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想逃離的地方,我后來總想回去 專訪陸慶屹

《四個春天》劇照
為了留住更多回憶,陸慶屹從15歲離家流浪到被身在北京的哥哥收留開始寫起。而后,他遇到朋友,遇到愛情,遇到藝術,遇到繽紛多彩的人事物的經歷,也逐一呈現在書中。父母給了他生命,他意識到,要將這生命盡情燃燒。
我第一次見陸慶屹,是在北京9月份的午后。視頻采訪安排在景山劇場旁邊的天臺上,枝葉繁茂的楊樹將樹干伸過來,在陽光下灑出斑駁樹影,風一吹,葉子沙沙地響。
他說話的聲音很輕,劇場邊時不時還會傳來陣陣笑聲,這些零碎聲音和樹葉的聲響合在一起,像是一首協奏曲。有時他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來聽風:“哇,這風聲好好聽。”
這個小小的“插曲”,被鏡頭捕捉了下來,生命與自然發生了不加掩飾的共振,令人為之觸動。不知在什么時候,我們似乎生疏了對世間美好的事物加以贊美,而眼前的這個人,就是如此有感染力。
大概在六年前,因為看過陸慶屹拍的紀錄片《四個春天》,我知道了貴州獨山縣城,知道了那一對可愛的父母親,知道了他們住的那一幢樸素的有著大天井的房子。在那里,我們經常看到一家人的歡聲笑語,還有琴聲歌聲。如果不是現實在往前走,真讓人懷疑,時間好像定格在了那一刻。
《四個春天》上映之后,豆瓣19萬人打出了8.8分。陸慶屹的豆瓣ID叫“起床,吃飯”,熟悉他的人,都開始叫他飯叔。這些年來,飯叔拍片子,做剪輯師,還寫作出書,成了一名作家。今年8月份,他的第二本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一經出版,就登上了豆瓣熱門新書榜首。讀者在底下評論:“這種書,一個人一輩子注定就寫那么一兩本”,老朋友、新朋友都來了,都想再翻一翻他回憶里的父親和母親。

《落在我身上的雨》
陸慶屹 著
新星出版社
可是,正如飯叔在書里寫的那樣——“這世界真美好,可是人生總有那么多無奈。”2014年,姐姐陸慶偉,在他拍攝期間就罹患肺癌去世。2023年初,父親陸運坤在病痛中離開。一年后,母親李桂賢也病逝了。如今這個家里,只剩下陸慶屹和哥哥陸慶松兩個人。曾經那個歌聲不斷、燕子來了又去的家,也變得安靜了下來。
“或許這就是人生的常態吧,人最終都會互相失散。”面對采訪,飯叔語氣很平靜。他沒有把悲傷放大,也沒有試圖繞過它。他說,父母一生沒有抱怨過什么,看見新芽會倍感欣喜,看見水流會像孩子一樣駐足聆聽,“贊美生命是他們的生命本質”。
父親喜歡書法,飯叔就愛上了練字,母親小心翼翼地守護過寫作的愿望,飯叔就通過寫作的方式與母親“相遇”。為了留住更多回憶,陸慶屹從15歲離家流浪到被身在北京的哥哥收留開始寫起。而后,他遇到朋友,遇到愛情,遇到藝術,遇到繽紛多彩的人事物的經歷,也逐一呈現在書中。父母給了他生命,他意識到要將這生命盡情燃燒。
“我感到越來越趨近于父母生命的本質”,飯叔在書里寫道。父母留給他的,無論是性格還是品格、觀念還是態度、愿望還是天賦,如今,都成了他面對人生,坦然走下去的理由。那些“落在身上的雨”雖然會干,但是會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在余生繼續滋養他的生命。
以下為訪談實錄整理。
“我好像總是走神”
《新周刊》:前陣子在你的豆瓣上,刷到你拍的“北京的雨夜”的照片,讓人聯想到你的新書《落在我身上的雨》。對這些生活中偶然遇到的浮光掠影,你總是會為之停下來?
