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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位騎士如何成為詩的辯護者
來源:文匯報  | 瞿煒  2026年10月29日16:23

頗令人慶幸的是,詩歌在中國,自古以來皆受尊崇。孔夫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他編訂的《詩經》,在中國享有至尊的地位,影響至今;而作為詩人的屈原及其《楚辭》,則成為中國詩學意義上的最早源頭之一。可以說,中國的詩歌史與中國的整個歷史如此緊密相連,這點放在世界歷史中進行考察,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在中國,從來沒有需要為詩歌辯護的理由,無論是諸子百家還是后世的程朱理學之輩,也從不會產生要將詩人逐出他們的“理想國”的念頭。在這樣一個詩歌盛行的文化土壤里,創作、鑒賞、閱讀、聆聽詩歌,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文化生活,無論高貴、優雅,或卑微、困苦,詩歌都是可以安置我們靈魂的地方。大約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人們司空見慣的傳統,反而使得中國的文學傳統里缺乏真正嚴格意義上的“詩學”理論,在哲學體系的建構中也未給予詩歌以應有的一席之地。

但在西方的文化傳統里,卻有一個要求放逐詩神的聲音。這個聲音最初是柏拉圖在《理想國》里發出的——他借用蘇格拉底的話說:“這種藝術對于沒有預先受到警告不知道它的危害性的那些聽眾的心靈,看來是有腐蝕性的。”在《理想國》的第十卷中,柏拉圖直截了當地貶低了詩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和詩歌中所蘊含的感性思維。可是,這位與孔子同屬軸心時代的哲人,卻又在對話錄《伊安篇》中贊美了詩歌的崇高和神妙,他所有的哲學篇章都是用詩性的語言構成的。因此這種前后矛盾的思想,也給后世的辯護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當他們談論詩藝時,總是習慣性地指出——最富有詩藝的,正是那個要放逐詩歌的哲人。錫德尼在他的《為詩辯護》一書中就寫道:“事實上,就是柏拉圖本人,任何好好研究他的人都會發現,雖然他作品的內容和力量是哲學的,但它們的外表和美麗卻是最為依靠詩的……此外,他那富有詩意的會談細節的描寫,如一個宴會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間還穿插著純粹的故事,如古革斯的指環等,不知道這些東西是詩的花朵的人是從未走進過阿波羅的花園的了。”接著他又寫道:

“任何人只要去讀一讀柏拉圖自己的書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他在對話錄《伊安篇》里,就給詩以崇高的和真正神妙的贊美。因此,由于柏拉圖只是驅逐濫用而不是驅逐被濫用的東西,不但不驅逐而且給以應得的榮譽,他應當是我們的保護者而不是我們的敵人。因為,真的,我確是寧可揭露人家的誤解柏拉圖——在他的獅皮之下他們常作騾子式的嚎叫來反對詩——而不是推翻他的權威;他是人們越有智慧,就越會發現正當理由來欽佩的,尤其是因為他所歸之于詩的比我自己還多:就是認為詩是一種神力的感染,遠遠超過了人的才智;這是上述的對話里說得極明白的。”(錫德尼《為詩辯護》,錢學熙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自從柏拉圖將詩人逐出理想國之后,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便寫過《詩學》,為詩正名。但在此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詩學往往只是作為依附于他者的一種修辭而存在,直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才涌現出了眾多的為詩辯護之作,如維達的《詩藝》、斯卡利杰的《詩學》、塔索的《詩論》等,而錫德尼的《為詩辯護》,可以說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思路之嚴密,設計之精心,如同律師在法庭上所作的辯護詞,并嚴格遵循自古希臘羅馬時期以來人們所熟知的古代法庭演說的“配方”,風格突出。他將那些反對詩的人的攻擊諷刺為“騾子式的嚎叫”,叫人會心一笑——這位十六世紀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貴族詩人,不僅有作為廷臣的雍容優雅,更有作為騎士的戰斗精神。

錢學熙先生在其《譯后記》中指出,他之所以會寫下這么一篇檄文式的詩學論著,是因為“當時,英國的一位清教徒作家斯蒂芬·高森寫了一本題為‘騙人學校’的小冊子,抨擊詩人、演員和劇作家欺騙公眾、敗壞道德,并且未經允許就把這本小冊子獻給了錫德尼。錫德尼于是寫了《為詩辯護》駁斥此書”。

不過對于這個說法,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何偉文在他的新著《為詩辯護:菲利普·錫德尼的人生和詩學》(商務印書館2023年3月第一版)中不以為然。他認為,雖然早在十九世紀初,學界就已達成共識——錫德尼寫作此文的目的就是為了反駁高森,但是這種觀點經不起推敲,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聯系,既過分高估了高森的重要性,又極大削弱了錫德尼《為詩辯護》的價值和意義。他分析道,高森敬獻其《弊端學堂》(錢學熙譯為《騙人學校》)時,身為貴族才子的錫德尼時年二十五歲,早已是聞名遐邇的恩主,許多歐洲大陸聲名顯赫的文人爭相與之結交——錢學熙先生在其《譯后記》中也提到,曾因堅持科學信念而被燒死的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就曾和他訂交,并把《關于原因、原則和太一》獻給了他;英國大詩人斯賓塞的早期名作《牧人月歷》也是獻給他的。

