩句話,后一句話還可以說,前一句則是過譽,老實說,在過去我認為正的不一定正,我認為直的不一定直,甚至為了在舊社會對付人和事,明知不正不直的事也干過,其結果,不僅自食苦果,而且連累了他人。你,也許就是受我連累者之一,這是我深為自疚的事情。當然,經過十年的“文革”,我確實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人是會變的,“人心”是復雜的。有好幾個我幾十年的“老友”,居然為了做官而上了賊船。而另一些人,卻經受住煉獄而保持了堅貞。讀了巴金同志和你的文章,深為感動,雪后青松,更顯得蒼勁有力……
信的抬頭用的是柯靈的原名“(高)季琳”,落款的時間是8月29日,正值炎夏。這段“南國紅豆”和“雪后青松”的表達是獨屬于兩位劫后余生的戰友的,度盡劫波,大難不死,他們都活成了傲立的胡楊。
這一封十分珍貴和重要的手札,與1980年的《辛苦了,老水手!》一文,收錄于柯靈的散文集《長相思》中,為此,柯靈先生特別說明這是征得了“夏公的同意”,因為我祖父生前并不贊成將他的私人書信公開發表。夏衍致柯靈的信札,唯有這一封孤件的紀錄保持了30多年,直到2014年后,上海復興西路柯靈故居籌備展陳的過程中,一批夏衍書信出現了,打破了沉寂。
這批信札呈現了我祖父不同時期的筆跡,幾十年間他的筆跡變化很大,由于辨認的需要,我看到了這批書信的圖片,但并沒有親睹原件。當時的夏衍著作版權人年事已高,體弱多病,沒有能力將其整理發表,這件事情就由此擱置了下來。一轉眼又過去了十多年,如今終于到了可以公布的時候。
讓我頗為驚喜的是,與前面1977年8月29日那封信中“彼此音訊隔絕,長達十年”相呼應,他們在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最后一次通信找到了!具體的時間是在1966年1月20日,準確地說,是相隔了整整11年7個月零9天,這對于兩位攜手并肩近半個世紀的摯交來說,太過漫長了。
我祖父曾說過,他在1964年“兩個批示”下達、被罷免文化部副部長以后,“貶”去了亞非拉文化研究所,其間神經性皮炎發作,奇癢難耐。在上海的老友中,主動來幫他尋醫找藥的有兩位,杜宣和柯靈。
杜宣同志在《二十世紀偉大的兒子》中記述:“1964年回國時,看到報紙上有批判夏公文章,氣氛相當凝重,心中頗為不解,很為他擔心。我去他家看他時,見他獨坐空庭,不禁感到些黯然。……(他)表示出無可奈何中一派淡泊情懷。又提到他患神經性皮炎,使他很痛苦,已經發展到內臟了。我問他有沒有特效藥?他說,聽說有的,但沒搞清楚藥名。回到上海后,我就去找了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陳同生,這真是一位熱心人,他不僅問到了藥名,還搞到了兩瓶藥。我去北京時就送給了夏公。”“山雨欲來風滿樓”,每天經歷著精神、肉體雙重殘酷摧殘的祖父,身體率先發出了健康警報。他將這一情況同樣寫信告知了他信任的老友柯靈。
柯靈同志:
真是好久不寫信了,甚歉。去秋以來,患上了神經性皮癥,遍及全身,歷時三月,后經中醫治療,才見好轉。到十一月,方算基本上治愈,服中藥近百服,真出意料,現在一般說來,已經可以工作了,只是神經不平衡的毛病似乎未完全根除。看書稍多,即感眩暈……
對這里提到的神經性疾病,信尾還專門補了一句:“去年托你買的眠爾通,當時忘了是否將款交你?記性真是太壞了。便時乞告。”這兩封時間跨度如此之長,相互銜接的信札,足以詮釋“患難真情”四個字的深刻含義。
在這批共計19封的書信中,“文革”前的信件占到了9封之多,十分完整,實屬罕見,彌足珍貴。其中涉及文化部工作的日常,涉及具體的劇本討論,更有三封(含一封附致傅雷)談到了翻譯家傅雷與其子——在海外的鋼琴家傅聰。關于“在南斯拉夫演出酬勞”的真實情況,是第一次披露。據《傅雷書信集》收錄,傅雷致夏衍信共五通,時間為1956至1957年間,其中一封寫于1956年5月24日,而我祖父致柯靈的信及一并給傅雷的復信,是寫于5月28日的。另外四封傅雷致夏衍的書信,分別寫于1956年8月21日、12月23日和1957年4月30日、9月25日:
“得手書,悉尊體違和,想必積勞所致,今后尚望善自珍攝。”(1956年12月23日)
“航函收悉,諸蒙費神協助,不勝感激。”(1957年9月25日)