陸慶屹:我好像總是走神。尤其下雨的時候最容易有這種情緒。
我坐公交車的時候,隔著掛滿水珠的車窗玻璃,可能會看見路過的人,但他們是模糊的。我經常會想,我在看他們的時候,他們會不會看我?然后我又想,我在外面的時候,看車窗上這么一個人的時候,我會看到一種什么樣的場景?他的思維是不是也在那種瞬間里,以我們互相都不知道的一種方式在連接?那種感覺,你會覺得跟這個世界的聯系不是單向的,是雙向的,有互動的。這種互動稍縱即逝,我經常沉迷在這種瞬間里。
我以前也是這樣,思維總是會從現實的狀況里面,飛到另外的空間里去。我踢球的時候,因為踢得比較好,帶球把一個人過了之后,那一瞬間感覺到怎么這么輕松,我會突然遲疑一下,瞬間就走神了。但是那個時候,我會感受到足球場上的空間,我感受到的是一個“場”,感覺自己像周遭的一個旁觀者。
在那種時候,你就覺得這世界變得空曠了。因為日常里邊那種紛亂的東西,它不斷地以各種信息的方式朝你奔來,但你走神的時候,這些東西它消失了,你就變成了一個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人。
《新周刊》:你還發了一張各式各樣的調料瓶,說“感覺自己擁有了一座宮殿”。我聽說你寫作的時候,都是在廚房寫的,為什么會有這種習慣?
陸慶屹:因為那些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就是這樣,一天兩頓飯,我也不怎么愛出門。在家里就會經常做各種好吃的,天南地北的菜式都想嘗試一下。做飯的時候,你會對它接下來是什么味道有一種期待。這種感覺,我好像也蠻享受的。
我寫東西也基本上在廚房寫,用手機打字。一般醒得很早的時候,廚房不開燈就很黑,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容易進入的空間。有時候會閉著眼睛在那想一會兒,記憶里當時的狀況是什么樣的。比如我在書里回憶那些已經很久遠的事,那些當時說的話,有很多我都是真的記住了。我會把自己放到那個沉靜的場景里邊,重新去感受它——當時的溫度,身體感覺到的氣味,聽到聲音,眼睛看到的東西,這些都會幫助我更全面地把我想寫的還原出來。有很多反饋說我寫的東西畫面感很強,我把自己放到里面,一點一點地盡力還原。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廚房它很安靜,鍋碗瓢盆、瓶瓶罐罐的東西,其實就是很生活的場景和氛圍。我有的時候就會看到某一個調料瓶,或者是一點小火焰,我就能回想起曾經的某一些儲存在我記憶里的片段。那種生命的體驗和情感,它會很自然地流動起來。
“坦然接受,那些必將會失去的”
《新周刊》:散文集里有大半的篇幅,都是寫你15歲剛來北京的時候,和哥哥住在清華的校園,現在回想起來,是一段怎樣的時光?對北京是一種什么印象?
陸慶屹:我記得剛來的時候是夏天,那一年非常悶熱,每一天都出大量的汗,喝很多自來水。然后有一天去食堂打飯的時候,我哥說:“今天是立秋吧?”他說:“你看云好高,天好高。”
我印象中還有一次,是從清華騎車到中央美院,去看學生的畢業展,中間路過了后海。我以為我進入到了以前看過的那種連環畫里。我小時候看過很多,以為是幻想出來的。沒想到那天我真的身臨其境了。
北京的天氣就是這樣,秋高氣爽,四季非常分明。那個時候我才對“四季分明”這個詞有了一種很切身的體會。
《新周刊》:你的文字帶我們瀏覽了那個年代圓明園畫家村最后的樣貌,還有通過哥哥和他的朋友,結識的那些畫家、詩人、音樂人等藝術家群體,也成了當時文藝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段時光是怎么影響你的?