根據錢學熙先生的介紹,錫德尼的《為詩辯護》寫于1580至1583年之間,1595年,錫德尼死后九年才出版。二十多年前,當我讀到這段介紹的時候,也曾懷疑,如果他僅僅是為了駁斥高森的論著,寫成之后就會公之于世,而不會與一堆十四行詩手稿《愛星者與星》一起,胡亂地塞在抽屜中。而何偉文則繼續闡述道:“高森只不過是一個受雇于宗教團體的蹩腳文人,剛從失敗的劇作家搖身一變,成為不足掛齒的道德家。他很可能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作主張將《弊端學堂》敬獻給錫德尼……高森敬獻小冊子完全不足以讓錫德尼引以為榮,也不會使他有興趣就其對詩歌的攻擊做出回應。”

至于錫德尼的顯赫身世,何偉文在書中有詳細的介紹——他不僅年紀輕輕就已經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詩人、學者,更是一位門第高貴的廷臣,他的舅舅萊斯特伯爵和他的岳父沃爾辛厄姆爵士是伊麗莎白女王的左膀右臂。

根據英國學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所著《英國史》第一卷(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7月第一版,彭靈譯)的介紹,1585年,伊麗莎白女王正是因為接受了錫德尼與其舅萊斯特伯爵等人的共同主張,遂決定與西班牙開戰。她派出一支8000人的部隊去安特衛普,由萊斯特伯爵任總司令。而錫德尼則被女王任命為荷蘭海岸線上軍事要塞弗拉辛的總督,隨萊斯特伯爵一起戰斗。出征不久,錫德尼便以出色的軍事作戰能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聞名遐邇。可是就在第二年(1586年9月22日),在荷蘭聚特芬,西班牙部隊和英國的精銳部隊之間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役,錫德尼帶領一支不足六百人的隊伍,迎戰四千五百名西班牙士兵。英軍起初成功擊退敵軍,但錫德尼卻被一顆火槍子彈擊中左大腿,股骨被擊碎,不久后傷勢惡化。他就這樣在一場無足輕重的軍事行動中撒手人寰,此時離他三十二歲的生日只一個多月,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關于這場戰役中錫德尼的表現,大衛·休謨在他著名的《英國史》中也曾有專章記載。

據說錫德尼的騎術和劍術都有很高的造詣,可是命運女神卻將滅頂之災降臨到這位才能出眾的年輕人身上,而不是他曾詠嘆的愛的眷顧。在他寫于此前的十四行詩集《愛星者與星》第49首里,他曾寫道:我騎在我的馬上,而愛神騎在我身上,我們練習騎術,用奇怪的成果來類比:于馬,我是騎手,于愛,我卻是坐騎,并由我起,而發現人之錯訛與兇殘。(筆者試譯)

這首詩似乎就是一段讖語,預示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真正的騎士,卻為詩而辯護;他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卻將熱血灑在異國他鄉。

四百多年來,錫德尼在英國乃至歐洲文學史上影響廣泛,他身后留下的作品除了這部《為詩辯護》外,還有詩文合璧的傳奇小說《阿卡迪亞》以及十四行體組詩《愛星者與星》,這部十四行體組詩成為斯賓塞和莎士比亞等同時代詩人競相模仿的作品,“形成了一種新的寫作風尚”。他的《為詩辯護》試圖為詩歌構建起一座可以容納一切學問的殿堂,他寫道:“在一切學問中——我還是在說關于人的學問,按照著人的理解——我們的詩人是君王。因為他不但指出道路,而且給了這道路這樣一個可愛的遠景,以致會引人進入這道路。”他的努力使得在古典和中世紀時期依附于他者的詩歌開始走向獨立。他試圖通過學科的重新劃分,使詩歌能在哲學和歷史學之上,建立至尊的地位。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不知道,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薩特、羅蘭·巴爾特等人在建構他們的哲學時,從詩學中獲得了很大的啟發和能量,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中國,關于錫德尼的介紹似乎并不多,199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部由錢學熙翻譯的《為詩辯護》與另一位英國十八世紀著名詩人愛德華·揚格的《試論獨創性作品》(袁可嘉譯)合編為一本,作為“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之一,封面由曹辛之設計。兩篇《譯后記》的落款時間分別是1963年和1962年。二十多年后,當我重讀這篇宏論時,不禁有一種啞然失笑的感覺,因為聯想到21世紀初的中國詩壇現狀,即便是經歷了兩千多年的輝煌,“我們的詩人是君王”的時代也似乎早已結束了,被許多人認為是“藝術的最高境界”的詩歌,也因為“老干部體”“口水詩”的出現,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似乎我們也到了需要“為詩辯護”的境地了。此外,河北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錫德尼的十四行詩集《愛星者與星》(曹明倫譯,2008年9月第一版)。何偉文的這部專著,則可以說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學者研究和介紹錫德尼詩學及生平頗為翔實和豐富的論著了。遺憾的是,這部論著中并不包含錫德尼《為詩辯護》的中譯本,而讀者要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出版的人文版譯本來對照閱讀,卻并不容易。我想,如果錫德尼的作品有更多的中文譯本和介紹,對我們建構新的詩學理論,肯定大有助益。