從這些文字可知,我祖父致傅雷的復信遠遠不止現存的一封。他對傅聰成長的要求是嚴格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傅聰在給你的信中所表現的看法,也是有偏差的,他太孤立地看自己的成就了。”這使我們看到了《傅雷家書》之外的另一個側面。
此外,從傅雷致我祖父的信中,可以得知,在傅雷的懇請下,傅聰兩次回國。1956年8月21日午夜,傅雷寫道:“按小兒聰中央特別照顧,給予休假,自深感激。但他必須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向華沙音樂院報到。……聰兒從今春起屢次在家信中表示希望能回來與我細談。我從未向中央提出,一則顧到留學生制度,二則來回旅費皆由政府支出,我們自當處處從節約著眼。今既許其回國休假,倘能讓他多幾天真正的休假,我跟孩子都將更加感激。……以上各項,可否請先生代向有關部門說明,賜予照顧,無論如何令小兒于月底前回滬。”第二年,傅聰再次回國,1957年9月25日傅雷致信夏衍:“今晨接民航局上海分局電話,總局已為傅聰定妥十月九日北京去莫斯科的座位,同時亦定妥十月十一日自莫斯科去華沙的座位。在下月三日至八日內,小兒擬趨謁吾公,一方面有所匯報,一方面亦有若干涉及音樂問題的不成熟的意見;因懇吾公早日定一較長時間賜予接見,屆時尚望不吝教誨為幸。”
傅雷在1957這一特殊年份的表現是積極并且復雜的,前前后后發表的文章可謂是翻云覆雨,其定性問題一直拖到了1958年的春天,有關部門還是請柯靈先生以朋友的身份對其進行了“好不容易”的反復勸說,但是結論依然在4月30日宣布了。12月,留學波蘭的傅聰出走英國。此事并未因此畫上句號,直到1961年4月29日,我祖父仍然在致柯靈的信中寫道:“請你便告傅雷,他給我的信已收到,并即轉請有關同志閱處,對傅聰仍請他保持聯系,按原定方針進行一些適當的勸導。我近來很忙,不另復了。”
1979年,傅雷平反后,傅聰開始回國。在他第五次回國開個人獨奏會的1982年底,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在北京飯店設宴款待,我祖父與傅聰見了面。據那天參加宴會、曾報道過“波匈事件”的記者胡思升回憶:“傅聰當面感謝夏衍,當初如果不是夏衍的一句話,他1957年回國后就無法再赴波蘭繼續學業了……”后來,傅聰、傅敏兄弟再次特地來過北小街46號拜訪我祖父。那個時候,《傅雷家書》已經紅遍了大江南北。
“文革”后的信件占總量的一半,其中關于電影《秋瑾》的有六封,從改編、立項、成片,一直到映后,過程非常完整。中央戲劇學院的楊樂老師做了詳細的考釋,另行發表,我就不再贅述了(編注:本報得到授權,明天將發表夏衍致柯靈的這十三封信)。
柯靈先生在1993年4月10日曾因他本人的革命工齡問題致信我祖父:“您是我的革命領路人,自1932年追隨左右,六十年來,一直為黨的事業竭盡綿力,坐過牢,受過國民黨特務追索逃亡,凡此種種,您是完全了解的。”他與我祖父相識于1932年的左翼影評小組,到了半個世紀后的1983年,兩位暮年老人又得以共同完成一次電影創作,堪稱劇影兩界的佳話。
此次書信的搜集、發表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我要特別致意柯靈夫人陳國容先生。在我祖父致柯靈的信中,經常會出現“國容同志候之”“嫂夫人乞問好”等字句。因為她曾任上海市第二中學校長,所以大家都親切地稱她為“陳校長”,陳校長是柯靈遺存忠實的守護者,如果沒有她幾十年的守護,我們是看不到今天上海復興西路上完整的柯靈故居的。記得是2000年,柯靈先生6月份去世,到了秋天,我在上海參加夏衍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專門請戴中孚先生跟醫院聯系好,去看望病中的陳校長。陳校長在病榻上拉著我的手說:“妹妹(上海人對女孩子的親切招呼),希望你今后在研究你爺爺的時候,也請順便研究一下柯靈……”對于她的諄諄囑托,我難以忘懷。這次書信的整理,算是我對她病床前交代的還愿,盡管已經過去了26年。
最后要提到的是,楊樂老師的合作,使夏衍書信的整理工作提速推進,特此說明并感謝。
2026年10月2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