陸慶屹:我寫那段時光,不是為了寫那種優哉游哉的生活,就是想寫那些人。
我在他們身上學到的是一種對藝術的理解——日常就是藝術的一部分,看你怎么理解它。這是我們在那一年多的時間里,我體會比較深的一點。其實我也喜歡畫一些日常的,比如說我房間的某個角落,我很喜歡畫這些,但我沒有太去想為什么,他們會幫我理論化——藝術不是你畫了什么,而是說你感受到什么,你怎么理解這個世界。
還有他們那種很放飛自我的心態,以及對自由的向往和篤定。他們中間也有一些寫詩的,那種狂放不羈就好像跟自己的生命產生共振、共鳴。我覺得他們內心里都有一些悲涼的,他們更容易看到更遠的東西,就是那些必將會失去的——愛情、友情、家庭、生命。這是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這挺重要的。
《四個春天》劇照
《新周刊》:跟那些朋友,后來還有聯系嗎?
陸慶屹:去年,我書里寫的昌熙,突然給我打了個電話。我記得他上一次給我打電話,大概已經過去十幾年了。還有韓松,通過《人物》的后臺找到我的,知道互相都安好,心里覺得挺安慰的。還有一些已經失散了,這是人生的常態。但我覺得人類就是這樣子,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出現,然后一起創造了文明的痕跡。所以其實我不會覺得“失散”是多么可悲和惋惜的事情。
“我想延續我爸媽的愿望”
《新周刊》:你從一開始把北京和獨山這兩個世界,放到一本書里成集的初衷是什么?
陸慶屹:最開始沒那么想。有些事情它就是很自然發生的一種狀態,但就算沒有這本書,我可能也會出另外一本類似的。我想讓我的記憶記住更多東西,因為在我認知里邊,他們兩個真的太美好了。從人格上,我挑不出他們有任何瑕疵,包括為人處世。
但是有一個事情困惑我挺久的——別人憑什么要看你們家的事情?
后來,我收到很多反饋,會讓我收獲一種幸福感。我想,這種幸福感,可以說是我爸媽、我哥和我姐,持續給我帶來的。我記得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觀眾評論說:“謝謝你把爸媽借給了我。”還有一次在一場倫敦的放映,有一個女生就說:“我沒什么問題想問你的,但是我就希望你跟你哥好好的。”我當時眼淚要出來了。就是這些情感、這些善意,幫我化解了很多猶豫,讓我更加確定,我就是想讓我爸媽“流傳”在人世間。
《新周刊》:你寫母親的那篇《回憶母親》里,寫到母親隱藏了一生的寫作夢想,被你后來獨自回到家里的時候發現了。你會不會覺得,母親其實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陸慶屹:我一直都挺理解她的,只不過我是經過這么一個開關,像鑰匙一樣把它重新打開了。
以前我就知道我媽有這樣的一種喜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你不會太去想這些事情。但是你開始重新把她的那些細節,一點一點地按邏輯排列出來之后,你能感受到她內心的一種強烈的東西,它被深深隱藏起來了。我覺得一個人可以用一生來守護自己的某種秘密、某一個夢想,挺讓我吃驚的。她不是不想展示,而是說她對一種太遙遠的夢想的畏懼。
《新周刊》:你說“越來越趨近于父母生命的本質”。這句話怎么理解?
陸慶屹:我父親喜歡練字,但從2017年開始身體不太好,就不練了,他感到很遺憾。我現在也在練字。我想出這本書,包括我想以后走文學的路,也是我想延續我爸媽的愿望。我個人沒什么,怎么都行。但是我知道他們身上有這樣的天賦,我認為我繼承下來了,所以我想去完成它,這是我現在最大的愿望。
《新周刊》:父母親生前對你和哥哥姐姐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陸慶屹:盡可能地幸福吧。因為他們也是那種按自己意愿去生活的人。他們也不太要求我們有所成就之類的,好像沒有執念。所以從小到大,我們也不會考慮社會的那種評價體系,我們只是考慮對自己的人生能負什么樣的責任,這個更重要一些。我們有自己的評價體系,所以會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更自由一些。
但我爸媽其實也很向往廣闊的天地,只不過他們知道現實條件不允許,那么他們就希望下一代可以盡量去爭取。他們一直灌輸我們這個觀念——能飛多遠就飛多遠,要去盡量地看更多的世界。
其實我本性不是那樣的,我可以一直待在家里,無所謂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被動地受困——我想怎么樣,而不是別人要求我怎么樣——這一點,也是我爸媽灌輸給我的一個觀念。除了我年少叛逆的時候,母親給我定的那幾條規矩(“媽想跟你定幾個規矩:第一,不要麻煩別人;第二,不要為難別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不要死得毫無意義。”——摘自《落在我身上的雨》)以外,他們更多地希望我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如果沒有回憶,人生就沒有意義
《新周刊》:《四個春天》之后,大家都不忍心看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父母離世之后,現在的你會怎么看《四個春天》?
陸慶屹:我現在不太想提《四個春天》,是因為那是我給我爸我媽的一份禮物。他們不在了,從禮物這個層面上的意義就消失了。
但是有另外一點,我之前也特別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看到他們,看到這么美好的人。我覺得它會一直延續下去。包括我寫這本書也是,就是想讓人記住他們,包括我哥我姐。
我們家的人,好像都很喜歡活在回憶里。我們經常坐在一起看照片,盡管照片在大火中已經燒掉了一大半了,但還剩下一些,也挺珍貴的。
《新周刊》:你說家里發生的那場火災,包括你在書里寫了父親那天用燒壞一半的小提琴,拉了一首儒勒·馬斯奈的《沉思曲》,這是個很凄美的畫面。那場火災是不是燒掉了很多記憶?現在會覺得遺憾嗎?
陸慶屹:實際上,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爸下去天井之后,先拉的曲子是《祝你生日快樂》,我當時就淚涌了。后來他才拉了《沉思曲》。我沒在書里寫這個,是因為我想在文字里盡量隱身,所以我會在感覺情感很強烈的地方,有選擇地刪掉了。我想用盡量客觀的、旁觀的一種口吻,去敘述這些事情。因為我爸媽對那場火災沒有責怪過誰一句,這就是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那是我永生難忘的那一幕。他就很隨意地坐在井臺邊上。
我覺得最遺憾的是,我了解他們的事情太少了。你想我十幾歲就離開了家。我當時想拍《四個春天》也有一個目的,就是我很想知道我們不在的時候,他們是怎么生活的。但事實上這做不到,因為我在拍。而我不在的時候,他們又回到除了春節之外的一種常態生活里去,而我不在的常態,我又看不見,這是最遺憾的。所以他們還隱忍了多少東西,或者說有多少挺珍貴的東西沒有展露出來,我不知道。這是我最遺憾的事情。
《新周刊》:經歷過失散,在接下來的人生里,我們要如何與回憶相處?
陸慶屹:如果沒有回憶,人生就沒有意義。對我來說。人生就是一個體驗的過程,一方面是憧憬,一方面是體驗。回憶給我提供了更充足的體驗的厚度。同時,回憶里那些具體的日常,其實是把幾代人的那種情感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你愿意去想的話,你會覺得那種情感它是延綿不絕的。
所以我日常生活中,也挺愛留那些老物件,不為別的,就是想看著它,感覺時光在上面附了一層光彩。但光是回憶本身,我覺得又缺點東西。回憶內在的邏輯、情感線,這些東西是我更享受的。我通過回憶重新去分辨出或者說發現一些我曾經遺漏掉的線索。
《新周刊》:如果把回憶看成是一個生命的源泉和寶藏的話,我覺得以后也會有很多機會,再去跟父親母親他們“相遇”。
陸慶屹:只能這么去安慰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